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之東亞篇 東亞模式之大結局

一

要談東亞，尤其是東北亞，和其引起世界人民羨慕的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大發展，就要首先從日本談起。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開始，其國家戰略，一言而蔽之，就是如何追趕上西方大國，並成為被承認的一員。而這個目標，可以說，是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大概實現了，但自從這個目標達到之後，日本社會的發展陷入了一個長期的停滯。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日本經濟的金融泡沫在1989年開爆之後，日本經濟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被稱為失去的20年。而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導致的歐洲和美國的消費市場萎縮，對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主要工業，汽車和消費者電器，出現經營困難，連世界最牛的企業豐田公司，都頭一次出現虧損局面。

圖一 日本經濟增長

因此在日本現在的這個狀況下，情況自然是繼續惡化。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萎縮，工業產出因為製造業受到打擊，會下降比較大，而在危機前，已經達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高點的失業率，自然會進一步惡化。

圖二 日本歷史失業率

其實看一看日本的經濟奇蹟時間，經濟增長在1960年代平均是10%，1970年代平均是5%，1980年代平均是4%。把這個和中國這30年比較，還是有些不同，就是中國大概30年，都是以日本1960年代的十年速度增長。這個說明中國之前的基礎，自然比日本要差，但由於人口、國土和整個國家的總體規模，比較大，因此未來增長的空間自然就要大得太多。

日本國家發展出現困境，一個主要原因是其經濟模式的出口導向，是以日本強大的製造業為基礎，但是自身的消費市場不足以消化，而必須依賴於大量的出口到國際市場來拉動經濟發展。這個模式在60-70年代，通過出口企業的超大規模集成化，國內的高儲蓄和高投資率，以及高素質的技術勞工等等因素下，達到了頂點。

而因為日本出口工業競爭力的強勁和出口貿易的大幅順差，導致了國際上對日元升值的呼聲越發高漲。首先是1971年，當美國的尼克松政府決定美元和黃金脫鉤，結束了布萊頓森林協定，要求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尤其是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在當年年底簽署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中，日元從1949年固定匯率在1美元兌360日元超過20年的價格，升值15%到1美元兌308日元。

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同時因為固定匯率操作的難度，日本在1973年答應開始了央行干預籠子下的有限浮動匯率。由於考慮到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日本需要干預來保證日元不能上升太快，而在政治上，日本又因為沒有什麼籌碼，不太敢於和美國叫板，因此開始時，日元還是升值較快，到了271高點。

這段經歷，和中國在2005年放棄人民幣和美國固定匯率，而轉向央行干預的有限浮動非常相似。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受到的壓力，考慮到中國仍然要反駁的底氣，那是日本沒有的。

但是日本得到的外部因素的「幫助」，就是1973年開始的中東石油第一次危機。因此阿拉伯國家對西方進行石油禁運，導致油價大幅高漲，把日元推低到300左右。不過因為日本出口企業的結構調整，大量吸收、購買和模仿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又把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提高了上來，導致貿易順差又起來了，當然又被美國一頓大罵，日元只好再度大幅升值，居然在1979年，升到了200一下。

不過中東人又來救命了。那就是1979年發生的伊朗革命導致了第二次中東石油危機，就又把日元匯率給打下來了。從1980年代開始，日本基本消化了購買的西方先進技術，通過自己的投資研發，導致了日本在半導體和消費電子產品上的崛起，又把出口貿易搞大了。

但是這一次日元卻沒有狂升，在於美國開始的里根新經濟政策，放鬆對資金進入美國的管制，在加上日本的利率低，而美國就在利用高利率來應付高通脹，就導致了日本企業到美國投資增加，從而穩定了日元匯率。

但這個局面在1985年的廣場協定下改變了，日元在政府干預下，上升了50%。而由於日元升值帶來的金融業蓬勃發展，使本來國內就開始惡化的投資回報率繼續下降，大量在2-4%基本利率下的熱錢，一方面在美國橫掃各類地產，引發美國人的憤怒，一方面在日本開始1985年開始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

當然如果仔細探討一下，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年代，通過高儲蓄率的大量貸款，在造成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已經出現回報率降低的局面。相對於日本出口大企業的高效，日本的中小企業的經營其實不是太好。在這一輪的熱錢衝擊下，日本銀行體系和企業的壞帳大幅集聚，在高漲的股市和房市下，還可以掩蓋，可是等到1989年泡沫爆破後，這個問題就拖累了日本的下一個20年。

