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變平庸增速放緩 已成發展中國家前進絆腳石

美國經濟變平庸增速放緩無有效策略前景黯淡

美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美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其中二季度經濟增長年率升至2.3%，環比增長0.6%。在此背景下，有分析稱，美國經濟「王者歸來」，將驅動世界經濟發展，就連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傑布·布希此前也曾放言，稱要讓美國經濟實現4%的增速。美國MarketWatch網站5日刊文稱，儘管表面上美國經濟持續向好，但實際上卻面臨諸多問題，經濟增速放緩便是一大頑疾，如果該頑疾得不到有效「治療」，美國經濟的未來將會黯淡無光。

經濟增速已10年未超3%

儘管美國經濟自2009年中期呈現出復甦跡象以來，增速一直維持在2%左右。但同歷史平均水平3.3%相比，這顯然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而且，美國經濟增速已經10年沒有超過3%，這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十分罕見。

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已經導致了諸多問題。數百萬美國人想要找到全職工作卻苦尋無果；工人們的漲薪速度趕不上通脹速度；各級政府則想方設法避免未來開支增長過快以至脫離控制。這些都是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導致的「病症」。

經濟增長為何會放緩？

經濟增速從長遠來看可以達到什麼水平取決於兩個「P」，即人口增長率（Population growth）和生產率（Productivity）。通過對這兩個指標的年增長率進行綜合分析，我們就能較好地了解美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然而，早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這兩項指標就已經呈現出了放緩跡象，並且還有繼續惡化的趨勢。

美國嬰兒潮一代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齡，目前出生率又在下降，另外美國經濟走弱促使許多移民回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4年，居住在美國的人口僅增長0.75%，增幅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低，僅相當於上世紀90年代早期水平的一半。這一趨勢在勞動年齡人口中似乎更嚴重。

生產率下降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更嚴峻的挑戰。事實上，目前全世界都面臨著生產率下降的趨勢，但沒有人真正知道下降的具體原因。

生產率對一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高生產率帶來的回報是巨大的。生產率上升意味著企業能獲得更多利潤，能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向員工支付更多工資。它也意味著企業能夠比競爭對手擁有更大的優勢並更具持久力。

歷史上，美國的生產率一直都很高。自從1948年以來，美國工人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總量以平均每年2.7%的速度增長，1998年至2005年增速甚至高達3.3%。但大約10年前，美國的生產率開始下降，在過去21個季度，平均年化增長率僅為0.6%。

經濟學家對美國生產率為什麼下滑各執一詞。

一種解釋是，許多企業將研究和發展機構移至海外，導致美國國內的投資大幅下降。例如，過去10年，美國國內在軟體、電腦以及類似科技領域的投資率急速下降。

此外，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每年新增企業數便大幅減少，經濟因此喪失了這一提升生產率的關鍵創新因素。

還有分析認為，資金緊缺的各州政府和債台高築的聯邦政府削減了公共領域的支出，而這些支出對於更快速廉價地運輸商品、與消費者相聯繫等是不可或缺的。

一些悲觀派甚至認為，美國生產率已進入低速發展時期。美國已經收穫了過去偉大發明所帶來的大部分回報。較新的創新不大可能像以往那樣強有力地推動生產率增長。

眾多經濟社會問題由此而生

私營機構的經濟學家和美聯儲均預計未來3年美國經濟增速將低於3%。往更遠處看，超越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在2025年之前，美國的平均經濟增速僅為2.1%。

經濟增長放緩就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美國民眾的薪資增長也將放緩。長此以往，美國中產階級將會沒落，貧困者處境將更為窘迫。

美國政府也會發現，平衡預算、確保國民的福利支出、維持對經濟至關重要的交通基建以及科學研究等方面的投資，都將變得困難起來；就連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也面臨著挑戰。

這些都有可能進一步阻礙經濟發展並加劇社會緊張。隨著聯邦福利「蛋糕」日益縮小，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各種群體——年輕人和老人，軍人和平民，白人和少數族裔——將陷入對立。

