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能力過剩與消費能力稀缺

生產能力過剩與消費能力稀缺

----論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性缺陷

盧映西

（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WTO研究中心 江蘇南京 210046）

x8b8x8@163.com

內容提要：稀缺性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而這個假設又以消費慾望無限為前提。然而自古以來的經濟實踐一再表明：人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常常比生產能力更為稀缺。一旦認識到經濟學面臨的真問題是生產過剩而不是資源稀缺，我們就有可能創建一種新的理論，以更準確地解釋經濟現象和更有效地解決經濟問題。

關鍵詞：生產能力 消費能力 過剩 稀缺

生產能力過剩（即生產過剩）是個老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為了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馬克思說過的常識：「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1 即生產和消費是一體兩面的過程，它們之間構成對立統一的關係，因而生產能力過剩必然直接對應著消費能力不足，反之亦然。換言之，消費能力不足或者說消費能力稀缺，是理解生產過剩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源遠流長的問題

一般人可能以為生產過剩是近代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現象，其實不然。事實上，當人類社會發展到出現社會大分工的時候，生產力已經產生了質的飛躍，從那時起生產過剩的問題就開始困擾著人們。

孔子曾經批評魯國大臣臧文仲，列舉了他「不仁」的三樁「罪狀」，其中之一是「妾織蒲」，即允許小老婆織草席販賣。2 這種行為被視為「不仁」，是因為官員已有俸祿，再縱容家屬從事消費品生產就等於奪民之業、與民爭利。

春秋時代還有個叫公儀休的，官至魯國國相，他也認為當官就不許和百姓爭奪利益，有了豐厚的待遇就不許佔小便宜。3 史籍記載，公儀休吃了蔬菜感覺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園中的冬葵菜都拔下來扔掉；看見妻子在家織布，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門，還燒毀了織機。他說：「難道要讓農民和織婦無處賣掉他們生產的貨物嗎？」4

這兩個例子說明，兩千多年前的我國古代先賢早已觀察到生產過剩現象，意識到消費品的生產並不是越多越好。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似乎已把經濟物品越多越好當作不證自明的前提了。當然，在古代的生產條件下，人們的抗風險能力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產量極不穩定，關於生產過剩的零星記載往往湮沒在更為常見的天災人禍的記錄中。上述孔子、公儀休的觀點，在現代文論中已經很少有人提起。公儀休拔葵菜、燒織機的故事，過去曾被歸納為一個成語「拔葵去織」，如今在一般的成語詞典里已經難覓蹤影了。

同樣成書於兩千多年前的我國古代名著《管子》，也注意到生產過剩與失業、貧困的關係，並提出一個更為積極的解決辦法。《管子》認為要讓「富者靡之，貧者為之」，5 即讓富人奢侈消費，給窮人勞動做事的機會。具體地說，就是喪葬時開掘巨大的墳墓，製作豪華的喪服，打造大型的棺槨。甚至還有更為極端的做法：雞蛋、木柴在煮燒之前，都要雕飾一番。凡此種種，為的是給窮人提供就業機會，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這一奇特的觀點不僅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獨樹一幟，而且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也處於極為超前的地位。在西方，直到18世紀初，曼德維爾（Mandeville，1670－1733）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類似的觀點，6 但這書剛剛受到公眾注意就被視為異端。這說明雖然生產過剩問題在文明社會一直存在，但除了某些思想家偶爾的靈光一閃外，很少為主流學說所正視。

二、消費能力也是稀缺資源

為什麼生產過剩問題難入主流？筆者揣測，這大概是由於人類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曾有過漫長的生產力極為低下的歷史；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又經常遭遇天災人禍，於是匱乏和饑饉就像噩夢一樣留在人們的記憶深處，以致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直到現在，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我們仍能看到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深刻影響。例如，作為主流經濟學立論之基的假設「稀缺性（scarcity）」――也就是匱乏，正是上述集體無意識的產物。按照這種經濟學的觀點，「稀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指的是相對於人類無限的消費慾望，資源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資源去滿足無限的慾望，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出讓有限資源滿足無限慾望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生產過剩問題根本就無從提出，更遑論得到解決！

