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製作風破壞黨內政治生活 導致黨內民主失衡

核心提示：建國後，封建宗法的家長製作風一度左右黨內政治生活，以致廬山會議參與者李銳悲嘆，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大會上「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廬山會議批彭時，不少同志出於善意曾規勸彭等能「改過自新」。廬山會議前後以至相當一段時期，由於黨內對民主集中以及各項子關係缺乏足夠的辯證認識，集體領導體制未能充分顯示其效率與活力。黨內政治生活異常的教訓表明，如何堅持民主集中制，並始終保持黨的凝聚力與向心力，使黨的決策和實踐納入民主科學軌道，是執政黨所要長期不渝追求的重大課題。

本文摘自《探索與爭鳴》1998年09期，作者：張德順，原題：黨的優良傳統在廬山會議前後的變化

1959年的廬山會議無論是先期的糾「左」，抑或急轉而至的反右批彭，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內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究其原由，有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割裂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係，集體領導體制在實際運行中背離正確軌道等等。筆者認為，由此導致的廬山會議及其後一段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渠道遲遲未能暢通，經濟建設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左右，乃至悲劇頻仍：大躍進、反右傾、三年災害、十年內亂等中國歷史進程就在這些折騰與內耗中，耽擱了許多趕超的美好時光。

一、實事求是作風的失衡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實質是忽視中國國情，為「趕超」激情所驅使的盲動行為。劉少奇同志在1962年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上對此有集中闡述：「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彙報來了解情況，並且輕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實際，或者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彙報，沒有認真地調查研究，有一個時期對於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因而對於某些工作問題不能正確地判斷。」這種背離實事求是的作風同樣體現在廬山會議期間。對於躍進中的失誤，相當一部分人僅僅看成「走得快了一些」，問題與成績的關係比值僅為1:9等等。出於「保護」群眾的積極性而淡化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其結果只能導致決策時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偏聽偏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由於路線本身的不容置疑，任何實事求是地暢所欲言大躍進中的失誤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使彭德懷以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根據實際調查秉筆上書，亦疑有個人「惡」的動機。而實際上，廬山會議前期，在會議討論中，真正客觀、冷靜地研究經驗的空氣不是很濃厚。有一些同志護短，不願多談缺點和教訓，不能虛心傾聽對大躍進的比較紮實的批評意見。正因有如此氣氛，大會亦不可能就彭信所指問題進行卓有成效的討論總結，而倒是深究起彭寫信的主觀動機來，乃至對彭德懷後來貼上了「個人野心」的標籤。至於躍進中的重大失誤諸如關係國計民生之大事僅視為「頭髮卡子」一類小事，這種輕描淡寫的認識實際上轉移了全黨及全民的注意焦點。筆者認為，這是因集中反右過度沉浸於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放棄了對實際問題嚴重性高度警覺的結果。由於反右，對路線不可動搖的思維定勢深深左右了全黨，短時間內難以自拔；對彭等人的批評更升格為路線鬥爭、階級鬥爭，從而導致把清洗和迫害作為處理黨內爭議的主要方式。特別是對彭德懷等人的處理決定更使糾「左」演變成令人心悸的政治鬥爭，求實者被貶，諛媚者官運亨通（如林彪之流）。名為維護黨內團結，實質上人為破壞了團結，所以問題癥結不除，講真話，辦實事則很難蔚然成風，以後又導致左傾思潮繼續發展升級。1962年七千人大會，黨中央雖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基調依舊，三面紅旗的正確性仍是進一步決策實踐的根本依據，我們犯的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多快好省本來是對的，但我們沒有全部照著做，沒有做好。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對大躍進及三年困難的認識完全是因為「左」的困擾仍然停留在表淺層次的總結上，始終忽視從路線制度及對實踐全過程進行反省，這也說明黨的領導一旦越出民主求實的軌道，其決策與指導必然陷入主觀、教條的盲區。

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失衡

廬山會議期間以及其後相當一段時間，黨內政治生活中還不恰當地使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方式；甚至別有用心之人如林彪等，借批評之名行破壞黨內民主和團結之實，使黨內正常意見分歧人為地轉化為宗派鬥爭，以致鬥爭升級。劉少奇在1959年曾指出黨內這一不正之風，「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人，他們口頭上並不反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在實際行動上都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能適用於別人……借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名義來削弱和破壞黨的紀律，從而削弱和破壞黨的團結和威信。」如不從團結出發，不以團結為根本目的，則批評與自我批評勢必喪失其固有的價值功能與實際意義，這在廬山會議上更直接地顯現出來。在糾左和批彭的過程中，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適用範圍上因人而異地取了雙重標準，即批評只適用於反擊對方；自我批評更多地是文過飾非，旨在推卸責任。所以說廬山會議上的批評不是辯證統一的，而是被人為地割裂了。儘管當時有不少人對彭的觀點持有同感也不得不違心地加入批評者的行列，使彭成為眾矢之的。薄一波同志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說句心裡話，在他受到嚴厲批評後，我已全然沒有這個膽量去如實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了，事實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參加了對彭德懷等同志的錯誤批判。」這說明了當時會場上民主空氣的嚴重匱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由於被歪曲而讓位於一言堂。

