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為什麼我無法信任你？

到《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這本，MIRROR譯叢系列已經引進了弗朗西斯·福山的五本著作了。（前四本分別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 : 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大斷裂 : 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

在這第五本著作里，福山以觀察入微的筆觸，逐一分析了美、法、德、意、日韓以及華人文化傳統及其經濟活動特色，詳盡而細密地考察了社會信任度在各國經濟生活上的角色，我們可以從中清楚地了解文化對經濟發展的真正重要性。

說到信任，即使你沒有主動去留意，也會發現關於「信任危機」的報道越來越多了。為什麼我們越來沒辦法信任別人了呢？

今日微信，和大家分享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老師對福山這本著作的專文導讀（有刪節，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購買圖書閱讀完整版），也許你會找到答案。

福山的慧眼

社會資本的積累與自發社會的力量

出版於1995年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讓弗朗西斯福山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他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福山自己的說明，這是「接著我自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寫一本關於經濟方面的書」。出版二十年來，這本《信任》沒有像《歷史的終結》那樣譽謗交加，或許因為這是一本更具專業性的學術著作，或許本書的標題不像前本那樣帶有較強的判斷性質，亦或許讀者難以僅憑書名就快速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共31章，可謂厚重之作。開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確道出主題：信任作為文化理念在經濟社會塑造中的作用。這是福山立足於「歷史終結處的人類處境」所進行的探究，與終結或許多人認為尚未終結的歷史有著內在的接續性。歷史終結處，人類仍面臨愈發複雜的現代生活和社會問題：「各國體制都趨向民主資本主義這一模式，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將不再面臨各種挑戰。在這個特定的體制構架中，有些社會富裕，有些則陷於貧困，民眾對於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滿意度也有高有低。」（見本書第8頁）

以「美國的問題」為例，福山認為困境「源於美國人對自身社會以及其長期以來的共同體傾向缺乏正確的認知」（第16頁），其實這也是人類已經或即將面臨的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從社會結構中尋找解決之道，所以福山從經濟活動入手，進而漸次推進到社會、文化、制度，並將諸結構性要素加以通盤考量。

人們發現，信任與產業結構和大規模組織的創建密切相關，而後者對經濟繁榮和競爭力至關重要。探討信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與經濟績效的關係，福山是通過對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進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國家是中國、義大利南部、法國；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國家則包括日本、德國和美國；而無論哪一類國家，又都同中有異，無不具有各自的歷史、文化、制度和經濟的特點以及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錯綜複雜過程。

信任，是經濟的更是社會與文化的主題

福山指出，雖然「今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圍繞著經濟問題」，但「經濟立於社會生活中，若要理解經濟，則必須要了解現代社會如何進行自我組織這一更為宏觀的問題，二者不可分離（序言第1頁）。在本書的第二、三、四部分，福山討論並比較分析了四個低信任社會即家族式的社會——中國、法國、義大利和韓國，兩個有高度信任的社會——日本和德國，以及在信任譜系中較難定位的美國社會。

通過一些重要變數，比如家族色彩、企業規模、信任範圍、管理權特點、轉型過程及企業競爭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類社會性的兩大橋樑——家庭和非親屬關係的共同體，決定了信任的範圍和程度，也極大地影響了企業運作的成本和競爭力乃至經濟活動的特點。

具體而言，像日本和德國這樣有著高度信任和社會資本的社會，能夠在沒有國家支持的情況下創建大型機構；美國和德國私有企業的規模要遠大於義大利和法國。雖然中國人、韓國人和義大利人都重視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韓國擁有大型企業和高度集中的產業，相形之下台灣和香港的企業規模就要小許多。

這當中，高度信任的社會（例如德國、日本和美國），與豐富的社會資本——也就是創建大型私有商業機構的能力——之間有著相關性。相反，在相對低信任的社會，如台灣和香港地區、法國以及義大利，一般來說充斥的都是家族企業。進而，企業規模的確會影響到一個國家具體能夠參與全球經濟的哪些部分，並且從長遠來看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此外，大型公司對於創建大品牌背後的市場營銷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難發現，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無一例外都來自能夠組建大型組織的國家，反之，人們很難找出一個小型中國企業創建的品牌。可以說，企業規模、著名品牌、結構位置和整體競爭力，都是信任程度的體現和文化傳統的表徵。

人的經濟活動嵌入於社會關係，是社會科學經久不衰的重要命題。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早在對19世紀英國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類的經濟生活原是嵌入於非經濟的制度和社會關係之中的。當市場邏輯全面滲透於人類生活時，與市場擴張相抗衡的則是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面對市場的侵蝕，社會本身展開動員，產生出各種社會規範和制度安排，諸如工會、合作社、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的工人運動組織、爭取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以及政黨的初步發展等，以此來抵禦和規制市場。這種對市場過程做出積極回應的社會就是「能動社會」。