美國該如何促進增長？

增加人口最簡單的方法是吸引更多的移民，但是對美國政府來說，這個問題是一個雷區，因此目前已經陷入了政治僵局。

另外一個方法則是增加16歲及以上的勞動力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即勞動參與率。但是美國勞動參與率自本世紀之交便一直呈下降之勢，最近更是跌至38年以來最低點，而且這種下降趨勢不會輕易改變。

在提高生產率方面，經濟學家和企業領袖稱，美國企業稅法應進行全面改革以簡化和降低稅率，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並鼓勵外國企業在美國開拓業務。還有人呼籲重新審視現有規章制度，淘汰過時、冗餘且不利生產率提高的法律。這些法律只能阻礙初創企業的建立，或者將它們逼出美國。

然而現實是，監管者和政治家們常常使得企業成功變得更困難，尤其是當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繞過了老舊的法規，或者威脅到了強大的政治選區的利益。

優步（Uber）就是最好的例子。它顛覆了傳統的計程車行業，也因此惹怒了許多民主黨政治家。就連民主黨熱門參選人希拉里也在她的第一次重要經濟講話中向優步「開炮」。

另外，經濟學家們也一般認為，政府和私營部門對交通運輸、通信和能源等重要經濟領域進行投資也將促進增長。

那麼以上這些提議有可能實施嗎？答案是，在下次總統大選結束前可能沒什麼指望了，即便新總統產生，也不一定會實施。這是因為黨派分歧導致美國政府很難在改革議題上達成一致，更別提實施相關改革措施了。

因此，美國經濟增速未來達到3%都可能是小概率事件，4%的經濟增速更只是一種傳說了。

美國已成發展中國家前進絆腳石

北京時間7日凌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MW發文抨擊美國，指責美國未能履行諾言，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急需幫助，尤其是他們在第三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中對改革全球稅務框架，避免避稅逃稅的動議百般阻撓，更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真正想法 — 希望一切一如既往，由發達國家來管理全世界為自己謀利益。

以下即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全文：

最近，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了第三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可謂適當其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已經證明了他們有能力讓獲得的大量資金髮揮出巨大的作用。

事實上，這些國家目前所需要做的事情，無論是投資道路、電力、港口等基礎設施領域，建設有朝一日會成為數以億計的人們的家園的城市，還是向著綠色經濟轉型，都是名副其實的任重道遠。

與此同時，正待機而動，期望著獲得可觀利潤的資金也絕無短缺之虞。幾年前，時任美國聯儲主席伯南克就曾經談到過全球儲蓄過剩的問題。然而，那些能夠產生巨大社會回報的投資項目卻鮮見有人問津，資金不足。直至今天，情況依然如此。

因此，現在的問題其實是在於全球金融市場，將儲蓄和投資機會彼此相遇正是這個中間人的任務，但是他們的現實行動卻造成了資本的配置不當，並造成了風險。

還有一件很諷刺的事情。新興市場的大多數投資項目都是長期項目，而那些等待機會的儲蓄——數以萬億美元計的退休賬戶、退休金基金、主權財富基金等——需要的也恰恰是長期性的機會。遺憾的是，我們日益短視的金融市場擋在了兩者中間。

2002年，第一次發展籌資國際會議於墨西哥蒙特雷召開，轉眼間十三年過去，我們這個世界已經有了很多的改變。當年，七國集團主導著全球經濟政策的決策，而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以平價購買力計算的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其儲蓄總規模較之2002年的美國要超出大約50%。2002年，西方的金融機構被認為是管理風險和配置資本的奇才，現在我們卻知道了，他們其實是操控市場和其他各種欺詐操作的奇才。

我們曾經呼籲發展中國家遵守他們的諾言，每年拿出至少相當於國民總收入0.7%的資金來投入發展援助。2014年當中，但是少數北歐國家如丹麥、盧森堡、挪威和瑞典都履行了自己的承諾，而最讓人吃驚的還是英國，他們雖然正在執行緊縮支出的政策，但是並沒有負約。

然而，美國卻大大落後了，他們2014年的援助資金只相當於國民總收入的0.19%。

今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要對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宣布：如果你們一定要違背自己的諾言，我們並不強求，但是至少請不要擋路，好讓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架構，讓窮人得到更好的幫助。

