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2》精彩導讀（八）

第七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部分）克格勃的「劍橋五傑」對國際情報組織有所了解的人，恐怕無人不識金·菲爾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爾比作為蘇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卧底英國情報部門時間長達20餘年，又是英國派駐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高級聯絡官，負責協調英美兩國情報系統的反蘇聯間諜行動，其位置之關鍵，潛伏時間之長，對英美間諜網路破壞力之大，堪稱冷戰之最。英美反蘇聯間諜行動的最高首腦竟然自己就是蘇聯間諜，天下恐怕沒有比這更滑稽更具諷刺意味的事了。菲爾比1963年經貝魯特叛逃蘇聯，並在1965年獲得蘇聯紅旗勳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我的無聲戰爭》（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菲爾比事件也許是英美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了。其實，菲爾比並非孤軍奮戰在英美情報系統內部，他身邊有一個聞名於世的核心團隊——「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其中成員——五個劍橋大學時代的「鐵哥們兒」後來成為蘇聯克格勃打入英美情報圈的中堅力量。他們當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麥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麥克林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反間諜）和六局（對外情報）擔任重要職務，後來轉到美國華盛頓英國大使館負責情報工作。大量有關原子彈的研發以及丘吉爾與羅斯福、杜魯門總統之間的政策制定進展等關鍵信息，源源不斷地通過麥克林之手傳到了蘇聯克格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麥克林最早向蘇聯透露了「馬歇爾計劃」的真正企圖。「馬歇爾計劃」本質上是個一石數鳥的妙計，其核心就是通過該計劃替代德國的戰爭賠償，在實現以美國金融勢力集團主宰歐洲重建的同時，嚴重打擊蘇聯經濟的重建進程。《雅爾塔協議》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確了蘇聯從德國獲得戰爭賠償，可以用德國的機器設備、工業企業、汽車、輪船、原材料等形式來支付，而當時蘇聯受到的戰爭損失極其嚴重，幾乎喪失了出口賺取外匯的能力，因此德國的戰爭賠償將成為蘇聯經濟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資源。「馬歇爾計劃」的核心就是變相廢除德國對蘇聯的戰爭賠償，代之以美國向歐洲提供金融援助。雖然表面上該援助同時也向蘇聯和東歐開放，但「馬歇爾計劃」所提出的經濟自由化等條件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從而「被迫」將蘇聯排除在援助範圍之外。「馬歇爾計劃」的另一「妙處」就在於將美國納稅人的金錢用於「賠償」歐洲國際銀行家在戰爭中的損失。「馬歇爾計劃」其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道威斯和楊計劃的翻版，這筆高達130億美元的巨款被「借給」了歐洲的銀行家們，除了德國之外，其他人從來就沒有償還過這筆錢。其實，對於國際銀行家而言，戰爭的輸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無非是由誰來付債還錢罷了。奇怪但並不意外的是，作為戰勝國的美國的納稅人卻成了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買單者。正是麥克林的準確情報使蘇聯方面從一開始就看透了「馬歇爾計劃」的底牌。蘇聯不僅拒絕加入該計劃，同時還強力阻止其他東歐國家加入，並且加速從德國撤除各種重工業裝備。1951年5月25日麥克林38歲生日那天，已經被英國情報部門懷疑的麥克林與另一位「劍橋五傑」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蘇聯，獲得了蘇聯克格勃的上校軍銜。「二戰」正酣時，伯吉斯在英國外交辦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間與另一位「劍橋五傑」安東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將大量盟軍戰略計劃和外交政策轉給了克格勃。後來也被派到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並與菲爾比住在一處。叛逃蘇聯之後，因大量酗酒死亡。「劍橋五傑」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東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從事反間諜工作，將大量破譯的德國軍事情報泄露給蘇聯。戰爭結束前，他被英國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國尋找英國溫莎公爵與希特勒之間的密信，還有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與她的德國親戚之間的通信。女王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東尼被英國女王晉封為爵士，後來擔任劍橋大學藝術史教授。