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王氏成員與蘇軾兄弟的交往
武平王氏宗親
一、王震與蘇軾的交遊
王震與蘇軾兄弟早就有交往，蘇軾比王震大十歲，大約在英宗治平（1064——1067年）年間，王震就曾以文贄見蘇軾，大得蘇軾賞識。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謫黃岡；元豐末年，移汝州團練副使，這時王震正在中書，為作制詞云：「蘇某謫居已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蘇東坡甚為嘆服，而且一直對王震心存感激。「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王子發（王震字）同僚，和子發詩云：「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為此也。」（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五《東坡移汝州制乃王子發詞》）這首詩的原詩是《次韻王震》，反映了他們中、晚年的狀況，可見他們交情之早、之深，到老都有詩文往還，所謂「詩酒暮年猶足用」是也。可惜的是，王震的詩已不傳。
詩云：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
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
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
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蘇軾全集·詩集》卷二六）
他赴知蔡州時，蘇軾、蘇轍兄弟就有詩為他送行，同時還有他的叔王鞏有詩送他，二蘇即用其韻。不過，王鞏的詩已不存。蘇軾詩有兩首，詩云：
橫門老苔蘚，松柏千人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
清風懼吹籟，散亂書帙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
貧居少來賓，鄰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
比來伏清蒲，坐捉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
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能整筆陣，愧我非韓孫。
（同上《詩集》卷二七《用王鞏韻增其侄震》）
九天插門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
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奔。
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檐低金盆。
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修玉牒，未憚筆削煩。
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
（同上《詩集》卷二七《用王鞏韻送其侄震知蔡州》）
蘇轍詩中對他甚見稱許。詩云：
朝廷入忘返，冠蓋如雲屯。賢哉貴家子，獨以民社言。
西台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台典封駁，坐惜日月奔。
試劇得上蔡，高卧強東藩。旱歲獨多麥，時雨如傾盆。。
鈴軒省鞭扶，幕府多壺樽。逡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
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溫。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欒城集》卷一四《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就兩個人的詩而言，顯然大蘇詩不像小蘇詩那樣，有一種情感在文字中流動，看得出蘇轍與王震的關係更深一些。而兩個人顯然都對王震有很高的期望。
二、王古與蘇軾的交遊
王古與蘇軾的交往，主要在王古知廣州任上時。王古政聲很好，蘇軾在給他的信中，就曾說：「比聞政譽甚美，仁明之外，濟之以勤，想日有及物之益。」另一封信說他「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矣。」（《蘇軾全集·文集》卷五六《與王敏仲十八首》）
他在廣州任上做的一件具體的事，是及時採取措施，防止疾疫的擴散，並對病人進行了救治。廣州春夏間因商旅所聚，類多疾疫。蘇軾在杭州任過太守，廣州疾疫傳染的情況與之相類，「客先僵仆，因熏染居者」。王古知廣州時，就有此役流行，王古及時採取了措施，避免了疾病的擴散。這也是從蘇軾的書信中得知的。蘇軾的信中說：「承諭津遣孤孀，救病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王古也在與蘇軾的信中稱：「此等為仕宦快意事。」（同上）
同時，他為政能廣聽博採眾人的意見，只要於政事、民情有所便利，則採用不疑。另一件具體的工作，是由上面提到的疾疫而引起的。蘇軾在惠州，聽羅浮山道士鄧守安的建議，於是修書給知廣州的王古，告知之：「廣州一城人，好飲咸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既有利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同上）蘇軾按照道士所云，告訴王古，在離廣州二十里處的蒲澗山有滴水岩，因水勢高，其方法是：「於岩下有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石槽以便汲取者。」
蘇軾對這個工程有一個比較大的計劃，要「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裡間，用葵茅苫蓋，大約不費數百千可成」。但是，竹子容易壞，需要有備用的大竹子隨時更換，所以，還要做好這項工作，「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
這個方法，可以解決廣州的飲水問題，蘇軾認為：「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同上）
這項工作，最後還是在王古的領導下順利完成了，因為蘇軾的另一封信，提到了這項工程：「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而且，蘇軾還提了一個新的建議，「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綠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同上）看來蘇軾還是非常細心的。其實，這也體現了蘇軾人生的閱歷和對事物的留心。