能動社會的概念並不是要否定市場經濟，而是反對市場化、商品化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人類生活唯一的組織原則。福山對經濟活動的理解正是從現代社會如何進行自我組織這一角度展開的，不難判斷：比較健全的法治和比較健康的社會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行的基礎與條件。

人類自組織的共同體是信任生成的園地，而與此不可分離的是更為內在的市場關係中信任的文化基礎，也就是福山同時要探討的信任基於什麼理念。他指出：經濟行為是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由各種習俗、規則、道德義務以及其他各種習慣連綴在一起，塑造著社會（第11頁）。亞當斯密對此體悟甚深，經濟生活是社會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經濟行為，就不可能將其與習俗、道德觀和社會習慣分割開來。簡而言之，它不能與文化脫節（第17頁）。

在福山所分析各國案例中，都表現出「經濟參與者互相支持，是因為他們相信，彼此之間已經構建出一個基於相互信任的共同體」。而「每一個案例中的共同體都是文化共同體，基於每一個共同體成員內心中的道德習慣和道義回報」（第13頁）。

相反的案例則表明：信任的匱乏則會使經濟徘徊不前，還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由此，福山引出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的「社會資本」概念：即群體或組織內部的人們為了某些共同目標而合作的能力。這類結社的能力取決於共同體內規範和價值共享的程度，並且它能讓個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進而價值共享締造信任，而信任則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經濟價值（第14—15頁）。 如果「社會資本」匱乏，則導致相反的過程：信任關係難以建立，經濟運作成本上升，市場活力嚴重不足。

對於為什麼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有如此緊密的聯繫，社會資本的概念也給出了清楚的解釋：在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應該有足夠的社會資本支撐整個社會，使企業、公司、網路組織等等能夠自行組織起來。這種自我組織習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體制順利運轉的必要條件。只有建立在民眾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將自由制度轉化為有序的自由（第334頁）。

福山概括說：「社會資本根植於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爐，是一個經濟體健康與否的關鍵」 。（第35頁）而「社會資本的積累是一個極其複雜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文化過程」（第15頁）。福山進一步闡釋，他所定義的文化有著文化和社會結構兩方面的含義，文化是傳承下來的倫理習慣。文化或許可以用排除法來理解。它不是理性選擇，選擇受文化影響，且來源於習慣（第36頁）。

這一定義令人想起哈耶克所言：「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文化、觀念在社會科學中似乎總是最含糊曖昧難以捉摸的，從經濟過程到文化過程也是從硬到軟，從實在走向微妙，其實經濟、社會、文化之間本來是互嵌互動、難解難分的，應該說它們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會文化中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表現會很不相同。福山發現，華人文化的社會中大型、科層制、公共持有、專業管理的法人團體（公司）不存在，他們難以信任自己家族和親屬群體之外的人。華人無法想像信任一個陌生人而不是與自己有關係的人；他們也會覺得德國人、日本人的遵規守約近乎機械刻板；而德國人、日本人也無法理解並且鄙視中國式的一盤散沙和窩裡斗；「鷹隼不群」（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人學不來日本人基於普遍社會信任的精益生產（just-in-time）模式。這樣的差異不勝枚舉。

信任，源於良性的政治生態（制度環境）

福山的論述在傳統信任和現代信任的區別與轉換上著力甚多，他比較了各類國家傳統社會關係與文化觀念的特點、信任的不同範圍與程度，以及傳統社會組織轉變為現代法人團體的過程，這些特點與過程決定了各國經濟組織、規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別。

簡而言之，傳統信任與現代信任的區別體現為人際信任和系統信任。不難理解，現代社會的信任主要來自系統信任。系統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間能夠建立起的信任，通常來自對權威的信任，即對有合法性的公權力的信任；對專業體系的信任，即對有專業知識和規範的專家系統的信任；對規則的信任，即對法律、正式規則、制度的信任。系統信任中，對法律、制度的信任最為重要。

福山指出：「依韋伯之見，現代經濟世界的形成與契約的興起同樣有密切的關係。產權法、契約和穩定的商業法體系等制度的發展，是西方崛起的關鍵所在。如果說規則和契約對現代商業來說普遍重要，那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現代工廠，規則和契約離不開對信任的需要。」（第206頁）

不僅在經濟領域，系統信任對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能否正常運行同樣不可或缺。在共同體規模不斷擴展乃至日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生活都變得愈加多元和複雜，人際信任向系統信任的轉變勢在必行。「那些堅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家必須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標準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體的是法律，代替自發性信任的則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訴訟程序。」（第234頁）

系統信任的崩解會導致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人人做事都提心弔膽，人人自危，把任何對方都看成不懷好意的騙子，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吃虧，而且也確實不斷地上當吃虧。系統信任的失敗也可波及傳統人際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親屬也難以信任。