然而實際情況是，真正與稀缺資源對峙的是消費能力而不是消費慾望。儘管慾望可能是無限的，但是能力豈能無限？一個人吃兩碗飯覺得飽了，就不會再想吃第三碗，這就是消費能力的有限性。自古流傳下來的一些格言，如「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也許有人會說，消費慾望的內容是無限豐富的，人們飽暖之後還會想要點別的什麼，人類可以在無限廣闊的領域中拓展自己的消費能力。然而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Gary S. Becker，1930－）已經注意到這樣的常識：消費過程是需要時間的，並不像主流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中假設的那樣可以瞬間完成。7 打個比方說，一個人在五星級賓館總統套房裡睡覺的時候，就不可能同時到高爾夫球場揮杆擊球。從這個常識出發，只要經過簡單的邏輯推理便可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首先，一天只有24小時，這對每個人都是絕對平等的，沒人能突破這個限制。薩繆爾森、諾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書《經濟學》，在談到時間的替代（trade-off）這個問題時，這樣說道：「以時間的稀缺性這一重要事實為例，人們可用於從事不同活動的時間是有限的。」8 換句話說，人們用於消費活動的時間也是有限的。那麼，再往前走一步，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本來顯而易見但一直被經濟學家忽略的結論：人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這種能力與其他資源一樣，都是稀缺的。到了這一步，整個主流經濟學的根基便不可避免地搖晃起來了。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人跨過這一步。

隨著數學方法的引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學者們越來越不習慣直接從常識出發觀察和思考問題。其實僅憑常識我們就足以判斷，人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受到三個方面的約束：其一是生理約束，其二是時間約束，其三是預算（收入）約束。前兩種約束可統稱為絕對約束，是對消費能力最根本的制約。主流經濟學沒有區分能力和慾望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只考慮預算約束一個因素，從而不能認識到消費能力也具有稀缺性這樣一個重要性質，這就使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曾經提到過「絕對的消費能力」，並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消費品的生產還遠遠不能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絕對的消費能力」時，就已經難以為繼了。他是這樣說的：「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9

消費能力不僅是有限的，而且由於相對於消費能力，技術進步對生產能力的提高更為有效，所以現實經濟生活常常表現出生產能力大於消費能力的傾向。當然，我們說「生產能力大於消費能力」的時候，指的是一種常態，即經濟生活的常態應是「供過於求」而不是「供不應求」。也就是說，作為常態，生產能力的實現要受到消費能力的制約，而不是相反。主流經濟學認為消費要受生產可能性邊界約束，完全是搞錯了方向。

實際上，主流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理論就隱含著消費能力稀缺的前提假設，否則無法解釋邊際效用何以遞減，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何以比富人大。同樣，如果消費能力不是比生產能力更為稀缺，我們就無法解釋市場經濟中常見的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現象，即在自由競爭條件下，是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通過自己的購買行為影響產品和服務的構成，從而在資源配置過程中佔據主導和支配的地位。但只要承認消費能力是稀缺的，在理論上就使得由稀缺性構造出來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緊張關係渙然冰釋，從而無力再撐起整個經濟學大廈。也就是說，只要往前跨一小步，只要戳穿一層窗戶紙，我們就能看出，原來身為「顯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其理論基礎是自相矛盾的，根本不能自圓其說，充其量不過是只知其一（有用資源的稀缺）不知其二（消費能力的稀缺）的半成品。這也是目前經濟學理論上幾乎每一個問題都紛爭不休、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

三、真問題的根源和表現形式

正因為消費能力不但是稀缺的，而且比生產能力更為稀缺，才導致了生產過剩現象。如果我們不能否認消費能力也是一種稀缺資源，那麼生產過剩就是忽隱忽現地伴隨著大部分文明社會生產過程的真問題。真問題決不會因為被忽視就不存在，但這種被忽視的存在只能通過隱晦的、歪曲的形式頑強地表現出來。於是，生產過剩問題直到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類搞出來的一些畸形的制度或習俗「無意識」地解決的。解決的路徑主要有兩條，第一條路徑就是閑置或減損人的生產能力。在西方的中世紀，表現為社會供養一個龐大的僧侶階層。在中國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則表現為使一半人口淪為殘廢的女性纏足習俗。「文革」時期大規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可歸入這一類。有趣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一些做法同樣脫不了這一窠臼，法國和荷蘭政府就曾勸說人們提早退休或申請「殘廢」身份，以使多餘的勞動者成為純粹的消費者。10 在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中，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讓農民減少剩餘產量以換取政府補貼，從此以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就一直欲罷不能。

第二條路徑就是放縱或鼓勵過度消費。古羅馬的貴族們驕奢淫逸，直到亡國。古埃及人狂熱地建造金字塔。現代市場經濟走的也是這樣一條路徑。雖然主流經濟學沒有把《管子》或《蜜蜂的寓言》關於奢侈消費的思想直接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但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必然要把過剩的生產能力壓向有限的消費市場，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明顯感受到了這一點。自從我國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勤儉節約」的聲音已難得聽到，取而代之的是「拉動消費」、「刺激消費」、「提前消費」的喧囂。仔細觀察一下，其實很多消費就如《管子》所說的彩蛋雕柴一樣是毫無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然而，提倡過度消費除了無謂地增加環境和資源的壓力外，對緩解生產過剩問題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因為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剩程度早已遠遠超出主流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現實市場經濟制度的最大容量。翻開經濟史就知道，把美國最終從30年代大蕭條中拖出來的，既不是市場的力量，也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4年，由於要供應自己的軍隊和盟國的軍隊，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幾乎翻了一番。奇妙的是，在這期間並沒有發生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大炮擠走黃油」效應，而是美國的個人消費普遍增加，失業率從17.2％下降到了1.2％――這是美國有史以來失業率的最低點。11 換句話說，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只有戰爭這種能瞬間破壞巨量物質財富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用戰爭來解決問題當然是個悲劇，我們面對的挑戰就是怎樣用喜劇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四、近現代理論視野中的生產過剩問題

