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可惜了袁世凱

105年前的今天，湖北新軍發動「武昌暴動」，史稱「武昌首義」。中華民國建立後，不是以中華民國政府臨時成立的時間為「國慶節」，而是以「武昌首義」的時間作為「國慶節」，如同法國5個共和國、2個帝國甚至「七月王朝」都以攻佔巴士底獄那天作為「國慶節」。

辛亥革命結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結束了清王朝近300年的統治，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確立的既有總統又有總理（行政院長）的半總統制以及國號，直接影響到旁邊的「大韓民國」。民國38年，中國基本完成了國家統一，廢除了英法美德日意奧不平等條約，中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甚至成為「五大國」中唯一的非歐美列強國家，成績斐然。 不過，辛亥革命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績，那就是袁世凱把「清末新政」推向前進，從而避免軍事實力派「窺伺神器」。武昌首義出現了兩大效果，第一是清王朝遭遇生存危機，第二是袁世凱復出。清王朝生存危機，就不得不廢除「皇族內閣」請出「北洋之祖」袁世凱，可以說辛亥革命最大的贏家是袁世凱，不僅可以避免「被遺忘」，還能登上權力之巔。 袁世凱控制著「北洋六鎮」，湖北新軍明顯不是對手。因此，袁世凱提出南北議和，南方革命黨人只能同意。袁世凱本可以以南方革命為由迫使清政府完成君主立憲，宣統皇帝只是「虛君」，實權控制在袁世凱為首的「漢人內閣」手中。這既是完成「湘軍崛起」以來的漢人「和平奪權」，也是按照慈禧太后確立的「庚子新政」穩步向前。袁世凱既可以保存「清王朝」獲得滿蒙貴族支持，又能爭取「立憲派」漢人官僚支持。袁世凱內閣一旦成為「漢人集團」的代表，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迅速成為「少數派」。黎元洪本就是「立憲派」出身，北洋新軍與湖北新軍一旦「合作」，則孫中山招募的「革命軍」必然崩潰——兩年後「贛寧之役」革命黨軍隊不堪一擊就是明證。 問題是袁世凱沒有「君主立憲」的決心，也貪戀「大總統」的職權，錯過了中國和平轉型的機會。推翻清王朝而不是「架空清王朝」的結果是袁世凱被逼上梁山，一部《臨時約法》礙手礙腳，這才有後來的悲劇。革命黨人用大總統權位與袁世凱交易，袁世凱顛覆清王朝則保舉袁世凱擔任大總統。革命黨人提供的「樣品」是孫中山集國家元首、軍隊統帥、政府首長於一身的「實權」總統，交付的「成品」卻是宋教仁製作的大總統受制於責任內閣的「虛權」總統。看看後來實權總理段祺瑞對黎元洪、馮國璋的跋扈，可想而知「責任內閣」對大總統權勢掣肘幾乎是致命的。辛亥革命給了袁世凱「立憲功臣」的機會，袁世凱完全可以來一次「光榮革命」建立起「漢人內閣」繼續推進「庚子新政」。可惜袁世凱被大總統誘惑為革命所誤，這就有了權威喪失的軍閥割據與黨派鬥爭——「無量頭顱無量血，購得一個假共和」。一些人把蔣經國晚年放開「兩禁」的民主轉型功績記在辛亥革命頭上，其實台灣八十年代末開啟的民主轉型與辛亥革命沒有內在聯繫——台灣經歷過日據時期半個世紀「近代化」與兩蔣軍事獨裁三十年「現代化」，民主共和已經在工業化基礎上水到渠成。催生台灣民主的不是辛亥革命也不是民國38年的軍閥混戰，而是台灣工業化基礎，專制主義的根基小農經濟與村民社會被工業經濟和市民社會取代，封閉的熟人社會變成開放的陌生人社會，契約精神也就建立起來，契約精神基礎上的民主也就瓜熟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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