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機唱衰資本主義未來

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同「脫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結合在一起主導世界,造成了經濟危機遲遲不退,世界經濟復甦疲軟,世界和平與發展遭遇桎梏的堪憂狀況。通過西方各界對資本主義未來的預測,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立足於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的前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同時「我們應正確認識和善於把握危機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積極主動地發揮自身克制危機的制度優勢,趨利避害,化危為機」。

　　正在經歷著近百年來最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世界,始終籠罩著一種揮之不去的衰退、黯淡情緒。「2013年,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在低增長中徘徊,歐元區甚至嚴重萎縮」「2014年全球經濟復甦依然乏力,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在2.5%至3%之間,較2012年和2013 年的2.3%略有上升,但遠低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最高水平。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報告預計,2014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速為1.8%,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為4.5%至5%,轉軌經濟體(東南歐和獨聯體)經濟增速將降至1%左右。」[1]儘管全球經濟處於復甦中,但增長仍然出人意料地疲軟。而對歐洲而言,其經濟增長「可能比人們想像的還要疲弱」[2]。實際上,資本主義前景黯淡,並不是金融危機之下的態勢,看看國外著名學者如何評說。

一、造成危機根源的貧富差距及不平等沒有消除

　　歷史上發生的重大經濟危機往往是引發經濟學理論變革與創新的重要契機。面對持續數年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各國學者都在探索危機根源並對其進行全面深刻的理論反思。

　　美國學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拉古拉邁·拉詹的《斷層線》,被列為「全球最聰明的人」的必讀書籍。人們說:「華爾街從來不缺著書立傳者,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各種原因分析、漏洞指陳的書籍一打又一打,但是他們都無法和拉詹的《斷層線》相提並論,因為拉詹是為數極少的幾個在金融危機前就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3]在這本書中,「厄運預言博士」拉古拉邁·拉詹指明,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不是貪婪的銀行家、沉睡的監管者、不負責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潰的始作俑者是滯脹的收入和不斷攀升物價之間的不平衡。」

　　拉古拉邁·拉詹認為,有三條斷層線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一是日漸擴大的貧富不均;二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忽略內需;三是經濟衰退後所需要的復甦期拉長,使低息政策成為復甦的法寶、惟一的選擇。第一條斷層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國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及其要求放鬆信貸所造成的政治壓力。很顯然,美國高收入人群的顯性收入持續增加」[3]。1976年,收入排在美國前1%的家庭的總收入占當年國民總收入的8.9%,但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從1976年到2007年,美國實際總收入每增長1美元,就會有58美分流入這些超高收入家庭。例如,對沖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2007年收入為37億美元,是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7.4萬倍。從20世紀90年代之後,美國屢次經歷「沒有就業增長的復甦」。1991年,美國的經濟產出用了三個季度恢復增長,但就業用了23個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2001年,美國用一個月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就業用了38個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這些數據說明了美國內需動力的徹底喪失,說明貧富差距是一切的根源。

　　由於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會保障的落伍,美國的政客們以刺激消費的政策討好選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鼓勵以抵押貸款的方式支持民眾買房。1992年美國通過了《聯邦住房企業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房地產信貸能幫助政客拉選票,而銀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隱含擔保,所以大膽地進軍房地產金融。大肆擴張信貸帶來嚴重的銀行危機[4]。「當美國的模式放之四海時,世人看到的則是流毒全球,普遍的貧困,暴富的族群,寬鬆的貨幣,可怕的貧困代際傳遞。可以想像,法治健全的美國因為貧富差距而陷入金融危機泥潭,法治不彰、利益群體橫行的社會,到底會如何。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經濟危機早就提供了答案。」[3]而且,由於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未來的危機仍然會沿著這三條斷層線爆發。

