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我的父親》之九（尾聲）

照片註：中間是作者父母親，攝於67年前；右上是何偉先生；左下是堂叔史敬棠與其他人合影；余皆為作者的各位叔叔抗戰時期照片。

作者註：《我的父親》系列文章終於告一段落了。我在撰寫這部書稿，整理和翻閱父親遺留下來的各種親筆書寫的文字以及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時，總感到父親在冥冥之中似乎在與我隔空進行著紙上的思想交流和對話。通過我悉心思考、撰寫而最終述諸筆端的文字，我也感到，父親的兄弟們，即我的叔叔們——二叔史金鰲、三叔金相、四叔金龍（力群）、五叔金釗和堂叔金堂（敬棠）以及父親的那些好友們，也即我至親的先輩們——藍乃真、成慶生、何偉、黃心學和胡繩等先生，似乎也都在天上與我進行了隔空交流和對話。我感受到了他們的堅定、勇毅、學識、慈愛和期待。在拙文中，他們似乎都栩栩如生，但他們都以各自的英雄形象熔鑄進入並成為了歷史——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

在拿到楊學誠和錢瑛同意他去延安的介紹信後，父親將情況告訴了政治指導部的中共黨支部書記黃心學。正在準備行裝的黃心學、蘇葦和潘琪他們得知後也很高興，便邀父親與他們一起走。父親與黃新學等人一起離開大洪山那天可能是1939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路上，從延安中央黨校畢業的蘇葦還跟父親詳細地介紹了延安的情況，並建議父親到延安後去她待過的中央黨校學習，說對於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央黨校那裡顯然比抗大好。當然，馬列學院也不錯，等等。父親聽了，雖然內心未改去馬列學院學習的念頭，但也更增加了其對延安的嚮往。

那天，黃心學他們這個工作宣傳隊此行的最終目的地是到駐紮在宜城東某鎮的第五戰區84軍某部（國民革命軍第84軍組建於武漢會戰前夕，曾在武漢東線頑強抵抗日軍並給日軍極大殺傷，是一支了不起的抗日軍隊——作者注）。全部身穿國軍軍服並佩戴軍銜的黃心學他們一行到84軍的目的是搞統戰，但到了目的地後，因國民黨限共政策出台，他們的統戰工作並不很成功。除了潘琪先生成功打入84軍173師作政治教官外（當時國軍173師師長為鍾毅——抗日名將，1940年參加棗宜會戰受傷，為不被日軍俘虜，舉槍自殺，年僅39歲。但那年11月份潘琪先生作為共產黨人亦不得不撤出這支部隊了——作者注），黃心學與蘇葦等人均先後撤出。蘇葦返回鄂豫邊區，然後又與邊區疏散餘下的數百人一起加入了新四軍挺進團。黃心學則去了剛組建的由中共襄東特委改稱的襄棗宜縣委任組織部長。

抵達84軍軍部後，黃心學得知廣西軍部時常有汽車去襄樊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就幫助父親聯繫了一輛卡車，於兩天後送父親獨自一人搭車去了襄陽。父親走的時候，與黃心學緊緊握手，擁抱，互道珍重。他們都知道，這一別，他們這對老友不會很快就能見上面的。何況那是在戰爭時期，與日本人的一場大戰又將開始。就這樣，父親便與他的另一個老朋友——黃心學也終於分手了。這是1939年4月初。

自從1932年春父親與黃心學他們在漢口相識，直到他們於1939年4月在大洪山腳下分別，他們相知相交已有七年，時間也最長。他倆與何偉、成慶生等老朋友們一起讀書學習，討論國家大事以及年輕人的志向與抱負，接受中共的抗日救亡的思想，還一起參與組建漢口讀書會和武漢各界救國會，辦抗日壁報，甚至幾乎同時或先後加入中共，並且於分手前還在同一個支部參加組織生活。其間，他們還曾在漢口與何偉一起像親兄弟一樣搭夥吃飯，在一口鍋里攪了一年多勺子。中間他們也有過分分合合，但都不長。比如，1937年底或1938年初，黃心學曾離開漢口去河南汝南接替何偉，幫助當地恢復和組建黨組織，但沒多長時間就返回武漢了。後來，黃心學先去的雞公山，而父親也隨後就去，後來他倆又一同在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導部工作。一個任民運科長，後改任組織科長；一個任宣傳科代科長，後改任《大洪報》主編。而這次分手，他們也許都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他們這對老朋友此生最後的訣別。