如果說，日本人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那也不正確。日本人確實試圖擺脫對出口的依賴過大，而希望開拓自己的內需市場。因為日元的上升，日本的進口確實也增加了。不過這些內需很多最後就以高漲的房市和股市代表了，是日本沒有成功的解決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

圖三 日元對美元的歷史趨勢圖

二

估計大家看到日本在1985年的情形，就有點如坐針氈，覺得比較類似中國現在的情況了。

那麼為啥日本自己的內需市場無法解決這個困境？

其實要擴大內需，首先是要你的人民，尤其是中下層人民有錢花才行。而要讓人民有錢花，你就必須把他們的工資提高。

日本這個國家，有個很奇怪的經濟現象，就是它的大型企業，特別是製造業效率非常高，但是它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非製造行業的服務業等等，大多是勞動密集型，效率特別低。因為生產效率沒法提高，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就一直高不上去。而這些企業，確實缺乏像美國那樣的經營靈活性，以及缺乏在金融資源上的合理配置和調節，導致了這些服務行業是一潭死水，沒有多少生機。

由這些服務業僱用的人士占日本總就業的80%，就變成了影響內需市場增長的一大因素。

另一個因素，就是當日本人通過出口順差獲得的大量資金，和銀行低息利率帶來的貸款寬鬆，導致了1980年代，日本城市土地和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使許多日本人都加入到了這個房地產大遊戲裡面去了。

大家也知道，房屋供款負擔重，還有就是日本的人口密布帶來的居住面積擁擠（於香港及其相似），和美國人的大房子不一樣，許多的耐用消費品等等，需要量本來就小很多。比如說俺在美國的房子里，每個房間的椅子加在一起，在日本或者香港，大概整個房子都擺不下。這樣就變成其他的消費，被房價給壓抑了。

而在1989年，金融市場一崩潰，很多人就成了負資產。還有更多人的終身積蓄就打了水泡。這種情形下，大家如何花得出去錢呢。

大家經常聽到日本的高儲蓄率，其實日本的儲蓄率在1960年代末期達到高峰25%，然後在1970-1990年代，在10-15%中間徘徊，然後下降到5%左右。

最後就是在1980年代，日本的人口增長開始放緩，人口開始老化，由於生育率不高，日本人口已經無法增長，在2004年到了1億2千8百萬的頂，並隨後出現了負增長。據估計，日本在2055年，人口將下降到9千萬。而日本就業年齡人口和老年人比例，從1975年的8比1，到2005年的3比1（估計2055年是1.3比1），都是對內需增長的不利因素。

圖一 日本人口開始下降

那麼日本社會是不是有美國這樣的收入極度不平均，導致的內需不足呢？這個倒不是。

在1886-1938年日本第一次經濟奇蹟時候，社會財富極度不公平很嚴重，1%的最頂層佔據了20%的全國財富（0.1%佔有9%全國財富）。而因為社會不公導致的國內矛盾，再加上對海外，尤其是中國市場的渴望，希望通過軍事力量，趕走西方強權，讓日本工業獨霸亞洲市場，導致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爭。

日本在戰爭中，由於戰爭總動員導致的經濟和稅收變化，以及戰爭期間的高通脹和大破壞，客觀地將貧富兩極分化問題解決，導致了1%的最高層人群，在全國財富的佔有量下降到了7%（0.1%人群下降到2%）。

有趣的是，這個情況不光是日本，在其他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都發生了類似情況。就是當資本家佔主導地位的高速資本積累和工業化年代，財富分配都是極度不平均。但這種不平均就導致了要麼經濟大衰退，要麼就是戰爭，這兩種社會動蕩，而將財富分配重新調整。

以歐美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0.1%富人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大概佔有全國財富的10%左右，就在一次大戰中，把比例給打下來了。然後戰後的1920年代，又慢慢的漲了上去。然後在1929年大蕭條和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又給打了下來，大概都是2%全國財富左右。

日本的財閥，就沒有受到發生在歐洲和經濟影響波及到北美的一次大戰的影響，也沒有受到大蕭條的衝擊，但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使國內的收入公平問題得到解決。

