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我們為什麼需要諾貝爾文學獎？

　　2004年底的一天，我正在中國社科院的一間大會議室里坐著，一位我尊敬的先生附耳過來，低低地說了五個字：「桑塔格死了。」 會議室里坐著不少學者和研究員，他們正在談論另一個女人：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諾貝爾文學獎新科得主。《鋼琴教師》中譯本也剛剛火線出版。譯者寧瑛老師興緻盎然地談著她翻譯這本書的體會。葉廷芳老師，馬文韜先生，德語界的達人都在，世界文學界原來從未放棄過對世界文學的關心。可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就像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一群泥人族男女，坐在一間快要廢棄了的樹屋裡為一支名叫拜仁慕尼黑的德國足球俱樂部隊吶喊助威。 　　一個奧地利女文人出名了，另一個已經很出名的美國女文人去世了，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的是一群瑞典人作出的一個決定，被一群中國人沸反盈天地研討著。社科院外文所聚集了中國最純良的一個文化人群體，他們抱著最大的善意去揣度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頒給這個而不是那個作家，總是首先從作品價值方面去分析獲獎者的表率力量。不過在民間，這個獎激發出來的分析評論，可以涉及冷戰遺產、區域衝突、多元文化、社會平權、貿易全球化和反壟斷、國際財團的利益糾葛以及環境保護，一個剛拿到公務員考試教材的大四學生，如能梳理清這些，便可一躍而入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列。文學，我一向認為，是一個人涉水公共思考的捷徑，而諾獎則是討論文學的捷徑；七年來，蘇珊·桑塔格，以及約翰·厄普代克、諾曼·梅勒、卡普欽斯基、哈里·穆利施等等，他們每一個人在離世後，都被（可能是很惡俗地）放到諾獎的天平上去稱量，論者們一次次套用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言說：成功意味著十分之一的靈感，外加十分之九的健康。 　　很多人至今仍然心懷遺憾，希望領到1901年諾獎的人是托翁（「他用西伯利亞莽原般遼闊的愛寫下的史詩性文學作品，豐富了世人對苦難和人類前景的認知」——多和諧的授獎詞），而不是那個生活不能自理的法蘭西學院院士。比昂松的名字出現在獲獎者榜單里也是個錯誤，他1903年拿到的支票，最好直接背書轉讓給他的挪威同胞易卜生。1907年，更該獲獎的是約瑟夫·康拉德，而不是更年輕、也更頑固的殖民主義者吉卜林。此外，還有人記得1912年拿獎的那位據說是德意志一代文豪的格哈德·豪普特曼嗎？又有誰會想念1905年的得主、西班牙戲劇家埃切加賴·彭托皮丹是誰？吉勒魯普又是誰？1915年的羅曼·羅蘭，法國人心目中常年處於二流偏下，也就是都德的級別。1909年，生命哲學家魯道夫·奧伊肯，因為「對真理的熱切追求、對思想的貫通能力」云云獲獎，可那時，生命哲學真正的奠基人、奧伊肯的同胞威廉·狄爾泰還活得好好的呢。 　　我們只能把這些昏聵的行為理解為一種試錯。人類理性是有限的，諾貝爾先生本人不是還炸死了兄弟、炸殘了老爹？他們不完整的遺體滋潤了科技的沃土，那些僥倖忝列「偉人」的人，則幫助人們調整心態，認清了一個獎無完獎的現實。經過一個世紀的試錯，評委們在品位、深度和膽量上已有長足的精進，例如，1909年塞爾瑪·拉格洛夫得到的評語滿夠得上一篇小學生作文：「因為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貴的理想主義、豐富的想像力、平易而優美的風格……」；到了2004年，耶利內克的獲獎理由里出現了「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一語，讓各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絞盡腦汁，產生了多達二十餘種譯法。 　　雖然托翁沒能在斯德哥爾摩朗讀他的《天國在你們心中》，但是早期的評委們似乎是相信，最偉大的作家和作品，應該嘗試把涉及人世的終極問題一網打盡的，否則，拉格洛夫們不會領到那些大詞，老派的現實主義作家，例如羅曼·羅蘭、法朗士，也不會得獎。這種信念，到文學的專業化、學科化漸成事實，活躍的批評業把小說、詩歌、戲劇還原為解剖台下的文本，甚至文字及意義都一拍兩散的時候，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每個嚴肅作家都與普世理想發生關聯，好比每一張五星級酒店的門卡，都應該能打開一扇舒適房間的大門。 　　包括外文所的那些賢達在內，我們之所以依然如此關心諾貝爾文學獎，關心得了獎的、沒得獎的和再也不可能得獎的，是因為我們很難割捨對完美的念想，總盼著文學能做些天大的好事——攘外也可，安內也可，即使不能抵抗該死的通脹，至少幫著讀者練出一根抗通脹的神經。是的，瑞典人站在我們這邊。新世紀以來，很多人學會了一種名叫「認真你就輸了」的養生之道，但諾貝爾文學獎卻保持了足夠的矜持：2002年的凱爾泰茲、2003年的庫切、2007年的萊辛和2009年的赫塔·米勒，這些人獲獎，都證明評委們斯須不敢忘憂，他們肅穆的靈魂還在20世紀的爛攤子里沉吟。 　　在曹亞瑟、路鵑苦心編輯的這本書里，我看見了幾個常年熱門，但獲獎可能一直不大的名字：阿摩司·奧茲，當世最知名的以色列作家，他的小說對諾獎來說太溫情，太通俗易懂，選他得獎，不能反映評委們的慧眼識珠；米蘭·昆德拉，走紅過早，要想得獎，就必須有巴爾加斯·略薩的耐心和多麗絲·萊辛的體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上廁所都在寫字的大才女，拿獎拿到手軟，得不到諾獎，只皆因聰明風趣盡顯於外，活得太滋潤。有意無意地，諾獎評委們看好那些低調而有大悲憫的人，腦子裡總有點什麼想不明白，故而使著拙勁逆流而動。赫塔·米勒是如此，勒克雷齊奧也是如此，他們可以效法道家乘桴浮於海，但是一定要保持「哀矜勿喜」的儒家戒懼。 　　托諾獎的福，有成就的嚴肅作家每年得到了一次被下注的機會。九、十月間，博彩公司把盤口推上網站首頁，兩眼通紅的書商去廟裡燒香，大眾媒體再一次翻開舊帳，把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納博科夫、托爾斯泰、易卜生、康拉德、魯迅的台卡一個個丟到我們面前，無數個聲音高叫著：「我早就不相信諾獎了！我再也不相信諾獎了！」可是，到了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前夕，全世界總會有那麼一個作家，被宣布為一筆100多萬美金巨款的主人。隨後，不管這個人是當晚就召開新聞通氣，舉行豪華遊艇派對，還是像耶利內克那樣杜門不出，抵禦金錢的腐蝕，全世界有心智的讀者，都會開始研習他/她到那一刻為止的人生，他/她的文學成績，去分析他/她的思想是如何——比如說——拖延了人類走向最終墮落的進程。 　　《紙上的王冠》的二位編者收集、臚列了如此多的「遺珠」，在我看來，不妨把他們看作諾貝爾文學獎專刊的「網路版」，他們所參與的，是一個一直在標榜難度的遊戲，對抗著人們持續走輕的生活態度。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之前，或者在諾貝爾基金會沒有倒閉，也沒有被工商局查封之前，這個獎仍會風雨無阻，每年一次地頒下去，以此製造一種文學仍在對所有民族、所有社會和國家發生影響的幻覺，而你和我，則依然可以在哪怕是最與世隔絕的時刻，獨自翻開書頁去分享這個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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