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 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

07-27

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

——蔡昉

文 |蔡昉

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絲綢之路研究院理事長。

本文共計11974字數，閱讀約需要18分鐘

摘要

隨著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提高為特徵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以及以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為表現的「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從經濟增長理論、國際經驗和中國現實等角度進行的研究發現，中國亟須通過政策調整，形成國內版的「雁陣」模型和「創造性毀滅」的政策環境，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並且從技術進步和體制改善中獲得更高效率，以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向全要素生產率支撐型模式的轉變。

在經過「劉易斯轉折點」並且「人口紅利」面臨消失的情況下，中國通過勞動力在部門間的轉移所獲得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以及勞動力無限供給所贏得的穩定的資本報酬效應，都將逐漸消失。按照理論預期，中國的必然出路是把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特別是與技術進步有關的生產率基礎上。然而，正如在其他國家相應的發展階段也曾出現過的，在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程度比較深的情況下，面對比較優勢的變化，政府最容易做出的反應是，試圖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冀望以此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這種努力往往遭遇到資本報酬遞減律的報復，並且導致其他的政策失誤。

本文討論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後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途徑。在分析中國面臨挑戰和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向新古典增長階段轉變的任務，即通過政策調整，形成國內版的「雁陣」模型和「創造性毀滅」的政策環境，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並且從技術進步和體制改善中獲得更高效率，以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向全要素生產率支撐型模式的轉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

一、資本報酬遞減律

漢森和普雷斯科特通過把馬爾薩斯增長與新古典增長統一在一個模型中，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單一經濟模型及其假設，同時承認在馬爾薩斯式增長模型中，土地要素起著重要作用，而新古典模型可以捨棄這個要素。但是，這種兩個增長模型在時間上繼起以及空間上並存的分析，因沒有包括青木昌彥所概括的處在中間形態的發展階段，忽略了「人口紅利」在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從而在解釋中國這樣典型二元經濟發展模式時，仍顯得捉襟見肘。關於這一點，經濟學家圍繞東亞模式所展開的爭論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世界銀行於1993年在其東亞地區報告中首次提出「東亞奇蹟」的表述後，經濟學家圍繞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展開了爭論。不同觀點所依據的經驗證據，主要是對於東亞各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結果。例如，依據劉遵義和揚等人的定量研究，克魯格曼認為，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與蘇聯計劃經濟時期的增長模式並無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的投入，而缺乏生產率的進步。其具體表現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終究會遭遇報酬遞減而不可持續。

並非所有的經驗結果都支持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這種觀點。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的相關研究，所得出的關於亞洲「四小龍」以及東亞其他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差異巨大，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例如，根據揚的估計，新加坡在1970—1985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0.1%；而馬爾蒂的估計則是，該國在1970—1990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1.45%。因此，依據這些經驗研究所得出的政策結論更是大相徑庭，以致有的研究者對這種通過計算全要素生產率，並以此為依據評價東亞增長模式成敗得失的研究方法，產生了懷疑，認為需要改變對於現實經濟增長解釋的一些錯誤出發點。

克魯格曼關於東亞模式不可持續的預言，終究沒有成為現實。相反，亞洲「四小龍」全部進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並且成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典範。之所以出現這種理論預測的失誤，原因之一就是克魯格曼等學者沒有注意到「人口紅利」的作用，而只是按照西方國家勞動力短缺、資本報酬遞減等假設做出判斷。其實，由於這些經濟體人口結構的快速轉變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和撫養比降低，產生了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這一方面可以通過勞動力在部門間的轉移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在獲得較大的技術進步貢獻份額之前，因勞動力無限供給而不會發生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從而使高速經濟增長得以在較長時間內持續。

緊隨著這個爭論之後出現的關於「人口紅利」對東亞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恰好是對傳統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有益擴展。此外，隨著計量技術和數據的改進，人們發現，東亞國家和地區既有高投資，也不乏技術進步，而且，通過外向型經濟發展，得益於從進口設備和引進外資中獲得效率更高的技術和管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有明顯的加快趨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漸提高。

根據相同的邏輯，當「人口紅利」消失之後，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日益普遍化。這時，不僅繼續依靠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可持續，而且一味用提高資本勞動比的辦法改善勞動生產率，也會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的困擾。如果不能夠把經濟增長轉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的軌道上，減速乃至停滯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如日本的情形）就不可避免。

對於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來說，一個經久不衰的課題，就是探索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在只看到馬爾薩斯和索洛兩種增長模式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模式從前者向後者的轉換，主要表現為在新古典增長情形下，土地要素的作用不再重要。而如果在其中加入一個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則這個時期最富有特點的是「人口紅利」的作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固然可以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但這種「人口紅利」終究是有限的，隨著人口增長轉變階段的到來而必然消失。歸根結底，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是可持續經濟增長經久不衰的源泉。