　　大衛·哈維是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評家之一,他在《資本主義的17個矛盾及其終結》中剖析了資本如何造就一個不平等的、危機四伏的系統,以及目前資本主義世界內在邏輯的謬誤,並嘗試展望了人類社會在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發展。由於資本總是尋找各種新領域,隨後湧入逐利,交換價值逐漸限制和主導了越來越多必需品。因此,許多曾經由國家免費提供的使用價值都私有化和商品化了,包括住房、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事業等,不僅在美國如此,世界上很多國家也如此。哈維呼籲,應該「把革命性的人道主義與基於宗教信仰的人道主義結合起來」,「如此才能對抗各種形式的異化,並從根本上將世界從如今盛行的資本主義方式中糾正過來」[5]。

　　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多德在其著作《不平等與全球經濟危機》中對當前經濟危機和美國社會現狀也作了深刻批判。作者認為,不平等總是伴隨著歷史發展的左右,但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已經波及到了新的方面。這些方面在早先並不為人所知。今天的危險既不是「偶然」,也非「早有圖謀」。它是由一系列「沒有預料到的結果」共同引起的,並通過許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斷強化,包括消費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以及今天有權有勢且無處不在的媒體集團。二十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的擴張、剝削與寡頭統治的日益盛興而造成的嚴重不平等,是導致當今這場金融災難的核心原因。「不論不平等是不是『所有邪惡的源泉』,它必然是世上諸多悲劇的核心原因。」[6]

　　2014年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問世所引發的理論震蕩。作者指出,近幾十年來,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據預測將會繼續惡化下去。「目前在美國,10%的人掌握了50%的財富,而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財富。現有制度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7]皮克提認為福利社會其實解決不了問題。無論是教育、醫保,還是所得稅,都不能有效地解決資本在社會中分配相當不均的問題。由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簡單的建議:「徵收15%的資本稅(財富總額),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提到80%左右,強迫銀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貨膨脹等等。」[8]《21世紀資本論》引發了資產階級右翼的強烈不滿。保羅·克魯格曼直言:「任何認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個重要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9]

　　不僅如此,全球經濟危機也導致歐洲國家工作場所不平等的加劇。「2012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對工作條件、工資和收入、就業和性別平等等問題的分析、對來自歐洲30個國家的數據,由頂尖專家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國家工作場所的不平等狀況出現顯著惡化的趨勢;其中在多數歐洲國家,青年人的失業率、低技術工人的就業狀況以及女性的就業歧視,尤其不容樂觀。報告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推出緊縮政策和勞工改革措施,這一趨勢還將持續。勞工組織的特別顧問說,報告傳達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工作場所的不平等不僅是導致全球經濟危機的因素之一,而且還將由於危機變得日益惡化。除非這一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世界經濟體系將始終處於風險之中」[10]。

二、資本主義的衰退不可避免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在探討危機根源,研究了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陷後,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資本主義的衰退不可避免。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是全球化堅定的捍衛者,無論是其思想還是主張,他都和馬克思主義沒有關係。但是,他對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的警覺和對資本主義衰退趨勢的認識,是值得重視的。保羅·克魯格曼在其所著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中預言,世界經濟在21世紀的衰退不可避免,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風波還將愈演愈烈。作者說:「但凡思考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那是一場無妄之災,而不是無法避免的悲劇,認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已經汲取了教訓。但實際情況是,1929年股市大崩盤只是拉開了20世紀大蕭條的序幕。接下來是,1982年債務危機,第三世界國家遭遇危機後的蕭條;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蕭條中徘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諸多經濟體深陷衰退;2007年美國次貸風波愈演愈烈,經濟蕭條再度襲來。」世界或將遭遇「失去的十年」,蕭條經濟學重返歷史舞台[11]。保羅·克魯格曼以全球化捍衛者的經濟學家身份,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衰退趨勢,認識到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無法避免,這能夠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視野理解馬克思主義揭示的資本主義本質所在。

　　薩米爾·阿明是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一書中,著重分析了全球兩極分化的前景。他指出,1950～1960年的「黃金增長期」及其巨變,引發了新形態的兩極分化,世界體系被塑造成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狀況,人類正處於一場危機之中。資本主義為管理這場危機作出了種種努力,其中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代表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為突出。作者認為,「對資本積累的經濟管理空間一直與其政治和社會管理的空間是同一的,但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卻終結了這種空間上的同一性。隨著舊的增長模式衰退,南方和東方的外圍國家都陷入了民族國家的危機之中。」[12]阿明的觀點表明,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那種完全依附資本邏輯的現實制度必然要被更高一級的社會發展方案所取代。