人人都必須「精明」之極才能生存得好一點，恰恰反映了制度層面的問題。沒有運行良好的制度與規則的保證就只能依靠個人的精明和算計，這樣的市場環境、生存環境會讓生活於其中的人們不堪其累，而且風險頗高，社會各階層都會感覺不安全；原因在於基本的信任結構出了問題，交易成本高得驚人。試想一旦該由制度和規則承擔的設計、籌劃、安排和計算都得由個人承擔了，這個社會的運行將會多麼艱澀，多麼彆扭。

當人人都被迫成為「精明人」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理性和智力便會衰落。一個喪失了智慧只會取巧的社會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會。我們不妨想一想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得到了什麼，失去的又是什麼？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還是失去的更有價值？

任何體制的社會都存在各種各樣的風險，風險來自經濟活動、社會交換中的種種不確定性，也來自人性的各種弱點。法律、規則的設立基於「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點的，而好的制度則會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惡，引導人性向善向上。長此以往，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人們對契約、信用和應有的行為方式達成共識，認為理應如此，不再感到規則的束縛。反之，制度、文化與人性若進入惡性循環，信任的垮塌就加速進行。

一個信任結構崩塌的社會，必然是惡人當道，小人得志，沒有誠信，不講聲譽，缺少敬畏，泯滅信仰，而人人都要為道德淪喪埋單的社會。謀利型權力（爭奪利益，放棄責任）所形成的制度條件，造成了制度、文化與人性的惡性互動，致使整個社會相互欺騙、相互「投毒」——商家、廠家欺騙消費者，教師欺騙學生，官員欺騙百姓，所有人欺騙所有人。於是從官員到民眾，從精英到平民，從上層到底層競相沉淪，加速度地墮落。

這種平庸而普遍的惡是如何形成的？有人歸結為人性，有人歸結為信仰（文化），有人歸結為制度。三者雖是互動互構的關係，但破解惡性循環還須從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覺基於自由。我們需要探討如何以公平正義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激勵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惡，使社會成員能夠免於在警惕、懷疑和恐懼中生活的制度。簡而言之，重構道德的社會基礎和制度基礎才是解決之道。

福山的研究從制度層面提供了建立系統信任的政治資源，其政治理念與《歷史的終結》緊密銜接。福山指出：「政治經濟體制的極大趨同已然在世界範圍內發生。本世紀初，各國因為意識形態的鴻溝而對立。今天，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已經或準備採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與此同時，世界大部分國家轉向市場導向的經濟，並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分工。他們都堅信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源於健康且多樣化的公民社會。

歷史終結處人類制度的萬法歸一讓我們可以斷定，在後工業社會，通過野心勃勃的社會工程實現更進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幾乎所有嚴肅的觀察家都不再寄望於社會工程，他們都堅信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源於健康且多樣化的公民社會。」（第8—9頁）

基於各國的歷史與現實，特別是經濟生活與經濟發達水平的比較，福山此書的核心觀點，正如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指出並在此強調的：「我論述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可以理解為兩大力量的共同推動。第一種力量是理性的慾望，在這種慾望下，人類企圖通過財富的積累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第二種力量也是歷史進程中同樣重要的動力，即黑格爾所謂的『尋求承認的鬥爭』，也就是說，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從根本上作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認。……只有他們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時，才會感到由衷的自豪。這種尋求承認的慾望是人類精神中異常強大的部分。」（第336頁）

這種對「承認」的追求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屬性。每個人類個體都尋求他人承認自己的尊嚴，的確，這一驅動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於成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引擎（第11頁）。

經由比較，福山認為：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之間相互依存的重要關係變得更加明晰。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為了滿足人們尋求承認的慾望，將政治秩序建基於普遍且平等的承認原則之上。但是在實踐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夠運轉，是因為尋求承認的鬥爭以前是在軍事、宗教或民族主義的平台上展開，而如今則是在經濟層面上展開。正是在達到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均衡的意義上，它構成了歷史的終結。相比於包括了奴隸制、君主制、貴族制、法西斯體制等等在內的歷史上的各種其他制度，一個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於具有糾錯改善機制，能夠達成權力制衡而延續至今，並且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最終的選擇。

關於信任的建立與制度本質的關係，福山也留下了一個有待探究的問題。他認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顯然是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當然，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可能與威權政治體制共存，譬如從前的德國、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西班牙。這一共存現象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市場經濟可與威權政體共存，這在實踐中已經存在；但是所謂市場資本主義能否與極權政體共存？二者之間是否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關係？若能共存，其內在機制和邏輯又是什麼？相互糾纏中它們各自又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樣的社會其未來走向如何？

