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傳統、自由與啟蒙的陷阱

秋風：傳統、自由與啟蒙的陷阱時間:2010-08-14 10:39 作者:秋風點擊:459次 　　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大特徵是具有強烈的摧毀傳統的雄心。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五四運動是如此，打倒孔家店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口號；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是如此；我曾經想像，9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者與五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區別之一就是，目前的自由主義者似乎不再那麼強烈地反傳統，不再要求全盤打碎傳統，全面建構新社會了。然而，跟幾位我尊敬的師長、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過之後發現，似乎遠不是這麼回事。許多熱愛自由的朋友提到中國的傳統，就深惡痛絕。這令我感到非常吃驚。　　傳統的敘述策略　　當然，我能理解，在中國的傳統中，起碼根據一般的理解--我的那些自由主義朋友也不例外--根本沒有自由的傳統，甚至連任何自由的跡象都沒有。於是，他們提倡啟蒙和繼續啟蒙，而且，他們把啟蒙的目標仍然指向了傳統。　　然而，我想問的是，我們所痛恨、所批判的傳統，果真是真實的傳統嗎？事實上，如果我們稍加思索，便不難發現，我們所反對的傳統，不過是他人講述給我們的傳統。其實，沒有人敢聲稱自己知道歷史是什麼樣的。你所知道的歷史，都是歷史學家告訴你的歷史。司馬光筆下的中國古代史，跟郭沫若筆下的中國古代史，哪一個更真實？恐怕沒有人敢下斷言。我們所理解的傳統，不知道是已經倒過幾次手的傳統了，而這些經受的人是否跟我們具有同樣的理念，卻是誰也無法保證的。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關於傳統的認識有兩個缺陷：第一，這些傳統幾乎都是反傳統的人講述給我們。從所謂的科學的歷史學傳入中國以來，研究中國傳統的人，差不多都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不如西方。所以，他們的研究，主要都是證明中國為什麼不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中國提出、並且最熱烈地探討過的問題，比如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等等，都最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結果，在這些學者筆下，傳統成為漆黑一團。談到家族制度，人們立刻聯想到將通姦者沉入河中。說到古代政治制度，立刻就扣上一頂專制主義的帽子，更有將其與現代極權主義相提並論者，並斷言現代極權主義是從古代政體發展而來的。談到宗教制度，就說如何欺騙人民，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荒唐論斷，至今仍為許多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他們奉行的進步主義歷史觀，他們把歷史設想為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而過去就是代表著落後和黑暗，未來必然意味著進步和光明。中國就代表著落後，西方就代表著進步，甚至在價值、意義的領域，他們也可以比較出個高下來，彷彿基督教比佛教更先進似的。　　因此，他們要求改造"國民性"，彷彿幾億人的生存方式、信仰、價值是一件工業品，只要修改一下設計圖紙或調整一下生產線，就可以讓給這幾億人按自己指明的正確方向齊步前進。對於任何一個嚴肅的社會觀察家來說，這似乎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但他們卻口口聲聲地呼籲，最終由極權主義承擔起這個不可能的任務。靈魂深處的革命、塑造新時代的新人是從法國大革命、到俄羅斯革命一直到中國革命中最吸引知識分子的口號。結果，知識分子充滿邏輯力量的進步主義，變成了一種無可救藥的歷史虛無主義，而正是虛無主義為極權主義開闢了一條通途。　　這些激進的惟理主義者將歷史分成了光明與黑暗兩端：一端是黑暗的東方，另一端則是光明的西方。西方從古代的希臘、羅馬、一直到基督教，一直到資本主義，沿著一條必然的歷史前進方向，邁向一個光明的現代文明的終端，它為整個人類指明了一條通往永恆天國的唯一通途。而中國，則永遠是在黑暗中永遠過著被奴役的生活，不同的只是黑暗的花樣而已。因而，他們之遭受極權主義的統治，似乎也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他們五千年的老祖宗種下的孽緣。80年代的啟蒙知識分子通過這種論證，輕鬆地免除了他們的惟理主義及完全摧毀傳統的暴行，對於極權主義之興起的責任，也免除了最重要的自我啟蒙、並啟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之蒙的責任。　　