　　彼得·希夫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投資經紀人、財經作家及財經評論家,暢銷書作者。在《國家為什麼會崩潰》一書中,彼得·希夫談到,「美國正在變成一個由政府吹起來的大泡沫,一個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行將破裂的泡沫……美國經濟乃至每個人,都將面對災難性結局」。作者還進行了中美對比,認為,「在20世紀中葉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會想像到中國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眼前的中國已成為全球自由市場變革力量的模板式代言人,而美國則因政府的不當管理而成為停滯的『典範』。在美國以借錢和消費引領全球潮流的同時,中國則因儲蓄和生產而聲震世界。美國企業面對的是沉重而繁瑣的監管與稅收,而中國企業所享受的則是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預。在中國,領導者始終致力於實現理性增長,維護本幣價值。而在美國,卻在人為地做著相反事情:製造虛假增長和貨幣貶值。總而言之,兩個國家恰好在全球經濟列車的兩端。」[13]這位純正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在關於未來的預測和論斷上竟然是如此肯定中國的發展,如此不看好美國這一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未來。實屬意外,又極能說明問題。

　　英國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終身教授、劍橋大學發展研究學科主席彼得·諾蘭則直言不諱地表明了他的觀點,就像他著作的命題:《十字路口:瘋狂資本主義的終結和人類的未來》。彼得·諾蘭說:「人類正處於十字路口,『放縱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人們最終必須學會跨越國家、文化和發展水平的界限,互相合作,克服威脅人類生存的難題。」接下來將會如何仍是未知之數。其中一條道路通往合作,這是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而另外一條道路通往衝突,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條時常踏足的道路。人類將會踏上哪條道路?未來的世界將由美國、中國還是伊斯蘭世界決定?人類的未來到底在哪裡?[14]彼得·諾蘭教授的發問,似乎對於瘋狂資本主義的終結和人類未來充滿了迷茫,但是他提出問題的同時就給出了答案。就像一些著名學者給予作者的評論一樣,他要揭示的都在他充滿迷茫的提問中一目了然。

　　英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在其新作《西方的衰落》中,直接提出西方的衰落根源於制度的衰敗。書中寫道:「早有人預言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跡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制度的衰落難辭其咎。作者揭示:「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法治和文明社會本是西歐和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如今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1989年夏,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作出大膽預測,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不折不扣的勝利是西方社會的真正勝利,並宣稱「人類意識形態進化史的終點」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時過境遷,如今的世界卻儼然呈現出不同的局面。「經濟自由主義」完全成為有色標籤,而中國等地的支持者對西方民主制度公開表示 不 屑。西方社會發展停滯、舉步不前。在1989年投資西方的人們遭到了嚴懲(他們自2000年起就一無所獲),而在西方以外地區的投資回報則相當豐厚。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膽預測共產主義的倒台還要令人瞠目。福山著書之際,世界經濟的重心還穩穩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區。而如今,它已然超越了歐亞分界線烏拉爾山脈。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的GDP會在2016年趕超美國。到2025年,世界經濟重心將位於哈薩克以北,這幾乎與公元1500年崛起之前的西方處於同一緯度[15]。

　　上述學者的思想觀點,無論其是否屬於左翼陣營,其共同特點,一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直指制度核心;二是對以另一種形態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寄予肯定和期待。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獨樹一幟,風景這邊獨好,不能不被具有客觀理性思維的世界各國學者所關注。