本來生產過剩――即在一定的技術和組織條件下，人的生產能力大於自身消費能力的現象――應該是好事，但在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下卻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難題。這樣的難題，單靠社會「無意識」地應付，是不可能得到妥善解決的。事實上，生產過剩一直是市場經濟國家產生貧富分化，進而爆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傅立葉（1772－1837）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12 貧困的原因是過剩而不是稀缺，實在是一個天才的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系統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決不了包括生產過剩在內的種種問題，因而是不可持續的。另一方面，凱恩斯也注意到了一種「可富而不富」（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13 的矛盾現象，同樣認為傳統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實際上凱恩斯的「可富而不富」與傅立葉的提法可謂異曲同工，只不過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大相徑庭。在凱恩斯提出的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蜜蜂的寓言》的影子。

不過，儘管有上述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向生產過剩問題發起過挑戰，並且曾經一再讓人們以為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顯而易見的是，直到現在，這個古老的問題仍在考驗我們的智慧。對利潤率下降規律的認識也是如此。

在市場經濟中，過剩的生產能力作用於有限的消費市場，反映在企業財務上就是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一趨勢是如此明顯，以至於早在經濟學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候就被許多學者注意到了。亞當·斯密就認為，隨著資本的積累，利潤率會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加劇而趨於下降。14 斯密這樣說的時候，還有點漫不經心，但李嘉圖就顯得有些憂心忡忡了。李嘉圖說：「利潤的自然趨勢是下降的」。15 按筆者的理解，利潤下降的趨勢對於市場經濟而言，就如衰老對於生命一樣，是一種自然規律。這一趨勢發展的最後結果，李嘉圖沒說，但馬克思說了：「大量分散的小資本被迫走上冒險的道路：投機、信用欺詐、股票欺詐、危機。」16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看到，欺詐早已無所不在，甚至進入到嬰兒奶粉的產銷領域。以財務穩健為生命線的保險業，在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逼迫下，正大張旗鼓地把資金投入風險莫測的股市。17 我們似乎正在一步一個腳印地驗證馬克思說過的話。

需要說明的是，利潤率下降趨勢並不意味著利潤率會直線下降，因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會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頑強地抵抗著利潤率下降的自然趨勢。二戰以後，戰爭廢墟為生產能力的膨脹打開了巨大的空間，各種發明創造導致技術的更新換代也有效地提高了資本生產率，使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歷了一段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於是，有些西方經濟學家輕率地斷言馬克思錯了。18 然而從常識上看，這種論斷的淺薄之處是很明顯的：我們怎麼能指望每當利潤率將要下降的時候都會有一個額外的市場空間或劃時代的技術革新恰到好處地前來救駕呢？事實上，直到今天，任何一個有實際經濟工作經驗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一個人只要投身到市場競爭中，他就不得不每時每刻都與利潤率下降趨勢進行艱苦的、而且常常是絕望的抗爭。這種切身體會，正是那些只在書齋里做研究的學者們所欠缺的。

五、期待經濟學中的哥白尼

稀缺還是過剩，這是個問題。由於這個問題在經濟學中的基礎地位，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天文學發展史上的「地心說」與「日心說」的爭論。與「地心說」類似，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一個沒有科學依據但又根深蒂固的錯覺上的，這個錯覺就是：人的消費能力總比生產能力大。其實只要站在常識的立場上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我們就會啞然失笑――假如消費能力真的比生產能力大，人類早就滅絕了。顯然，在基礎問題上搞錯了方向，往後理論發展得越複雜、越精緻，離現實經濟生活就越遠。確實到了認真正視問題的時候了。

如果我們盲目迷信實際上迴避了真問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指導現實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就難免南轅北轍，緣木求魚。比如，我們的現實經濟已經進入到過剩經濟階段，生產過剩引起的失業問題日益嚴峻，當務之急應該是解決這樣的問題：如何順暢地把已經過剩的產品分配給基本消費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消費者。可是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思想上仍停留在短缺經濟時代，仍然認為提高企業的效率是主要問題。已經生產出來的都沒有銷路，再提高效率，產品賣給誰？那些發達國家倒是有錢，可是你把價廉物美的東西賣給他們，人家不但不領情，反而要告你傾銷。可見生產過剩這種繁榮背後的煩惱是世界性的，WTO也解決不了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有些事情，我們囿於一些僵化的理論框框，早已見怪不怪，習焉不察了。假設有一幫外星人到地球考察，他們就會看到這樣的景象：窮國不顧本國的貧困人口還溫飽不繼的現實，緊趕著把各種產品低價輸送到富國，而富國卻忙著把送上門的便宜擋回去。可以想像，那將出現怎樣的「友星驚詫」！