王古能採納俗世的建議，說明了他為人的坦蕩。蘇軾以罪廢之身，待罪惠州，不用說聽其建議，就是與他稍有來往，就要擔心被他人打「小報告」。蘇軾對此也有自知之明，在向王古提建議的同時，也說：「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處於不肖也。」（同上）但王古卻能信之，用之，且與蘇軾保持了比較多的書信來往，應該看出，王古是一個正直的官吏，不會因人一時的窮通得失，而去趨炎附勢或落井下石。
實際上，蘇軾貶居惠州（1094——1098年）期間，與王古的書信就達十八篇之多，可見與之關係是比較親密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王古正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離惠州比較近。但蘇軾因得罪新黨，在別人唯恐避之不及，而王古能殷殷關懷，這也不是一般俗吏能夠做到的。
第一封信，是蘇軾遷新居不久，寫給王古的，時值春天，蘇軾的心情也因「甘雨應期，遠邇滋洽」而喜慰。信中顯露了蘇軾樂觀曠達的心懷：「某凡百粗遣，適遷過新居，已浹旬日，小窗疏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第二封信中云：「兩蒙賜教，慰感至深。」「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眾同之，天色澄穆，亦為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同上）即使一封普通的書信，蘇軾也寫得情文並茂，甚見風采。從信中，我們知道王古是有書信給蘇軾的，因第四封云：「辱手教，荷戴深矣。」
王古與蘇軾的書信來往，絕對不是官場上的應酬，做的是官面文章。一方面，蘇軾貶謫惠州，是戴罪之身，王古根本沒有必要和他應酬；另一方面，肅然王古的書信已經散失，但從蘇軾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誼是發自內心的不。相互之間有什麼新聞、政務，他們都有交流。甚至蘇軾的困難、處境以及日常瑣事，都會在信中述說，這絕不是一般的交情能夠做到的。如云：
自幼累到後，諸孫病患，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闃然也。
長子邁將家來，以到虔，今遣幼子過往循迎之，閏月初可到此。老幼復得相見，又一幸事也。
春來雨暘調適，必善歲也，想謂勤恤之懷。
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咽津納息，真是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溯流，令積久透徹乃效也。
絮絮道來，如敘家常，情誼溢於字裡行間。
蘇軾遇到困難也會向王古求助的。如蘇軾起宅子，「用六七八千，囊為一空，旦夕之憂也」。希望王古能向曹司說，把前年已收去的折支卷兌現。「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同上）有些則是蘇軾代人所求。如為醫生林忠彥求一博士助教名目，後來，王古幫忙，給林醫補了一個闕。
還有件事，是向王古打探消息的。
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祥敢乞盡一是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錄示， 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同上）
這也反映了謫宦生涯中的蘇軾，稍有風吹草動，就如驚弓之鳥的情景，，讀之令人生哀。但這又是真實的，因為不久，蘇軾就再被遠謫到海南島去了，而王古，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奪職知袁州了。惟其真實，才更顯政敵的殘酷無情，人生的漂泊無奈。
三、對王素的情義
蘇軾兄弟與王素是熟悉的，在《三槐堂銘》中，蘇軾也說：「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同上《文集》卷一九《三槐堂銘文並序》）在為王素所寫真贊的序言里，蘇軾寫到了他們之間的相識與交往，「嘉佑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更因與王鞏的交誼，使他們之間有了更多往來。蘇軾文集中與王素的文章有兩篇：
1、《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有，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同上《文集》卷一九）
2、《王仲儀真贊並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改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客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 旆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勿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為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 ，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同上《文集》卷一二）
蘇轍在王素死後，有《王仲儀尚書輓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絕倫。
父子俱賢真不朽，功名自致豈相因。
邊兵屢動思良將，延論蕭條憶諍臣。
青史世家他日事，新阡宿草倍沾巾。
四、王恪與蘇轍之交
王恪是旦長子王雍之子。關於王恪的資料非常稀少，清人王國棟的《王氏宗譜》（清抄本）也只說：「字廣淵，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歷司門郎中。配向氏，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孫，龍圖閣直學士傳式女，封汴梁郡君。」（卷一）僅此而已。蘇軾表兄文同（字與可）《丹淵集》卷一八有《送王恪司門知絳州》所記相同。至於蘇轍與王恪的交誼，則只能憑蘇轍的一首詩作為證據了。《欒城集》有《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汝守威名竦漢邊。
將相傳傢俱未遠，子孫到處各推賢。
風流最喜君真似，符竹連分政得專。
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
逃亡已覺依劉表，寒俊應須禮浩然。
當有郡人知古意，攔街齊唱接籬篇。
（卷三）
詩作於元豐（1078—1085年）中。李之亮《宋兩湖大郡守臣易替考》考為元豐六年至八年（頁466），是知王恪曾知襄州，可以補三槐人物事迹之缺。
來源:王聽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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