另一方面，從晚年的梁任公一直到近些年來那些最熱衷於講述傳統（國學）的人，卻並沒有自由主義的理念。結果，他們所發掘出來的東西，往往都是反自由主義的因素。由此而導致的虛驕之氣，當然更是自由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至於在意識形態失去充分的合法性之後，當權文人從傳統中搜尋資源，更是令人厭惡。　　通過一整套的教育、學術體系，我們接受的便是這樣的歷史敘述。因此，我們所批判的也許只是後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刻意樹立起來的靶子。也許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並不完全是漆黑一團。即使那些敘述是真實的，我們也不免疑惑：還有一些同樣真實的東西卻被刻意地遺漏了。　　因此，我相信，傳統是複雜的，我們不可能真實地再現傳統，關鍵的問題似乎在於我們如何選擇傳統，如何講述傳統。而中國向來所缺少的，正是自由主義的歷史敘事。　　哈耶克曾經說過，輝格黨的歷史編篡學塑造了整整幾代人歐洲自由主義者。人們常常說，英國本身具有自由傳統，所以，在英國，回到傳統，就是回到自由。然而，翻閱英國的歷史，似乎並不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19世紀，還有無數進步的思想家在攻擊英國的普通法制度。然而，輝格黨歷史學家，卻講述了一個極為連貫的故事，使英國人的歷史成為一部爭取自由的歷史。英國歷史上出現過多少個文件，然而，普通法院的法官們和政治理論家們強調的是7百年前的大憲章。我們的歷史有那麼多文獻，但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只看到了以理殺人，為什麼沒有看到儒學對於世俗權力的約束？為什麼只看到專制，而沒有看到制度中間其中若干巧妙而有效的制度設計？　　因此，如果自由主義是一套整全的知識體系，那麼，也應該有一套自由主義的歷史敘述。這套敘述不僅具有知識上的價值，也具有強烈的現實底蘊，它能對於中國未來的自由憲政政體給予某些正當性論證。　　為什麼需要傳統的論證？　　自由憲政政體為什麼需要傳統來論證？也許是因為，人是一種惰性的動物，是一種習慣性的動物，也是一種需要用言詞來確定自己的位置的動物。合法性就是一種信服。文物並不僅僅因為其少，也是因為其時代久遠。一種政體的合法性來自何處？合法性就來自人們的認可，時間本身就可以賦予某種東西以神聖性。設想我們未來的憲法的第一句話如果是兩千年的格言，"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那將是何等的氣魄，具有何等的說服力！它比什麼人權高於主權、人民主權之類的說法，可能更容易獲得民眾的合法性認可，漫長的時間就賦予了這一話語以神聖性和先驗性。它不是任何人能用理性或貌似理性的話語可以駁倒的。當我翻閱美國最高法院的案例的時候，我深深地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的思維方式所折服。他們對於歷史和傳統的敬畏，對於歷史資源的徵用，使他們對於法律的解釋，具有了一種懾人的信服力。　　另一方面，一切被證明為極權主義的制度，在其建立之初，總是毫無例外地立刻就著手摧毀一切傳統的因素，在其最狂熱的時候，總是將其作為一項長期的政策來執行。這可能從一個反面證明了，傳統是不利於維持正統的意識形態的，也是不利於進行徹底的全權統治的。如果自由的敵人就是專制，尤其是極權，那麼自由主義者是不是應該到傳統中尋找其正當性論證？或者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傳統的某些因素，具有保障自由的功能？而當極權主義體制的狂熱性消退之後，又總是訴諸傳統中糟糕的內容來論證其權力之合法性，而這種論證總是具有一定的效果。這更凸顯了自由主義歷史敘述的重要性，如果不能獲得對於傳統的解釋權，則傳統更將面目全非。　　事實上，如果不能獲得傳統資源的論證，則自由主義是無根的。我不能想像一個國家的民眾可以靠一種完全舶來的理念體系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也不能設想，一個自由社會可以靠全盤地剝奪掉遵守本民族的習俗的方式而建立起來。我更不能設想，一群完全無視本民族傳統、或者將本民族的歷史視為一團漆黑的知識分子，能夠冷靜地理性地設計紛繁複雜的憲政制度。　　這個世界上或許並不存在什麼普遍的自由主義。任何自由主義都是面對具體語境的自由主義，是為了使人們恢復作人的尊嚴和意義、因而總是與自身的傳統、價值不一不二的自由主義；當然，我立刻要聲明，我不是相對主義者，因為我不相信，中國人天生就喜歡被人奴役；同樣，我也不相信，中國的傳統僅僅就是使中國人被人奴役的傳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不是相信，只有在摧毀了傳統之後，中國人才能得到自由？　　自由主義者或許應該面對下面這個重要的事實：在蘇聯東歐等國家，當極權主義制度崩潰之後，出現了強烈的傳統復興跡象。傳統的宗教、文化、價值、甚至象徵符號（俄羅斯的三色旗、地名）都恢復了。我們或者也可以預言，有朝一日，中國的傳統在備受半個多世紀蹂躪之後，也會經歷一次偉大的復興。