圖二 世界幾大工業國財富集中歷史資料 （資料來源：日本收入不平均的歷史和橫向比較，森口千晶，美國西北大學）

更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的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最富有人群在國家財富的比重，都是大致在這個水平。只是在開始盎格魯-薩克森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美國和英國，在1980年代後，收入不公平開始增大，美國0.1%財閥的比重，在2005年開始回到了1929年大蕭條前的水平。英國就稍微好一點，回到5%水平。而沒有走這條路的法國和日本，就仍然處於2%水平。

而同樣的盎格魯-薩克森國家，比如說加拿大，和英國水平相仿，而澳洲就稍微低一點，在3%水平。與日本相比，北歐的一些國家，如荷蘭、瑞典等等，就比日本還要公平一些。

這個似乎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是一個警訊。就是說當中國在高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調整政府政策，讓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那麼就不得不面對，由於低中階層人民，收入不高，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要麼發生經濟大衰退，或者引發內部戰爭這樣的社會動蕩局面。

雖然俺沒有中國歷代王朝興衰更替歷史的具體經濟數據，不過大家都知道因為土地被地方豪強大肆兼并，而導致無地農民大量增加從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從一次又一次末代王朝的農民起義里，可以看出端倪。美國這一次的經濟危機，也同樣和現在窮人越窮，導致消費乏力的局面大有關聯。中國要搞和諧社會，在收入上不和諧，那就是基本不可能達到。

日本在1990年後，就是經濟大泡沫慢慢開爆，日本政府大規模舉債，拯救經濟和金融體系，整個經濟基本上陷於停頓。後來想學習美國，進行改革，開始了2000年代以小泉純一郎代表的日本新保守派的改革政策。其中一條改革，就是打破企業大鍋飯，導致了合同用工和外包工的大量出現，讓這些沒有太多福利的臨時工，佔了總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這個政策沒有增加日本企業的活力，就反而降低了人們的工資收入，當然最後就沒有達到效果。

三

小泉在2001年4月上台之後，本來號稱是要改革來解決日本的經濟低迷問題。

他的改革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就是繼續90年代後的日本金融系統的修復工作，解決銀行的壞帳問題。第二個就是減少政府財政支出，希望整合自民黨內部，將自民黨的主要票源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而減低政府對農村為基地的大型建築集團進行財政補貼。

第三個，也是主要爭議的經濟政策，就是日本郵政公社私有化。日本的郵政公社本來是政府企業，向人民提供郵件包裹服務，尤其是對農村人口，提供保險和銀行服務。作為日本政府最大的企業，大概三分之一的日本公務員（超過40萬人）在這裡工作。這個郵政公社也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存款銀行，大概是2萬1千億美元的在儲蓄賬戶里，1萬2千億美元在保險賬戶里，佔了全日本的四分之一的存款。而且日本郵政還擁有140萬億日元，就是說五分之一的日本國債。

雖然小泉打的旗號，是通過私有化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問題，提供效率，不過反對者懷疑，小泉的真正目的在於打破這個全日本最大的儲蓄基金的保守投資管理方式，希望將裡面的錢趕一部分進日本股市，來創造業績。而美國各大金融機構，也對這塊比日本所有私營金融機構的總存款額加起來還要多的大肥肉，自然垂涎欲滴，引起了美國整個政界對小泉政府的支持。

在這些方面，小泉政府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因為他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改變，包括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強調日本自衛隊出海外參加軍事行動，還有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關係惡化。這些行為恰恰和日本在經濟上，希望依賴亞洲周邊國家，來帶動日本經濟走出困境的目標，背道而馳。因此小泉呆了5年就下台了，而今天日本民主黨就開始要聲討小泉和布希對日本社會的損害。

在日本社會裡，出現了兩個現象。一個就是飛特族（Freeter，自由身人士）的出現。飛特族在日本指的是年齡在35歲以下，但只有半工或者失業人士。這個族群不包括家務人士和學生，其特點主要是高中或者大學畢業後，不是去找份全職工作做，而是賴在父母家裡，隨便做些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反正吃老爸老媽的，隨隨便便賺點零花錢。

