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飈為我從天落——紅西路軍英名永垂！
改開以降，總有人叫著撞天屈要「為西路軍平反正名」。
如此，我們就不得不問一句：西路軍究竟蒙了什麼冤？有過什麼反？
建國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這篇文章原本是毛澤東1936年12月開始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而關於西路軍的這句話應該是在西路軍失敗清算「國燾路線」時增加進去的——因為1936年12月西路軍還沒有失敗，而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的就這個課題的演講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後定稿。
隨著《歷史的回顧》推翻了陳昌浩當年的反思與總結，毛澤東的這句話也作為「不實之辭」遭到了非議。但筆者認為，雖然這句話是否過於簡單是否嚴謹妥當還可以繼續商榷，但這句話是基於以下基本史實道出的，卻也不容質疑：
基本史實一：張國燾欲借「打通國際」的任務讓紅四方面軍西進河西走廊另創局面以與中央分庭抗禮，這是張國燾流亡國外後也婉轉承認了的事實！
基本史實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之時，違背中央「先南後北」意圖，欲渡而不欲戰，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將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甚至還要讓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破壞了中共中央「打擊南敵」的計劃，導致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與河東主力被敵人隔斷，寧夏戰役瀕臨流產，河東主力被迫東移，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進退失據的被動局面，也是事實！
基本史實三：張國燾違背自己同意過的海打戰役部署，擅調紅四方面軍河東部隊撤離戰場，致使海打戰役流產，造成河東河西紅軍被動態勢進一步加劇，也是事實！
基本史實四：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尚未得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並且中央尚未明令終止寧夏戰役之時，令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將行動方向左旋90度，要他們以「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開展新局面」，也是事實！
基本史實五：西路軍西進後張國燾和西路軍首長先是信心滿滿，而被敵毛炳文軍西渡追尾後卻大為緊張，認為西路軍「太孤立」，欲置他們自己幾天前還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據地於不顧，還是事實！
正是基於上述基本史實，我們有理由設問：不把「二馬」放在眼裡，卻總想避開國民黨中央軍以尋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據地，孤注一擲依賴「遠方援助」，這算不算是「被敵人嚇倒」的「退卻主義」？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後，又是不是在事實上使張國燾失去了繼續推行「國燾路線」的最後機會？
而且，類似於「錯誤路線的破產」這樣的說法，真的就是那麼不可接受不能理解么？遠的不說，就說遵義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中，不是也有「……機會主義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際，在第五次戰爭中是完全破產了[]」的結論么？這是不是就讓中央紅軍全體紅色戰士們都蒙了冤受了屈哩？這樣的邏輯，說得通么？檢點路線方針政策的是是非非，與那些「為蘇維埃而戰」的紅色戰士們驚天地而泣鬼神的英勇奮鬥，是一回事兒么？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新中國的建國以來出版的革命回憶錄中，紅西路軍從來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後，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出版發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輯為長征專輯，收入紅軍老戰士有關長征的回憶文字72篇，其中6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這6篇回憶文字分別為——
程世才（中將）：《血戰河西走廊》
秦基偉（中將）：《苦戰臨澤》
周純麟（少將）：《最後幾匹戰馬》
李天煥（中將）：《走出祁連山》
戴克林（大校，後晉為少將）：《回到黨的懷抱》
程世才（中將）：《歷史的結論》
同時期的《紅旗飄飄》第3輯（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關於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回憶文字42篇，其中3篇為西路軍將士所撰——
秦基偉（中將）：《苦戰臨澤》
李天煥（中將）：《陷入絕境以後》
肖永銀（少將）：《從祁連山到隴東》
1959年1月，《紅旗飄飄》第10輯出版，原紅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中將的回憶文章《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被刊用，該文編者按這樣寫道：
西路軍遠征新疆，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一次紅軍歷史上的重大損失。
