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官職稱謂的變化——史論縣域41

　　既然縣域的規模有大有小，管理事務有繁有簡，經濟實力有強有弱，政治地位有高有低，那麼，縣域之間與縣官之間的行政級別也必然呈現出一定的差別來。因此，隋唐兩朝在承襲、總結秦漢縣制的基礎上，將縣域又細分成「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行政長官不再分「縣令」和「縣長」，而是統一稱「縣令」。　　到了宋代，太祖皇帝趙匡胤認為，縣官既然都是朝廷命官，最好不要稱「令」帶「長」，給老百姓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他主張使用「知縣事」這種通俗的稱謂，這樣有利於緊密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繫。於是，從乾德元年始，全國所有的縣官一律稱之為「知縣事」，簡稱「知縣」。　　元朝入主中原，撤銷宋朝設置的「知縣事」職務，由蒙古人自己擔任縣域行政長官，叫「達魯花赤」，全權管理縣域之內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但作為草原上的雄鷹，成吉思汗子孫們的特長在於騎馬打天下。坐在辦公室里當縣官搞「文治」，包括徵收錢糧稅費、判斷訴訟曲直、調解百姓糾紛、興辦學校教育等等事務，讓他們每天頭昏腦脹，渾身發麻，實在是一件不堪忍受的苦差事。於是，規定各縣可以選聘一個本地人出任「縣尹」，等於副縣長職務，協助處理各種行政管理的具體業務。這對於多數達魯花赤來說，實屬一個得以「脫離苦海」的好辦法。雖然這些本地人（主要為漢族）出身的縣尹為副職，但不少事情可通過對達魯花赤的巧妙「忽悠」，間接地達到當家作主的境界。　　朱元璋出身農民，建立明朝後，覺得先前的蒙古統治者把縣域分成赤、畿、望、緊、上、中、中下、下多個等級的搞法，實在是讓人眼花繚亂，不勝其煩。於是他作出了兩項決定：一是全國所有的縣域行政長官都統統正式稱之為「知縣」而不叫「知縣事」。二是制訂出一個非常簡單的衡量等級差別的標準，即以上繳國家糧賦數量的多少，將全國所有的縣域劃分成上、中、下三等。凡上繳糧賦三萬石以下者為下縣，知縣的官階為從七品；凡三萬石至六萬石者為中縣，知縣的官階為正七品；凡六萬石至十萬石者為上縣，知縣的官階為從六品；十萬石以上者為大縣，知縣的行政級別視具體情況定。　　有大臣覺得這個辦法也不很妥，便向朱元璋進言：放誰到下縣去當官，或者讓誰到上縣去當官，決定權完全操在你朝廷和皇帝手裡。張三被派到下縣當知縣，官階只有從七品，而李四被派到上縣當知縣，卻官至從六品。這兩個人說不定是同一屆的科班出身，能力水平基本一樣，結果起步之時就差了兩級，你還講不講公平正義！人家還能服從朝廷的權威而發揮其工作積極性么！朱元璋一聽覺得甚為有理，遂將京畿重地之外的天下知縣的官階統一規定為正七品。這也是此後人們之所以一直稱呼縣官為「七品知縣」或叫「七品芝麻官」的來由。　　滿清人進北京，覺得關內一切事兒都挺新鮮，在政治文化層面上自然是採取「拿來主義」。因此，清朝的縣制基本上承襲明制，縣域照舊分成「三等」。但時間一長又發現這三個等級的間距太小，一律設定為正七品的辦法也不足以公平公正地對待不同縣域官員們的工作業績。於是遂改成「三級九等」的差別局面，即將原來的上縣、中縣、下縣三個級別具體擴充為上、中、下三個等次。例如同樣屬於是「上縣」系列，但根據這個縣的區位地理、國土面積、人口戶數、財政賦稅等因素，再劃分出「上上縣」「上中縣」「上下縣」。中縣、下縣照此類推。　　這樣一來，縣域行政級別複雜的局面又回到了隋唐時期了。連許多朝廷官員都不大容易弄清楚各地縣域是一個什麼性質什麼級別，下來監督辦事或視察工作時往往得先把檔案搬出來翻半天，以免屆時出現錯誤鬧笑話。不過，「三級九等」的狀況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清代的嘉慶朝之前，一般情況下，中央政府每三年要核查一次，工作比較認真。如此一來，縣域之間的各種差別便一目了然，官員們在治理過程中的責任也就被置於陽光之下了。其實，衡量某縣域重要與否，歷朝歷代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習慣性劃分之法，即以「沖、繁、疲、難」四字作為縣缺等級。「沖」是指縣域在區位地理上的重要性，如交通樞紐、軍事要塞、都市近郊等；「繁」是指所管轄的國土面積比較大、社會管理事務繁重；「疲」是指老百姓比較狡猾刁鑽，不大好管理；「難」則是指民風強悍，經常鬧事兒，讓官府頭痛難治。凡佔有這四個字的地方為最要缺，佔三個字的地方為要缺，佔二個字為中缺，一字或不佔一字的稱為簡缺。　　這種劃分法不是前面所說的行政級別上的簡單比較了。因為在正常的統治秩序下和全國猶如繁星密布的眾多縣域之中，真正能夠稱之為「沖、繁、疲、難」的縣域只會是少數，絕大部分還是那些處於按部就班、依規依矩治理狀態中的普通縣域。對於少數區位重要、事務繁重、民風強悍、經常出現社會局面難以安定團結的地方來講，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在配備縣域主要行政長官的時候，一定會緊密結合這些特殊地方的實際情況來選拔任用他們認為合適的人選。所以，從唐宋開始，中央政府在地方官員的任職上也經常搞「空降」行為。本號微信公共號：市縣領導參閱【xyjj0002】更多文章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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