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之一。物質資本的投入快於勞動力的投入，從而企業和產業的資本構成提高，通常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現實中，這就表現為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企業購買更多的機器來替代勞動。但是，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困擾。這裡所看到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是指在勞動者素質不變的情況下增加設備，由於人與機器的協調程度降低等因素，生產過程的效率反而下降的情形。雖然新機器和設備也蘊含著新技術，但是，這裡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不是技術進步。

近年來，推動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因素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1978—1994年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間的31.8%，並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2015年間的28.0%。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增長所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的升高。在上述三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45.3%提高到64.7%，並預計提高到65.9%。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全要素生產率系指，在各種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這一勞動生產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資本報酬遞減的不利影響，是長期可持續的，實為經濟增長經久不衰的引擎。作為殘差的全要素生產率，由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觀生產效率兩個部分構成。事實上，改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秘籍，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這兩種效率的持續改善，並提高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來說，迄今中國經濟增長中表現出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構成部分是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所創造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及上述轉折的特點看，未來經濟增長不僅要求開發新的全要素生產率源泉，也需要並且有可能繼續挖掘全要素生產率的傳統潛力。

二、國內版「雁陣」模型

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或者高度化而獲得的。例如，勞動力和其他要素從生產率低的產業向生產率高的產業轉移，就是部門間資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門內部也可以形成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現為生產率最高的企業得以擴大，因而效率高的企業規模較大，成長也更加迅速。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資源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甚為顯著。實際上，人們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在計量經濟學的意義上，部分體現在這個貢獻份額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隨著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繼而「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也將大幅度減慢，這個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貢獻率會有所降低。相應地，微觀生產效率的相對貢獻率需要得到提高，否則便難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這並不是說，這一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就沒有繼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作用潛力了。

從表面上看，與「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相關的「民工荒」現象的出現，以及非熟練工人工資的迅速上漲，預示著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在中國的終結。必然的結果似乎是：第一，遵循「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二，勞動力剩餘程度降低，因而勞動力轉移速度減緩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源泉逐漸耗竭。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由於對中國特殊性缺乏足夠的理解，因此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成為現實。

預期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向其他國家轉移的理論依據是所謂的「雁陣」模型。該模型的形成和完善經歷過幾個階段，主要由於赤松、大來、弗農和小島等人的貢獻，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關於產業在國家和地區之間轉移的理論解釋。這個模型起初用來描述日本作為一個後起經濟體，如何藉助動態比較優勢變化，完成「進口—進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趕超過程，以後則被廣泛用來解釋和理解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即以日本為領頭雁，按照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勞動密集型產業依次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東盟其他國家以及隨後的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

在該範式的擴展版本中，首先，這個模型繼續保存了隨著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比較優勢的相對變化，產業在國家和地區之間轉移的本意；其次，雁陣式的產業轉移是由與產品生命周期相關的特徵決定的，從而隱含著與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相關性；再次，解釋範圍被擴大到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即該投資活動也遵循相同的邏輯在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最後，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發展階段、資源稟賦以及歷史遺產等方面的巨大差異，被認為是具有雁陣式的相互繼起關係的關鍵。

從這一理論及其經驗出發，在勞動力成本持續提高的情況下，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也的確已經發生。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和國土面積，以及國內各區域間在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上的巨大差異，我們可以預期，直到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達到相等，即商業化點到來之前，農業勞動力都有向外轉移的餘地，因而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區域間的轉移，會更多地發生在中國國內各地區之間，即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可見，至少在今後10年到20年中，即便對於第一次「人口紅利」，也仍然有潛力可供挖掘。

撇開中國地區之間巨大的發展差異不說，僅人口轉變的差異就可以為上述論斷提供有力論據。由於生育率下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中國地區之間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也導致中西部地區在人口轉變過程中處於相對滯後的階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死亡率）為5.05‰，東部地區平均為4.68‰，中部地區平均為4.73‰，西部地區為6.78‰。

但是，由於人口流動的因素，三類地區在年齡結構上卻無法顯示這種人口轉變的差異。例如，2010年全部1.53億離開本鄉鎮6個月及以上的農民工中，中西部地區佔68.2%，其中跨省流動的農民工比例，中部地區為69.1%，西部地區為56.9%，大部分流向東部地區。按照常住人口的定義，在城市居住6個月及以上的外來人口，通常被統計為勞動力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由於95.3%的外出農民工年齡在50歲以下，這種人口統計的機械方法提高了東部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應降低了中西部地區的比重。因此，近年來的人口統計並不能顯示出中西部地區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優勢。