由於主流經濟學的基礎性錯誤，經過這種經濟學專業訓練的人大多喪失了發現現實經濟真問題的能力。在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沉醉於「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幻夢中時，其他學科學者的洞察力已經直抵經濟問題的核心了。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就揭示了一個容易被人視而不見的問題：「由於現代技術的發展，世界目前生產的食物多於它的需求。如果將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們將擁有一個人民過於肥胖的世界，但是，這些食物並沒有平均分配。」19 確實，以高科技時代的生產能力而論，至少在滿足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這種需求如上所述，是有限而不是無限的――的層面上，消費品的生產已經達到「充分涌流」的程度了。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提出的共產主義理想，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不過就是要消除貧困，建立一個讓每個人「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20 從而「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21 的社會。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實現這樣目標的物質條件早已具備，我們欠缺的只是經濟理論和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讓每一個人「能夠體面地、像人一樣地生活」，22 這本來就是對一個文明社會最起碼的要求，決不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 23。只要我們認識到人的消費能力也是稀缺的，而且比生產能力更為稀缺，我們就能看出，我們現在已經被現實生產力推到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的門檻上了。我們認不出這個門檻，只是因為我們的眼睛被一層錯誤理論的迷霧遮住了。

這樣的迷霧顯然只有哥白尼式的新理論才能驅除，然而新理論將出自何處？

六、希望就在我們中間

學術研究離不開問題意識，而問題意識往往植根於對常識常理的敏感。保持這種敏感決非易事，因為我們每天都泡在常識常理的海洋里。但在學術研究中，如果失去了這種敏感，就很容易鑽入「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類的牛角尖而不自知。還記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個年代嗎？可見，在任何時候，只要我們拋棄常識而把一種理論當作不可懷疑的教條，各種有悖常理的怪事就會紛至沓來。面對現實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從已有的理論中找到現成的答案，那就直接應用常識吧，誠如汪丁丁所言：「在一個深不可測的領域裡，我深以為然的指導原則是：返回常識。因為只有常識，是最可靠的知識。」24

目前，貧富分化、失業、環境惡化等問題正越來越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理論上有重大缺陷的主流經濟學早已不敷應用。這樣的形勢，對於經濟理論工作者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實際上，對主流經濟學提出質疑的聲音在我國經濟學界一直不絕如縷，25 而問題在於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足以取代主流經濟學的正確理論。也許只要改變一下觀察的視角，我們就會發現：原來我們已經站在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巨人的肩膀上了。

這麼說決不是狂妄，而是有根據的自信。有一個花絮值得一提：上面引用斯塔夫里阿諾斯的那段話，出自他專門為《全球通史》1999年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似乎是針對我們漢語讀者說的。可能在他看來，他提出的問題，只有中國的學者能夠解決？如果真是這樣，這位歷史學家的確眼光獨到。放眼世界，我國的經濟理論工作者所具有的優勢實在是得天獨厚：第一，我們的知識最全面。除了掌握現代西方流行的種種經濟學理論外，我們還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素養，因此我們有可能從這兩種很少交集的理論體系的碰撞中獲得新的靈感。第二，我們的經歷最豐富。我們既完整地經歷了計劃經濟的興起和崩潰，又親身體驗了市場經濟的成功與困惑。所以，在世界各大經濟體的學者中，只有我們中國的經濟理論工作者，才最有希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固有模式之外闖出一條新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老生常談的八個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左傳·文公二年．3，史記·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原文為「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4，史記·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原文為「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5，管子·侈靡．

6，[荷]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Vol．75，No．299，1965，（9）： 493-517．8，[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7．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8．10，[英]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26．11，[英]布朗參考書出版集團編．經濟史[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98．12，傅立葉全集：第6卷[M]．巴黎版，1845，35．本文轉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13，[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30．14，[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M]．武漢：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72．

15，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01．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頁．17，盧映西．對保險資金入市的思考[J]．經濟學家，2005，（1）．18，[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6．

19，[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3．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5．

23，我們現在要警惕的恰恰是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另一個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時候，它本身也具有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性質。參見：盧周來．作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新古典經濟學[J]．二十一世紀網路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2004?12)．

24，汪丁丁．知識產權不是霸權[J]．財經，2004，（24）．

25，左大培．混亂的經濟學[M]．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汪丁丁，葉航．理性的追問：關於經濟學理性的對話[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趙磊．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J]．經濟學動態，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