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語文教了18年（中國老師深情告白）

文/裴廣宇

一

22年前一個春天的傍晚，兩個高三學生趴在教學樓的欄杆上談理想。一個說：「我要能考上師範大學就好了，畢業後當中學老師，教語文，最好能跟李老太太當同事。」另一個掩飾不住自己的不屑，眼前立刻浮現出教他們語文的李老師那張無趣的臉。「當語文老師也能叫理想？」他的目光越過遠處操場的圍牆，無限暢想：「20年後我會在哪兒呢？四處漫遊，名動江湖，天下誰人不識君……」他收回目光，矜持地沖同伴點點頭：「嗯，當老師挺好的。」

那個「目光長遠男」就是我。

4 年後，我從師大中文系畢業，回母校當了老師，教語文，直到今天。

二

去學校正式報到的那天下午，我在辦公樓二樓見到了我們的校長—瘦而高，像個穿長衫的落第秀才。他伸出有著細長手指的手來跟我握手，然後給旁邊一個主任介紹說：「這是裴老師。」我還記得辦公室有些暗，校長花白的頭髮像真理一樣微微發亮。那年我21歲，一頭亂髮，滿臉倔強，第一次被人喊老師，第一次和人握手，以成人相待。

剛當老師，學校給我指派了個師傅。我師傅是個馬上要退休的老頭兒，大腦門，面色紅潤，一笑會露出兩顆頗有卡通意味的門牙。師傅的耳朵似乎不大好使，我跟他頭對頭坐著辦公，每次跟他說話，他都要先把老花鏡摘下來，然後再側過耳朵，好像眼鏡也很影響聽力。我跟著他聽了幾次課，覺得沒什麼意思。不光是他，我那時候覺得，好些老教師的課，聽上去都好像在比賽看誰講得最乏味。

那一年，社會上突然掀起了關於語文教育的「大批判」。「誤盡蒼生！」我們教研組長，一個會唱美聲的老太太，在辦公室抖著報紙，高亢激昂地說，「人家說咱們誤盡蒼生！」我師傅把老花鏡摘下來，想了想，又戴回去。

關於語文的「神段子」層出不窮。比如，填空題「雪化了是_ _ _ _ _」，標準答案是「水」，學生填「春天」，語文老師就判錯。這些段子生生把語文老師塑造成只念過幾冊課本、以教參為準則、只會總結中心思想和分段、迂腐頑固的反人類族群。

三

我師傅臨退休時，有一天，我倆頭對頭在「移山」— 批改作文。他放下筆，摘了老花鏡，慢悠悠地說：「有個語文老師，死了—」我說：「啊，咱們學校的？」師傅不答，接著說：「死了（liǎo），死了(liǎo)，他躺在棺材裡老鬧，請了和尚和道士都鎮不住他。後來，他的老婆子急了：『給他搬兩摞作文壓棺材上！』那人一聽，老實了。」師傅講完，露著倆門牙自個兒樂。

相處久了，你會發現，好多中學語文教師私底下其實是很有趣的人，有幽默感，善於自嘲，甚至不乏妙趣橫生者。可是大家一上課就悶得要死，跟私下裡判若兩人，好像被「無趣鬼」附了體。這些「無趣鬼」中有一個是教材。20世紀9 0年代末，高中語文課本還是32開本，很多內容古板陳舊，縱有巧婦，能奈陳米何？另一個「鬼」是長期以來精神上的束縛與壓力。套子是無形的，但無處不在。對於老教師來說，教參就是權威，服從權威、選擇機械的套路，出不了什麼亂子。這與其說是專業能力低下，不如說是生存的智慧。

2001年後，教材大改革：小開本變成大開本，課本之外配備了讀本，《詩經》《蘭亭集序》有了，海明威、川端康成、卡夫卡、伍爾夫有了，讀本上甚至連姜文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劇本都有了。有人大聲宣稱「絕不跪著教書」，那是老一代。對於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一入行，精神上就可以直立了，儘管不夠挺拔。我們畢竟趕上了好時代。

