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陽(楚都丹陽)—搜狗百科

07-27

楚族作為一個民族應該由來已久，可能在時間上要早於西周，但楚作為一個國家，則是崛起於西周，強盛於春秋戰國，衰亡於戰國末期。當其全盛之時，曾執霸主牛耳，其問鼎中原之實力，令周天子心驚肉跳，讓諸侯國退避三舍。到戰國時，天下雖然出現「七雄」紛爭的局面，但真正強大者唯秦、楚兩國而已。以前人們都以為，楚國最為輝煌的歷史發生在江漢平原，但自上世紀70-80年代，考古界對湖北江陵紀南城的多次發掘，確定了該城實為戰國時期所建，說明楚國定都於此只是其800餘年歷史中的一段而已。那麼，春秋時期的楚都究竟在哪裡？成為我國歷史學界和考古界長期難以解決的重大疑案。

據戰國時史官所撰的《世本》一書記載：「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鬻熊是楚人始祖祝融的後裔，在殷商衰落周族興起之際，他率族投奔周文王姬昌，曾擔任「文王之師」，史稱「鬻子」。到鬻熊的曾孫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史記·楚世家》)。而「丹陽」究在何處？一直是歷史學界、考古學界長期爭論的熱點。一說在今湖北秭歸，一說在今湖北枝江，或說在今湖北南漳一帶，或稱在今河南淅川，但均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文化遺存鐵證，而且根據近些年學術界研討的情況分析，上述說法也確有諸多難以圓通之處。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荊楚歷史地理學者石泉先生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率先提出「熊繹所居丹陽城當在今陝西商縣的丹江河谷」的新觀點。其理由是：①《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靈王的一段話，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繹既建都於丹陽，又「辟在荊山」，可見丹陽距荊山應不太遠，甚至可以認為丹陽就在荊山腳下。《三國志·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所記周瑜就曾說過：「昔者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說明熊繹受封之始就居於荊山旁邊。而在今商縣附近，丹江上游一帶，古有楚山三座(秦王山、劉嶺、商山)，楚水二條(南秦河、三十里鋪河)。另外，丹江上游北部偏東諸水源中，又有名荊水和大荊川、西荊川者。而且這些楚山楚水早在魏晉六朝時已見於文獻記載，其歷史淵源之久，可以想見。「荊」、「楚」二字，上古通用，則楚山亦可稱之為荊山。而荊山腳下，正是商州之所在的「丹江之陽」河谷平原。這同商末、周初楚人早期活動的場所，熊繹所居的「丹陽」和「辟在荊山」的地望與名稱皆能相合。②商於道又是逾秦嶺、藍關，通往關中平原、西周王都的大道，正符合西周初年周、楚交往較密的史事。③西周初年，熊繹所居的丹陽地理環境較為艱苦，近旁有高山，荒蕪偏僻，但也應有一塊比較平坦的土地。較之淅川來說，今陝西商縣其自然環境當更相合些。另外，商洛特產中也盛產楚人當時「以供王事」的「桃弧棘矢」(弓材)和用以濾酒的「苞茅」(龍鬚草)。因此，似可認為熊繹所居的早期楚都丹陽，宜當在此。(以上觀點摘自石泉、徐德寬《楚都丹陽地望新探》一文，原載《江漢論壇》1982年第三期。)周昭王時，屢次出兵南征，迫使楚人沿丹江河谷下徙。下到周夷王以前數十年間，楚人終於在丹江下游(今河南淅川縣境)的「丹、淅之會」，建立起了新都。按照中外歷史上地名隨人遷徙的慣例，新都仍稱作「丹陽」，「荊山」之名也隨楚人的實力所及越過漢水，移植於漢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處。

因循石泉先生的思路，周光林、郭雲進兩位學者認為，周王朝之所以封鬻熊、熊繹的部族為「楚」，當與其居住的地名有關。《左傳·隱公八年》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意思是說，周天子封建諸侯，根據出生地而賜給姓，根據分封土地而稱氏。楚國之所以得名為「楚」，當淵源於丹陽附近這些楚山和楚水(詳見周光林、郭雲進：《楚都丹陽地望新探》，原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楚人居丹陽時，屬立國之初，地僻民貧，勢弱位卑，因受艱苦生產條件和落後生產方式的制約，只能「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不可能締造出自己比較有特色的文化。同周邊小國的文化接觸也不多，因而當時它的文化主要是受周文化的薰陶和影響。直到春秋中期，楚方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體系，以一種完全嶄新的姿態呈現在歷史屏幕之上。這一觀點，我們還可以通過1996年發掘的丹鳳縣鞏家灣遺址，和1997-1999年發掘的東龍山遺址出土的陶器群為代表的文化面貌中得以證明。例如：上述遺址出土的陶鬲皆與周文化陶鬲有著顯著差別，而與湖北真武山遺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鬲比較接近。園肩淺腹盆和帶箍的矮柄豆也同時表現出楚商邑的物質文化遺存特點。戰國中期以後，丹江上游的楚文化逐漸被秦文化所取代，造成這一文化變遷的歷史原因，當與秦孝公十年「城商塞」，二十二年又封衛鞅於商等歷史事件密切相關。