他的蘇聯間諜身份暴露後，其爵士封號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剝奪，隨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公開點名布朗特爵士是蘇聯間諜。英國輿論嘩然。1983年，安東尼·布朗特死於倫敦的家中。但是，「劍橋五傑」中第五個人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這早已成為世界情報界的重大懸疑。多年以來，人們對「第五個人」到底是誰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國際著名的情報學家羅蘭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實明確指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正是那個神秘的「第五個人」。[1]「第五個人」其實，羅斯柴爾德家族堪稱國際情報系統的鼻祖。早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羅家就以早於市場24小時的滑鐵盧戰役進展的情報，一舉在倫敦金融市場上獲得了驚人利潤。對於大量從事跨國金融市場套利的國際銀行家族而言，情報的準確和快速是賺錢的「第一生產力」。技術發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報系統的發展方向。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羅家率先發明使用信鴿來傳遞金融市場的數據和交易指令。為防止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截獲而泄露機密，羅家還創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術。情報學對於羅家而言，可謂是家學源遠流長。羅家第三代男爵傳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維克多作為家族英國分支的繼承人，承載著家族厚重的榮譽和殷切的期望。從他的祖先老梅耶·羅斯柴爾德起家以來，歷經祖爺爺內森在拿破崙戰爭中稱雄倫敦金融城，太爺爺萊昂內爾拿下蘇伊士運河，爺爺耐梯（Natty）資助羅茲家族開發南非、壟斷全球鑽石生意，並建立起後來深刻影響英美精英的羅茲獎學金等等數不勝數的傳奇戰績，只是他的父親查爾斯似乎是家族傳承鏈條上一個弱節，因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最後由於無法忍受長達6年失眠的痛苦而選擇了自殺。當時，維克多年僅12歲。但是作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他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各種無與倫比的壓力。第一重壓力就是種族問題。作為猶太人，他有一種高度敏感的被歧視情結，同時又存在著極其強烈的優越感。雖然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在排擠和歧視他們，但是猶太民族堅信唯有自己是聖經約定上帝的選民，作為全世界的統治者，他們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無可替代的。猶太人具有極其強烈的自尊，混合著極其強烈的被壓抑感。而強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夠產生強大的動力和韌性。第二層壓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於羅斯柴爾德縱橫國際金融界已達百年之久，對世界近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盛名之下的壓力也決不輕鬆。小維克多所在的貴族學校中，大部分同學都出身於顯貴家族。但當小維克多說出他的家族姓氏時，所有同學還是會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過，這種顯赫的名譽和地位更是一種壓力，在這樣的盛譽之下，容不得小維克多有半點失態和不及別人之處，他必須也只能永遠是第一。第三種壓力就是智商的挑戰。維克多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的智商高達184。這是後來納粹專家根據他各方面的表現做出的一個評估。維克多的確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他既是業績卓著的銀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間諜專家，同時還是生物學家，又對原子核物理學相當精通，對於繪畫、藝術和音樂也深有造詣。維克多不斷地學習各種新的知識，終其一生也沒有空閑的時候。進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青年維克多能量充沛，喜歡冒險。當時他廣泛涉獵多種學科，選了很多科學方面的課程，包括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他對自然科學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還特別喜歡法語。在學法語的時候，他找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學長來做課外家教。此人就是後來著名的安東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劍橋五傑」。布朗特與維克多的關係發展很快，布朗特經常一對一地教維克多法語的發音。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時加入了三一學院著名的秘密組織「使徒會」（Cambridge Apostles）。這一組織是1820年由12個所謂的「使徒」發起建立的秘密組織，成員是整個學校最聰明的12個本科生，不僅如此，這12個人必須出身顯貴，在英國上層社會中家族人脈廣布。