不難理解，現有的架構之下，那些掌握著大權的機構都是由美國主導，必定會全力以赴去挫敗這樣的意圖。當中國提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幫助一些過剩的全球儲蓄投入最需要資金的地方，美國千方百計試圖破壞。結果是，奧巴馬政府遭遇了慘痛的，而且也很恥辱的失敗。

美國還在阻撓試圖建立國際性債務與融資法規的努力。比如說，如果債市能夠充分運轉起來，那麼我們就能夠找到一種有序的方法去解決主權債務違約問題。可是今天，這一切還都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烏克蘭、希臘和阿根廷都是現有國際架構失敗的例子。大多數國家都呼籲建立一個主權債務重組架構。在這方面，美國依然是最大的障礙。

私人投資也很重要。可是我們看到，在奧巴馬政府試圖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區域內建立的貿易協定當中，新的投資規定其實是意味著，外國投資的進入必然伴隨著接受國家政府的環境、健康、勞動條件，甚至宏觀經濟的監管能力的嚴重削弱。

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上，美國對最富有爭議的問題所表現的立場尤其令人失望。

伴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紛紛向跨國企業打開大門，他們向這些企業在自己國內運營所產生的利潤課稅的權力也變得日益重要。蘋果、谷歌和通用電氣的所作所為都已經證明，他們的避稅天賦甚至超過了開發創新產品的能力。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損失了大量的稅收收入。去年，國際記者調查聯盟發布的盧森堡稅務管理相關信息充分顯示了避稅和逃稅問題的規模。或許，美國這樣的富國還能夠經受得起所謂「盧森堡滲漏」的衝擊，但是窮國顯然是難以承受的。

我是國際企業稅收改革獨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一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研究改革現行稅務體系的可行性辦法。在遞交發展籌資國際會議的一份報告當中，我們一致認為，現行的系統已經失靈，小修小補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提出了一個替代性方案，具體說來有點像是美國的做法——對一個在多州運作的企業，收上來的稅款根據企業在不同州內的經濟行為活躍程度予以分配。

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則在力爭只做較小的調整，發達國傢俱樂部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代表他們發聲。換言之，雖然那些逃稅者和避稅者恰恰是來自發達國家，他們原本應該尋求一個更有利於減少這些行為的系統，但由於相關企業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的做法恰好相反。我們的委員會解釋說，經合組織的改革方案至多是微調，而在整個系統存在根本性缺陷的情況下，微調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則強調，討論這種全球化問題的最合適論壇其實已經存在，這就是聯合國國際稅務合作專家委員會，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這個委員會的地位，給予其更充分的資金。美國對此強烈反對——他們希望一切一如既往，由發達國家來管理全世界，為自己謀利益。

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需要新的全球管理模式，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需要更多的話語權。誠然，美國在亞的斯亞貝巴佔了上風，但同時，他們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到底是站在正確的一邊，還是錯誤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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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比美國更對得起朋友這年頭，國際社會或許時興數朋友。美國總統奧巴馬又到非洲跑了一趟，對滿目皆是的中國援非發展視而不見，卻大肆宣揚美國發展對外關係包括對非關係的價值觀。儘管奧巴馬沒有點名中國，但他還是竭力表明美國的發展觀更值得非洲仿效；與中國相比，美國才真正對得起朋友。

奧巴馬應該不會忘記自己的身份是非洲裔美國人。早先在美國的非洲人並無平等身份，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被逮來送去美洲為奴。對這段黑暗歷史，美國心態複雜。雖然柯林頓在作為總統訪問非洲時曾作道歉，但小布希總統卻不願意道歉。儘管後者提過為非洲防治艾滋病創立一個200億美元的基金，但這個基金迄今未見下落。凡此種種，反映美國並不那麼把非洲人民當成朋友。

反觀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後，中方一貫支持非洲反帝反殖反霸的正義鬥爭。我國支持亞非新興獨立運動的發展，倡導和平共處基本原則，同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進行鬥爭。我國不僅對亞非拉人民獨立和發展給予聲援，還節衣縮食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援助。

