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里的。」

最近在看蔣方舟的《我承認，我不曾經歷滄桑》一書，其中有一篇名為「記錄本身，即使反抗」的文章中有這樣的一句話，給我留下頗深的印象，值得深思。

「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里的。兩者的關係頗像魯濱遜和星期五——一個是另一個的僕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個是另一個人的敵人和朋友。」

我不是作家，但尚可算作是在寫者的範疇之中吧——我也願意以此自居。同樣在小說的體裁中，對於「兩個自我」的說法，介於自己正在寫小說的我，也有同樣的體驗和感觸。

小說，許多人都會用虛構文學一詞來形容它。但是我們更確切的說，小說只是虛構文學的載體之一，而並非代表小說內容純屬虛構。小說的故事情節往往是由真實事件通過文學加工的手段來再度演繹，來盡善盡美的闡述作者的真意。

更直觀的表達或許可以這樣說：在同一副骨架上，披上嶄新的血肉，穿戴著美艷的面具，用花言巧語，流露著真情實意的寫作手法，就是小說。

世人愛美女，也愛小說，譬如那些寫小說的人。

如果問你：看過哪些世界名著？看過俄羅斯（前蘇聯／俄國）的什麼名作？看過法國、英國的什麼佳作？

我相信，在你得絕大數回答中，甚至有的人會是全部回答中，會是小說體裁。

在我看來，小說在文學體裁之中的地位，可以用樂器之中的鋼琴——樂器之王——來比擬吧。

理由甚是簡單，雖然認識是有些粗淺的。小說篇幅可長可短，短至千字，長至百萬字；表達方式不受限制，可以對話，可以白描，亦是抒情；內容選擇，可真可假，虛虛實實，猶可達意。

而正是因此，小說中的「我」，終於覓到一處沒有牢籠束縛的凈地，可以肆無忌憚地呼吸著自由的氣息。

拋開上學時的課本，我最先接受的文學養料，主要來自小說和雜文。如果讓我說，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對於同一個想要表達的觀點，用八百千字的篇幅，直觀的、正面的來批判的，是雜文；而用一個詳盡的故事，隱晦的、側面的的來闡發，是小說。

那麼，「實際生活的我」和「小說里的我」又差幾何，價值何在呢？

那就不得不說關於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了。

蔣方舟說，作家沒有改造社會的義務——他們絕大多數時候也沒有那種能力。

這句話說的很好，很客觀，很中立，但我還品讀到了傷感與無奈。

文學應該干預政治，直至政治不在干預文學為止。——布羅茨基

然而我對於布羅茨基的這種觀點，只能認為是一種太過理想的口號，但其表達的方向我是認可的。

自建國以來，「文學服務於政治」的基調基本沒有變過。轉眼再看現在，2016年2月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更是提出了「黨媒姓黨」的要求。關於哪些屬於「黨媒」在社會中也引起過一定的討論，但總結網上的觀點，基本可以歸為兩種:一是狹義的說法，黨媒只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和中央廣播電視台；一是廣義的說法，中國的所有新聞媒體均是黨媒，因為我國從紙質發行範圍來講，只分市場性媒體和非市場性媒體。我認為，更多的人，更傾向於後者。

眾所周知，社會輿論應當在國家、社會的運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監督者。社會輿論體現的是公眾的話語權，甚至可以說是憲法權利——言論自由權的行使的重要載體。如果國家控制/引導社會輿論，將會怎樣？

被監督者將失去重要的外部監督，反腐倡廉只能憑藉被監督者的自覺。社會輿論不是真理，但往往代表民意，如果社會輿論的風向被引導，便會成為空談。

在此背景下，文學的價值在此得到彰顯。

在我讀過的有限書籍中，給我深刻印象的，一是魯迅，一是王小波。

魯迅是每個人中國人都很熟悉的作家。簡單概括他的寫作風格，我認識是以文章為利劍，集文學性與批判性而統一的針砭時弊。我相信這也是魯迅被稱為革命戰士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曾對魯迅的直接評價是：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額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像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

當然那時候的敵人是外部矛盾。

魯迅之所以能成為我們口中的魯迅，正是因為他敢於直言敏感尖銳的社會問題、直達所有人的痛點，他絕不嘴下留情，為的是喚醒那些冷漠和墮落的人們。但這一切，都源自魯迅對於國家和社會的一腔熱愛。