無論如何理解歷史是否終結，無論如何想像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沒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時間與空間中伸展，縱橫捭闔，通達透徹。「今日世界，經濟增長、社會變革與自由民主制意識形態的支配力量大致互為表裡。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講得通的意識形態浮現，足堪與民主思想相匹敵。這固然並非意味著突尼西亞、埃及或利比亞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卻也暗示著政治自由及政治參與絕非歐美文化的獨特癖好。」

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倫多大學演講時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體處於低潮和衰退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嗎？」「即便你相信現在上面坐著個好皇帝，但是你這個體制有什麼辦法防止出現壞皇帝、或者說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應呢？根本沒有辦法，這一點是這種體制最致命的問題。」

回到信任的問題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中，我們都不難理解，系統信任是對制度的信任，而強權之下沒有真正的信任。人們對於權力的迷戀、依附、崇拜、懼怕，都不是信任。

信任的擴展有賴於社會資本的積累與社會的生長

福山認為，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從開乾洗店到生產大型集成電路，無一不涉及人與人的社會合作，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源於健康且多樣化的公民社會。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是信用社會，現代經濟是信用經濟，帶有普遍性而不僅僅是繫於特殊關係的信任是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紐帶。

然而，在福山看來，歷史終結處所誕生的自由民主制並非完全是一個「現代」產物。「倘若民主和資本主義體制要想順風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現代的文化習俗和睦相處。法律、合同和經濟理性是後工業社會穩定和繁榮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它們必須和互惠、道德義務、共同體責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發酵，而這些因素往往根植於習慣而非理性計算。對於現代社會而言，這些因素絕非明日黃花，而是其成功的先決條件。」（第16頁）

信任與自發社會性的關係的討論可由一個似乎存在悖論的問題引出，福山以美國為例：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持續發展，權利得以全面擴張以對抗幾乎全部現存共同體的權威性，而最終，個體化發展的結論也就不言自明。美國社會在很多方面都變得愈發個體化，美國人也必然感受到價值共享和共同體精神的匱乏。這種社會的多元化弱化了內部信任，給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礙，因此美國各類組織之間建立合作會變得愈發艱難。

對於這樣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給予的解釋是，美國人有著結社生活的習性，這對強有力的個人主義傾向構成了某種平衡；美國的民主和經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單純的個人主義或共同體主義，而是因為這兩種對立傾向的互補。「鷹隼不群」的美國人卻又能夠「循道合群」。

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會，其重要意義由此而凸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極權工程所設想的，是對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完全破壞，並另創造一個完全圍繞著國家的新社會。」（第338頁）這個所謂新社會與福山所說的自發社會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根本不同在於被組織還是自組織。

事實上，社會資本與自發社會不僅對經濟而且對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會性是對自治政治體制的重要支持。」（第305頁）「與企業一樣，民主政治體制的有效運轉同樣基於信任，社會信任的降低將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預，以及制定更多法規來規範社會關係。意識形態和體制之爭已經落下帷幕，從今以後，社會資本的保存和積累將成為關注的焦點。」（第339頁）

市場、社會、權力之間的互動與制衡關係將成為不能不面對的重要議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源於健康且多樣化的公民社會；一個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根植於民眾的習慣、習俗和道德品行。而這些特徵只能通過有意識的政治行動來間接改變，抑或是通過提高文化意識和對文化的尊重來滋養。在其中，信任，成為支撐共同體的基礎和共識，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體不可能自發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場、社會、權力關係能否達到相對均衡相互制衡，影響到社會信任能否持續，決定著社會生態的優劣。這是每個社會都不得不面對的。

信任與組織創新是福山探討的又一重要話題。他指出，人類必須學會如何相互協作，之後才能創造財富，如果還想要有進一步發展，則必須創建新的組織結構。自工業革命以來，組織創新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等所言：「高效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西歐高效的經濟組織的發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這樣的組織不僅包括各種企業、公司、跨洋商貿、生產運營模式、「經連會網路」等經濟組織，也泛指豐富多樣的社會與文化群體、公民社團，在今日還應加上互聯網時代的網路社區。

自發社會與組織創新的關鍵在於自發、自主、自治的主體性。簡而言之，自發社會形成的根本在於社會主體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組織的社會生活的培育與公民的成長。社會的形成不應是權力主導的過程，也不是權力或市場對社會的佔領；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促進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展、社會管理機構的強化和社區建設的實施；而是充分發揮社會自身的主體性，即自治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和能動社會的建設。社會的自主與自治實際上是形成合作與社會有序運行的重要機制和途徑。

讓我們還是著眼於社會。自發社會是信任生長的土壤，這種生長的力量不可能永遠被阻擋。社會資本的積累與自發社會力量的形成是一個生長的過程，這一動態過程將不僅帶來經濟的活力，也會帶來政治的活力，並將抑制因靜止固化而導致的腐敗，而其自身也會在這一過程中獲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長，不斷地生長，這可能是我們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這也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2016年1月5日

附：福山相關著作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