黃心學先生，這位喜歡、也有資格稱呼父親為「金緘老弟」或「略老弟「的人，與父親分手後就一直就留在襄樊地區堅持抗日工作。自此以後的大多數時候，待人厚道細心的黃心學一直都是從事中共黨的組織工作，曾先後任中共天漢、襄河、襄南、襄北、洪江等地委組織部長。但黃新學先生的才華絕不僅於此。據史料記載，1946年國共談判時，教會大學畢業、英語水平與成慶生同樣很好的黃心學還曾擔任漢口軍調處執行部第九小組中共代表的秘書兼翻譯，在會上他口才犀利，臨機應變，才華橫溢，贏得了美方軍事代表的好評。然天不佑英雄。中共建政後的1950年5月，黃心學先生因患肝癌辭世，年僅42歲，去世前任中共中南局組織部組織處副處長。

父親是1952年聯繫上時任中共廣西省委副書記的何偉時才知曉黃心學去世消息的。父親為此傷感不已。因為黃心學是父親他們當年在武漢共同創辦讀書會和救國會時幾位最好的老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人。四年後，當父親在北京決心放棄求證自己是1938年中共黨員的最後機會時，我不知道，是不是父親那時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黃心學？

在與黃心學一路同行時，父親與他們一樣都穿著大洪山長崗店抗敵工作委員會時所發的國軍軍裝並佩戴軍銜。這次為便於行路，父親依然一身戎裝坐軍便車到了襄陽。在這裡，父親時隔半年不到又一次見到了他的另一個老朋友——胡繩先生（上一次是1938年10月末父親和黃心學等隨李相符先生從雞公山鐵路林場轉移到襄陽時見過，那時胡繩也是剛從宜昌或武漢來到襄陽，只是各自都忙，匆匆一見罷了。詳見《我的父親》之六：《老友分手，撤離漢口》——作者注）。

前文說過，1937年10月父親與胡繩在漢口合作創辦中共的公開發行抗日刊物《救中國》，後因經費告罄而於1938年6月停刊。於是，胡繩先生便去辦《全民抗戰》，依舊是宣傳抗日。那年9月，在父親去河南雞公山前將《救中國》辦刊政府批文和私人印章等一應手續全部交給了胡繩。胡繩以此為據，在中共長江局領導下又曾在宜昌恢復《救中國》刊物出版發行（也有資料說，這次復刊是史枚先生等做的，胡繩沒有參與——作者注），但僅出了1-2期就因武漢會戰而停刊了。1938年10月，胡繩受周恩來委派隨同錢俊瑞先生一起從宜昌（武漢？）輾轉來到襄樊，並在隨後成立的國民政府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任上校委員。錢先生則任中將主任委員，黨內是中共支部書記。

這個文化工作委員會與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及其所屬的政治指導部幾乎都是一起成立的，且與後者一樣名義上都是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下屬的平級抗戰機構，但其實質也都是中共領導的一個統戰組織。該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還有臧克家、孟憲章和李伯余等。胡繩主要是主編《鄂北日報》。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撤銷後，胡繩所在的這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也隨後被撤銷了。不過，父親在襄陽城北街見到胡繩時，胡繩還正忙得很，似乎正在忙於掃尾工作並編髮最後一期的《鄂北日報》。

父親與胡繩再次相見無疑很高興。父親告訴他自己要去延安學習時，胡繩羨慕地說，去延安好，但他可能去不成延安了。父親問他將要去哪裡？胡說自己可能要去重慶（經查，胡繩在與父親分手後沒多久果然就西撤去了重慶，後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編委——作者注）。遺憾的是，父親與胡繩的這次見面與近半年前的上次一樣，雖然同樣在襄陽，但依然沒有時間多談。

半年前那次，胡繩正在忙於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籌備和《鄂北日報》的創辦，無暇與父親多談。這次也一樣，他又忙於《鄂北日報》最後一期的發稿工作以及戰區文化工委撤銷後的善後和撤退前的準備工作，同樣沒時間與父親多談，只得先找個住處將父親安頓下來，臨走前說他去找便車，有消息再告訴父親。胡繩還建議父親有時間自己去江對面位於樊城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看有無便車去西安。