再說王小波，我僅僅讀過他的一部作品——《沉默的大多數》。這本書中對於文革時期情景的描寫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樣是諷刺，但和魯迅相比，那真的是溫和了太多。那我認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當時社會對於文革時期的可批判性的包容性，在20年代末，亦出現了大量批判文革時期的文章，在此我關注的僅僅是這種主題的出現，而非該書本身。

魯迅在當下實際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因為有些人認為大家大可不必要再去讀魯迅的文章，再去緬懷他，因為魯迅的文章早已過時了。而我認為讀魯迅的文章的必要性是當然的。就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早在討論入憲之際，曾有人要求修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歌詞，新中國成立了，中華民族不在處在危難 的時期，但最後，還是更多人堅持了保留歌詞，理由很簡單，就是要讓國人，銘記歷史。

這和讀魯迅的文章又有什麼不同呢？

魯迅所處時期的某些矛盾或許已經消滅了，但不代表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完美了程度，不僅如此，反而又會隨著時代的發展，生髮出更多的矛盾，這依然是待我們每個人去奮鬥解決的。

每個作者都處於一個現實的社會之中，每個人都無法迴避和脫離社會中的政策與意識形態的問題。每個作者無論書寫著哪種文學體裁的作品，都要接受社會的考量，或風靡一時，或湮沒在喧囂之中。

而現在像魯迅一樣「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的文章也是少之又少，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政治和文學的關係又一直都是那樣的曖昧。

詩總是被作為抒情的代表體裁。就以《詩經》舉例，《詩經》收集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的詩歌，反映了大約500年間的社會面貌，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對貴族間的交往、社會勞逸不均、反壓迫、反欺凌的怨憤，而其中能被我們所熟知的往往卻僅是部分描寫愛情的篇章。然而據後人分析，《詩經》中所描寫的男女之情恰是暗喻君臣關係。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政治家們，往往都具備著另外一層身份——文學家，譬如，曹操、毛澤東。而他們的大量文學作品並非是成為當權者後才創作的，恰恰相反，是在他們作為「革命派」階段所創作的。他們的作品中飽含為民請命的夙願和救苦救難的願望。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放到當今社會，我們大可不必再談什麼「革命」，因為我們需要的僅僅是「改革」，這才是最切實際的。

一個社會中的文學和政治的體量應該是大致平衡的，在現實之中，政治體量也可以略大於學問，我認為這也是健康的狀態。如果政治體量完全的強壓文學，如前文所講，公眾的話語權將名存實亡，猶如回到了俄國控制下的白色恐怖年代或者是中國古代的文字獄時代，這是極其恐怖的，那個時候的人們，每天都將帶著口罩，哪怕是睡覺的時候，都怕自己會說什麼夢話。如果文學體量強壓政治，雖然公民的話語權將會充分得到保障，但是首先將會擊垮的，可能會是一個國家的司法機關，社會輿論導向控制著司法取向，政府的管理職能的執行就會大打折扣，影響的將是整個社會秩序，絕對不可小覷。

不可否認，向公眾揭露社會問題是一件極需勇氣的事情，我們很多人都無法像魯迅那樣無所顧忌的「罵醒」國民甚至是政府。中國老話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也有後語說「槍打出頭鳥」。文學創作或許是最可兩全的選擇。

從古至今，有國內到世界，文學一直都是充當著「發聲利器」的角色，在揭露社會問題、喚醒國民、敢於改革方面，於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期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作者塑造了文學作品中各型各色的人物和故事，但其目的終將是要表達其深藏在內心的聲音。作者往往是把真實的「我」，先「精神分裂」，再分別灌輸到幾個人物角色之中，下筆描寫故事，便時常會有寫日記的感覺，好像一切都是自己經歷過的一樣。而在政治體量遠大於文學的時候，小說，或許是「發生利器」中的佼佼者了，源於小說往往被定義為虛構文學。

政治家總是認為文學家是社會動亂的額煽動者，殊不知在文學家心中有著更加至善至美的社會藍圖，反而文學家往往也感受不到政治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利益鬥爭與無奈，但不可否認的，兩者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力量，他們的反抗，亦是來源自他們對於社會的熱愛與期盼。

【無戒21天寫作訓練營 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