就以亞洲的越南為例，我國支持越南人民的反殖與統一事業，不僅提出過「遼闊的中國是越南的可靠後方」，而且切切實實地進行抗美援越。應該說，中國對朋友肝膽相照，世界有目共睹。對照美國，華盛頓一貫採取現實主義政策，今天有用今天就做朋友，做完朋友隨時可以丟棄，美國幾十年來怎樣對待巴基斯坦等國家，世界都很清楚。

隨著時代的進化，中國的國際交友觀也有發展。前年，我國舉行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進一步提出了「正確義利觀」和「親、誠、惠、容」的積極理念。一方面，現階段中國對外交往的資源更加充沛，我國自步入改革開放之後已從資本凈輸入國轉為資本凈輸出國，對國際社會的發展給予更多正能量。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共商、共建、共享，突出開放性和包容性，推動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正積極將自己的發展經驗、技術和資金與相關國家分享，促進文明互鑒、互聯互通；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的洪流下，中國發展也正同地區和世界發展對接，各國的生產資料更多互通有無，中國在向世界提供市場的同時，也從世界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

要是說，中國在開放合作時從國際市場獲得能源礦產等資源就是對不起朋友，則完全是對朋友意含的歪曲。要說從累計角度看從他國獲取資源最多的，其實還是過去兩代的超級大國，其殖民政策曾經嚴重傷害被殖民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對不起他國民眾。中國在發展對外關係的過程中，不斷平衡援助與合作開發，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培訓發展中國家技術人員獨立操作與開發的能力。由於中國的發展，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能力也在與日俱增。過去碰到傳染病，中國援外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要冒很大風險。現在，中方治病救人的精神沒有絲毫改變，但中國的醫學專家已能迅速有針對地研製出新葯，我國對外國朋友的幫助更加快速有效。

當然，中國對得起朋友，而朋友們是否一直對得起中國，則又是另一回事。在現實世界中，人們不乏看到一些事例，一些先前的朋友見利義，在接受了中國的援助和合作後過河拆橋，做過一些損害我國權益的事情。即使這樣，中國不會因為先前無私援外而有後悔，但也確實需要提高鑒別能力，更好保護自身的正當利益。中國不僅要對得起朋友，不僅要比美國做得更為出色，也要學會多交摯友，能夠彼此長期友好合作，畢竟「親誠惠容」也是要講「互惠」的，要講友誼的可持續。

美對外軍援旨在謀求霸權

美國是世界上對外軍事援助最多的國家，援助預算額常年保持在150億美元左右。雖然與美國7000多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其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作用突出，是美國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與途徑之一，也是美軍戰略運用的重要樣式。

　　

　　總目標：維護美全球霸主地位

　　作為一項著眼長遠的戰略性投資，美國非常強調對外軍事援助的籌劃與計劃，有著明確的對外軍事援助政策目標。美國要求對外軍事援助服從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對外戰略、軍事戰略與對外援助政策。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大戰略，位於國家戰略的最高層次，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也是指導美國各類對外活動的最高目標。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是美國長期以來不變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最新出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5版）強調：「任何確保美國人民安全並促進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戰略的成功，都必須始於不可否認的現實——美國必須發揮領導作用。」

　　當然，面對實力的下降，美國在堅持目標的同時開始調整其策略手段。新策略的核心之一就是盡量避免美國自己衝鋒陷陣，而是通過提高盟國與友好國家的安全能力，維護美國安全利益；通過「離岸平衡手」，維護關鍵地區有利於美國的戰略平衡。在新的安全政策下，軍事援助的地位與作用更加凸顯。

　　在國家安全戰略之下，是美國的對外戰略與軍事戰略。作為國家重要的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美國對外軍事援助要服務於美國國家對外戰略和軍事戰略。援助總體目標應與對外戰略和軍事戰略目標相統一。總體目標又可分解為對外軍事援助在政治、軍事和外交領域的目標。《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14版）強調了美國國防戰略的三大目標：保衛美國本土；構建全球安全；投送力量並取得決定性勝利。從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戰略文件看，其在確定目標與任務時，都緊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體現了不同層次目標之間的相互關係。