三、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的衝突無以調和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風暴後,資本主義制度受到廣泛質疑,世界範圍內出現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與日俱增的批評,西方失望與信仰動搖情緒明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評論家,文章以犀利、富有洞見而著稱。他曾於2010年3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存在缺陷的美國政治模式幫助了中國」的文章,表示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國模式挑戰的擔憂。當然,這篇文章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秉持「中國威脅論」,以憂患意識看待美國的缺陷。我們不妨以他給予我們的立場,認識一下他所要陳述的事物。哈羅德·邁耶森寫道:「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可曾意識到,美國現在的勁敵中國正在嘲笑美國的民主沒有能力創造就業崗位來恢復經濟,並且將這作為威權主義優越性的證據。」《中國日報》評論說:「西方式的選舉是富人的遊戲,他們受到候選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資金的影響,設法贏得大選的人很可能站在他們黨派或資助人的立場上行事。這個觀點是有力的,因為它相當——儘管不是完全——正確。美國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於證明這些話的正確性。最高法院2010年1月的一項裁決,允許各個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資於選戰。這聽起來似乎是有意要驗證前述觀點。最高法院已經裁定,大筆金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選舉。這是在世界面前對美國民主價值觀的嘲弄。」[16]2011年12月1日,哈羅德·邁耶森再發表文章《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發生衝突》,稱「資本主義令民主栽跟頭」。文章說:「對美國人來說,這些問題聽起來很奇怪。資本主義和民主就像連體嬰兒一樣,不是嗎?這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的說法,然而,冷戰結束後,事情變得模糊起來。事實上,一年來,資本主義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頭。這種情況在歐洲最為明顯。」整個歐洲市場似乎受夠了這種民主主權國家謬論。制度衝突正在各地爆發。持續30年的和平只是市場和人更為普遍的衝突狀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所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各國政府不得不竭盡全力滿足兩種制度相互衝突的要求。70年代,各國政府奉行通脹政策,以幫助工資突然停止上漲的勞動者。80年代,以羅納德·里根政府和瑪格麗特·撒切爾政府為首的各國政府倒向另一邊,提高利率、增加失業並幫助瓦解工會。90年代,政府採取致命的折中辦法:為了對收入增長停滯做出補償,私人債務飆升,擁有住房者和消費者依賴不受管制的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2008年債務市場崩潰,整個態勢發生逆轉:各國政府通過赤字開支承擔起各自公民無力再承擔的債務,以對抗大衰退。資本主義和民主的衝突正在各地爆發。歐洲人——甚至美國人——可能很快就會面臨一個他們很長時間內都未曾思考的問題:他們站在哪一邊?」[17]哈羅德·邁耶森的犀利評論令人震撼,不愧是堅定的美國利益捍衛者。這也是我們在閱讀思考他的評論時不能忘記的前提。

　　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對於美國民主存在的深刻悖論也有獨到見解。他使用了「消費者民主」這個概念來形容今天美國民主的特點。所謂「消費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種極為短視的「減肥可樂式的文化」,一種「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的民主制度。內森·加德爾承認美國這種民主制度已無法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現在美國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18]

　　哈羅德·邁耶森和內森·加德爾的評論,包括其他學者關於類似問題的論述,自然是站在美國及西方的立場上,揭示問題的目的也是為警示美國政府,要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及解決的緊迫性。但其恰恰說明了資本主義與民主衝突不可調和的客觀性所在。這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不啻為一個 可以 有所作為的領域,藉此推動社會主義事業。

四、資本主義的未來無從樂觀

　　西方是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承載地。當代西方許多著名思想家的觀點,同樣具有超前的預見性和穿越時光的洞見力。關於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同樣有許多思想家,站在人類公正的立場上,客觀評判或者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端,揭露新自由主義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無法掩蓋的惡劣後果,抨擊新自由主義的推行者們不計後果、自私貪婪的本質,對未來人類發展的前景深感擔憂。

　　哈羅德·J·拉斯基是當代英國工黨領導人之一,政治學家,費邊主義者,西方「民主社會主義」重要理論家,社會民主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拉斯基在其新作《歐洲自由主義的興起》中,站在人類歷史的長河,理性論述了歐洲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未來,對人類的未來進行了預警式思考。拉斯基認為,自由主義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而產生的一種哲學、一種思維、一種情緒,它的存在,主要是為商業文明中的私有制提供意識形態上的辯護,而這一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本質,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然表現得相當充分,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成果,但是,代價也是巨大的。如果聽任其極端地發展,在未來社會中將產生沮喪的結果。[19]拉斯基所揭示的,正在被實踐所證明著。

