茅盾「尷尬」的標本意義：革命與知識分子改造

2014年03月10日 16:52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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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現象也好，茅盾現象也罷，都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鬥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

2012年5月，商昌寶給我送來了他的新作《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並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關於茅盾晚年的書。沒想到，剛讀完他的《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12月，就接到了他的《茅盾先生晚年》的書稿初稿，並有「徵求意見並請作序」的謙辭。

我知道自己力有不逮，但還是答應了昌寶的要求。昌寶兩本書讀下來，覺得他的這種研究，實在是更接近於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本義，加之他的《茅盾先生晚年》給我很多啟發，也願意就此說點自己的想法。

一

先說說商昌寶的研究。

昌寶和我聯繫，最早是通過E－mail。他在寫《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博士論文時，參考了我以前出版過的幾本小書，並就有關史料和我探討——他用的是「請教」的詞，但我認為這種溝通是雙方都受益的，所以用「探討」更切合實際一些。十幾封郵件下來，我對這個未曾謀面、歲數比我小不少的人基本上有了三個判斷：第一，這是個讀書人，讀書的面很廣。在當下這個浮躁的社會，就是讀博士的人，也很難靜下心來讀讀書，更不要說像他這樣涉獵面很廣地讀書了。第二，這是個視野比較開闊的人，因為讀書多，他思考問題不逼仄，常常給人「跳出三界外」的感覺。他的論文選題是「作家的檢討」，寫的是開國初年知識分子自我批判運動及對文學的影響，但對背景的敘述，在我看來，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研究，他將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與立國初期的歷史文化甚至是國際背景相結合去研究，很給人以啟發。第三，這是個認真做學問的人。我不在教育界混飯吃，但耳濡目染也知道，現在學校有各種各樣的所謂「考核制度」，要在核心期刊發表多少篇論文，給人極大壓力。昌寶選擇這種題目作論文，在當前的「主旋律」下的鶯歌燕舞的期刊界，文章寫的再學術再有水平，也難發表。看來，他不是為完成所謂的考核指標而作研究的。僅就這一點，使我對他心生好感。所以，我就讓他把完成的論文獨立成篇給我，在《炎黃春秋》這樣不不能納入考核範圍的刊物上發表。

後來，我又知道，他的導師居然是李新宇教授。新宇兄和我同校，是我的學長，此前並沒有見過他，但他的文章我讀，他的為人也在校友中有口碑，我仰慕已久。由於這層關係，我和昌寶就日益親近起來。

我前面說，昌寶的研究更接近於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本義，是有感於當代文學研究界自娛自樂的現狀而言的。

我認為，在中國，有一種史最難寫，那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說最難寫，有兩層意思：一是強調其難，二是批評其作——已出版的文學史雖然很多，但大多不像史。何以如此？原因在於，面對中國很獨特的文學與政治的糾結現象，研究當代文學史的學者常因知識儲備不足而束手無策或主觀臆斷、妄下判斷。

自中國進入現代——一般的文學史劃線是，1917年至1949年為現代，1949年至今為當代——文學就「被政治化」了，尤其是在1942年毛澤東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後，文學就被賦予了很重要的使命，成為承載政黨政治的工具。文藝界的巨頭周揚曾經有一句話來形容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藝是政治的晴雨表」。這就是說，就像地震發生前有預兆一樣，中國的政治發生的每一次變化，基本上文藝都是先兆。把文藝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也正說明了文藝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才得以慢慢改變。

既然如此，文學史就成為中共執政史或者說中共黨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目前的現實是，作為中共黨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學史，一直由大學的中文系或研究機構的文學研究所的專家而不是由黨史部門或歷史學者來寫。對於學文學出身的專家，在求學路上也有「中國近現代史」或者「中國革命史」之類的課程，但這課程只是他們的一門無足輕重的學分而已，大多不被人重視；即使有人重視，這門課程也只是歷史概念化的大脈絡而已，從中也難以獲得日後寫文學史必備的中共黨史知識的。 本身沒有豐富的黨史知識背景，又要承擔書寫文學史的任務，那就只能說文學史最難寫了。不過，這難不倒聰明的文學史書寫者。他們為彌補自己史的不足，就常常在概念上打轉轉。先是將產生「現代文學」的概念說得像一項改變人類歷史的大發明一樣轟轟烈烈，接著又將「重寫文學史」喊得震天響，其後的概念一個接一個，大多讓人不知就裡。

在概念中轉悠，可以彌補或掩飾「史」的不足，但也會讓文學史圈外的讀者雲山霧罩。長此下去，文學史書寫者也就只能「自娛自樂」了。

昌寶這兩本書的研究，走出了「自娛自樂」的範式，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前一本書截取的是1949-1957年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橫斷面，從更寬泛的歷史背景上去研究；後一本書寫的是茅盾，把茅盾放在1949年以來的中共黨史背景下來研究，寫的是其「尷尬」的人生境遇，實際上也是將茅盾作為一個時代標本來研究，凸顯出一個時代作家群的政治生態。

二

1928年，沈雁冰在逃亡的苦悶中，開始使用「茅盾」的筆名。這個筆名的寓意被很多人解讀過，大致的看法是，「茅盾」者，「矛盾」也，「典型地反映了他對政治極其『矛盾』的態度」（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第186頁）。不過，這種矛盾並不意味著茅盾就此可以遠離政治。從茅盾的政治選擇來看，中共的左翼革命理念切合他的追求；而茅盾在大革命時代脫黨這一身份印記，也使他在追隨中共理念時多了一份自卑式的自覺，這種自覺在1945年以後表現得極其明顯。

