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中國文化不會死

　　文-本刊記者蕭三匝

　　73歲的老教授杜維明穿著豎條紋襯衫、牛仔褲，一坐下來，他擼起袖子嘿嘿一樂：「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會感到高興，2018年世界哲學大會將在北京召開，這可是哲學界的奧運會。」

　　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幫哲學家聚在一起召開了首屆世界哲學大會。此後，差不多每5年召開一屆，到今年已召開23屆。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在雅典召開，杜維明去參加了，與他一起參加會議的有3000多名哲學家。會議的一項議程是確定下一屆會議的舉辦地，競爭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學居然競爭成功了。

　　北京大學強勁的競爭對手是一個國家——巴西。對方是政府出面，聯合企業界、學術界一起來申請，打出的拉票廣告是：只要世界哲學大會到巴西去開，我們會組織哲學家們暢遊里約熱內盧。

　　這真是一個拙劣的策略，給大會執事局執行委員（一共30餘名）杜維明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他在發言中講到了哲學大會應該到中國召開的幾個理由：一，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需要哲學為荒蕪的人心找尋意義；二，當代哲學違背了希臘哲學的傳統，日益成為專家之學，哲學需要進入公共領域，必須面對大問題發言，而當代中國不缺大問題；三，西方哲學從希臘開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衝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國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學如果不能夠擁抱中國智慧，就不成其為哲學。

　　他說服了世界哲學大會。高興之後，他更感到悲涼。在首屆世界哲學大會召開之後113年時間裡，中國告別了帝制時代，建立了第一、第二共和國，承辦一個哲學大會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作為當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國內哲學界情形，他都感到害羞。

　　他給我講了個故事：前幾年，他的老熟人、完全沒有中國經驗的哲學家德里達，跑到中國來，放言中國沒有哲學，中國這些研究哲學的人，全起來自責自疚，還真把這個批評當回事。「等於說人家說我們沒有靈魂，而我們也懷疑我們是否有靈魂。」

　　但他並不絕望，他相信風氣是可以改變的。與他的太老師熊十力和老師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比起來，各種跡象表明，儒家思想在中國已經呈現出一陽來複的跡象了。多年以來，為了儒家的復興，他汲汲奔走於世界各地，總算沒有白忙活一場。

　　CE：我很感興趣的是，在台灣長大的你，是什麼機緣將儒學選定為你平生的學術志向？

　　杜維明：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啟蒙老師，叫周文傑。他現在已經80多了，身體不好，認不得人了。當年他教我《四書》，學生就四五個人，跟私塾似的。他講《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也不懂，但覺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攀，跟我們的生活也沒什麼關係。但是他講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我就覺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講修身要誠意，我直覺到這是我要的。就這樣，我對儒家就有感覺了，而且一直就沒有變過。後來，周老師就介紹我去見他的老師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聽牟先生的課。

　　當時，牟先生不能進台大，因為台大哲學系都是五四以後的那些自由主義者的舞台，以殷海光為主，牟先生雖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學生，但他講儒家，台大絕對不能讓他進去。我聽他課的時候他在師範大學中文系，所以到現在，在台灣從事儒家哲學研究而極有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來的。後來，他到了一個剛剛成立的很小的大學，叫東海大學，他到那裡是受徐復觀先生的邀請，徐先生在那裡做系主任。

　　他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大約只有十幾個學生。他講課邏輯性非常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很精彩，學生問的問題非常尖銳，甚至很不禮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鋒。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是一種學問，都是對話、討論、辯論。這對我影響很大。後來唐君毅先生來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論學。那時候唐先生在年輕人裡面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書，都是哲學意味很強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說，中國文化花果飄零，我們需要靈根再植。他還說，中國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個人從心靈上面認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國文化就不會死。他氣魄很大。東海大學1957年建立，那時我17歲，我就決定要考東海大學，後來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們那時候都是四十幾歲的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非常了不得。我們大三的時候，八九個同學慶祝他50歲生日。

　　CE：不過後來你對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並不是很認可，比如說從儒家傳統開出民主、科學的學術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說。整體上來講，現在你如何評價包括牟先生在內的台灣新儒家？

　　杜維明：很多人說我現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認為應該把我定義成新儒家，原因很簡單，儒家雖然也有開陳出新、溫故知新的觀念，但儒家對「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來了以後，中國人都提倡新，一談到舊好像就是反動的。但以前朱熹與人講的都是「共商舊學」，對「舊」字抱持非常莊嚴的態度。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是罵「今」的，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的。

　　「新儒家」這個詞其實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1987年，中國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筆錢組織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國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牽頭。方克立做了一個決定：18個院校，47個教授，大家都來研究新儒家。他們經過討論，確定了10個新儒家代表人物，這10個人是兩代人：一代是從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為主的5個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這幾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見過。然後他們又選了5位是1949年以後的人。那時候大陸當然就沒有儒家了，所以選的全是到台灣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錢穆、方東美。

　　新儒家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三代兩傳，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有連貫性，這就成為了傳統。當代儒學的復興為什麼力量比較大呢？因為這三代人存在連續性。

　　CE：你算第三代。

　　杜維明：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他們是熊先生、梁先生的學生輩，我是牟先生他們的學生輩，從這方面講起來我算第三代人了。

　　CE：整體上你怎麼評價第二代新儒家？

　　杜維明：我能夠做學術研究，一方面因為中國存在孔孟的學術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為第二代新儒家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他們每一個人的片言隻字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在學問上最接近牟先生，但是在與人交通方面，最親近徐復觀先生。牟先生的特長、本領跟熊十力先生一樣，是要做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而不是做一個專家學者而已，他必須要對老師所提出的問題質疑、反思。牟先生和熊先生之間是這個關係，我和牟先生也是這個關係。