這樣的兩個要求確保了「使徒會」的成員未來必定成為英國的統治精英。布朗特後來成為維克多加入「使徒會」的「入會介紹人」。[2]布朗特除了介紹維克多加入「使徒會」之外，還引領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入門」，他就是伯吉斯，「劍橋五傑」中第三個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維克多兩人雙雙加入了「使徒會」，從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維克多、伯吉斯等人為核心的一個小團體。「使徒會」的圈子「使徒會」的成員所形成的圈子有著一套完備的信仰價值體系、組織形式、選拔機制和活動儀式。他們在一起聚會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輕鬆社交，而是基於深刻的歷史淵源、家族背景關係、高智商的相互仰慕，進行旨在未來「更好地」管理社會的高端嚴格訓練。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未來社會改造有著強烈動機。換句話說，這是政治野心蓬勃遠大的一圈人，他們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團體，也不僅僅是一個同學會，更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秘密組織。由於他們超凡脫俗的家世、財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都秉承讓社會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的「精英」意志。這樣一群人組織在一起，並終身成為永不背叛的盟友，他們相互提攜，相互鼓勵，結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使徒會」的傳統。能夠把這樣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紐帶，絕不僅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為深層的力量。經「使徒會」的朋友介紹，維克多認識了當時在劍橋非常有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卡皮察當時接受了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邀請來到劍橋的盧瑟福實驗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劍橋，就組建了「卡皮察俱樂部」，在劍橋頗有名氣。這個俱樂部把當時劍橋最優秀的一批物理學家請來討論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劍橋的物理學家們打趣說，卡皮察搞這麼一個活動就是定期可以從這幫傑出物理學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時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學的進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讀那些枯燥的論文。其實，卡皮察還負有不為人知的使命，就是將從劍橋所收集到的各種物理學的最新進展信息，分門別類整理成物理學前沿發展報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當時年輕的維克多的確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蘇聯發展出來的世界上第一套社會主義政治系統。這種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系統以嚴密的科學規律為理論基礎，構建起完整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維克多最感興趣的就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所以當他聽到這樣的理念，體會到這是用科學原則，像工程師那樣精確地制定社會發展計劃，使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系統運作全部依賴於精密的、客觀的科學理論和規範，他立刻直覺這是一個奇妙而高超的想法。當時這套思想理論不僅迷住了維克多，在劍橋大學的精英「使徒會」圈子裡也頗有市場。「使徒會」經常組織各種討論活動，每個人都要發表一篇論文，來探討社會運作方面的問題。在大家提交的研討課題中，多半是以蘇聯的此種模式和蘇聯的相關經驗作為研究重點。在這個小集團成員們的頭腦中，普遍認為蘇聯的此種模式可以解決全世界的各種危機和問題。維克多提交的眾多論文圍繞著探討銀行業在社會運作中的作用這一邏輯主線來展開。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題目就是「共產主義和銀行業的未來」[4]。這篇文章充滿了各種各樣新奇的智慧閃光點和有趣並具備可操作性的提議，但「使徒會」對這篇文章反應並不太熱情。因為這些使徒中間多數人並不具備相應的金融領域方面的知識，對商業運作也不是太內行，大家探討問題時還是偏向學術化。他們更關心的是社會變革、社會運作和社會根本制度方面的問題。在他們當中，布朗特是個「先行者」，已經完全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理論體系。同時，他試圖引導維克多也走向同樣的道路。在日常交談中，他經常巧妙地問起維克多對他自己家族銀行的看法。這個問題不免令維克多為難。