父親和胡繩等人在大洪山和襄樊地區分別參加抗敵工作委員會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這段經歷表明：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的這近半年時間也正是李宗仁先生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最為緊密的蜜月期。蜜月期過了，就開始分道揚鑣了。當然，國共這一階段合作抗日的歷史作用還是很大的，至少宣傳和動員了更多的民眾投入到抗日戰爭中去，也鼓舞了國軍將士的抗敵士氣。

1939年5月，也即李宗仁與中共分手之後不久，李將軍率領第五戰區二十多萬軍隊於1939年5月與日本侵略軍進行了隨棗（隨縣和棗陽）會戰。對手是日酋岡村寧次的11軍，十一萬多人。這個戰役以國軍傷亡2萬、斃傷日軍1.3萬人並收復了棗陽和隨縣而勝利告終。這是很了不起的勝利。然而，一年後，即1940年5-6月的棗宜（棗陽和宜昌）會戰，國軍不知為何卻遭遇幾同當年華北潰敗的慘敗（國軍38萬人，死傷10萬餘人，而日軍仍然是11軍，8萬人，但僅死傷7000餘人，而且還最後佔領了宜昌。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也在此役殉國——作者注）。這裡面固然是有軍力配置有誤和指揮失當之原因，但有說法是因為國共失和，人和因素闕如。此說或許也有道理。

胡繩先生到重慶後，1941年初曾去香港，任《大眾生活》編委，以南方局文委委員身份領導內地輸港文化界抗日工作。1941年底又返回重慶。三年國內戰爭期間，胡繩先生先後在上海和香港的「生活書店」任總編。中共建政前後到北京，先後出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學習》雜誌社主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以及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文革期間曾受衝擊，並下放幹校勞動。文革後胡繩復出，先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晚年曾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00年去世，享年83歲。

在父親一生的朋友中，胡繩先生無疑是最有文人氣質和才華的一個，可以說著作等身。胡繩少年時代便著書立說，且觀點新穎，文采斐然，驚艷一時。其代表作是《新哲學人生觀》和《辯證法唯物論入門》。以後胡先生長期辦報辦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時評文章。據說，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30歲時，胡繩即已發表上百萬字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共建政後，因長期擔任中共黨史和理論研究工作，胡繩主要撰寫大量的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政論性文章和史論性研究報告。改革開放後，胡繩則撰寫了很多總結中共歷史經驗和論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改革開放政治路線方面的文章，當然，其中也有很多應時應景的政治頌揚和唱和之作。這期間的主要著作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編著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胡繩先生在青年時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後，一生都在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去解釋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也為中共的政治理論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不過，胡繩先生長期從事報刊編撰工作，且未接觸過當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民主政治學方面的理論學說，使其後來的政治和學術視野嚴重受限。他中晚年後的學術研究成果也多為對中共各個歷史時期政策的詮釋和闡發。從學術的生命力角度看，這是很令人感到遺憾的。（寫到這裡，我的內心總生出一種似乎對父親老友、也是自己長輩的胡繩先生似有所不敬的惶惑之感。然史論不為尊者諱，我也只能如此秉筆，說出心裡話。有讀者倘覺不妥，還望直言批評——筆者注）

在襄陽住下後，父親便過江去樊城看看能否找到便車去西安。到了第五戰區司令部，父親碰到曾任剛被撤銷的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委員和抗日游擊軍政幹部訓練班副主任的陳超。據資料記載，陳超先生1902年生人，是黃埔二期生，時任第五戰區高參和干訓團副教育長，少將，1944年任國民革命軍第69軍144師師長，直接指揮部隊參加了抵抗日本侵略軍的豫西鄂北會戰。但之後這位陳超先生的行蹤下落，不知何故就不明暸了，也查不到了。

與國民黨方面的抗敵工委的主任委員石毓靈不同，陳超先生對於與中共合作抗日始終持支持態度，在抗敵工委中曾給了中共方面很多幫助。父親在大洪山時因創辦抗敵工委的機關報《大洪報》與其有過接觸而認識。陳超十分欣賞父親的書法和文筆。他見到父親後，聽說父親要去西安，便立即答應幫忙找便車。幾天後，陳超專門派人到襄陽告訴父親說，司令長官部有十多名參謀人員要坐兩部卡車去西安，請父親跟車和他們一起走。這時，胡繩也來跟父親說了同樣的消息，並說，還有一位民主人士，名叫關夢覺，原是東北救亡總會的，後在武漢郭沫若負責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某處任中校科員，現在戰區政治部當教官。他也去西安，與你同路。

