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 大學不能「千校一面」

在採訪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之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一定要先讀一讀楊校長的就職演說，在復旦內部的BBS上很火爆。楊玉良自己後來對記者說，他曾查了很多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講，發現說來說去都是套話——如果校長沒有思想，這所大學哪來的思想？

社會上說，現在招生充滿了走後門，而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在於學校有多大的自主權。如果自主權不夠大，有高級領導說你要招這個學生，我們就沒辦法不聽—— 如果你不聽，他下次不給你錢怎麼辦

《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 | 上海報道

在採訪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之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一定要先讀一讀楊校長的就職演說，在復旦內部的BBS上很火爆。

楊玉良自己後來對記者說，他曾查了很多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講，發現說來說去都是套話——如果校長沒有思想，這所大學哪來的思想？

除此之外，57歲的著名高分子科學家楊玉良院士還有很多被津津樂道的「楊氏語錄」。

2009年2月，上任一個月後，他對復旦黨政幹部做了《我心目中未來的復旦》的講話。「看一所學校，尤其對於一所名牌大學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歷史感」；「在國務院學位辦工作的這些年，我走了很多學校，但是我感覺在大學文化的堅守上，或者說是精神和使命的堅守上普遍有所缺失。」

他在多個場合毫不避諱地表示，「楊玉良是個理想主義者」；「但理想主義者同時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他對本刊記者補充說。

上任前半年，他每星期至少走一個院系，最多的走了三個院系，跟一線教師開座談會。他還規定自己每學年給全校學生做一次演講，並就學生關心的問題直接進行一場大規模對話。

2010年5月，復旦大學105年校慶之際，他對《望東方周刊》詳談了自己對於現階段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以及一年半以來所經歷的「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我贊成「去行政化」

《望東方周刊》：今年以來，高校「去行政化」一直被熱議，支持者認為是重鑄大學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有大學校長反對，認為「取消高校行政級別將貶低教育」。你對此怎麼看？

楊玉良：首先要弄清楚什麼叫「行政化」。我認為，行政化反映在兩個方面：第一，通過行政手段來代替或擠壓學術空間；第二，在學校的行政管理過程中使用官僚主義的手段。

這裡要弄清楚一點，「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這個概念不能偷換，關鍵在於行政管理怎麼管法。

在此基礎上，我贊成「去行政化」。像管政府一樣管學校，不符合大學精神。大學是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自由獨立的思想，要用大學特有的方式來管理。而且依我的觀點，大學不應該有跟政府一樣的所謂行政級別。

現在復旦是副部級，但我本人是不贊成設什麼級。有人說把這個去掉的話高校的地位可能會降低—— 這是不會的，高校的社會地位和國際地位絕對不是由行政級別來決定的。

大學，尤其是想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定要做到：教師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學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

我們前些年過度、盲目地追求「跟國際接軌」

《望東方周刊》：「去行政化」應該通過怎樣的路徑一步步實現？

楊玉良：「行政化」來源於高校的體制，說的大一點，來源於國家的教育體制，即國家對教育問題到底怎麼看。

最近，溫總理一直在提，大學教育要「仰望星空」，其實是要求我們關注未來。因為一個國家，只有大學承擔著承載和發展文化以及吸收國際上先進文化的使命。大學必須要守住這個使命。

因此要去行政化，從國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上就必須改革。我覺得，我們應該建立的，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自由的高等教育。

所謂「中國特色」，是指大學教育要帶有非常鮮明的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這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因為我們前些年過度、盲目地追求了「跟國際接軌」。

所謂「社會主義」，就是一種公平公正的教育。對北大、清華、復旦這樣的學校，我覺得應該非常強調學生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教師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學生不應該因為家裡有沒有錢、是不是官員而不同，甚至於這個學生是黨員、團員還是普通群眾，都應該是平等的。