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統計，採取居住1年以上才算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的標準，該口徑更接近於按照人口的戶籍登記地原則。而且，當時農民工的規模也較小。我們用該普查數據分地區考察，就可以發現，老年人口撫養比（即65歲及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之比），在中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要低。該普查顯示，全國平均的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0.15%，東部地區為10.9%，中部地區為9.76%，西部地區為9.53%。在圖1中，我們把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老年撫養比分成三類地區展示，可以看到顯著的地區差異。

農民工身在東部地區打工，而戶籍仍落在中西部地區，這種狀況意味著什麼呢？首先，按照現行戶籍制度安排，他們仍然不能期待長期穩定地在打工地區生活乃至養老，通常在年齡偏大之後就會返鄉務農。所以，中國目前的務農勞動力或者農業剩餘勞動力，主要是由40歲以上農民構成的。其次，按照目前部分地區戶籍制度改革的模式，即使放鬆了移民在城市的落戶條件，也僅限於本省農村戶籍人口，大多數中西部地區農民工通常不能從沿海地區的戶籍制度改革中獲益。可以預期，大批流向東部地區的農民工，以及那些年齡偏大、難以克服跨省流動障礙，因而回到戶籍登記地的農村勞動力，是未來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的勞動力供給基礎。

201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4300美元，按照改革開放30餘年間的增長速度，以及不變的人民幣匯率等因素估算，預計到「十二五」結束時，人均GDP可以超過6000美元，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可以達到12000美元。按照相同的收入組分類，在人均收入不斷提高並逐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同時，產業結構調整也將進一步加快，進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撐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就意味著，農業的勞動力比重需要繼續降低。

與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的潛力是巨大的。匯總2007年世界上一些處於這個階段國家的資料，我們發現，它們平均的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4.8%，比中國低近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今後10年中，我們從現有的1.92億農業勞動力出發，每年需要減少約800萬人，即降低1個百分點。這樣的話，就能保持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續提高，進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產業在區域上的配置不僅由要素成本因素決定，還與影響企業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聚集效應密切相關。利用1998—2008年中國製造業規模以上（即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元以上）企業的數據以及縣財政稅收數據所做的研究發現，產業聚集的效應在2004年以前主宰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區域配置，而且更多地集中在東部地區。但自2004年以來，該效應逐漸下降，企業的綜合經營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上升，逐漸成為影響產業配置的重要因素，表現為製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

自2004年中國經濟經歷「劉易斯轉折點」以來，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主要是中部地區）的轉移就開始了。例如，東部地區在全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的產值比重，從2004年的最高點88.9%下降到2008年的84.7%，每年下降超過1個百分點（圖2）。由於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我們只能看到「劉易斯轉折點」之後短短4年的變化，而實際上可以預料的是，2008年之後這種產業轉移不僅在繼續，而且很可能已大大加快。

三、「創造性毀滅」機制

全要素生產率在生產函數中表現為一個殘差，其中分離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所餘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中的微觀生產效率。能夠提高企業微觀生產效率的因素眾多，如許多與體制、管理和技術創新相關的因素，總而言之，一切由創意和創新帶來的效率改進，通常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的這個部分。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看，如果僅僅把產業結構升級變化作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標，則產業內部的資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業得以生存、發展，從而達到較大的規模，常常也可以包含在微觀生產效率中。這個效率源泉如此重要，對美國的研究表明，製造業內部表現為企業進入、退出、擴張和萎縮的資源重新配置，對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高達30%—50%。

對於早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微觀生產效率特別是其中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改進，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形式。這是因為在這些國家，體制是相對穩定和成熟的，甚至可以在理論上認為是給定的；同時，總體上說，這樣的國家不再有與其他國家相比的顯著技術差距，因而沒有後發優勢可供利用。因此，對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說，由於穩態經濟增長率較低，其經濟增長是艱難且緩慢的，最終取決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凡是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展的國家，就不能保持適當的增長速度。

日本是一個未能成功實現這一轉型的經典例子。在20世紀90年代「人口紅利」消失的同時，日本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不再能夠依靠縮小技術差距的後發優勢。但是，對於這種發展階段的變化從而生產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日本經濟做出的反應是投入更多的物質資本（即資本深化），與此同時，在全要素生產率上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最終的結果則是，在日本經濟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中，資本深化的貢獻率從1985—1991年間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間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則從37%直落到-15%（圖3）。