離開襄陽前的那天晚上，胡繩來見父親，還帶了一瓶酒、一包滷菜和一包花生米，還有幾個包子，請父親吃飯，算是給老朋友餞行。那頓飯就是一個便飯，他倆也只是想就此敘箇舊，互道珍重。但遺憾的是酒還沒喝完，胡繩就被來人叫走了。也不知何事？胡繩與父親匆匆告別，走出大門時，父親看著這位比自己年輕不少但富有才華的老朋友的背影，想到去年9月以來在武漢、大洪山下以及現在的襄陽，成慶生、何偉、藍乃真、黃心學，還有這位年輕的胡繩，這麼多好朋友一個接一個與自己分手告別的情形，心裡十分感慨：我的老友們啊，何時我才能與你們重逢呢？

第二天一早，天還未亮，父親就去指定的集合處上車走了。父親所搭的兩輛軍車都是車廂帶帆布拱蓬的大卡車，同行有十多位國軍中低級軍官。父親和關夢覺兩人都有中校軍銜，於是受到優待，被安排在同一輛車的駕駛室里。車子在路上走了兩天，一路顛簸。不知為何，那趟旅行中關夢覺先生似乎有什麼心事，在與父親互相自我介紹後，兩人在路上交談得並不多。即便如此，父親也了解了一些情況：

關夢覺，東北人，比父親小三四歲，東北大學畢業的，也曾辦過刊物。一直在「東北救亡總會」工作。這次是準備從西安再轉到重慶的「東總」去的。當然，我在撰寫此文時也查到了關先生的一些經歷情況。據民主同盟網介紹：

關夢覺先生1939年4月去西安的東北救亡總會陝西分會，然後5月份又到重慶，繼續任「東總」宣傳部副部長，並任國際問題翻譯雜誌《時與潮》編輯。1941年4月關先生到了洛陽，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晉豫區辦事處任經濟研究所所長，10月被河南大學聘為經濟系副教授。1942年底，他離開河南到西安，任國民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西北區辦事處總幹事，後被陝西商專聘為教授，1944年經杜斌丞、楊明軒介紹，在西安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任西北總支部常委，宣傳部副部長，兼西北總支部的機關報《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主筆。1946年，關先生動身返回東北解放區，被任命為嫩江省、黑龍江省教育廳長。1950年民盟成立東北總支部，關先生調瀋陽，任秘書長併兼任東北人民政府監察委員。1954年，關先生到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任教授，研究經濟學理論，為該校經濟學科創始人，1990年去世，享年78歲。2007年6月，吉林大學為關夢覺教授樹立了半身銅像並舉行了銅像揭幕儀式。

（有意思的是，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才得知我的一位老同學、好朋友劉江先生——退休前系新華社副總編輯——夫人關劼女士居然就是關夢覺先生的女兒。想到當年我們的父輩曾有過這麼一段雖說短暫卻又很有意義的同路同車相處的經歷，真讓人感嘆啊！——作者注）

一路上汽車開得還算順利。父親記得，他們是第二天傍晚到的西安。到了西安後，關夢覺先生領著父親到東北救亡總會西安分會安排了住處，吃了頓便飯。天晚了，人也睏乏了。在打聽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地址後，父親便領了一床被子，在一間客房裡睡了一覺。第二天天還沒亮，父親醒來，也不知關先生住在哪間房裡，不好打擾，又想儘早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到，於是換了一身便裝就帶上行李離開東北救亡總會西安分會，坐了一輛人力車興匆匆地趕到了西安城中心的七賢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

林伯渠當時是中共中央駐陝西辦事處黨代表，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則是伍雲甫。他們都在七賢庄。從這點來看，那天在大洪山，錢瑛女士要父親到西安去找林伯渠而不是找伍雲甫，顯然是將父親看作是黨內同志的。而且，楊學誠和錢瑛雖說對父親堅持去延安學習可能有意見，最後也答應將其組織關係電報轉去的。但不知為何，父親的組織關係再也沒有人見到，就此丟失了。