為什麼我還要提自由的教育，就是要摒棄學校對學生的強行管制。在國家法律和基本教育方針政策之下，教師有教學的自由，學生有學習的自由，教師有對問題研究的自由。這三個方面如果做到，就有助於構建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的新體制。

高校到底應該有多大的自主權

《望東方周刊》：這就引出了另一個話題，高校到底應該有多大的自主權？

楊玉良：其實，如果能夠貫徹我上面提到的三點自由，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對大學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就有一個大致的分界線了。

比如在專業設置上，國家可以出指導性意見，但各學校有權根據自己的基礎和傳統來決定哪些專業應該辦，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以及千校一面。

另外，在教學大綱之下，學校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也應該有自主權。統一的教學大綱，結果是大家一個模子印出來，只有水平上的高低，沒有類型上的差別。

第三，大學應有權決定內部的管理體制。

大學自主權還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說招生。各種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專業，需要的人才類型也是不一樣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應該相信學校—— 如果把關不嚴，是砸自己的牌子。

當然社會上會說，現在招生充滿了走後門，而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在於學校有多大的自主權。如果學校自主權不夠大，有高級領導說你要招這個學生，我們就沒辦法不聽—— 如果你不聽，他下次不給你錢怎麼辦？如果大學根本不會受到這種行政因素影響的話，我相信大學的自律會做得更好。

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艱苦」

《望東方周刊》：你提到大學自主招生，復旦是先行者之一，目前情況怎麼樣？

楊玉良：我們學校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走得非常艱苦。為了避免社會公眾的批評，為了讓人無可挑剔、無可指摘，我們不得不把自主招生的程序弄得非常複雜，不得不加出一個面試環節，而這麼做成本非常高。

比如說，我們面試一個學生，用5個教師，面試全國那麼多學生，你算算要用各個學科的多少教師；第二，面試也給學生增加了很多負擔，導致過分偏遠的地區無法實行自主招生。

另一種方法，就是北大現在也在做的，讓中學校長推薦，但是爭議也很大。

其實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為什麼在中國的爭議就很大？弄到最後中學也沒辦法，只能挑成績最好的送進來，其實這些學生要考也能考取。而北大的初衷是想招一批比較特殊的人才，一些學習成績上可能不是最好，或者有偏科，但是可堪造就的學生。

我們這個社會，對於「公平公正」，各人心中標準不同。這麼多年的高考，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出現了高分低能的現象。怎樣把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轉變成能力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問題如果解決，爭議可能就不存在了。

作為教育工作者，攬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最高興的事。但現在的問題是，你根本沒辦法真正地攬天下英才。

我們這個社會缺乏一種基本的信任，所以不得不弄出很多繁複的辦法，消耗掉很多社會資源，來做一點無非為了防止大家非議的事。

我覺得信任和規矩兩者必須並舉，不能僅僅有規矩，否則這個社會運行成本就太高了。

除了改革，更要「回歸」

《望東方周刊》：深圳有個籌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學，被稱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試驗田」，其目標據說是去行政化、實現教授治校等完全「自主」。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試驗」？

楊玉良：南方科大作為試驗本身是非常好的。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認為任何試探都有價值。

但除了強調改革以外，更要提「回歸」。回歸不是保守，我們市場化之後，在一些事情上走得很遠，有成功的地方，但也有迷失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像北大清華復旦這樣的學校，面臨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回歸。

哪些東西應該回歸？首先要回歸一所大學應該有的精神。

前一階段紀念「五四」，我看到北大陳平原教授有一篇文章，談北大在「五四」中的作用。而「五四」時期復旦在南方也發揮過重要作用。因此，要回歸大學跟國家命運聯繫起來這樣一種作用。國家在發展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都需要一批學者非常冷靜地思考，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提供思想。

其次，大學是唯一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的機構，所以一定要強調大學在學術上的使命。

我們經常講，如果看到社會上有一定失范的地方，大學的校領導和學者們應該及時發出警世之言。當看到這個國家希望在哪裡，瓶頸在哪裡，可能出現的問題在哪裡時，大學學者應該向社會、向政府提出來。這是學術使命和社會責任。

