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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的世俗與清雅(兩篇)

王安憶的世俗與清雅(足音)舒晉瑜《 人民日報 》( 2011年04月18日 24 版)

王安憶(速寫)羅雪村繪若用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來詮釋,那麼王安憶因其書寫,可以說是上海某種不可替代的標誌性符號:上海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筆下,被演繹出活色生香。上海給王安憶提供了基本的寫作素材,「人自然要在某一個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個人覺得我的寫作同上海這座城市有著很辯證的關係。」《長恨歌》描寫上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滬上名媛王琦瑤的人生;《富萍》關注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新加坡人》寫的是當下的上海新貴;到了新作《天香》,她從明嘉靖三十八年一直寫到明朝滅亡,所寫雖始自大家族,最後仍回歸市井。她把日常生活的精緻繁雜表現到精妙,上海的氣息由弄堂、流言,甚至由某個女人婀娜的步態瀰漫開來。在王安憶看來,這滬上的清雅就雜在這俗世裡面,沸反盈天。而她的文字則在經歷了華麗堆砌的繁複之後,亦回到這清雅的平白簡潔,就像馮夢龍編輯整理的《掛枝兒》。雖然寫的是這瑣細的市井生活,王安憶的筆下卻時常透出她對人類生存現狀的關懷與思考。在《遍地梟雄》中,書中人物目睹各地的變化,強勢發展的痕迹彷彿在地上鑿出一個個窟窿,滿目瘡痍。在小說集《烏托邦詩篇》中,王安憶寫道,「我曉得這世界無論變到哪裡去,人心總是古典的。」她擔心城市變化太急劇,擔心人們對物質的抵抗力越來越弱。而她,就距離這喧囂與繁華咫尺之遙,安守寧靜寂寞。她一向覺得寫作是訴諸內心的,也不喜歡和人打交道,曾經掛職到上海南市區文化局任局長助理,卻只待了兩個半天。在上海,她大概是最晚裝電話的作家,從不上網。到現在,她仍然用筆寫作,產量不是很高,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寫一點兒。王安憶說,她特別想寫一部關於養蠶的小說。下鄉時在安徽農村看到養蠶的情景,至今留在她記憶的深處。這或者也可被視作王安憶的創作寫照:不管外界如何喧囂,始終嚴絲合縫地裹住自己,最終破繭而出。她本來也不怎麼喜歡太多的人關注自己,最理想的狀態便是「讓我一個人靜下心來慢慢寫。」她曾經用「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原始部落」形容自己緩慢的寫作。恰如《天香》綿長遙遠的由來,自有一種秩序隱藏在時間深處,想快也快不了。還是在很多年前,王安憶心生好奇地想去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於是,她跑到圖書館和藏書樓里翻檢。她何嘗不知網路檢索的快捷?只是在她看來,到故紙堆里翻檢固然緩慢,但這自會生出一種經歷。慢的寫作追求與生活節奏,讓王安憶的日子生出些許詩意。即使是到安徽農村插隊時,在給母親茹志鵑的信中,王安憶寫到當時孤獨無助又艱難的生活也是如此動人:「別人家屋樑上來了燕子,但我家的卻沒有來。」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願意劃清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線。若以此區分,毫無疑問,王安憶要歸到前者。可是她向來不排斥對暢銷書優秀元素的吸納,尤其喜歡推理小說。「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為什麼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你要不斷問自己,這是很嚴格的事情,這就是小說的想像力,推到多遠就看你的想像力的能量。」過去,她曾經誠實地表示自己是「比較笨的寫作者」,如果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沒有經驗過的事情,她很難去想像。即使是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恨歌》,她最不滿意的也是完全憑藉想像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純粹信賴想像的《天香》里,她卻漸入佳境,左右逢源。每次見到王安憶,總見她頭髮挽在腦後,清清爽爽,說話簡潔,語速很快,舉手投足都是高雅的氣質。看起來不苟言笑的她,似乎不太容易親近。而這在外人看來的疏離與冷靜,掩蓋了她豐富熱忱的內心。在熟悉她的人眼中,王安憶是個坦率真實又細膩體貼的女人:她織好送給史鐵生的毛衣,史鐵生去世後,被妻子陳希米珍存著;她給病中的陳星兒送去自己熬的魚片粥;陳世旭要買藤椅,她跑到傢具店親手一筆筆畫下(不允許拍照)寄給他……30年前,她在中央文學講習所(現魯迅文學院)學習,遇到不會寫的字便轉過身問:「陳世旭,『兔崽子』的『崽』怎麼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的字嗎?」她讓我想起她的《長恨歌》,「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它不那麼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親可愛的。」冷了艾蕪,熱了宇春(快人快語)寬 容《 人民日報 》( 2011年04月18日 24 版)前些日子,「宇春故里」勝利入圍我的老家(原成都市新都縣,現成都市新都區)的城市宣傳語,語驚四座。不過,我並不認為此句作者在嘩眾取寵,而是覺得這位作者在頗為認真地想為自己的城市注入「文化內涵」。我並不十分了解家鄉的歷史。不過我知道,這裡明代有文學家楊升庵,現代有文學家艾蕪、中國神話學的奠基人袁軻。此外,還有兩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豐厚的人文歷史足以讓人為它驕傲。但是,如今一句「宇春故里」入圍,顛覆了我對這座川西平原小城所有美好的記憶和嚮往。娛樂本身無可厚非,但是當娛樂潮流膨脹到導致價值標準的紊亂,膨脹到出現惡俗的炒作,我不禁要問,被這樣的風潮所「滋養」的雙眼,如何能懂得珍視歷史和文化?我又想到了隨處可見的宣傳語,比如「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多年過去,我們似乎仍停留在對「文明禮貌」的普及上,而對大眾審美品位的熏陶,始終有些蒼白無力。在轟轟烈烈的淘金浪潮中,人們的品位越發粗糙,不用說對精緻的追求,就連附庸風雅的衝動都難以閃現。在這樣的社會風潮中,就算「宇春故里」真成為家鄉宣傳語,估計人們也不會特別奇怪。畢竟,現在就連本應嚴謹的學界、教育界,也如同娛樂界一般,拒絕深度思考。一位青年學者曾說,我們曾擁有大師輩出的時代,但現在歷史就是轉到了注重利益、輕視文化的時代。出於無力而保持沉默或者自我迷失,正是我們人文環境稀薄的原因之一。一個理想的社會文化狀態,應重在培養文化品位和從容不迫的心態。而這遠不是過度娛樂,或被市場炒得很熱的城市宣傳語所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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