這一族人在日本增加的很快，2002年數據是2百萬，占日本總就業人數的3%，而預計到2014，這個人群會增加到1千萬，佔大概六分之一。這個人群的增長，引起了日本社會的擔憂，會對日本的未來產生不利的影響。

那麼這些人做的都是些什麼工作呢？大概就是服務業中的便利店、超級市場、餐館和快餐店之類。這些工作要求的技術低，人工低，很多工作沒有醫療保險和退休基金。當這些飛特族到了30多歲時候，基本上不可能再找到一份全職的專業工作，當然更沒有財力組織家庭。

這裡面有些人是比較反感日本文化裡面那種階級等級森嚴，年輕人工作環境充滿壓抑，希望能夠年輕時候自由享樂，而不願過早加入職業叢林搏殺。但更多的人卻是因為日本就業環境在1990年後，非常不理想，沒有其他選擇。

日本人居住條件惡劣，使一個住房單位里，很難出現兩個獨立家庭，所以和父母同住的年齡大了，是沒辦法結婚組織家庭。當這一代人成長到中年的時候，對日本社會將會帶來一個較大的衝擊。

日本出現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日本人，尤其是家庭主婦，把日本中央銀行零利率寬鬆貨幣政策下，出現的低價信用貸款，用套利交易的方式，轉換成外幣收取利息。其實在日本的寬鬆貨幣政策下，銀行本身壞帳太多，而且還要繼續扔錢去挺住那些「大到不能垮」的殭屍大企業。而中小企業本來就依賴於消費者的需求，這一塊低迷，使他們本來就很難拿到貸款的情況，就更惡化。

這個導致了日本對海外投資的金額變得非常龐大，是這幾年世界資金到處泛濫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些本來應該用於刺激日本內需增長的錢，就完全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圖一 日元對外投資猛漲

今天如果有人在日本談「內需」二字，大家都會用很怪的眼神看著你。可是出口已經明顯不是一個方向，日本的打破困境之路到底在哪裡？

這裡就要談到一個新的概念—「准內需」。什麼叫做准內需？就是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內需，但就是新條件下的內需。其實說穿了，就是在日本身邊那個龐大的中國市場，不能當作傳統意義的外國出口市場，而需要把中國和日本整合成一個相當於內部市場的「准」內需市場。

在歐洲，這個市場就加做歐洲共同體或者是歐盟，那麼在日本人的想法里，就是要有一個東亞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往小里說，就是東北亞，包括中國、南北韓、俄羅斯遠東和日本。往中里說，就是在包括東南亞的東盟十國，甚至在南邊的澳洲和紐西蘭。

當然如果往大里說，就是把東亞共同體擴展到亞洲共同體，就包括印度等一系列南亞國家，再加上中亞和西亞。

但這個東亞共同體的出現，其中的主要關鍵，在於中日關係。就算是不用提到在歷史上，日本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侵略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後來的日本精英階層缺乏深刻反省和懺悔，導致中日關係一直坎坷不平。即使沒有這些歷史問題的障礙，日本仍然在如何決定中日關係在東亞共同體中的作用，一直定位不清。

而這個思維標誌了日本人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長期想脫亞入歐，做榮譽白人的行為划上了句號。以後日本的流行漫畫中的日本人形象的金頭髮和藍眼睛，也得乖乖回到黑色了。

四

日本在80年代，經濟國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已經考慮到在亞洲扮演當然的領導者的角色。

當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經濟實力非常薄弱，而當時日本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叫做雁行模式。

這個模式，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1930年代提出，不過在1960年後獲得了廣泛的影響。這個模式的基本想法，是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要市場的出口導向的亞洲經濟區，內部的產業分工布局。這個布局，就是要保持日本在亞洲區的經濟中心地位，利用技術能力的等級差異，由日本擔任亞洲經濟起飛的領頭雁，然後後面第二梯隊，跟著亞洲新興起的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第三梯隊是東南亞裡面的發展比較快的四小虎國家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然後最後跟尾巴的就是其他如越南、寮國、緬甸和柬埔寨等等。當然當時以中國的「落後」，自然只可以排在最後一行了。