由於被批評者喪失了批評的權利，而自我批評也絕不可能是發自肺腑的，只能是採取「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在眾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毀滅自己。」至此，批評與自我批評被演變成政治批判，同時摻雜了個人恩怨、感情等因素；民主的集體領導原則讓位於個人主觀意志決斷；黨內團結讓位於宗派主義。如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論及與彭之關係時指出：「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跟我兄弟也是這樣。」以後，黨內政治生活更加異常起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遲遲未能恢復，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正是廬山會議前後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與濫用批評武器的真實結果。

三、群眾路線的失衡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而致的系列失誤，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些部門、組織缺乏調查研究、脫離群眾不無關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得一些人在成績面前不能自謙；由農村走向城市管理的轉變使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排斥了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之風，「左」的狂熱取代了實際工作的民主科學精神。毛澤東同志曾直言不諱地指出：「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僚做大了。」

1958—1962年間的群眾路線在實際執行中已變異為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戰爭年代曾一度奏效的發動群眾的方式，被簡單移植到和平建設時期，並冠之以堅持群眾路線，甚至創造了「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方式。其結果不是導向經濟、政治變革的互動的良性循環，而是雙方相脫節的災難性後果。另外，盲目利用新中國建立後廣大群眾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飽滿情緒，不注意切實保護這種熱情和積極性，以至沒有一種相應的間歇，人民將會頭昏腦漲，精疲力盡。……領導窮於應付，根本無時間通過群眾反映或幹部調查研究的途徑，去真正了解這些變化的效果。這樣計劃將可能泡湯，錯誤不是被糾正，而是可能被諒解，或進一步得到加強，發展到極端時，這種不斷革命論將成為對群眾路線領導方法的一種粗暴踐踏。因此，只注重轟轟烈烈的空洞排場，是典型的冒進和盲動，這種形式主義必然與命令主義、主觀主義歸於同路，從而陷入脫離現實的彎子，使全民沉醉於樂觀的創造奇蹟的幻想中。

在廬山會議上，對群眾路線的理解偏差更令人無所適從。彭德懷通過實地考察，對躍進中的失誤進行了小結，向黨作了彙報，這是我黨長期堅持群眾路線傳統的要求。這一合理舉措被指責為潑群眾運動的冷水，是右傾主義的重新抬頭，是對繼續躍進的干擾，這種邏輯在當時天經地義地為相當一部分人所認可，大躍進、公社化、大鍊鋼鐵等極其自然地戴上了走群眾路線的美麗光環。劉少奇同志在1962年對此批評道：「有些同志，醉心於那種表面上轟轟烈烈的實際上脫離群眾和違反群眾利益的所謂群眾運動。」

由於缺乏對群眾路線及工作方法的深刻認識與正確把握，不恰當地採用群眾運動方式；對經濟規律深入探討不足，使群眾路線在具體實踐中扭曲變形，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黨的領導遊離於群眾之外。毛澤東同志曾言，群眾路線「有一個時候可以說沒有。……過去一層聽一層，一級聽一級，橫直是那麼聽，就是不聽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意見可難反映上來，」從而失去了群眾的民主監督；並將個人意志貼上了群眾路線的標鑒。結果最終「損害了群眾積極性，損害了黨的威信。」

四、黨內民主空氣的失衡

建國後，封建宗法的家長製作風一度左右黨內政治生活，以致廬山會議參與者李銳悲嘆，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大會上「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廬山會議批彭時，不少同志出於善意曾規勸彭等能「改過自新」。老帥們更是語重心長：「毛澤東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可見個人代替集體處理黨務的行為已被相當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廬山會議的批彭決定順理成章地寫上：全體同志「暢所欲言」，意見高度一致，「團結」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滿意」的氛圍中結束了曠日持久的會議，全國則繼續吹響躍進的號角，為「趕超」而努力。

廬山會議上許多人並不就彭信所反映的問題本身進行議政，而是以領袖在關鍵時刻一貫正確的定論出發，關注的是如何「維護」領袖個人威信而置集體領導原則於不顧，這樣的事實是頗耐人尋味的。這種神化領袖的極端做法難以保證黨和人民在憲法和法制範圍內有序健康的政治生活，以及在實踐中必然釀成十年內亂等踐踏民主與法制的悲劇。

綜上所述，廬山會議前後以至相當一段時期，由於黨內對民主集中以及各項子關係缺乏足夠的辯證認識，集體領導體制未能充分顯示其效率與活力。黨內政治生活異常的教訓表明，如何堅持民主集中制，並始終保持黨的凝聚力與向心力，使黨的決策和實踐納入民主科學軌道，是執政黨所要長期不渝追求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