日本經濟學家林文夫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表明，造成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徘徊不前的原因，並非由於資本市場未能幫助企業獲得盈利性投資所需的資金，而歸根結底是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佳。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對低效率企業和衰落的產業進行補貼。這造成了低效率企業甚至「殭屍企業」的產出份額過高，而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的投資相應減少。

正如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那樣，「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如果沒有一個「創造性毀滅」的環境，讓缺乏效率的企業消亡，讓有效率的企業生存和發展，就無法使全要素生產率、特別是微觀生產效率在經濟增長中起支配作用，在更接近新古典增長的環境下，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作者關於「未富先老」特徵給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帶來的特殊挑戰問題，已經進行了諸多討論。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特徵同時也將給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贏得時間。那就是，中國在科技發展水平上與發達國家尚有巨大差距，資源配置的市場體制和制度也不盡成熟，存在著各種扭曲。這些都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握有後發優勢，在體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術應用等諸多領域中，仍有大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穫，以顯著改善微觀生產效率。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是，通過勞動力在部門和地區間轉移，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微觀生產效率須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更重要來源。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主創新道路，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更加註重協同創新」，「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突破重大技術瓶頸」，「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搶佔科技發展戰略制高點」。為此，營造和形成「創造性毀滅」的政策環境顯得格外迫切。

四、謹防政策扭曲

如果說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任何國家通過自身的持續經濟增長，最終跨入高收入階段的必由之路，那麼這個任務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最富有挑戰性的，實踐起來十分艱難。在一些國家，提高並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甚至成為「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任務變得越加緊迫時，往往也最容易形成對其不利的政策傾向。由此便可以解答，為什麼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提前減速，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長期不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以及日本在高收入水平上陷入經濟停滯等謎題。

對中國來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加富有挑戰性。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後，以及「人口紅利」消失之際，無論在人們關於進一步發展的認識上，還是在應對新挑戰的政策傾向上，或者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都出現了潛在的不利於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趨勢。例如，一項相關研究通過估計生產函數，把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勞動、人力資本、撫養比（「人口紅利」）和全要素生產率5種貢獻率（圖4），從中可以看到，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有降低的趨勢。我們可以從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觀生產效率這兩個全要素生產率源泉，以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所需政策環境的建設方面，觀察這種潛在的危險。

旨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政府努力是必要的，推動落後地區趕超的產業政策也需要適度的超前。但是，這種區域發展戰略終究不能背離地區的比較優勢。我們用圖5來說明這個原理。如圖所示，符合區域比較優勢的產業布局，在理論上應該如YX這條直線所表示，即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通常具有勞動力相對豐富的資源優勢，因此其產業通常也應該是更加勞動密集型的，或者說資本密集程度比較低。與之相反，發達地區勞動力成本較高而資本相對充裕，產業結構應該具有較大的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例如，就勞動力豐富程度為的地區來說，與其資源稟賦相對應的產業應該是。

在實施區域發展戰略中，一方面，產業政策應該預見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因而在產業選擇上可以適度超前；另一方面，著眼於改善落後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也不可避免地在資本密集程度上要高一些。因此，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的關係顯示出如曲線YDX的形狀也是恰當的。例如，在勞動力豐裕程度仍然為

的情形下，與之匹配的產業可選擇為。但是，把握這個適度超前的分寸有很大的難度，一旦超過必要的和合理的幅度，例如產業配置到了曲線YFX的位置，則意味著對地區比較優勢的背離。這在圖中顯示的與同一地區

相對應的產業資本密集度便為，對該地區而言，所配置的產業類型與其資源稟賦相比，資本密集程度無疑就過高了。那樣的話，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則無從獲得。

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發展差距，本身隱含著一個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即發達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從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相對不發達地區，則具有勞動力豐富和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存在的資源稟賦結構差異，無疑可以成為中西部地區經濟趕超的機遇。然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後在中國出現的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趕超趨勢，因其與普遍認為的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不相符，存在著不可持續性。

衡量中西部地區製造業資本密集程度的具體指標，就是資本勞動比。這一比率在2000年以後呈迅速上升的趨勢，速度大大快於沿海地區，而且經過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資本密集化的絕對水平已經高於沿海地區。例如，2007年製造業的資本勞動比，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0.1%和25.9%。也就是說，中西部地區製造業變得更加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化程度更高了。由於中西部地區的新投資採用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和工藝，在一定時期和一定限度內，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提高速度也快於工資水平的上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還有利於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但是，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資本密集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則會遇到報酬遞減現象。