這個模式後來在1980年的時候，考慮就是把中國排斥在這個模式之外了。因為那時候的中國，已經加入了美國的反蘇同盟，開始開放改革，要溶入西方的經濟體系。

結果在80年代的發展情況，就是主要來自於四小龍中間的香港的資金和技術，開始向中國的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深圳轉移，而不是去日本設計的本來應該去東南亞四小虎的國家，將中國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帶到了第三梯隊。而在19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蕭條，領導能力大受懷疑，而中國的東南沿海和長江三角洲加入競爭，不光成為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技術轉移地方，並吸引了日本、美國和歐洲的企業。

當中國成為東南亞四小虎的主要競爭者之後，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在1997年的爆發，中國徹底取代了東南亞的競爭者，將日本人講究等級森嚴的雁行模式徹底打破，出現了一個萬佛朝宗的模式，就是中國成為亞洲地區出口經濟的產業集散地，負責向西方國家的市場直接出口，而其他東亞國家，不管你的技術是高，還是低，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你送你的原料過來，他送他的半成品過來，在這裡集成，然後裝箱出海。

不過日本在2000年初的時候，對自己的經濟地位還是有一些幻想，那就是當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差不多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大多數日本人沒有估計到不到10年，中國經濟規模就會超過日本。而隨著日本經濟的困境，和中國經濟繼續7-8%的增長，那麼到2020年，中國經濟就比日本要大很多，日本在亞洲經濟領導者的地位，肯定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日本考慮什麼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在明眼人看來，是可笑的。日本現在需要的其實是救亡運動，是如何通過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為日本陷入困境的經濟發展找到出路。並通過這個合作，讓日本人重新做回亞洲人，在政治外交上，不在簡單地只是美國全球，特別是亞洲政策的附庸，而開始為亞洲和自己的利益開始思考。

所以在日本關於新的東亞共同體的設計中，肯定會拋棄那種雁行模式中對日本壟斷的獨立地位，狂妄自大的自我肯定，而希望有一種新的模式來整合東亞共同市場。

如果東亞共同體可以做成功，日本就可以將「國內」市場一下擴展很大，就像歐盟的德國一樣，享受到市場內部的優先權益，可以讓日本的「內需」出現，並為日本資金提供優先的「國內」市場。

但這個市場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界定的中日關係。界定中日關係做得成功，那麼只是做中日共同市場，甚至不需要其他國家，都可以達到目的。而這個關係弄不好，那麼什麼經濟整合都是空話，日本人的命運，就只有等死而已。

一談到東亞共同體，人們就會很容易想起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詞，叫做「大東亞共榮圈」。

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概念，是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首創，表達了日本人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想成為亞洲盟主的野心。本來如果日本人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富國強兵，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成立一個東亞同盟，將西方侵略勢力趕出亞洲，或者只是把西方國家逼到必須和東方人，平等地打交道，那麼其他國家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別人也不在乎你做個亞洲的武林盟主。

可是日本以天皇為首的軍國主義分子們，想的確實如何利用武力，建立起一個大日本帝國，通過對亞洲鄰國進行殖民，或者樹立傀儡政府的方法，搞一個東亞的大英帝國，把帝國裡面的非日本本土，搞成原材料和產品傾銷市場。然後在金融上形成一個日元圈，來和英美勢力對抗。

因此這個所謂共榮，只不過日本人自己榮而已，對其他國家人民帶來的確實苦難。

不過否認的是，日本軍隊在東南亞一些地方的軍事行動，在早期確實得到了那些國家要求民族獨立，從西方殖民國家統治下的當地人民的配合。比如說在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尼等等，讓當地人看到了西方殖民力量，尤其是大英帝國和法國的色厲內荏，是可以被擊敗的。這些都在客觀上，導致了當地獨立武裝的壯大。

因此在1943年11月5-6日在東京開的大東亞會議，不光是中國的漢奸代表偽中國的汪精衛和偽滿洲國的張景惠，流亡印度政府首腦波色、緬甸首腦巴莫、菲律賓總統勞萊爾，和泰國王子瓦泰雅共等等，都來為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捧場。

但是在後來，這些東南亞當地人民很快就發現了東北亞人民早就知道的事實，那就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只不過是用來打擊西方殖民國家的一個宣傳口號，日本考慮的只是如何保護和開拓自我的勢力。