人們將會找到自己的信仰，人們會為自己的精神找到親切的家園，人們會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種更為熟悉的組織形態。我記得特別清楚，80年代初期，媒體報道說，南方某些地方富裕之後，農民們首先想到的是修建漂亮的墳墓，恢復宗祠。今天，我也看到了宗教復興的大潮一直在地下涌動。那麼，自由主義者是否可以無視民間社會重整的這種努力？這種努力，將可能重建一個正常的社會生活，恢復中國人之為人的存在的本質。　　我們必須重新講述歷史和傳統。按照自由主義的理念重新講述講出歷史的脈絡。按照這種理念，我們應該發掘傳統政治體制中的分權設計，發掘知識分子限制皇權的理念，儒學、佛學等等知識分子的學術、觀念共同體是如何實現自治的，應該探討鄉村社會是如何自治的，探討商人是如何在民間自發的組織下向城鎮提供公共品的，探討宗教組織如何分散了政治權力，如何承擔起了社會保障的功能，如何凝聚民眾的信仰。研究合法的非法的貿易是如何改進沿海民眾的生活的，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如何增加新物種、提高農業產量的。研究家族制度是如何保護貧弱，教育是如何經由民間的組織而不斷擴展的。等等等等。　　我們並不是要由此證明，中國自身就能在封閉的條件下發展出自由憲政制度--那是無視歷史；也不是要證明中國傳統中蘊涵著多少自由憲政自身的制度成分。相反，我們是要證明，自由憲政制度運轉所需要的某些社會層面制度和觀念，在中國的傳統中並不是沒有。而在當代開放的環境中，在競爭的壓力下，透過某種學習、模仿過程，這種社會和觀念會向著有利於建立自由憲政政體的方向演進，從而為自由憲政政體未來之建立確立穩固而厚實的基礎。透過對於傳統的重新闡釋，我們指出這些社會制度和觀念，我們可能會對於自由憲政制度的正當性給出一個論證。　　在這裡，我們不是將西方與中國的傳統完全對立起來，中國人也不是需要勞煩某些人來進行改造的人種，中國人跟西方人一樣，是普遍意義上的人，而不是需要由那些歷史學家另類相待的人，他們跟西方人一樣，嚮往自由、安全和和平，他們也渴望自己的財產得到切實的保障，他們也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他人任意操縱。他們也希望獲得法律平等的保護，他們也對政府濫用權力深惡痛絕，他們也曾勇敢地反抗不正當的權力和殘暴的壓迫。　　重新闡釋歷史，我們也可能塑造出一個中國人爭取自由、維護自由的歷史，然後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說：今天的我們，需要更多的自由。如果我們也像那些虛無主義者一樣反覆地講述，歷史上的中國人毫無自由，但他們也活下來了，那麼，我們今天何以有資格要求自由？　　當然，當我們面對中國的傳統與來自西方的我們認為值得珍視的價值的時候，我們經常會非常氣餒。通常的比較研究採取這樣一種方法：我們珍視某種價值或制度，並且我們經過起源學的研究發現，這種價值與比如說猶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某種觀念有直接的關係，然後我們也在中國的傳統中尋找與此相同的觀念，我們沒有找到，於是，我們就簡單宣布，中國傳統根本生成不了我們所珍視的那種價值或制度。　　這種方法作為一種對純粹知識的探究方式當然是無可指責的，但我隱約覺得，作為一種理解傳統、希望藉助傳統理解我們的現實的思考方式，卻似乎有點不妥。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從中國的傳統中找到一種制度或觀念，從中按照不同的邏輯，也可以推導出我們所珍視的來自西方的某種價值或制度，這也就足夠了，不一定需要中、西最初的那兩個觀念都完全一一對應。　　啟誰之蒙？　　事實上，正是由於對自由與傳統的錯誤理解，自由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跟風車大戰。對於倡導啟蒙的知識分子，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當代的語境中，啟誰之蒙？如果近代歐洲的啟蒙是啟宗教之蒙的話，那麼，當代中國的啟蒙就應當啟僵硬的意識形態之蒙。這種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蒙昧，遠遠超過歐洲中世紀的體制化的宗教。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是無所不及的，並且它與世俗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世俗權力的一個組成部分。　　事實上，真正束縛人們的理性之健全成長和發揮的，正是這種意識形態體系，而不是什麼傳統。如果把啟蒙仍然理解為摧毀傳統，最起碼也屬於找錯了方向。　　傳統的生活方式、信仰、習俗，等等，確實是理性所不能理解或解釋的，然而，事實上，這些私人性的、社會性的內容，或許根本不需要理性的理解和解釋。這些屬於哈耶克所強調的理性不及因素。人的理性不能理解它的性質或功能，但它對於人的生活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些傳統，如果與專制暴力並沒有必然的、可見清楚看到的聯繫，那麼，它本身就不應該是啟蒙的對象。知識分子應該敬而遠之。　　舉一個家族制在經濟層面上的表現的例子。