他一方面覺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銀行運營只是在毫無意義地把金錢從一處運動到另一處，以便從中獲得利益，認為由國際銀行家族所構建的金融體系並不能給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益處；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願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的對立面。此時二十多歲的維克多，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在經受巨大的衝擊。布朗特對維克多反覆地灌輸一種觀點，就是國際銀行家所構建的銀行壟斷體系並不是毫無益處，如果爆發革命，整個銀行體系被全面國有化，由國家來控制的話，也能夠對社會帶來極大的益處。維克多並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單純的「小白兔」。由於性格早熟和深厚積澱的宗教信仰，還有他與生俱來的家族烙印，維克多很小就已經是個思維活躍複雜，有強大的意志力和偉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極有主見，絕不會因為來自外部的勸說和理論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心態始終如一，深謀遠慮，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顯然有自己的考慮和打算，這也是世代家族傳承所積澱下來的思維方式。在他心目中醞釀著一個更遠大宏偉的目標，甚至是遠遠超過意識形態的社會發展規劃。他在接受身邊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時，也在琢磨著如何利用這些人，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服務。維克多的天性中，始終包含著商人的基因，他對利益的獲取慾望始終凌駕於對理論的興趣之上。在「使徒會」的圈子裡，還有一個大腕級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維克多和凱恩斯走得非常近。凱恩斯是早期「使徒會」的一名成員，20世紀30年代曾在劍橋大學教書，他在國王學院有一個自己的辦公室。凱恩斯並不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對政府應該介入經濟運作的理念極感興趣，一直在密切觀察蘇聯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和動態。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思想體系陷入重大危機，各種社會思潮都在試圖尋找社會發展的出路，經濟學家也不例外。可以說，當時的凱恩斯也受到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思潮的影響。維克多經常到劍橋大學凱恩斯的辦公室找凱恩斯聊天。他每次到凱恩斯辦公室的時候，都發現凱恩斯坐在一把搖椅上，正在讀洛克或者休謨的哲學著作。維克多幾乎從來沒有看到凱恩斯在專註研究經濟學。兩人相見總是談天說地，很是投機，在共同的興趣和愛好——收藏圖書上，更是有說不完的話。但是維克多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凱恩斯什麼時候做他的本職工作呢？[5]凱恩斯比維克多要大二十幾歲，但年紀與經歷的差距並沒妨礙他們成為親密的忘年交。維克多去找凱恩斯的時候，從來不需要事先約好，隨時想起來就到凱恩斯那兒坐坐，然後兩個人就開始海闊天空暢談哲學、社會、文學，談社會改造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討論社會究竟應該如何運作的大問題。維克多與凱恩斯經常探討的另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對英國金本位的看法。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世界黃金領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視，維克多對黃金在英國銀行體系和世界貨幣體系中的作用自然有著不尋常的關注。在「使徒會」的討論會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凱恩斯的演講和論文。凱恩斯當時已年近五十，他的社會閱歷和見識，以及對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當然令這些20歲出頭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論深度，又具備豐富的社會實踐方面的真知卓見和經驗。凱恩斯在「使徒會」的一次討論會上，專門作了一個題為「政府干預」的報告，此篇論文使「使徒會」的大部分成員，包括維克多都深受啟發和震撼。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維克多提到了凱恩斯的這篇論文。維克多的興趣焦點從來沒有集中在純理論和抽象的東西上，他其實更關心實務操作細節。他在信中抱怨道：「『使徒會』這幫人總是喋喋不休地探討共產主義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這個題目實際上是相當得枯燥。伯吉斯、沃特森還有這個理查德·戴維斯說起這種理論問題都兩眼放光，興高采烈，滿腦門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說的這些話都缺少內在邏輯的連貫性，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6]維克多的另外一篇論點空泛務虛，題為「共產主義和科學的希望」的論文在「使徒會」中受到了大力稱讚和一致好評。[7]這期間他們這個小集團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員，他是劍橋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個學生，此人正是菲爾比，「劍橋五傑」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間諜。