圖一 日本軍國主義在偽滿洲國的宣傳海報

五

其實日本一開始的主要戰略，就是如何從英美殖民帝國手中，搶奪中國市場。

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打敗了清朝後，通過《馬關條約》佔據了朝鮮和台灣。然後在東北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並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扶持了偽滿州國。之後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發起全面侵華戰爭，並在中國漢奸們的幫助下，成功倡導了華北自治，在中國北方的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山東、北京和天津，納入日本勢力圈。但日本人在爭奪中國市場的時候，因為軍隊殺入了美國和英國的勢力範圍的長江南部，導致了和美國翻臉的太平洋戰爭。

當然隨著日本人在廣島和長崎挨了2顆原子彈而向同盟國投降之後，這個名不符實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成了黃粱一夢而煙消雲散了。

那麼今天俺們會過頭來假設一下，如果當年日本不是由軍國主義分子把持，而是真誠的相信，亞洲尤其是東亞，應該是「亞洲人的亞洲」，從而真正的把西方殖民勢力打出局，那麼這個東亞共榮是不是有可能做到？

就是說如果大東亞共榮圈，不是大日本帝國的馬甲，而是用經濟整合的方式，不是通過日本皇軍的刺刀，而是通過投資、貿易、共同市場或者共同貨幣，就是現在歐盟玩的那一把，是不是可以試一下？

現在日本有些政治勢力，一方面忙著參拜供奉著這11個軍國主義戰犯的靖國神社，非常明顯的表明了，你那些死亡的亡靈，本來就是為你日本大和民族的自身利益，出去殺人放火，與人家東亞其他國家人民的「共榮」毫無關聯，又要轉身來信誓旦旦，說你現在可以在東亞共同體里擔任領導角色，為其他東亞人民的再次「共榮」謀福利？太笑話了吧！

而且當年好歹日本還可以在東南亞國家，幫人家當地人推翻一下西方殖民政權，可是今天日本的整個國家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美國軍事保護的美日安保協定下面，就是說你整個日本的政治外交經濟政策都沒有獨立的本錢，必須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你還有什麼資格領導東亞人民的獨立自主？

圖一 日本軍國主義刺刀下的「大東亞共榮圈」

其實整個世界大勢非常清楚，東亞確實需要發展起來自己的更緊密的東亞共同體，通過經濟區域的整合，而確立東亞經濟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並通過這個發展，一方面為東亞人民爭取更好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為東亞國家圈獲得國際事務的更多話事權。

而中國因為其獨立自主的外交和政治政策，最大的代表了東亞地區的利益，又因為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分量，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核大國的身份，可以有實力保護這個區域的國家圈利益。

更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中華文化圈，這個受到大部分東亞國家圈認可的東亞文明的主要載體，可以整合本來就是傳統儒家文化圈的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國家，而且由於儒家文化主體中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對其他文化如伊斯蘭文化、小乘佛教文化等等，可以做到和而不同的平等相處，對東南亞的文化整合也可以做得到。

圖二 包括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的東亞共同體

當然日本已經明白，在東亞共同體中，中國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否認。日本所希望的就是，是否可以考慮向歐盟中的德法關係，出現一個由中日共同領導的並肩王的現象。

如果看一下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有一點不同，就是德國經濟和人口規模都要大於法國，但是法國的聯合國安理會位置和核武器，正好和德國的經濟和工業能力相輔相成。

而在2000年，日本雖然人口和土地大大小於中國，但在經濟規模上是中國的4倍，因此要求一個並肩王的身份，還是合理的。可是今天中國經濟和日本經濟的發展，完全是背道而馳，中國經濟可以不需要日本的配合而繼續快速發展，而日本經濟離開了中國的配合就是死路一條。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要求並肩王待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充其量要求封個萬戶侯，才比較合理一些。

考慮到中國2008年的經濟總量大概是30萬億人民幣，而環渤海區（京津遼魯冀晉）大概是佔20-25%，其他地方比如說長三角區（滬蘇浙皖），還有東南區（珠三角的粵港澳、海峽區的閩台）也會佔這個比例。那麼在中國在2020-2030年期間，趕上美國經濟總量的話，大概也會是美國這樣，經濟總量比日本大3-4倍吧。