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接待室，父親遞上了錢瑛親筆開具的那張行政介紹信，告訴接待人員說，錢瑛同志要我來找林伯渠同志。不知我的組織關係有沒有轉到？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輕人，父親未能記住他的姓名，只說可能姓王。對方接過介紹信說，我會去查一下，將你的情況報告上去，你先住下來。有消息會通知你的。那位王先生還叮囑說，現在國民黨正在與我們鬧摩擦，最好不要出去亂跑，當心被他們綁架、扣押了，云云。然後便安排父親住在了接待室東邊一個小院子的偏廂房裡。那裡面有好幾張床，看來是集體宿舍。

父親倒也遵守紀律，就在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住下來等自己的組織關係電報，很少出門，就是出門轉轉也是在附近，且很快就轉了回去。可是一等七、八天，天天去問，辦事處人員都說沒有收到。父親提出要見林伯渠，但總被告知林伯渠外出公幹，不在辦事處。經資料檢索，1939年4月的那段時間林伯渠先生雖然就在西安，但也確實很忙。據《新中華報》1939年5月7日期報道，「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軍教導隊孔繁閣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門外，被駐軍二十八師補充團『奉命』扣押。同月，中部縣縣長將八路軍陳鑒等二十七人無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為了制止此類違法事件，林伯渠急電蔣介石」，提出抗議。由此可見，林伯渠先生當時確實很忙，但父親見不到林先生與其組織關係始終未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可能也有關係吧？未幾，宿舍里陸續住進了一些人，大多很年輕，學生模樣。一天辦事處人將那張行政介紹信還給父親說，明天有一隊人上延安，你也去延安吧。到延安再等你的組織關係，如何？父親只好答應了。

我們算一下時間：父親在西安等待鄂中區委將其組織關係以電報轉過去至少約有七、八天，加上他3月下旬或4月初從大洪山到襄陽的三五天、在襄陽的兩三天以及從襄陽到西安路上的兩天，足有半個多月快二十天了。那時大約已是4月中下旬了。這麼長時間父親依然沒有等到他的組織關係，這其中必有緣故。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這一切發生的呢？前文分析過，這顯然不會是因父親不服從分配而給予的處分，這份電報被忘記發了或因故沒有發出則是可能的。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一種疏忽。當然也可能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而導致楊學誠和錢瑛他們兩個人都忘記了與父親的用電報轉其組織關係的約定了呢？（後來錢瑛女士曾兩次，1943年和1956年，說她「記不清楚」了——作者注）

我撰寫此文時想搞清楚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的疏忽？所以查找了一下父親他們走後大洪山鄂中區委負責此事的相關領導人，主要是楊學誠先生和錢瑛女士他們的情況。經查，1939年3月下旬或3月底（？），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被李宗仁撤銷後，鄂中區委所有領導人可能很快就離開了隨縣長崗店大洪山腹地。因為相關史料記載，錢瑛女士「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區黨委書記，3月起任湘鄂西區黨委書記」。以這個時間算，父親他們那年3月下旬或4月初走後沒幾天，也許就是第二天，錢瑛便已不再擔任鄂中區黨委書記了，而是很快離開長崗店，西行南下到了湘鄂西地區擔任剛組建的湘鄂西區領導了。因為從鄂北到湘鄂西地區當時沒有個十天半個月的趕路是不可能到達的。

關於楊學誠先生1939年3-4月間的記載則不明確，也查找不到。但他那時顯然也離開了長崗店，並在1939年6月新組建的鄂中區黨委中任組織部長。三個月後中共又重新組建鄂中區黨委一事，是否意味在大洪山長崗店大疏散後，至少有一段時間原鄂中區黨委在書記錢瑛走後工作便處於暫停或解散狀態？我想也是有可能的。但儘管如此，我的父親，一個決心參加抗日和共產革命的人的黨員身份卻因此而丟失掉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這次去延安一路同走的人不少，足有好幾十人，有男有女。為了防止國民黨再行扣押之事，辦事處將他們臨時編為一個隊，對外稱之為「衛生隊」，還發了灰色的細土布做的八路軍軍裝。父親換裝後便將大洪山發的那身赭黃色咔嘰布軍裝送給了辦事處，但隨身帶上了那副中校軍銜領章。父親說，他這麼做是為了應付路上國民黨軍隊查阻生事用的（到延安後也交給組織上了——作者注）。辦事處還派了一個人當隊長。當時到延安去的人很多，一路上總是碰到一些三兩或成群的人去延安，也有搭車的。西安到延安足有600-700里路遠，父親他們這個隊伍全部是靠兩條腿走的。一直走了十多天才到延安。父親還拎著個箱子，路上實在扛不動了，就只好將某些從大洪山帶出來的書籍忍痛割愛一本本丟掉了，也有的就乾脆順手送人了。好在一路無事。除在洛川遇到國民黨軍隊稍作刁難外，其餘路程均很順利。當然，這幾百里路走下來人是很累的。