據劉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徐少華（師從石泉教授，長期從事楚文化的研究與探索）的研究，古「丹陽」位於今湖北西北部保康至南漳荊山一帶。《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靈王的一段話：「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繹既建都於丹陽，又「辟在荊山」，可見丹陽距荊山應不太遠，甚至可以認為丹陽就在荊山腳下。

而楚史學界一般認為荊山是在古南漳以西八、九十里之處（今湖北保康縣境內）。《續漢書·郡國志》引《南都賦注》說：「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水經注》引《地說》：「（沔）水出荊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最近楚都。」滄浪之水即今襄陽市以西、上至均縣、老河口一帶的漢水河段的別稱。按這兩段記載表述的荊山和漢水的地理位置，荊山必定在南漳西北。唐《元和郡縣圖志》到清齊召南的《水道提綱》都把荊山定在今南漳縣西北八九十里處。如《水道提綱》說：「《禹貢》荊州之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涼河也。」這就說明古荊山與漳水源都出自今南漳西北八十里處，即湖北保康縣境內。

此外，《左傳》哀公六年記楚昭王說：「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望地」，古代指帝望之鄉，也就是都城。用科學的態度理解，楚人的都城在「沮漳」與「漢江」之間的地帶，這一地帶恰好又處在保康至南漳的山區。「江」指漢水，漳水發源於保康境內的荊山北麓，沮水又發源於景山，景山在荊山西南，兩水在南漳縣境內匯合，形成沮漳水。有了「沮漳」二水和「荊山」作為地理參照物，楚之帝望「丹陽」便可基本確認為今天湖北保康境內。根據王生鐵（湖北省荊楚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等人2013年以來對保康縣馬良鎮重陽村的考古發掘，以及周邊地理地貌的勘探分析，可以推測這裡可能就是古「丹陽」之所在。

楚人本是中原部族，殷周之際南遷到丹陽，即今西峽、淅川、內鄉一帶。《史記·楚世家》說，「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對於「丹陽」的地望，歷代學者意見雖多分歧，但多數人認為處於今河南省南陽市的西峽、淅川一帶。《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楚懷王十七年，秦人「大破楚師于丹、淅」。《索隱》說：「二水名。謂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索隱》所說的「丹水」即丹水河，發源於西峽縣丹水鎮孤垛山南麓，在西峽縣回車鎮屈原崗村李樓注入七峪水庫。「淅」即古析水，今名灌河，是西峽境內的主要河流之一，自古為西峽通丹江、達漢水的重要水路。古人對地名的命名慣例，山之南、水之北為「陽」，丹陽是位於丹水之陽的城邑。

西峽一帶有楚方城的遺迹。關於楚方城，《國語·齊語》說：「遂南征伐楚，濟汝，逾方城，望汶山。」韋昭註：「方城，楚北之厄塞也。」現存楚長城東靠桐柏山，南臨江漢平原，西依秦嶺，北鄰伏牛山脈，整體輪廓呈門字形。與此相關聯，內鄉、西峽一帶還有長城河、長城驛、長城鋪等地名。

楚人「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左傳》載楚臣屈完語)，從西峽一帶發展到整個江漢平原，並逐步向東、向南擴張。在其鼎盛時期，楚人曾飲馬黃河，問鼎中原。到了戰國時期，楚人與崛起於西方的秦人發生衝突，由此產生了影響中國先秦史發展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楚人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汲取中原文化中的先進因素，吸收、整合所擴展地區各部族的文化因子，從而形成了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鮮明特色的楚文化。楚辭及其代表人物屈原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產生的。

南陽市淅川縣是楚文化的發祥地和楚國第一個都城所在地，已發現春秋時期楚國的古城址13處，古墓群50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在這裡出土的銅禁將我國熔模鑄造工藝的歷史提前了2000多年。庫區上游的荊關鎮有我國北方13個省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五里長街、山陝會館、法海寺等古建築，下游保存有河南省最完好的唐代壁畫。

庫區淹沒的腑地就是楚國的古都丹陽。屈原流放時在這裡寫下了許多詩篇，其中《國殤》里描寫的秦楚丹陽之戰就發生在這裡。水庫岸邊有春秋戰國古墓群，發掘的出土文物編鐘座楚墓中出土的7000餘件珍貴文物記載著順陽川的昔日繁榮，其中楚令尹子庚墓中出土的編鐘是全國出土編鐘於青質最好的一套。彼定為國玉的銅禁，府排蕭等文物，反映了幾千年前這裡的悠久歷史和文明盛況。這些文物在美國、日本、法國。英國等地展出，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丹江岸上河南省四大古剎之一的香嚴寺又給遊覽區鑲嵌上了一顆燦爛的明珠，雄偉的古代建築群，從山腰到山腳隱於古柏綠樹之中，幽雅神秘，處處藏秀。在丹江沿岸約4公里內就有20餘處文物景觀，帖山下小島上的龍剿寺。曾是宋代大學士歐陽修的讀書處。還有下王崗新石器時代遺址丫楊河古墓、丹朱家、杜灣洞穴蛇山、龜山、磊山等。眾多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觀融匯在一起，使丹江更加神秘瑰麗。

根據以上史料和專家考證：南陽市淅川縣是楚國始都丹陽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