金·菲爾比與維克多1933年6月，菲爾比剛剛在劍橋大學考完經濟學這門課，獲得了全優成績，得到了三一學院的獎學金。菲爾比將這些錢一部分用來購買了卡爾·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錢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菲爾比準備開著他的二手摩托，遊歷整個歐洲。畢竟是約翰·菲爾比的兒子，他周身充滿了冒險的衝動。[10]這無疑對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造成強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財富和名望編織成無形的繩索，束縛他永遠無法像菲爾比這般「瀟洒走一回」。這可望不可即的誘惑就對維克多形成更加強烈的吸引力。維克多忍不住問菲爾比，他能不能一塊兒跟著去。雖然這願望不可能實現，但菲爾比翩然離去的身影在維克多眼中充滿了非凡的豪氣和魄力。1934年5月，當菲爾比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歐洲遊歷，再次見到維克多時，身邊多出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茲·弗里德曼，一名奧地利地下猶太共產黨員。這次遊歷對菲爾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奧地利的時候他結識了里特茲，參與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當時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掩護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募集資金，反對法西斯，營救被困的工人逃出納粹的迫害，還有傳送一些非常危險的秘密信件，甚至喬裝記者去打探納粹的秘密等等，菲爾比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經歷把年輕的維克多完全聽呆了。[11]從菲爾比身上，維克多看到了一種他這輩子永遠無法親身嘗試的生活，他內心深處無比嚮往如此冒險和刺激的日子。有一次飯後，菲爾比試探維克多是否願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錢去支持猶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維克多已經知道菲爾比的經歷中大量涉及蘇聯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應更直接地幫助菲爾比，那麼他自己就成了蘇聯的支持者。這是維克多的一個重大人生選擇。他選擇幫助蘇聯不僅僅是出於純理論上的好惡，且有著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謀劃。出身於情報世家，維克多對情報價值的理解是相當深刻的。在一個日漸接近戰亂的世界裡，喪失了情報就意味著家族百年基業將面臨重大的危機，而向蘇聯提供情報反過來也將積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蘇聯這一未來世界超級強權的交易籌碼。羅家百年以來最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兩邊下注，永遠與勝利者站在一起。在悟通了這個道理之後，維克多決心玩一場世界超級強權之間的平衡遊戲，並成為最後的贏家。「劍橋五傑」打入英國情報系統由於羅家在英國早已織就龐大的人脈關係網，當「使徒會」的朋友們畢業開始找工作，準備進入英國上流社會時，維克多責無旁貸施展能量，對朋友們的職場進階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關係把好友伯吉斯介紹給當時英國保守黨的重量級人物喬治·波爾（George Ball）。喬治·波爾是英國情報五局的主要官員，也是保守黨情報機構的創建者。後來經維克多和喬治·波爾的推薦，伯吉斯進入了英國情報六局D部，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研究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問題。上司安排的具體工作就是在猶太人中間建立起魏茲曼領導下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對立面，以分散猶太人對英國議會的遊說力量，利於英國政府與阿拉伯人達成妥協。政府建議對立面最好由維克多領軍。其實，維克多是猶太復國主義堅定的支持者，由於傳統的低調和策略，外人一般認為羅家的立場較為中庸。由於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將菲爾比也介紹進情報六局D部，伯吉斯還將情報五局B部的常務副部長蓋·利德爾（Guy Liddell）引薦給維克多，為後來維克多進入情報五局做好了鋪墊。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丘吉爾的關係也非同尋常。從維克多的祖父耐梯時代開始，丘吉爾就是他們家的座上常客。丘吉爾是看著維克多成長的一位前輩。丘吉爾在羅斯柴爾德家的來賓簿上的簽名從1890年到1930年橫貫了40年之久，更與維克多的叔叔沃爾特結下非同尋常的交情。丘吉爾對沃爾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猶太人最終的國家以色列，始終持大力支持的態度。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丘吉爾成了羅家在英國政界力挺的對象。