這種使命不是簡單地辦低水平的班，必須建立在深入細緻的學理研究的基礎上，為社會提供高水平的服務，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功利」跟我的理想衝撞最大

《望東方周刊》：就任復旦校長一年半，理想和現實最強烈碰撞的地方在哪裡？

楊玉良：如果說我的理想和現實衝撞最大的地方，就是切膚地感到，現在的大學在各方面功利主義的色彩都很濃厚。

功利主義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我們在各種學科的設置上，過分強調所謂服務理念。大學應該服務社會，但是如果按我們現在的服務方式，只能是提供低水平的服務。這個功利主義就導致學校內部人文學科、基礎自然學科被淡化—— 而其實它們才是「母雞」，母雞不行了，生出來的蛋水平不會太高。

第二，去開很多班，辦很多新學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賺錢。賺錢是一個客觀效果，但出發點不能是為了賺錢而辦，否則就會把這個學校辦得亂鬨哄。

第三，學生選擇專業非常功利，都是在考慮我出來以後能不能找到一個好工作，而且好的標準就是錢掙得多。

在哈佛大學，如果你是為了謀取一個更好的職業或官位而來學習，就會受到其他學生和老師的鄙視。但是我們這兒沒有這種風氣。我們覺得這理所當然，這就是社會價值觀的迷失。

第四，學校管理和教學工作上也有功利主義色彩。例如，教學到底是要真正教會學生這個學科裡面的精神、學術文化和思想，還是教到學生題目會做就行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

科研上，不應該是為了得獎、增加論文數，而是應該對學術有實質性的推動。現在大家都奔什麼SCI、HI指數，我們現在稱之為科研的「洋八股」。

這帶來什麼後果？現在爭科研經費，大家不顧禮義廉恥；當了點小官，比如院長系主任，最好下面人做的所有的東西都堆到自己一個人身上，這樣可以報院士。這就是我所批判的所謂「才子加上帝王氣」。這種情況屢見不鮮，有些學校甚至是非常嚴重。

我想起以前南開大學的校長母國光所說的話，辦大學就是要辦氛圍，在其中你堅守著大學應該堅守的東西，讓社會看進來有一種純潔感、高尚感。

學術應該有一種「誠篤精神」，對學術有一種誠心、篤信，這種人才能在學術上做出來。為什麼會有「錢學森之問」—— 你想想，這樣一種氛圍下，誰能安心做學問？這是我所碰到的，跟我的理想衝撞最大的地方。

如何培養20年後的中國精英

《望東方周刊》：你覺得目前像復旦大學這樣的中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主要的差距在哪裡？

楊玉良：一是大學的精神和使命感，二是大學的辦學自主權。這兩點如果落實，中國的大學可以成長得很快。

《望東方周刊》：你在與中學生交流時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何培養20年後的中國精英。這是不是目前中國一流大學的重要使命之一？

楊玉良：對。我說這個話是基於對大背景的考慮。

首先，這和我們國家現在的國際地位有關—— 中國現在已經被推向了處理各種國際重大事務的前台，這從目前各種國際峰會和磋商中顯現無遺。

第二，經濟學家說，如果不出現重大問題，中國維持每年8%的增長20年不成問題。想想看，20年後，我們國家會有多大的經濟力量？

第三，國內外很多學者說，大概再需要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一個真正的強國，中國因此必須扮演一個對全球全人類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現在20出頭的學生，20年後就是社會的精英層。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培養的學生，到那時候能不能起到和未來中國國家地位相稱的作用？

現在教育部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有了拔尖人才的培養計劃。但目前還只是集中在自然科學，比如數理化生計算機。

我要強調的是文史哲。為什麼？我說一句非常重的話：一個沒有思想家和哲學家的國家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我們要著重培養世界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學家，這樣中國的世界強國地位才能站穩。

(本文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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