父親在西安始終未能等到盼望已久的黨的組織關係，心裡很不是滋味，情緒也大受影響。父親在其文革期間所寫的交代材料中說，「我自丟掉組織關係後，思想上是十分痛苦的。」一路上，父親情緒的低落讓他很少與人交流，與那麼多三五成群的二十來歲年輕人相伴走到延安，最後卻沒有認識或熟悉什麼人。

他們這個「衛生隊」到延安後，帶隊人將他們安排在延安城裡的一家招待所住下後就走了。這時，與黃心學和其他熟悉的同仁在大洪山下分手已有近一個月的父親，現在最想見到的人就是他的兩個弟弟——四弟史金龍（到延安後已改名為力群）和堂弟史金堂（離開武漢時就因何偉錯寫介紹信而改名史敬棠）。好在這兩人1938年春到延安學習後曾分別給在漢口的父親寫過信，報告了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於是父親一住下便按信上所留地址分別給他二人各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到延安。

四叔和堂叔接信後均先後跑到招待所來。此時，他們兩人都已加入中共並均留在在延安工作了。四叔力群於抗大三、四期連讀畢業後，被分到了中共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兵工廠工作，駐地比較遠，還在延安東北的何家岔。而堂叔史敬棠則在父親到延安前不久，剛被陳伯達抽調去楊家嶺軍委辦公室做資料性秘書工作。

前文說過，堂叔史敬棠人很機靈，古文基礎紮實，記憶力也好，做事細膩認真且低調，陝北公學畢業後被分在馬列學院做圖書資料工作，與當時在馬列學院做教員的陳伯達有過交往。陳對其印象很好。在這年2月，毛澤東抽調陳伯達到他的軍委辦公室任副秘書長，主要幫助毛做有關抗戰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研究，急需人手幫助搜集大量資料。於是，陳伯達便又將當時年僅20歲出頭的史敬棠調去軍委辦公室工作。後來中共中央研究院以及政治研究室先後成立，除中共建政前後曾到徐州短期擔任市委宣傳部長外，博聞強記且謹小慎微的堂叔史敬棠幾乎一直在中共的核心理論研究機構工作，直到1971年因受所謂林彪、陳伯達事件影響而坐牢。

兩個弟弟的到來讓父親受到了一些慰藉，也產生了一些希望。他們除了給父親寫了證明外，還陪父親去了一趟中央組織部，希望能夠幫助父親接上組織關係。（父親只說「我和我的弟弟到中央組織部去了一趟」，沒說是哪一個弟弟，四叔抑或堂叔？也許兩個弟弟都一起陪他去的？——作者注）但由於他們都是到延安後才入的黨，且是近親屬，他們只能證明父親的經歷，但無法證明父親的黨籍。遺憾的是，中組部的回答也只是說他們沒有收到有關父親組織關係的電報或文件。除了他的這兩個弟弟外，父親在延安再無熟人，更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證明其中共黨籍的人。父親無奈，只好將鬱悶藏在心中。沒有了組織關係，父親不僅進馬列學院學習的理想泡了湯，就是進中央黨校學習也絕無可能了。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抗日軍政大學來人編隊。父親此時已別無選擇，只好進抗大學習了。於是，父親被編入了抗大第五期一大隊一中隊三班當班長，中隊長是潘炎（1916年生人，後任二野一縱參謀長，朝鮮戰爭時任16軍軍長，1955年授少將銜，1999年去世，享年83歲——作者注）。後來因父親沒有組織關係，算不上黨員，就又把他的班長職務給拿掉了。這事兒給了父親很大的刺激，他意識到自己因組織關係丟失，已不再被認作是中共黨員了。父親在同一份文革期間的審查交代材料上寫道，「我在抗大學習期間，感到自己丟失了政治生命，心情是沉重的。」