四

21世紀最初幾年，語文教育成了各路改革先鋒的跑馬場，名詞紛飛，旗號林立。幾年下來，一線語文教師發現，高蹈者始終腳不沾地，講情懷的人一直在迴避考試成績，太多人談起語文教改高入雲霄，實踐起來卻寸步難行。而且，改革派里李逵李鬼混雜，很多人只是藉此斂財而已。我就親眼見過一個打著「創新作文」旗號的傢伙，胡說八道一番，賣完資料後，開著賓士揚長而去。

幾年後，人們激情退卻，重新發現那個樸素的事實：孩子們要上好大學，高考是唯一的公平途徑。各所高中被迫為生存而戰，高考動員會直接改成「誓師」，攻堅、衝鋒、拚命、亮劍、狹路相逢、誰與爭鋒……這些與戰爭有關的鐵血詞語在校園標語里頻繁出現。

在重點中學，教育成了一條高度發達的流水線。統一備課內容、統一做學案，考試接連不斷，印刷廠的機器晝夜不停。考完之後，各種數據馬上統計出來：每個老師工作的有效率、學生成績的提高率、各道題的正答率……這條流水線需要的是熟練的技術、準確無誤的操作，強調的是紀律，追求的是效率，是能用數據統計的產量。它最不需要的是靈魂的豐富。一個在流水線邊待久的人，沒時間，沒精力，慢慢地也就沒有興趣再去讀書。反過來說，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也無法長久地成為這台高速運轉的機器的一部分。他敏感，因而也就萬分痛苦；他靈魂的豐富程度，註定讓他一刻也無法忍受這種單調與重複。在領導心中，語文老師有太多不必要的個性，不好管理，本身又不團結；牢騷最多，給高考總分的貢獻最少。可在語文老師看來，如果我們連疼都不能喊出來，人跟機器又有何區別？

五

如今再回顧20世紀90年代，真是感慨萬千。對素質教育的鼓吹，應試教育大批判，語文大變革，這一波大潮來勢如此洶湧。誰能料到，2 0年後，改革派灰頭土臉，被指責為不合國情；應試教育不退反進，日趨極致，高考工廠、超級中學如日中天。此時方覺得20世紀90年代是一段值得懷念的自由輕鬆的好時光。那時候我有三尺講台，可以指點江山、神遊四海，可以隨意跑題，給學生講剛看過的電影，讀自己欣賞的作家們的文章，甚至讀自己的小說，飄逸得像一朵穿褲子的雲。如今，你只能在妥協與平衡中見縫插針地向靈性與詩意致敬，即便如此，還會偶爾碰上尖子生那尖銳的小眼神：「你確定這些對我們考清華有用？」

我以前很喜歡《麥田裡的守望者》里的一段話：「有那麼一群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裡玩。幾千幾萬的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賬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裡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做個麥田裡的守望者。」一度，我把這段話視為我工作的意義。如今，我有些迷惑：麥田已成考場，不，戰場，孩子們變成了戰士，而你確定你所說的懸崖就是懸崖嗎？我一點點剔除了對自己職業的浪漫想像。教語文並無浪漫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六

有個學生，因為英語成績突出被北外特招，學西班牙語，畢業後滿世界亂跑，她每隔兩年會突然冒出來給我打個電話：「老師，你現在在哪兒？」我答：「還在一中啊。」每次，她都真誠地驚呼：「你怎麼還在一中啊？！」好像一隻動物萬分不理解一棵植物。

鐵凝寫過一篇小說，內容是語文老師老於去找自己當了副市長的高中同學，想解決房子的供暖問題。這位學生時代的才子從莫扎特聊到陳寅恪，結果死活張不開嘴求人，出門之後，他找到一棵大槐樹，沖著槐樹說出了自己的請求。這個老於很像我，文人的清高與優越感，拙於世務混得不夠好從而引發的自卑與自憐，常常交織在心頭。我也想找到一棵這樣的樹。可是，在學生心中，你就是一棵樹，他們需要你的傾聽，需要你精神枝葉的蔭護。

詩人惠特曼曾經驚嘆一棵老橡樹，它孤獨地生長在廣闊的平地上，一生中卻發出那麼多快樂的葉子。一個優秀的語文教師，也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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