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余英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
07-27
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年,中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已為西方文化所震懾,開始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失去信心。西方理論代表普遍真理的觀念在這個時期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所以連國粹派的一位重要作者鄧實也形容當時知識界的風氣說,「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雖已開始把中國文化的內核改換成西方的價值,但畢竟還要在古代經典中費一番心思,而且這種改換究竟不可能徹底,許多先秦的觀念因此也得到一番現代的詮釋,使古典孕育出新義,這和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者重新發現希臘羅馬的古典頗有異曲同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當時知識分子在「國粹」兩字的掩蓋之下,繼續認同於中國的古典文化。「五四」時代的人已大不相同,他們基本上反對以中國的經典來附會西方現代的思想。而且他們老實不客氣地要中國的經典傳統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觀念取而代之。不用說,「五四」的知識分子已不肯再向中國文化認同了。大致說來,「五四」初期,中國文化還沒有遭到全面否定;但到了後期則中國文化已成為「落後」的代名詞了。初期可以胡適為例。胡適自始至終對於中國傳統都保持著相當的尊重。他受到《國粹學報》的影響,認為中國傳統中也有「理性」、「自由」、「對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份。他強調中國接受現代新文化同時也是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獲新生,而不應該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國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來,正是由於「國故」中也存在著現代價值的內核。這是他一直堅持用「文藝復興」來稱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原因。「五四」後期的態度則可以魯迅和聞一多的某些言論為代表。青年人向魯迅提出讀書的問題時,他的答案是:中國書越少讀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讀;要讀便讀外國書。聞一多在40年代更為激進,他宣稱自己已讀遍了中國古書,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他又說:他在中文系任教,目的是要和革命者「裡應外合」,徹底打倒中國舊文化。後期的人往往把「五四」看作是「啟蒙」,這當然是指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其間的差異之大是不能想像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輕輕放過,以為這不過是借用西方史上的不同名詞而已。「復興」還表示中國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發掘的東西;「啟蒙」則是把中國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18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它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而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激進的知識分子挖空了中國文化的內涵,然後用他們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種西方意識形態填補了這個空隙。但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總之,這幾個階段清楚顯示出: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從局部修改發展到全盤捨棄,對西方文化則從局部吸收發展到全盤擁抱。尤其重要的是:自「五四」以後,中國人(至少是知識分子)逐漸建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以為中國文化傳統是現代化的主要障礙;現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須以徹底摧毀中國文化傳統為其前提。「五四」所提倡的新文化或新思潮自然是有重大意義的事。但是新思想的建設沒有捷徑可循,只有長時期的沉潛研究才能取得真實的成績。歐洲啟蒙運動足為我們的榜樣。西方的科學、哲學、文學、史學在整個啟蒙時代(18世紀)都有突破性的發展;這種發展最初限於學術思想界,但不斷地擴散到全社會。正是由於這一精神基礎的建立,才有18世紀末葉的西方民主革命。「五四」時代提倡「科學」和「民主」始終未曾超過喊口號的階段。對於西方科學和民主背後的文化成份——宗教的、哲學的、歷史的等等,我們的知識幾乎是等於零。我們不應該責備中國知識分子「膚淺」,因為這是近百年來大環境不容許人們潛心研究(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心態)。然而「膚淺」確是事實。所以我們對「民主」、「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其實大部分是中國舊觀念的現代化改裝。中國知識分子拚命想擺脫傳統、擁抱西方,但始終未能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他們的建築材料(從語言到觀念)全是從西方輸入的,然而建築師並沒有真正深入過西方式的建築物,更不了解其內在結構和關係,所以造出來的仍然是中國式的房屋。通過中國傳統的思想格局去接受西方文化並不限於社會主義一項,其它如「民主」和「科學」也未嘗不如此。問題是現代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是要即學即用的,以數億人的大國任意作西方某些觀念的實驗場所,一旦失敗了,其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在1959年,陳寅恪曾經問周揚:為什麼半年以前新華社廣播說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後來又說學生應該向老師學習?周揚回答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陳寅恪不滿意這個答案,他認為實驗是可以的,但尺寸不能差得太遠。陳寅恪和周揚之間的分歧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一個是對中國文化有最深切體會的史學家,一個是自信已得到「西方真理」——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因此前者不免憂慮尺寸差得太遠的觀念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傷害,而後者則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國實驗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依時間推測,陳寅恪所深以為憂的恐怕還不是學生比老師更能教學的問題,而是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一類大規模的實驗正是從誤解或歪曲馬克思主義而來(這些實驗在當時都是有所謂「經典」根據的,如「公社」即借用「巴黎公社」之名)。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下要求以西方「真理」來徹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國。康有為《上皇帝書》便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心態,一直到今天都還不失其代表性。 *說明: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6年至61年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先後擔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知名的中國史學家,著作等身。本文以及後續兩篇均輯錄自余先生的學術文集《論士衡史》一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標題為筆者所加——中山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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