1939年，維克多向丘吉爾遞交了一篇關於德國銀行系統的分析報告，他在文章中對德國金融系統的分析創新了一種非正統但極富遠見卓識的思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各國的分支機構所收集的多種多樣的金融交易中包含著德國各類物資採購和交易的關鍵數據和信息，納粹政府所有的物資採購，只要通過銀行交易來進行，都會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監控範圍之下。維克多通過對這些金融數據進行細緻分析，得出了德國在軍事物資和武器裝備方面未來的採購預測，結論表明納粹正在執行軍事擴張計劃。丘吉爾的戰爭辦公室對這個年輕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為讚賞。正是這篇文章使得維克多在1940年順利加入英國的情報五局B部，主要進行商業反間諜工作。[12]維克多在英國情報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現，使得他順理成章把布朗特引進到情報五局的D部，將麥克林推薦到情報六局工作。此時，「劍橋五傑」已經全面滲透進英國的情報部門和外交決策部門，對於日後戰爭的發展進程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羅斯柴爾德實際上是「劍橋五傑」中最核心的成員，所有的人脈關係都從他這裡發散，又在他這裡收攏。蘇美之間，左右逢源1937年維克多的叔叔沃爾特爵士去世了。沃爾特自己並沒有子嗣，於是爵士頭銜就由26歲的維克多繼承，維克多成為第三代羅斯柴爾德爵士。作為英國的世襲勛爵，維克多自動成為英國上議院的議員，他的社會活動能量大大增強了。當時在英國的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已經回到莫斯科，而維克多一直與卡皮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定期給他發送各學科的研究進展報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學方面的最新進展，也包括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其他學科的重要成果和數據。這些數據和信息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從普通的國際科學研究渠道無法獲取。這些領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應用於生物武器製造。此類最新信息和數據，源源不斷傳入蘇聯的科學家手中，彌足珍貴。[13]維克多是一個勤奮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銀行業是他的祖傳專業外，維克多廣泛閱讀各個學科的研究論文，而且鑽研極深。比如在看似與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學上，他曾經專門研究過分析精子運動規律的課題，試圖發現精卵相遇的瞬間為何只有一個精子能夠順利進入的奧秘，「勝利者」精子是如何產生排他效應的。對原子能物理學，他要求自己閱讀所有的科學文獻和各種公開與秘密的論文，對於核物理的鑽研深度已經達到了相當專業的水準。維克多在英國情報五局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試圖去分析所有在英國開業的德國商業和工業公司的經營活動是否對英國構成安全威脅。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經發現了為數眾多德國偽裝的商業機構，它們背後實際上在為納粹政府工作。他的報告特別指出，這些機構很有可能對英國進行間諜活動，而這個網路是如此得廣泛，卻如此得不起眼，很難用正常手段去甄別組織複雜而龐大的商業間諜網路。當時英國的機械加工行業中，各種各樣的模具生產嚴重依靠德國的供應商。這一狀況吸引住了維克多的視線。他建議把所有德國供應商的供應鏈全部轉到美國公司。美國官方聽到維克多的建議，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維克多請到美國大使館去商談具體的轉移事項。這一行動使維克多飛快地與美國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聯繫。由於維克多在反間諜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請去培訓美國未來的情報官員。維克多所編寫的反間諜資料成為美國情報部門的正式教材。維克多因此獲得美軍的特殊榮譽勳章，他也得到了英國的喬治鐵十字勳章，美國總統杜魯門還專門表彰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對美軍的貢獻。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早就與哈格納（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哈格納是1929年成立的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秘密情報組織，是後來以色列摩薩德的前身。哈格納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該組織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大力資助之下，在整個歐洲建立起了龐大的間諜網路和監控系統，在各大城市秘密監控著所有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組織。[14]維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軍事情報的「資產價值」的過程中，最關注的就是如何製造更大的交易籌碼，為以後的計劃架橋鋪路。他已經在反商業間諜的運作中，通過選擇美國製造商這一手段，成功牽住了美國的利益。與此同時，他更加關注尖端軍事技術方面的研究進展，準備通過向蘇聯提供他們最急缺的軍事技術情報來釣住蘇聯的胃口。