1945年，在抗戰勝利以後，中共「聯合政府」的號召聚攏一批又一批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人士，形成了以中共為領導的廣泛統一戰線。當國共兩黨開始內戰時，大批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紛紛響應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強烈要求國民黨廢除一黨專制，則使國共兩黨政治地位出現嚴重逆轉。在這種情況下，身為無黨派人士的茅盾開始了自覺的身份認同，成為後來周恩來所言的「留在黨外比在黨內發揮更大作用」的民主人士之一。

茅盾的這種自覺身份認同，使他比沒有這種身份認同的其他「民主人士」在表達政治主張上更明亮、透徹。在 「新中國航船」的桅杆已經露出了東方地平線的1948年，身在香港的茅盾和郭沫若一起，不但成為在中共文委控制下的《華商報》和《大眾文藝叢刊》「反蔣大合唱」的主角，而且將批判的鋒芒指向胡風和自由主義文人諸如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人。批判是有部署有指揮的，目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肅清「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為新的時代「清理障礙」。關於這場批判，錢理群和程光煒等學者都做過深入的研究。對茅盾而言，這一時間段里，他對政治不僅不是一種極其「矛盾」的態度，而且是用一種自覺的行為來表明自己與其他民主人士身份的不同。

中共接納了茅盾的身份認同——確切的說，在此前，茅盾追隨中共的政治理念也一直被中共所認可，「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自豪也使茅盾擺脫了曾經脫黨的自卑。帶著這種自豪，進入了1949年，他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權的文化部長。自此，就進入了昌寶在這本書中所呈現的「尷尬」的政治生態。

對於1949年以後「尷尬」的政治生態，昌寶在書中有很深入細緻的分析和描述，尤其是他視野開闊的背景敘述，有時候一個章節中看似對茅盾著墨不多，但其俯瞰式的立論，使茅盾成為一個時代的坐標。

三

若從橫向的比較來看，茅盾「尷尬」的標本意義，也更加凸顯。

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會，被稱之為「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文藝隊伍會師的大會。「大會師」本來應該是喜氣洋洋的聚會，但在籌備這次會議中的一些插曲多少沖淡了這種氣氛。胡風的不合作，以及以他為代表的一些國統區左翼作家的冷言冷語，是一個插曲；而對於國統區文學的報告，使茅盾既要瞻前顧後又要惟命是從，也是一個插曲。而當會議召開時，周揚和茅盾的兩個報告，也多少讓國統區的作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茅盾的報告是《在反動派壓迫下的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代表的是國統區作家；周揚的報告是《新的人民的文藝》，代表的是解放區的作家，兩人分別講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藝運動。在這個會師的大會上，兩人的報告是那樣的別有意味。

茅盾的報告，更著重於對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問題」和「檢討」上；而國統區文藝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作家的「意識情緒，則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換句話說，國統區的作家沒有學習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經受過思想改造。而周揚的報告，一句「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即《講話》的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全面正確」，也足以加深國統區作家身份認同上的自卑。而茅盾對國統區作家的這一定位，為不久後作家紛紛檢討做了背書，也決定了國統區作家的身份改造的命運，更使國統區作家集體陷入了茅盾式的「尷尬」的政治生態。

而從大會結束後的行政安排上看，經過周恩來批准的關於文聯以及各協會名單的安排，大致遵循了這樣兩條原則：一是國統區有名望的作家擔任正職，解放區黨員作家為副職。譬如，茅盾作文協主席，丁玲等為副主席；戲劇工作者協會田漢任主席，張庚等任副主席等等。二是在各個協會中成立「黨組」，黨組書記一律由解放區作家擔任。就如同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而周揚擔任黨組書記並任常務副部長一樣。這樣，看起來是正職領導副職，但中共組織原則是強調一元化領導上，真正掌權的當然不是正職。這樣的安排，進一步弱化了國統區作家的地位，也使他們的從身份認同上陷入了一種自卑式的收斂。

如果從更廣義的層面來看，在我們的體制內，「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身份認同一直存在著隔膜。兩個方面各有一批幹部，分別在不同崗位上工作。在幹部任命上，兩個「區」各有若隱若現的一條線；當「路線鬥爭」開始白熱化後，多半是兩個「區」之間的爭鬥，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既然從上到下一直存在著「區」的劃線，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尷尬」的當然不止是茅盾一個人。當然，就茅盾而言，此後一切的「尷尬」，或多或少地取決於他對這種政治生態的認知——認知清醒時，「尷尬」少一點；「糊塗」時，「尷尬」就多一點。這些，在昌寶的書里都能看到例子。

再從與茅盾同時代的人的命運來看，茅盾的「尷尬」也具有標本意義。以郭沫若為例。1949年以後，儘管郭沫若抱定「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黨走的位置上，黨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心態（丁東編：《反思郭沫若》，271頁），但是他與茅盾一樣，也活得頗為「尷尬」。郭沫若與茅盾一樣，也曾提出辭職；在1956年大鳴大放時茅盾抱怨自己的生活時，郭沫若也說過大致同樣意思的話。順著昌寶的思路走下去，豈止是茅盾，豈止是郭沫若，「尷尬」者還有很多。

，出發點也大致與丁東相似。其實，郭沫若現象也好，茅盾現象也罷，都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鬥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我想，若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有助於讀者對這幾個命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當然，昌寶的新書《茅盾先生晚年》，作為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也還有些問題涉及不深，例如關於文革後茅盾的表現、臨終前的入黨、茅盾的葬禮等，尚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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