　　　政治目標：推廣「民主價值觀」

　　政治目標是對外軍事援助在政治，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要達成的預期結果，並最終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

　　冷戰結束後，對外軍事援助成為美國促進受援國進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工具，其政治目標可以概括為，在援助過程中推動受援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制、接受美國價值觀、尊重「普世」人權標準。確立這樣的政治目標，一方面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5版）指出：「要在一個經歷重大政治變革的世界發揮有效的領導作用，美國必須在國內維護其價值觀，在國外推進普世價值。捍衛民主和人權關係到每一項持久的國家利益。」正因如此，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經常附加政治條件。另一方面是美國價值觀的推動。

　　　軍事目標：提高盟友軍事能力

　　軍事目標是對外軍事援助在軍事安全領域要達到的預期結果。從軍事角度看，美國維護其安全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使用美軍去應對安全威脅；二是提高利益攸關國的軍事能力，以間接保衛美國利益。不論哪一種途徑，都離不開軍事援助的保障與推動。

　　美軍雖具有超強的遠程兵力投送能力，但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時，也需要海外基地、需要相關國家提供作戰與後勤保障等。為此，美國需要通過一系列手段，其中包括軍事援助，來說服相關國家同意美國設立軍事基地，並提供後勤保障和過境通道等。這種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盟友對美國軍事援助的信心，在於美國給予的援助能否真正提高本國安全能力。美國目前在全球39個國家擁有約770個軍事基地，這些國家基本都是美國各類軍事援助的受援國。同時，提高盟友軍事能力可使美軍在應對危機時有更多的選擇。在美國調整對外戰略、強調減少海外軍事介入的情況下，這一點顯得更具必要性。

　　《國防部長安全合作指針》是美國在國防領域關於對外軍事援助的最為重要的文件。文件強調通過安全合作（主要是軍事援助），確保美軍進入危機地區的通道，提高與盟友的互通作戰能力，擴展現有的衝突選擇手段，以應對強制性威脅，懾止侵略或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進行戰爭。參考這一文件，結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需要與對外軍事援助實踐，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的軍事目標可以總結為：為美國軍事行動提供保障，如確保美軍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時所需要的戰略通道、後勤基地和過境飛行權等；提高受援國軍事能力及其與美軍聯合開展從穩定行動到大規模作戰等的互通性，從而減輕美軍壓力；促進盟友軍事轉型，共享新的軍事信息技術與新的作戰理論，以保持美國在全球的軍事主導優勢；使盟國相信美國的安全承諾，鞏固軍事同盟。

　　外交目標：主導國家間安全關係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國家集體崛起的同時，美國因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國內金融危機，相對實力大大下降，全面優勢地位被嚴重削弱，霸主地位受到了巨大挑戰。一方面，新興國家與歐洲希望推動世界多極化，另一方面，美國一些傳統盟友在面臨傳統安全威脅大大降低的情況下，開始尋求新的政策選擇。為應對挑戰，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於2009年提出，美國應改變片面強調硬實力的單邊主義戰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手段，用巧實力來維護美國霸權。美國國務院是美國對外援助主管部門，一直將對外軍事援助作為重要的外交手段加以運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外軍事援助在發展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軍事關係與政治關係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根據美國對外戰略需要與對外軍事援助總體目標，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的外交目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以軍事援助去賄賂受援國，贏得受援國的支持。當受援國行為不符合美國利益時，通過中止軍援或改變軍援水平來對受援國施加壓力，迫使其作出妥協。

　　二是通過對外軍事援助展示美國的力量與能力，尤其是對盟友的支持與承諾，建立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信譽。

　　三是通過軍事援助宣傳美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文化傳統，提高美國影響力與軟實力，維持美國霸權。

　　四是改善國家形象。以軍事援助為橋樑和平台，開展人道外交與公共外交，宣傳美國對外政策，展示美國人道、民主、樂於助人的形象，提高美國國家軟實力。

　　總之，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總體目標與政治、軍事和外交目標構成了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目標體系。各分目標所強調的重點雖有所不同，但指向都非常明確，即服務於美國全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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