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春，即愛倫·坡和他的養父母從英倫返回北美的第二年，夏爾·波德萊爾出生在巴黎，那時愛倫·坡或許正趴在課桌上給同學的漂亮母親寫情詩，而阿貝爾正在奧斯陸上大學。當時老波德萊爾已經62歲了，他雖然出生在農村，卻家境富裕，受過良好的教育，擔任過中學教師和公爵府的家庭教師。他還愛好文學和藝術，擅長畫畫，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執政時期在上議院工作過，或許與柯西的父親是同事，並與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相識。 波德萊爾的母親出身官宦之家，在波旁王朝時期不得不逃往英國。她出生在倫敦，21歲那年才回到巴黎，寄住在親戚家裡。5年以後，沒有嫁妝的她嫁給了老波德萊爾。不料，波德萊爾剛剛6歲，他的父親就去世了，老波德萊爾生前曾悉心教兒子欣賞線條和形式美。不過，據法國哲學家、作家薩特（J.P.Sartre，1905—1980）分析，讓波德萊爾深深迷戀的母親才是他一生創作的動力，他內心的裂痕始於母親的改嫁。他的繼父是一位上校營長，波德萊爾隨母親嫁過去，但並沒有改變或增加姓氏。隨著繼父的不斷升遷（直至將軍、大使、議員），他的生活和教育都有了保障，但卻逐漸養成了憂鬱、孤獨和叛逆的性格。 15歲那年，波德萊爾開始讀雨果（V.Hugo，1802—1885）、聖伯夫（Sainte-Beuve，1804—1869）、戈蒂耶（T.Gautier，1811—1872）等法國詩人和批評家的作品，後者率先提出「為藝術而藝術」（l』artpourl』art）。波德萊爾向他們學習寫詩，可是並沒有像愛倫·坡那樣對前輩百般挑剔。第二年，他便在中學的優等生會考中獲拉丁文詩作二等獎。19歲時，波德萊爾結識了妓女薩拉（與愛倫·坡的戀人同名），為她寫了許多詩，並過上了放蕩的生活。繼父因此決定，讓波德萊爾的一位船長朋友帶波德萊爾去印度旅行。那是在1841年的夏天，中國正在經歷鴉片戰爭，波德萊爾搭乘「南海號」由波爾多前往加爾各答。
過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之後，「南海號」並沒有直接穿越莫三比克海峽，而是從東邊繞過了非洲最大的島嶼——馬達加斯加，徑直前往印度洋上的島國模里西斯。波德萊爾並沒有享受到旅行者的快樂，而是把它看作一次流放，這從他寫於海上的那首著名的詩歌《信天翁》中可以看出詩人不為世人理解的那種孤獨感。詩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雲霄里的王者，詩人也跟你相同， 你出沒於暴風雨中，嘲笑弓手； 一被放逐到地上，陷於嘲罵聲中， 巨人似的翅膀反倒妨礙行走。 這首深得詩人和藝術家喜愛的詩歌竟然出自一位20歲的年青人之手，不由地讓人驚嘆。「南海號」在模里西斯的首都路易港整修三周以後，又前往附近的法屬海外省留尼旺島，波德萊爾在那裡徘徊了26天，最後毅然決然地改乘其他船隻回國。雖然這個決定可能讓21世紀的那些年輕的背包族感到惋惜，但波德萊爾卻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詩人，因而迫不及待地返回了自己的祖國。 回到巴黎兩個月後，年滿21歲的波德萊爾繼承了父親死後留下的大筆遺產。接下來的6年時間裡，他仍像從前一樣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繼父只得委託公證人管理波德萊爾的財產，每月只允許他支取200法郎。27歲那年，波德萊爾讀到愛倫·坡的作品（其時距愛倫·坡的生命結束尚有一年），以後的17年間，他一直是愛倫·坡的詩歌和小說的忠實翻譯者。愛倫·坡對波德萊爾的影響可從後者寫的《再論埃德加·愛倫·坡》一文中看出： 在他看來，想像力乃是擁有種種才能的女王……但想像力不是幻想力……想像力也不同於感受力。想像力在哲學的方法範圍之外，它首先覺察到事物深處秘密的關係、感應的關係和類似的關係，是一種近乎神的能力。 1857年，即黎曼把拓撲學引入複變函數論的那一年，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出版了。