當時隊里安慰他說，會幫助他繼續查找。而父親則天真地打算，如果還查找不到，他學完這一期畢業後時，再將他分配回原來地區，即鄂豫邊區工作，這樣他就可以找到黃心學和潘琪等人，也就可以解決黨籍問題了。於是，父親也就安下心來認真學習和參加訓練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了大約兩三個月後，也就是1939年7月，中央決定抗大總校和陝北公學的學員和教師等5000人全部離開延安遷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也叫太行根據地——作者注）繼續辦學。在得知他們這一屆學員全部都要離開延安，東渡黃河繼續學習時，父親很失望，知道如果這一走，他的黨組織關係問題也許就更難解決了。於是他便要求留在延安，轉到抗大三分校學習（當時抗大三分校依然留在延安——作者注），但此要求未被批准。無奈之下，父親只好隨著抗大總校東渡黃河到太行山區去了。

從此，父親開始了他以一名丟失了組織關係的黨外人士身份在太行山晉冀魯豫各個根據地的抗日曆程。好在父親憑藉他的堅定信仰、抗日熱情以及堅韌和才幹，在財政、糧食、教育、宣傳和辦報等各種截然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抗戰的最後勝利都是兢兢業業地做出了自己的應有貢獻。

有意思的是，父親在被編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一大隊學習時，不知為何，又改了一次名。這次父親將他在漢口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所起的史略之名改名為史輪。史輪這個名字父親似乎使用時間不長，從1939年4月下旬在延安進入抗大學習起，一直到當年冬天在晉察冀邊區抗大畢業，只用了大半年時間，然後就又改回史略的名字了。

父親似乎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他在抗大學習時曾用過「史輪」這個名字，當然就更不會說他為何要在進抗大學習時改名。所以，我的兄弟姐妹都不知道父親還用過這個名字。我也是在撰寫《我的父親》系列文章，仔細翻閱父親遺留下來的各種供審查的交代材料時才偶然發現的。父親在一份材料上寫到自己被編入抗大學習時打了一個括弧，裡面寫了這麼五個字「改名為史輪」（這裡書寫的輪字是繁寫體——作者注）。看到時，我很驚訝，也很好奇：父親為何要在延安進抗大學習時將自己在漢口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所起的並一直用得好好的「史略」這個名字再次改成「史輪」呢？有什麼說法嗎？不得而知。說實話，我迄今不明白父親這次短時更名的動因。但我想，父親此時更名為「輪」總是有原因的吧。

從「輪」字的字面來看則有輪替和轉動的意思，但是其本意還是車輪。而車輪則總是要跑在路上的。另外，《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這就是說，輪之所以為輪，是因其有輻。那麼輻的特點就是直。《考工記·輪人》篇曰，「輻也者，以為直指也。」我在想，1939年4月進抗大學習時父親正好滿30周歲，三十而立。父親是不是想通過改名為「史輪」來表示自己是一個正直的人，可以坦然面對未來的一切困難，在中共組織關係丟失情況下到延安學習應該也是自己在人生之路上的一次艱難跋涉呢？

不得而知，因為這只是我的猜測。

作者後記：

九集系列文章《我的父親》寫到這裡終於告一段落了。此文從1909年父親在泰州出生一直寫到1939年到延安進抗大學習，整整30年，父親正好30歲。再過10年，也就是1949年，父親與母親相識相愛於安徽省滁縣專區，之後才有了我和我的弟妹們。

我在撰寫這部書稿，整理和翻閱父親遺留下來的各種親筆書寫的文字以及查閱相關文獻資料時，總感到父親在冥冥之中似乎在與我隔空進行著紙上的思想交流和對話。通過我悉心思考、撰寫而最終述諸筆端的文字，我也感到，父親的兄弟們，即我的叔叔們——二叔史金鰲、三叔金相、四叔金龍（力群）、五叔金釗和堂叔金堂（敬棠）以及父親的那些好友們，也即我至親的先輩們——藍乃真、成慶生、何偉、黃心學和胡繩等先生，似乎也都在天上與我進行了隔空交流和對話。我感受到了他們的堅定、勇毅、學識、慈愛和期待。在拙文中，他們似乎都栩栩如生，但他們都以各自的英雄形象熔鑄進入並成為了歷史——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

為此，特將此系列文章獻給父親、母親以及我的叔叔、嬸嬸和那些至親的先輩們。

我愛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