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憲庭：我現在特別想離開宋庄

栗憲庭聲稱己離開了藝術界，但其實他早己成為當代藝術的一個標誌，包括他那標誌性的花白頭髮與樸素的身影，總會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令人感到一種親切與踏實……

您近些年參與的展覽並不多，基於怎樣一種出發點，策展這次常宗賢先生的遺作展？

栗憲庭：主要還是因為我跟常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另一個常先生、包括去年我策展的于振立先生，他們身上都有非常豐富的經歷，他們40年代出生，經歷了當代中國變化激烈的各個時期與各種運動，從接受蘇聯現實主義，到接受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通過他們的藝術生涯，可以反觀整個社會對藝術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他們一直在尋找藝術和社會之間的結合點，這種東西是我想傳達的。

您曾經說過不想再做展覽了，現在一般什麼樣的展覽找您，您會接受？

栗憲庭：現在更多是「友情出演」，我基本上離開藝術界，現在主要做獨立電影這一塊，工作量很大，有很各種困難。

雖然您說離開藝術界了，但相信您還是會接觸藝術家和藝術作品，過去一年，您看到了什麼令您感動的新作品和新展覽嗎？

栗憲庭：我現在不太關注藝術圈，看得不多。去年有一個藝術評獎，在三亞那邊做的，張子康他們策劃的，讓我去做評委會主席，那是朋友邀請，我過不了人情關，另外一個，參展的都是年輕人，我覺得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看看年輕人的作品。還有就是三亞也沒去過，順便去玩一趟，也就接受了。在評那個獎時，無關小組和李燎的作品比較吸引我，他們都關注社會最敏感的一些問題。這個與電影有共通之處，昨天晚上我剛看了《天註定》，賈樟柯的立場有問題，左右不靠，但他其實是把最近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敏感的社會事件，串到一塊作為背景，來表現人的生存、心靈出現的問題，充滿了暴力。回過頭來說無關小組與李燎的作品，我覺得他們都在介入社會，我看到行為藝術在他們身上發生著變化，90年代，中國行為藝術非常強調自虐，運用身體、肢體的語言、像張洹、馬六明這樣一批人，而現在年輕一代藝術家的行為藝術特彆強調介入社會和公眾視角，非常具有事件性，我覺得這算是比較觸動我的一點新東西吧！

2013年被稱為「水墨元年」，您怎麼看當下的水墨大熱？網上還有一篇您專門抨擊當代水墨的文章，那個是您寫的嗎？

栗憲庭：那並不是我去年寫的文章，不知道誰把我過去寫的文章，中間提到水墨市場的一段摘出來了，原來的題目叫《文人精神與水墨的當代性》，剛才你說的那篇文章的題目不知道是誰後加上去起的。水墨市場一直是一個黑市，官商交易的法碼，水墨本身成了一個利益交易的證券，這誰都知道，但沒有人揭示出來。

您曾經提出一個建立藝術品平價市場的想法，您覺得藝術品真的可以走向大眾化的消費市場嗎？

栗憲庭：我覺得可行，現在好一點的裝修品、行畫這些也需要花幾千塊錢，藝術家的畫為什麼不可以賣幾千塊錢呢？一幅小一點的作品，賣幾千塊錢，按照藝術家的工作量來算，其實是合理的，如果我是藝術家，我就覺得挺好了，最起碼可以養家活口，這個市場其實是潛在的，就是沒有做好。張曉剛他們的畫，當年就是賣一百美金，那個時候實際上算是國際的平價市場。

去年您策展了于振立個展，在展覽前言里，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自逐正是還原了他一生創作逐漸隱退的過程，這對當下的藝術卻是一束亮眼的逆光。」這次，您為常宗賢先生寫的展覽文章里，您也提到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問題，對批評家的您來說，這個「達」與「窮」的選擇問題，困惑過您嗎？

栗憲庭：中國的「士」實際上儒家文化系統里的一個概念，入世要做官，做不了官的要獨善其身，所以叫「內聖外王」，但實際上這個是不可行的，你要內心要做個聖人，你是做不了一個好官的，這實際上中國文化本身的問題，現實的官場實際上控制在利益結構中的，我很早就寫過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分裂人格的文章。但我後來想，這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語言本身，中國的語言是對偶的，有「入世」、就有「出世」，對過去的文人，當然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但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不存在，你藝術家關心國家大事，也不是搞政治，他就是尊重自己內心的感覺，不一定所有的藝術家都是關心政治，花花草草或者什麼東西，也可以憂人生，跟憂天下是一樣的憂慮，不是像我原來想像那麼絕對。但我還是堅持藝術家對社會要有良知，但良知不是涉入政治，是一種「不平則鳴」的精神氣度。韓愈當初提「古文運動」，他痛恨唐以前的奢華的文風，提出還原古文，這很像文藝復興，借回溯古希臘、古羅馬來改變當時的現實生活，韓愈他們也是希望借漢魏文化來借古諷今，來表達一種人道情懷。我還是主張藝術家要具有人道情懷，才能具有當代性，藝術不能是無病呻吟。