掌握了美蘇的情報動態，而身處英國情報的核心，同時兼備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情報網哈格納的密切關係，維克多當仁不讓地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報中樞。核心機密維克多利用劍橋的人脈關係，為自己在英國國防科技實驗室波登當（Porton Down）的關鍵研究部門謀得了一個重要位置。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都是屬於絕密級別的項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最終將會被應用於細菌戰武器的製造。生化武器研究計劃的目標是在3年之內，能夠實現武器化和量產化，將被作為對付德國的最後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對英國本土登陸作戰的實力，英國將毫不猶豫地動用生化武器殺手鐧來對付德國。當然這種研究工作是在發明毒藥過程中，同時也在製造解藥，生化武器的研製與疫苗開發同步進行。維克多對這兩方面的關鍵數據都密切關注，同時不動聲色地收集著美國馬里蘭的細菌戰研究機構的數據和在美國密西西比州進行的實際測試結果。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是整個戰爭中間最絕密的項目之一。維克多來到波登當實驗室4個月內，蘇聯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實驗數據，蘇聯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緊緊跟了上來。維克多的「情報資產」在蘇聯方面迅速升值。[15]在戰爭中，維克多的科研興趣主要集中在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研究領域。從「情報資產」的價值來看，越是能夠在戰爭中大規模殺傷對手的武器，其研究難度和潛在影響力就越大，各國就越是不惜代價希望得到，這種情報就構成了具備大幅增值潛力的「優良資產」。維克多並不缺錢，經濟利益並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謀遠慮是要把這些「優良資產」轉化為重要的國際地緣政治籌碼，交易的對價就是支持以色利在巴勒斯坦建國。與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彈是一塊更大的「優良資產」，維克多當然不會忽略它的價值。在「二戰」初期，維克多就發現了原子彈在未來戰爭中的戰略價值。當時他強烈建議丘吉爾加強對原子彈方面的研究，於是丘吉爾將當時英國科研的優先順序定為，首先發展雷達，以解德國空襲預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彈的研製。在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維克多是整個項目的重要參與者。英國的原子彈秘密研製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負責，研究工作就在帝國化學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進行，項目代號「合金管」（Tube Alloys）。[16]1941年10月，維克多進入了核心委員會監控原子彈研發的所有步驟，又廣泛施展他在英國的影響力幫助威廉·阿克斯爵士爭取政府的各項研究資助。整個「二戰」期間，維克多是英美情報系統中對原子彈最熟悉、知識最淵博、對情況最了解的專家。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兩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頂級科學家來到英國，提議英美應該將核武器研究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認為必須要趕在納粹之前，研製成功原子彈。丘吉爾首相非常關注原子彈的研究進展，幾乎每天都要聽維克多介紹原子彈研究方面的進展情況。此刻，維克多處在一個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獲得授權可以查閱所有的秘密論文和實驗數據。在劍橋大學學習時，他就對核物理學很有研究。在仔細閱讀所有秘密論文的時候，他不斷請教一些重量級的科學家，以確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細節問題。維克多很快就變成了原子彈研究領域中一位頂級權威的專家。當他把所有細節問題都搞明白之後，他甚至已經開始對原子彈研製中的各種實驗問題，直接提出修改意見。維克多不僅對詳細研究細節了如指掌，而且對英美兩國原子彈整體項目的進展和涵蓋的環節有著全面系統的掌握。這使他處在整個原子彈研究領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並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詳述原子彈整體進展的綜合報告。維克多此時手中掌握的「情報資產」，已經足以對整個戰爭的進程發生至關重要的影響。1933年移民到英國的猶太核物理學家魯道夫·皮爾斯（Rudolf Peierls）在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原子核鏈式反應是可能的，因此興建反應堆來製造原子彈的燃料是可行的。皮爾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離的U235足以製造一顆原子彈。直到1940年，所有的科學家都認為要製造一顆原子彈必須使用成噸的U235才能實現，但皮爾斯的計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緊接著，皮爾斯和伯明翰大學的馬克·奧里芬爵士共同驗證了其技術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設計方案。