那些過於相信理性的經濟學家妄談什麼現代企業制度，然而面向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的研究已經證實，家族制企業的效率與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完全等價的，甚至優於後者。看過美國企業的道德風險大規模暴露之後，再來看許多人把家族製作為東南亞經濟需要解決的一個結構問題提出的論述，恐怕令人有事後諸葛亮的快感。而近代以來，中國有多少人在斥責家族制度！其實，那些斥責者所理解的個人主義，正是哈耶克所說的偽個人主義，而不是真箇人主義。他們又何曾正確地理解家族制度對於保障個人之免受政府暴力的侵害提供了在當時幾乎是唯一的保護。如果沒有這種保護，個人赤裸裸地面對強大的權力，將是何等的脆弱。我們已經看到過，家族制度及家庭倫理被摧毀之後，一度甚囂塵上的告密文化及一再上演的父子、夫妻相仇的人倫慘局。回頭再來看，"子為父隱"及從中可以發展出來的"父為子隱"、"夫為妻隱"等等，是否可以為保障個人之權利提供一種有力的論證？這樣的資源，在中國的傳統中似乎並不匱乏。它當然沒有西方當代的理念更為整齊，但它的力量未必小於西方更高級的概念。　　我不能斷言，中國的傳統中具有生髮出自由的種子，但是，在我看來，或者對於某類低調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或者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一個社會如何能夠正常地運轉，然後才思考這個社會是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人們需要過的只是一種生活而已，而不是非得過理性的生活和所謂科學的生活。而一個能夠順暢地長期維持下去的制度，必然是一種適合於人的生活的制度。現代的極權主義制度總是勃然而興、倏忽而滅，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可能只有根據這一點，我們才能作出一個看似荒唐、但我認為能夠接受的判斷：沙特、科威特的君主專制政府，比伊拉克這個似乎更為現代的政府，要更為人道，更為現代，更適合於人生活。因為基本上，依靠傳統慣例和習俗進行分散的統治的政體，起碼能夠不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就能自我維持。而伊拉克那樣的政權卻永遠不能避免短期內崩潰的命運，它只能靠暴力來維持其存續。我們可以斷言，伊拉克的政體是摧殘自由的，但我們能否證明，伊拉克人的宗教信仰是其極權主義政體的基礎？　　我們或許真的能夠明確地知道，在政治層面，有什麼因素會妨礙或摧殘自由，因為這些是我們可以用理性把握的；但如果我們不是那麼迷信理性，那麼，我們或許就不會過於自信、過於肯定地相信自己能夠辨別清楚，在傳統的宗教、習俗、慣例、廣泛的社會組織形態中，有哪些因素可以保障個人自由，而哪些不可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因為，所有這些屬於信仰、觀念領域的東西，本身並不具有壟斷暴力的性質，也沒有與國家暴力結合在一起，他們與政府的權力有相當遙遠的距離，需要一種複雜的轉化過程，才可能會對政府的構成和權力的運作發揮某種影響，然而，我相信，理性不大可能清晰地辨認出這種轉化機制，也無法準確地確定這種作用的性質、範圍和程度。中國的歷史學家經常說，家長制與君主制之間存在某種關係，然而，人們談論更多的不過是一種類比而已，誰能夠確鑿地證明家族制度與君主制度之間必然存在因果關係？　　極端而言，即使某些可能被我們認為有利於專制統治的價值或制度，因為它能保護人們免受極權主義之侵害，也是善的和正當的。更何況，有很多傳統僅僅是人作為社會性存在而必須的，而並不具有政治的含義。如果我們把社會中的一切都理解是國家權力的有機組成部分，那我們的思維方式就跟極權主義者沒有什麼差別了。　　在憲政制度建設中，理性也許是最有力的工具。因為，在最抽象的層面、或者說離人們的現實生活最遙遠的那部分制度，是完全可以靠理性進行設計的，並且，其實行也許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困難。問題是我們還需要為這種最基本的憲政骨架上添上血肉，也就是說建設一個厚實的社會基礎，而在這個層面，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們基本上只能聽由生活著、賺著錢、做禱告、教育孩子的人們通過主體間的行動形成秩序，至於蘊涵在其背後的價值、信仰、觀念等等，在很大程度是理性不及的，因而也不是啟蒙的對象。而只要其不直接為國家暴力所利用，則必然能為個人提供一種免受政府權力之侵害的保護層，而其保護機理亦常常為理性所不能理解。權力總是具有無限擴張的趨勢，能夠制約權力的，除了權力之外，還有很多社會的制度與價值、觀念、信仰，甚至迷信（有機醇厚地存在著）。一個"厚"的社會，才有可能是自由的社會，而一個"薄"的社會，一個個人直接面對國家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奴役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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