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網

有關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哲學史上有過各種評價。黑格爾之前，學者們大多是從消極方面評價智者學派，一是認為智者學派過於強調個人、感覺、現象方面的意義，無視社會、理性、本質等普遍價值的存在，他們的學說難以使人獲得有關事物本性的真正知識。二是認為智者學派中的人物大都擅長演說和論辯的技藝，從而助長了無視客觀事實、一味追求「使弱道理變強」的詭辯風氣，在古希臘城邦的社會生活中起了很惡劣的影響。在西方哲學史上，黑格爾是第一個為智者學派恢複名譽的哲學家。他反對從壞的、消極的方面評價智者學派，主張從積極方面，亦即從科學方面來考察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黑格爾使人們認識到，智者學派「把作為思想的簡單概念……一般地應用到社會對象上去，並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關係中去」（註：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頁。）。黑格爾之後， 人們對智者學派歷史地位的評價在兩個方面的認識趨於一致：（1 ）智者學派促使哲學研究走上了主體性的道路；（2）從感覺主義到理性主義的演變過程， 充分體現了古希臘哲學發展史的客觀邏輯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智者學派是關鍵的一環。雖說智者學派的感覺論最終為蘇格拉底學派的理性論所取代，但這兩個學派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繫。不論對智者學派抱有什麼看法，在這一點上，學者們都承認，「沒有智者學派，就很難設想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註：葉秀山《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06頁。）上述兩點表明，評價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應以古希臘哲學發展史為立論根據，只要肯定了這一點，那麼，談論智者學派，古希臘哲學史本身就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知識背景，透過這一背景，人們才能具體地體會到智者學派的價值和意義。這固然很對，不過，一經分析，疑義便會隨之而至。古希臘哲學史涵攝著豐富複雜的內容，但在哲學與其它學科尚無嚴格界限之時，哲學史上的各種問題都可歸於哲學這一總目之下進行討論。人們通常是從哲學的基本問題來把握哲學史的發展脈絡的，這種狀況很容易使人對某個學派的體認產生歧義。就智者學派而言，人們根據哲學史來評價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但實際上卻始終沒有把它們當作一個哲學學派來處理。從一般教科書方面看，古希臘哲學史以蘇格拉底為界分為兩個發展的時期，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宇宙、自然；蘇格拉底時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人生。一般說來，研究的對象不同，把握對象的方式和規則也會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把古希臘哲學史視為一個整體，因為正是在這一整體中才顯出了古希臘哲學前後期發展的內在一致性：它們擁有相近的目標，都關注「本源」、「存在」一類的問題，尤其是巴門尼德以來，希臘哲學家更是關注「存在」問題，因而在古希臘哲學史上本體論研究佔據了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智者學派似無任何理論建樹，智者們大多不關心「存在」問題，也不曾有人試圖創建一套本體論學說。因此，人們未把智者當作一個哲學學派是有一定理由的。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在討論希臘哲學史時，完全是把智者學派排斥在外的。這樣一來，在評價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時，自然便引出了一個問題，即智者學派究竟屬於什麼學派？對於這個問題，希臘文化史專家耶格爾（Jaeger）提出了一個頗有代表性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把智者學派當作一個教育學派或文化團體來處理。他的這個看法與他對希臘文化史的研究有關，著眼點在歷史文化傳統方面。 從這一視角出發， 他把智者學派與荷馬、　赫馬俄德（Hesiodos）、品達（Pindarus）等早期詩人聯繫起來，認為早期詩人對希臘文化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人文教育方面，而智者學派從事人文教育正是繼承了早期詩人的這個傳統。應該說，耶格爾的看法富有啟發性，多數智者都有過職業教師的經歷，黑格爾、文德爾班等哲學家在談論智者學派的啟蒙作用時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但是，問題並不在於是否接受這一看法，而是要追問，在智者學派那裡，教育的真實涵義是什麼？應該看到，智者學派與早期詩人之間人文教育方面確有某種共同之處，但在教育的內容、性質、目標等方面，雙方並無共同之源。荷馬史詩、赫希俄德教喻詩通過吟誦而成為全體希臘人的教科書，在這點上，早期詩人的從事人文教育，其意義是在知識的形成、積累、傳播和普及方面。而智者學派從事人文教育，意義不在知識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有關這點，須聯繫到城邦制度方可理會。法國學者韋爾南（Vernan，J.P.）指出，希臘城邦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話語的威力；二是公共領域的興起。兩者互相關聯，一方面，在城邦制度下話語「成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城邦中最重要的社會活動都被賦予了公開性。」（註：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8頁。）智者學派從事人文教育，其意義應從這裡得以闡發。首先，話語是群眾性的政治辨論和演講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技藝，它以辯駁、詰難、說服為主，掌握這門技藝是為了獲取權力。智者高爾吉亞聲稱，雄辯者能夠說服「議事會」採用他的政策，能夠使「顧問委員會」採納他的財政計劃，能夠在「審判官法庭」前面成功地非難他的對手。由此可見，所謂話語的威力完全是就它的的政治功用和效力來說的。智者們深諳此道，在城邦民主政治條件下，他們主要以傳授這門技藝為業，他們的目標就是培養政治家。智者普羅泰哥拉說，他所傳授的是「在處理私人事務中精明慎重和在城邦事務中能言善辯，行動果斷。」（註：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頁。）因此，可以確認， 智者的教學活動是與城邦政治密切相關的。第2頁 /(共2頁)內容摘要：關鍵詞：作者簡介：其次，智者學派運用話語固有的政治功能來規定其教學的規則和效用，但我們不能由此斷定，智者們傳授論辯術和演講術僅僅只在邏輯形式和語言技巧上下功夫，而這常常是智者學派遭到抨擊的一個主要方面。不少人認為，古代城邦民主政治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因為它總是會變成不負責任的演說家的政治。然而，需要申辯的是，智者學派對濫用語言的危險性是有足夠認識的，高爾吉亞就曾把稱頌道德和政治的美德視為論辯術和演講術的標準。在這種標準之下，智者學派才有可能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作出各種探討。上述分析表明，在智者學派那裡，教育的本質含義是政治性的，據此，我們認為，應該把智者學派視為一個政治哲學學派。智者學派改變了希臘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他們把目光投向社會，關注城邦政制、法律等問題，這與希臘社會政治的發展狀況不無關係。第一，智者時代，傳統價值分崩離析，對城邦政治秩序、法律權威的重新認識、重新評估，使得智者學派所從事的人文教育負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它順應了城邦制度下的兩個條件：一是哲學研究開始處於對實踐生活的依賴狀態；二是政治理論變得日益重要起來。第二，完善一套政治論辯的技藝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客觀要求。這一要求使得各種政治理論問題通過話語的形成而被理解，這本身也反映了政治生活的一種特性，它使城邦制度成了實證考察的對象。所以，只有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才能對智者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公允、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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