這個方案很快被維克多所接受，隨後他對此方案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該計劃很快被轉到了蘇聯的手中。蘇聯對原子彈的進展情況表示出高度的關注和興趣。當時希特勒對蘇聯的壓力正在不斷增大。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蘇德戰場處在膠著狀態，原子彈的研製進程信息對蘇聯有著致命誘惑。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從來沒有儲蓄的習慣，他們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趕上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霸權帝國，他們的心態中普遍存在著對未來超級樂觀的情緒，鋪張和揮霍成為生活的常態，肆意和放縱是他們的世代特徵。他們沒有父輩灰暗的大蕭條記憶，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一切都是那麼順利，一切都是那麼輝煌。1962年出生的「嬰兒潮」下滑拐點的孩子們，經過了47年的奢侈生活，來到了美國國運的轉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變得暗淡，經濟繁榮突然消失，金融海嘯驚濤拍岸，失業狂潮席捲而來。此時，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投在股票市場的退休金已經損失近半，而銀行賬戶的存款由於常年的大手大腳，從來就是「薄如蟬翼」，同時，放縱的生活習慣和肆意的超前消費，使得他們早已負債纍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將從正常衰老的消費曲線上陡然下滑，加快勒緊褲腰帶的速度和力度，以應對未來殘酷的經濟寒流。2009年將是一個世界經濟轉折的年份，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道瓊斯股票指數與人口消費年齡曲線令人驚異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顯，股票市場反應了上市公司的業績預期，而公司的業績取決於產品銷售，銷售自然來源於人們的消費，消費在美國拉動了GDP的72%。從歷史上看，從1966年到1982年，美國股市出現了近16年的股票市場大熊市（經通貨膨脹調整），這一熊市周期與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線完美地重合在一起。進入80年代後，60年代初的「嬰兒潮」高峰期人口大學畢業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大批年輕人朝氣蓬勃，勇於冒險，敢於創業，大膽消費，刺激了美國經濟，極大地拉動了消費，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代，股票市場緊跟著出現了一個近20年的大牛市。而2009年正好處在人口消費曲線所代表的懸崖邊緣，再往前一步就是萬丈深淵。當1962年出生的最後一批「嬰兒潮」世代滑過2009年的47歲的消費最高峰年齡，接下去的就是一個劇烈下滑的消費周期，其持續時間直抵2024年。這將是一個長達14年的漫漫經濟長夜，在高度負債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市場將陷入一個堪與20世紀30年代相提並論的漫長冰河期！請注意，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對於一個衰老的世代都不會發生明顯的作用，畢竟這些政策無法使人返老還童。日本曾在1994年達到了人口消費的頂峰期，隨之而來的就是十幾年的經濟不景氣，日本政府將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財政刺激所導致的國債總量高達日本GDP的160%，日本經濟仍然無法啟動。政府畢竟無法強迫老人們去大量借貸進行只有年輕人才有興趣的消費。更為嚴重的是，歐洲的人口周期與美國一致，歐美兩大經濟板塊將同時陷入長期消費冰河期。這對於所有以歐美市場為主要出口對象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新興國家，將是一場經濟生態環境的巨變。不能適應這次災難級別巨變的國家將被淘汰出局，未來的道路將會異常艱難。作為經濟的基本規律，統治世界的精英們早已洞若觀火，他們要做的就是利用這一規律達成一個重大戰略企圖，為此，他們已經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讀者注意，2024年將是一個對於全世界都至關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國際銀行家的百年夢想將有可能變為現實！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上一篇下一篇返回目錄文章評論所有評論共 1 頁首頁 上10頁 1 下10頁 末頁[1樓] 評論人： 學習者查看 學習者評論專輯唉！十分失望！有點東拉西扯的感覺。蘇英二戰中的諜報戰，原來有很多書中有過精彩的描述，大多與小說接近。這裡也被東、西南北各摻上一段，拉上來作為貨幣戰爭的因果，恐十分不妥。而且也不應將本是猜測的「第五個間諜」來作自已觀點的論證。文尾又跳到「1962年出生的「嬰兒潮」、「看出道瓊斯股票指數與人口消費年齡曲線令人驚異的高度一致性」。看來宋先生確實給各種概念與資料搞暈了。將一些根本無關連的東西硬拉扯到一起，而概念之間又沒有聯繫。既不象小說，又不象史料（據我所知，史料是要用正規的文獻資料作依據的）。2009-8-2 11: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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