1936年秋天，黨中央和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已勝利結束長征，到達陝北一年之久。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後來墮落為革命叛徒的張國燾，為了實現個人野心，繼續採取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假借中央名義，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等口號；並且假傳中央命令，讓紅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西路軍，於l936年10月26日，自靖遠上游強渡黃河西征。由於脫離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指導下，西路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西路軍的共產黨員和廣大指戰員，是忠實幹革命事業的，他們歷盡難以想像的千辛萬苦，同殘暴的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浴血苦戰，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當西路軍瀕臨絕境之際，他們收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電報，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並在後來的鬥爭中起了光榮的作用。
李天煥同志的「氣壯山河」，寫的就是1936到1937年間，西路軍遠征新疆那些激勵人心的英雄故事。[]
雖然這段話帶著那個時代的明顯烙印——黑白分明簡單化的定性定調與語氣語境，這當然談不上有多麼嚴謹多麼準確，然而我們從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路軍的「共產黨員和廣大指戰員」與「叛徒張國燾」，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根本就不是一碼事兒！叛徒張國燾，是狗屎一堆！而西路軍的「共產黨員和廣大指戰員」的征戰歷程，是「氣壯山河」！西路軍將士們的故事，是「激勵人心的英雄故事」！
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軍失敗僅僅14天後就有言在先：
中央對於在國燾同志領導下的四方面軍的幹部的艱苦奮鬥，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苦戰，獻身於蘇維埃事業的忠誠，表示深切的敬意。對於四方面軍的幹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所獲得的極大進步與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認識，表示極大欣慰。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幹部的鬥爭，把四方面軍的幹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幹部是中央的幹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幹部。[]
更何況，這種在宣傳上的簡單化歸咎其實也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專門發出了《中央關於對待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的指示》：
㈠原四方面軍幹部絕大多數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漸次提升上來的。他們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的堅定與忠誠，在克服國燾路線之後，又一致擁護黨中央，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只有極少數幾個幹部投降了敵人，但這是不足為奇的，原一二方面軍幹部中，亦有極少數分子投敵。
㈡原四方面軍幹部，在國燾路線統治時既是服從與執行了國燾路線。但必須區別國燾路線的單純追隨者與積極幫手之間的分別。只有幾個人，對國燾路線的發展是起了積極幫手的作用。壓倒的大多數由於文化政治水平關係，由於國燾的愚民政策和壓迫威脅政策，由於軍隊的集中原則等等原因，因而服從和執行了國燾路線。抗戰五年來的實踐，考驗了原四方面軍幹部在本質上是誠實的，堅決的，證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對國燾路線時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裡所指起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人中，並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他們在國燾路線時期，並未起過此種作用。就是對國燾路線起過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爭取教育，使他們覺悟轉變，而不是拋棄他們，這一政策也已經收到了效果。
㈢對原四方面軍的幹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幹部一視同仁，不能因為他們過去執行過國燾路線而有所歧視，應當根據這些幹部每個人的德（對黨的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分配他們以適當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適當者，應該設法改變之。尤其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提高文化的、政治的、軍事的水平。
㈣對原四方面軍幹部，如果在現在工作中有成績，則應當表揚。如果犯有錯誤（任何幹部都有犯錯誤可能），則應當就其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加以指出，並幫助糾正。見錯誤不指出，或誇大錯誤，都是不對的。應當有相互間的坦白誠懇的關係，任何隔閡冷淡歧視的態度，都是不應當存在的。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當原四方面軍幹部犯有錯誤時，決不可輕易加上「國燾路線的繼續」，「國燾路線的殘餘」等等大帽子，因為這不合事實，是對幹部的團結極端有害的，這實際上是幫助敵人來挑撥我們的內部關係。
㈤原四方面軍幹部應當繼續相信中央和軍委幹部政策的正確，放膽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對工作有意見時，應坦白的直率的隨時向當地軍政黨領導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緊自己文化、政治、軍事的學習，提高自己的黨的認識及工作能力。
㈥十年內戰，五年抗戰，已經證明我們軍隊幹部及其他幹部，除個別分子外，不管他們來歷如何，是團結的，是一致的。現當抗戰日益困難，日寇及國內反動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來挑撥我黨幹部的內部關係，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過去歷史關係，來歷關係，地域關係而產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閡。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後，應在各級幹部會議上報告並討論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根據中央檔案原件刊印[]