　　我自己和牟先生研究的路數很不同。牟先生從西洋哲學轉過來，他完全認同康德，在康德思想上建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全部翻譯成了中文。我完全不是這條路，我走的屬於體驗的路，比較接近唐君毅先生。雖然如此，牟先生對哲學思想的洞見和他思考康德問題的力度對我也有很大的啟發。如今我們可以說，20世紀中國的哲學家，大概牟先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體系，不論是在寬度還是廣度方面，很少有人超出他。

　　CE：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對他的兩個主要觀點，你都不認可。

　　杜維明：他走出來的這條路，有他的獨一性。我和牟先生雖然親近，但是牟先生基本的觀點，比如說從中國傳統中開出民主、科學，我都不認可，我認為這根本是在西方啟蒙哲學的大框架下所提出的問題，意思是說，如果儒家不開出民主、科學，儒家的現代意義就沒有了。他沒有問這樣一個問題：基督教沒有開出民主、科學，天主教絕對是反民主的，為什麼它在宗教世界裡的影響力還是最大的。另外，你要開出民主和科學，隱含著的問題是以民主、科學為絕對、唯一的價值，但是你對民主是什麼意思有沒有很深刻的理解呢？是不是只有選舉和多黨坐莊算民主？公共理性的擴大算不算民主？

　　另外一點，唐先生有跟西方傑出的哲學家之間溝通的經驗，牟先生沒有，就是完全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發展自己的哲學，他又看不起康德以後的哲學家，所以他就受限制。我特別不接受「良知坎陷」說，我認為良知要擴大，要深化，要全面，不是坎陷的問題。

　　CE：你非常重視與來自不同文明的學者進行對話，你給自己的定位是什麼？是思想家還是佈道者？

　　杜維明：80年代，湯一介先生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搞了個收費培訓項目。在開班儀式上，湯先生介紹我，他說杜維明教授宣傳儒學，是儒學的吹鼓手，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

　　我下來就跟湯先生說，你如果再這樣介紹我的話，我最好不要跟你談任何問題，因為你是用我最討厭的概念來介紹我，我認為「宣傳」這個詞不好。因為我和西方學者接觸，是和神學家接觸，不是和牧師接觸，牧師才佈道。我經過那麼長的時間，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裡面從事幾十年研究工作，我來佈道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認為我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我怎麼活動？我跟政治根本沒有接觸。我第一次到大陸來，那時候通過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我就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條件：我不要跟官方有任何接觸。他們說，你必須要和統戰部接觸，因為你是台灣來的，我說統戰部我也可以不接觸，結果師範大學幫我很大的忙，不是說不接觸，就是他們來找我的時候，說我出去出差了，就推。所以我在大陸整整待了1年時間，碰到最大的官，就是師大專門負責文科的副校長。很多人說，你到了中國大陸，一定要和官方接觸，不然你不能有任何活動的空間。我說，我1980年就沒有跟任何一個官方的人有接觸。我到香港去碰到我的幾個老師，他們認為我到中國大陸去講儒學很荒唐。

　　CE：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思想家？

　　杜維明：對。如果你說我是哲學家，我覺得是讚美，但是哲學家太狹隘了，我唯一不會放棄的就是思想，但不是空想的思想。我比較接近馬克思的觀點，哲學不是來反應客觀事物的，哲學應該改變這個世界。當然，用改變這個詞有些傲慢了，可以說我希望哲學能夠有實際的效用。

　　CE：這也就是中國講的「知行合一」。儒家和儒學研究者是兩碼事，儒學研究者只是把儒學當成學問來研究，而儒家是要實踐儒學。

　　杜維明：不能說是兩碼事，儒家一定要研究儒學，但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客觀外在的事物來研究，而且要把自己置身其中，等於是一個基督徒在研究神學。我是一個認同儒家的人，同時在研究儒家，但是並不表示我認同儒家就一定對它沒有批判，沒有反思。你要做基督徒，你得有些信仰，比如說你要信仰上帝存在，要信仰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要信仰聖瑪利亞是童貞女，要信仰復活。但儒家沒有教堂，沒有任何這類信仰，任何一個在儒家傳統裡面的人物、制度、觀念都可以質疑。你不相信孔子最偉大，你認為仁不一定比禮更重要，所有這些儒家的基本信念，你都不接受，你還是可以作為儒家的。在這方面，儒家有點像希臘哲學，比基督教更具批判性。

　　CE：那在你與異質文明的對話中，別國學者帶給你哪些重大啟發？或者說，儒家有哪些方面需要向別的文明學習？

　　杜維明：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有一個長處，它特彆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所以《論語》第一句話就是「學而時習之」。這裡的「學」就是「覺」，覺悟的意思，要不斷提高覺悟。儒家相當寬容，開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對話。

　　儒家有三個方面需要向別人學習：一是儒家的宗教性、精神性不強，變成了一個很凡俗的人文主義，在超越性方面要向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學習；二是要學習西方崇尚理性的哲學；三是要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會實踐，包括市場經濟方面向西方學習。

　　CE：你在海外研究儒學幾十年，我不知道西方的學界對儒學的認識和興趣有沒有提高？漢學家傅高義先生對我們說，跟你接觸以後，他對儒學的理解也發生了一些改變。

　　杜維明：傅高義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社會學家。他是我的至交。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講「亞洲四小龍」，我們現在叫儒教文化圈，但是他所了解的儒家，多半是從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發展方面了解的。我說，你這不夠，你要把儒家作為更寬廣的人文傳統來了解，要知道中國人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