面對一些限制，您的態度一直很平和，這種平和出於怎樣的一種信念？去年的獨立電影活動被查封后，有一些參展的藝術家被警察帶走了，這個活動您以後還會接著舉辦嗎？

栗憲庭：辦，最近在想各種辦法，盡量不衝突，衝突了對誰都不好，對我們不好，對警察也不好。以前看到警察會憤怒，但憤怒不解問題，傷害的是自己，我這幾年常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也常跟他們聊天，他們也是人，他們的這份工作也得來不易。就好像我們在國外生活，大家開車都讓著走，而在國內，好像我搶在你前面了，我就比較牛，這是價值觀出現問題了，我在想是不是因為中國的個人被社會壓制太久了，所以會這樣。其實，個人是在尊重別人的時候才有價值，現代哲學把個人太過強調了。

您這些年將精力從藝術批評轉向獨立電影，是什麼吸引了您對獨立電影的興趣？

栗憲庭：我做獨立電影其實不是出於興趣，因為很多做獨立電影的人是從藝術圈轉過來的，他們其實非常艱難，我想給他們搭建、維護一個平台，所以場都有名利場，我不想深入到那個裡面去，但我要做一個義工，找錢、找地方，幫他們跟領導打交道、跟警察打交道。我更多是一個社會工作者，我所有的工作還是出於社會責任。

關於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整個脈落、背景，線索，我相信您是最核心的當事人，您好像從來沒有出版過相關的著作，在您晚年，您不打算系統的寫寫美術史嗎？

栗憲庭：好多人跟我說這個問題，說你都這把歲數了，怎麼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應該好好寫寫書了！但我真的苦於沒有時間，每天家裡都是一撥一撥的人，根本沒有靜下來的大塊時間。再一個呢，「批評」和「史」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我如果轉到寫美術史要看我有沒有這個能力，這個必須長時候安靜的思考，現在我被打斷的太多了，我不滿意像呂澎那樣羅列資料的寫史，從93年起，我開始講這一百年來的藝術思潮，「史」是找到歷史轉折的充分的理由，但關於近一百年來的藝術發展，有些環節和細節我至今沒有搞清楚。比如近現代美術史上的一些語言問題：寫實，翻譯就有錯誤，西方的「現實主義」 (realistic)被中國翻譯為「寫實」，因為中國的語言有對偶的情結，對偶使中國語言有些趣味，但犧牲了一些真實的東西，比如為了「寫意」，提出「寫實」，康有為是個傳統文人，他最早提出了這個詞，那麼成為一個概念，但實際上，寫實和現實主義是有差別的，現實主義並不強調「寫」的感覺，「寫」的感覺是後來的表現主義，它很主觀化了，而現實主義強調的是再現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翻譯上的問題帶來標準的問題，比如回頭看徐悲鴻的許多作品，其實是很不現實主義的，有些是像征主義的，包括《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這些，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自己要說明白其實需要花很多功夫。

梳理近一百年的中國藝術，這樣一件事情，在您有生之年一定會做嗎？

栗憲庭：我是想做，但不一定能做成，人生無常。人總是被一種力量牽著走，不是你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比如我現在特別想離開宋庄，但我走不了，上有老下有小，我又不是富翁，買不起房子。

您有點就像宋庄的「定海神針」，連您都想離開宋庄，宋庄的藝術家聽您這麼說該多失望。您覺得宋庄的未來方向在哪兒？

栗憲庭：宋庄就像北京一樣，看起來髒亂差，什麼人都有。但其實你真的長時間呆在這裡，就會發現這裡有很好的詩人、音樂人、電影人，但浮在外面太多亂七八糟的東西了，所以我一方面討厭，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讓我感到欣慰。我覺得不管情況多惡劣，宋庄的藝術有多爛，但是藝術家作為手藝人，他們也要吃飯，從行業的角度來看，藝術本身要形成市場，而不是依靠地產。

對年輕藝術家說點什麼吧？

栗憲庭：那次宋庄有個小孩砍手，有記者給我打電話，他們肯定是想讓我說一下宋庄，但我想這樣的事情我怎麼說都不合適，在西方相對民主、富裕的社會也有這樣的，不能說在中國，這就成了社會和環境的問題。後來我說：除了悲傷我無話可說。我在西方看到很多藝術家都很艱苦，畫賣不掉就要打工，對於藝術家來說，最好的時代也不能保證你一畢業就能靠賣作品養活自己，你選擇了就要認，自由不是一個環境的問題，自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擺脫束縛的能力問題。

在您這把歲數，覺得我們這個社會變化大嗎？

栗憲庭：我前幾年看過漢學家孔飛力的一本書，談清代的社會政治，對照下來，我覺得今天的中國跟清代本質上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不相信盛世的說法，我也不相信不要現在這個政府會有一個更好政府，一個人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沖這個社會去發泄，每個人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小環境做好，大環境會慢慢的變好。

您個人的生活呢？一年一年的有變化嗎，現在最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栗憲庭：沒什麼太大的變化，就是越來越老，想找到個地方躲起來，但無處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