在祖國大陸即將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還在中央軍委第二次工作會議紀要上批示道：
榮臻同志並告李濤：
配備人員時注意儘可能提拔原四方面軍幹部。此點務須注意。
毛澤東
十二月四日[]
建國後，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原西路軍將士有63人，他們是：
元帥：徐向前；
大將：王樹聲；
上將：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將：方強、畢占雲、杜義德、李天煥、吳先恩、歐陽毅、鄭維山、饒子健、徐立清、秦基偉、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溫玉成、彭嘉慶；
少將：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呂仁禮、呂黎平、朱火華、任思忠、劉鶴孔、李家益、吳彪、何柱成、余品軒、汪乃貴、宋承志、張力雄、張行忠、陳明義、陳宜貴、林乃清、周純麟、周學義、趙正洪、趙承豐、姚運良、賀健、袁彬、徐斌、徐國夫、徐明德、黃鵠顯、蕭永銀、喻新華、程業棠、傅紹甫、謝良、潘峰、蔡長元、黎錫福、戴克林、魏傳統、況玉純、幸元林等。
離開軍隊的省部級以上幹部有：
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帶領420多人到達新疆，建國後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主席）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離開部隊後曾回老家，建國後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達新疆，建國後任中宣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到達新疆，建國後任商業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部軍人工作部長黃火青（到達新疆，建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被俘後被營救出來，建國後任紡織部副部長）
西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劉瑞龍（繞道返回延安，建國後任農業部副部長）
西路軍衛生部部長蘇井觀（建國後任衛生部副部長）
總部通訊局局長宋侃夫（建國後曾任湖北省委書記）
對此，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也予以了肯定：「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
1958年7月11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德到西寧視察，在聽取了當地領導同志關於西路軍失散人員情況的彙報後，曾作出指示：
對（西路軍）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予以解決。
（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鬥打得很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級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不少。
對犧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們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把犧牲同志的情況搞清楚，師軍級指揮員，每人要寫出個簡歷材料，如姓名、年齡、籍貫、職務、犧牲地點、時間、表現；把失散後活下來的同志調查登記起來，如果沒有重大叛黨的行為，都應該承認他們是紅軍，生活上要給予照顧，安排適當工作。
（對馬步芳殺害紅軍的）萬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還應將馬步芳如何殺害紅軍的罪惡記下來，紀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孫後代。[]
需要說明的是，失散人員身份履歷的核實和生活安排安置問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山頭」的部隊都存在，這是全國範圍內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不是局部性的問題，並不只是「西路軍」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蘇區中央紅軍在內的各路紅軍中也都存在。這類問題處理和落實，政策性很強，調查、核實和落實的工作量和難度也相當大。在國家財力並不富裕的時代，這些工作都是很難做到盡如人意的。
如果有後人要拿著父輩的官位大小來說事兒，那麼最好請他們自報家門並給出一個標準：那些革命戰爭的倖存者得當多大的官才算合適？他們在革命勝利的成果中得分多少羹才得夠本兒？那些眾多的連姓名都沒有留下的犧牲者呢？他們革命的初心就是把官當得越大越好么？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筆者剛上小學，「停課鬧革命」後，《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就成了筆者的啟蒙讀物——正是從那個時候起，筆者開始知道了「西路軍」，知道當年這樣一批革命前輩艱苦卓絕的轉戰歷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煥將軍在《走出祁連山》中那個經歷失敗後的悲愴之句：「誰能相信這是紅軍的隊伍？誰能相信這支潰不成軍的隊伍，主要成員就是當年使敵人聞風喪膽的紅三十軍呢？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
那年筆者才八歲，從此就把他們鐫刻在了自己心靈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後，當西路軍「蒙冤」、「平反」之說沸沸揚揚之時，筆者根本就反應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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