上市不到20天，同齡的小說家福樓拜（G.Flaubert，1821—1880，一年前出版《包法利夫人》同樣引起了非議和訴訟）就給波德萊爾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詞的信。但這本詩集卻被法院判決為「有傷風化，有礙公眾道德」，作者和出版社因此被處以罰款，其中的6首詩直到1949年才被解禁。儘管這個判決讓當時的波德萊爾聲名狼藉，但也使他一舉成名。隨著時間的推移，波德萊爾被公認為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鼻祖和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 在為《惡之花》修訂版所寫的序言中，波德萊爾寫道：「什麼叫詩？什麼叫詩的目的？那就是要把善與美區別開來，發掘惡中之美。」他還說過：「我覺得，從惡中提取美，對我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而且難度越大，越是快樂。」波德萊爾所說的美，當然並非指形式的美，而是指內在的美。他的詩歌表達了現代人的憂鬱和苦惱，他的現代性表現在他的詩歌內容，而不是形式上。波德萊爾開創了一個詩歌的新時代，他用最適合表現內心隱秘和真實情感的藝術手法，獨特而充分地展現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 從下面4行詩句（被20世紀的大詩人艾略特稱讚並引用過）中我們可以看出，波德萊爾是如何從當代生活中提取新鮮的意象材料的。 在市郊的一處廢棄地， 污跡斑斑的迷宮裡， 人們像發酵的酵母， 不停地蠕動著， 只見一個年老的拾荒者走來，搖搖頭， 絆了一下，向牆上撞去，像一個詩人。 這裡面有某種普遍性的東西，這種寫法無疑給詩歌增加了新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們可以從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詩歌里發現這一點，例如，他有一首10行的短詩《窗前的早晨》，「從街道的盡頭，棕色的霧的浮波/把形形色色扭曲的臉拋給了我」。 波德萊爾有一句名言：「你給我泥土，我能把它變成黃金。」這讓我想起數學家J.鮑耶在創立非歐幾何學之後說的那句話：「從虛無中，我開創了一個新的世界。」波德萊爾把《惡之花》獻給批評家聖伯夫，後者在為波德萊爾所寫的辯護書中這樣說道：「詩的領域全被佔領了。拉馬丁取走了『天國』，雨果取走了『人間』，不，比『人間』還多。維尼取走了『森林』，繆塞取走了『熱情和令人眼花繚亂的盛宴』，其他人取走了『家庭』『田園生活』……還留下什麼可供波德萊爾選擇呢？」
一方面，詩歌的現代性或現代主義的開啟與現代數學，尤其是非歐幾何學是多麼相似。由於歐幾里得幾何在誕生以後的2000多年裡一統天下，難怪高斯、J.鮑耶、羅巴切夫斯基、黎曼等數學家要開創新的世界。另一方面，正如數學上的這一革新推動了後來的理論物理學和空間觀念的更新，波德萊爾的詩歌也影響了後來的象徵主義詩人，如馬拉美（S.Mallarmé，1842—1898）、魏爾倫（P.Verlaine，1844—1896）和蘭波（A.Rimbaud，1854—1891），同時通過莫羅（G.Morean，1826—1898，馬蒂斯和魯奧的老師）和羅普斯（F.Rops，1833—1898，比利時象徵主義畫家）的繪畫，通過羅丹（A.Rodin，1840—1917）的雕塑，影響其他藝術門類。艾略特不僅獲得了194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更在21世紀BBC（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公眾調查中，被英國讀者評選為所有年代中最受歡迎的英國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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