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繼續，不利於「創造性毀滅」機制的形成，妨礙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地，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如融資方面的歧視對待。2010年，在全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單位佔比為42.3%；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值比重為41.8%，它們的總產值比重為26.6%，利潤比重為27.8%，主營業務稅收及附加比重為71.7%，就業比重為19.2%。

除了自身的規模經濟因素外，一些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往往倚仗行政保護獲得，雖然企業效率低下卻因行政保護而盈利。這會妨礙企業效率的提高，從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健康程度。政府如果出於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從而社會穩定的考慮，不情願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結果必然產生對新技術應用的阻礙。

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可持續性的要求使加快技術進步、儘快把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轉到技術進步等效率驅動軌道具有緊迫性。無論在中國的整個經濟層面還是在企業層面，新技術並不是制約因素，至關重要的是採用新技術的激勵機制和技術選擇的適宜性。有經濟學家認為，世界已有的經驗、創意、科學知識等存量，是每個國家、每個企業都可以獲得的，因此，這不是造成全要素生產率差異的原因。而企業若長期處於行政保護的情況下，則會出現技術應用的激勵不足以及技術選擇不當等問題。這兩個問題又是互相關聯的，因為缺乏技術應用的激勵，也就意味著缺乏合理選擇適宜技術的激勵。

我們用圖6來說明。在各種技術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技術的應用主要是尋找、購買、借鑒、適應性創新的問題。然而，企業是否使用新技術，以及在何種程度上使用這些新技術，取決於使用新技術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比較。也就是說，企業是按照使用新技術的總收益最大的原則做出決策的。如圖6所示，MR表示的邊際收益具有遞減的性質，而MC表示的邊際成本具有遞增的性質，均衡的技術選擇通常表現在兩條曲線的交點上，即在圖中的e點上，企業會做出t的技術選擇。

在依靠易獲得廉價的資金、土地和自然資源，以及限制競爭而經營的情況下，那些受行政保護的國有企業傾向於不使用更加有效率的新技術，或者扭曲新技術採用的決策原則，選擇不適宜的技術應用，形成低效率的企業技術構成。這意味著圖6中邊際成本曲線向左上方的移動，或者邊際收益曲線向左下方的移動，或者兩者同時發生，使新技術的使用不能達到最佳的水平。即技術選擇不是在t的水平上，而是在甚或的水平上。

其結果必然是，在剔除因行政保護而盈利的因素後，那些長期受保護的國有經濟的低效率會顯著地顯現。例如，國外一項對中國企業的比較研究表明，私人企業的平均資本回報率比全資國有企業高出50%以上。國外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在1978—2007年間，使用官方數據計算的國有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為1.36%，非國有部門則為4.74%，前者僅相當於後者的28.7%。

受行政保護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會同時妨礙通過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形成優勝劣汰機制，因而難以具有產業內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在這一情況下，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必然欠佳。例如，一項計量經濟學研究發現，由於存在資源重新配置障礙，導致中國工業企業資源配置不當，部門內企業間的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差異巨大。該模擬研究表明，如果中國工業企業之間的要素邊際生產力差異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則中國工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30%到50%之多。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同時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五、結語

自從索洛奠定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石，全要素生產率對於打破資本報酬遞減，從而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決定性作用廣為接受，並且得到越來越多經驗研究的支持。例如，經濟學家所做的此類研究已分別證明，全要素生產率可以解釋國家之間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別、蘇聯等計劃經濟的崩潰、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以及許多高速增長國家減速的原因。毋庸置疑，全要素生產率也必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一些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國家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而另一些國家可以避免或者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在為中國制訂和實施「十二五」規劃提供建議時，不無針對性地提出，中央政府應該改變用GDP考核地方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之政績的做法，代之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進行相應的考核和評價，特別是建議把整個經濟分解為若干部分，進行全要素生產率的統計和核算。從理論上說，既然中國的地方政府不僅有著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強烈動機，而且在執行中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要求時，有強大的力度和良好的效果，因此，這個建議就激勵和引導地方政府轉向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來說，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

從歷史上看，新加坡的經驗也證明，政府是否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性以及改善途徑，對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並非無足輕重。在經歷了揚和克魯格曼等人對新加坡增長奇蹟的質疑和批評，以及經濟學家關於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的大爭論之後，新加坡政府儘管並不認可經濟學家對其增長模式的批評，但採取了「寧可信其有」的正確態度，特別是更加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因此設下了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2%的目標。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最終沒有讓那些經濟學家的預言成為現實。

無論就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來說，還是就工業部門內部和企業內部的微觀生產效率來說，中國仍然有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巨大空間。不過，顯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確需要一系列人力資本條件和制度環境。顯然，這些因素以及相應的改革，應該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