　　英籍韓裔學者、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發展經濟學專家張夏准,曾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深刻影響。他認為,現在的新自由主義金融機構企圖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謀取利益,而並非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他在其新作《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中揭示:「自由市場根本不存在。每個市場都有一些規則和界限在制約著選擇的自由。市場之所以看起來自由,就是因為人們完全不在乎市場背後的制約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們的存在。市場到底多麼『自由』難以在客觀上界定,因為這是一個政治界定問題。」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宣稱的捍衛市場自由並防止政府出於政治動機進行干預,這種基本主張是錯誤的,因為政府常常捲入進來參與經濟活動,而那些自由市場主義者也與其他任何人一樣深受政治動力的影響。因此,破除客觀上存在著一個被界定為「自由市場」的東西這個神話,是理解資本主義的第一步。[20]張夏准在其《富國的偽善》中準確預見了未來的危機,2008年金融風暴證實了書中提出的兩個中心命題。「首先,這場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缺陷。解除管制、開放市場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了更緩慢的增長、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經濟不穩定。時至今日,雖然富國的經濟績效也有所惡化,但主要還是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這場危機表明,即便在富國,新自由主義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機結束後,新自由主義所取得的經濟成績將會比現在更加糟糕。其次,這場危機證實了富國的偽善最富戲劇性的一面。在歷史上,為了發展經濟,富國廣泛地運用保護主義、工業和金融業的國有制、管制外國投資、疏於執行知識產權法律等政策,但是現在它們卻告誡發展中國家不要採用,因為這些都是『壞』的政策。」這種偽善目前依舊存在,比如,「富國為了使發展中國家『量入為出』,強迫它們在金融危機時期實現預算盈餘,但是每當富國自己經歷金融危機之時,卻總是訴諸『寅吃卯糧』的赤字開支政策」[21]。富國的偽善表現在很多方面,關鍵是張夏准一語道破了富國偽善的本質。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國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伊藤誠是日本當代乃至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在其所著《幻想破滅的資本主義》一書中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做了批判性分析。作者提出了當前三個幻想的破滅:「第一,由於高速增長時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思想,遭受重大挫折,民眾對國家在提高經濟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賴完全喪失;第二,曾經被視為有效替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蘇聯式社會主義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壓制體制、黨和國家官僚的特權腐敗、產業技術革新的困難而加深了危機,出現了崩潰;第三,取代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確提出了與以微電子(ME)信息技術發展為動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世界性重新活躍相適應的政策方針,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滅。」[22]伊藤誠的觀點頗具悲觀主義色彩,有些觀點也值得探討。但是,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未來幻想破滅的預言,卻有其獨到的洞見性和前瞻性。

　　2013年,五位西方傑出學者聯名著書,以《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為題昭示了主題與結論。全球著名學者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體系將進入結構性危機階段,最終走向衰亡;蘭德爾·柯林斯著眼於科技更新,推斷中產階級的結構性失業將使資本主義難以維繫;邁克爾·曼將資本主義的未來寄予社會民主主義式的改良;格奧吉!傑爾盧吉揚否定了蘇氏共產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克雷格·卡爾霍恩則著重探討未來資本主義出現漫長停滯、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學者通過調查當下的全球圖景,就資本主義體系是否還能生存下去這一關鍵問題做出了精彩論斷。[23]同前述一些著名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憂慮一樣,問題即是答案:「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肆虐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之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抑或其他各派學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均持消極態度,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全面衰退階段的觀點並不是個別現象。綜觀近幾十年來世界的發展和演變,不難看出,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推行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種國際化。這種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同「脫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結合在一起主導世界,造成了經濟危機遲遲不退,世界經濟復甦疲軟,世界和平與發展遭遇桎梏的堪憂狀況。通過西方各界對資本主義未來的預測,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立足於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的前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同時「我們應正確認識和善於把握危機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積極主動地發揮自身克制危機的制度優勢,趨利避害,化危為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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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蘭德爾·柯林斯,邁克爾·曼,格奧吉·傑爾盧吉揚,克雷格·卡爾霍恩.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M].徐曦白,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4]馮顏利,廖小明.要善於把握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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