就是說將來的日本區，占整個大中華經濟區的總量，估計就是比環渤海、長三角、和東南區大一點點吧。做個排名第一的諸侯也許可以，可是要做楊秀清，就是比較難了。

這裡俺就提出一個新的名詞，給大家炒作一下。當年哈佛大學的英國佬佛格森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來描述中國和美國的內在經濟依存關係（好像佛老兄最近發表文章，還是終結這個概念）。

那麼俺就提出一個「中日國」概念，Chinippon來描述一下中日共同市場的合作，會帶來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概念，就是利用日本現在仍然具有的技術優勢，和中國具有的完整產業鏈的成本優勢，在世界上搞出來一個「日本質量」和「中國價格」的完美結合，來解決目前因為日本製造的性能和質量在世界上的無可匹敵，但是卻受到價格過於高昂的制肘，而中國製造的價格和產能在世界上的橫掃千軍，但是卻受到質量問題和技術水平含量過低的困擾。

這個雙劍合璧，估計真的是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六

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模式，其他的觀點包括就是英法模式。不過因為英國雖然有美國強援，但面對的是一個分裂的歐洲大陸，而日本雖然有美國強援，面對的是一個統一的東亞大陸，自然無法模式套用。要想做到這一點，那得大量發動中國的「有識之士」的精英們，把中國分裂成7大塊，在中國華北搞出一個德國，在中國華東搞出一個法國，然後在中國華南再搞出一個義大利，也許才有機會。

另外的一種模式，就是日本人最不願意看到的，那就是北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模式，或者歐洲的德國和瑞士模式。不過如果日本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俺的看法，那還真是幾十年後日本的結局。

因此發展「中日國」應該是日本目前唯一從困境中破局的選擇。

要讓這個「中日國」變成現實，日本要放棄對德法模式這個一字並肩王的幻想，要安於做一個現在的「八千歲」和未來的「第一侯」。

日本在經濟上必須將技術轉移到中國，而中國必須保證日本技術的合資企業的知識產權受到保護。

在經濟布局上，日本的高端產業，比如說高品質農業，可以通過中國的富裕階層的增長，而發展市場，而日本農業企業，又可以通過在中國的農業開發和合作（比如在東北和四川已經出現），將這些相對便宜但是質量得到保證的農產品輸回去，滿足日本中下社會階層的需要。

日本未來是不可能實現高幅度的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因此最好的選擇就是降低日本中下層人民的消費支出，讓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的產品，保住甚至提高這些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

而中國得到的好處，主要是通過對日本技術的吸收，就會從目前的大步向前進的發展，變成坐高速列車，比較快的實現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夢想。而中國的西部，和鄉鎮農村，可以利用日本的投資而快速發展起來，幫助縮小東西部差距，和帶動整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在安全體系上，目前的日美安保條約，從以前主要針對前蘇聯，變成了針對中國，顯然已經不切實際了。在中日之間，搞政冷經熱，主要傷害的是日本自身的利益。

因為目前日本是中美力量博弈的地方，如果中美之間爭鬥，日本只有無條件的站在美國一邊，而美國最終會以犧牲日本利益來換取中美妥協。就像當年美蘇導彈對抗危機，是以蘇聯犧牲古巴利益，和美國犧牲土耳其利益來達到平衡。

而中美和好，日本就變成了局外人士，只是看著中美兩強閉門開會而插不上嘴，然後等人家會開完了後，條件交換了，結果談妥了，才可以被人家美國通報一聲。

因此日本自身的利益，在於發展更緊密的中日關係，同時淡化美日關係，使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間扮演一個同等距離的角色。然後等著中國勢力和美國勢力的交替變化，最後就是從今天的美日安保協定，轉化成未來的中日安保協定，或者象歐盟那種東亞共同體集體安保協定，而不需要非本地的軍事勢力參與。

在過渡階段中，可以先仿效俄羅斯和北約的合作機制，建立中國和美日的安全會議。然後逐漸從美日一方，中國一方的雙邊安全對話，變成中美日平等三方平台，共同保持東亞安全。最後就是在美國勢力衰落，美國力量逐漸淡出東亞，由中國和日本合作的中日安保協定替代，直到最後創建中國為主的亞洲安全體系。

當然在中日間需要解決的釣魚島主權之爭和東海劃界問題，應該建立基調就是用和平和協商的辦法解決。俺這裡再提出一個主權共享的概念（co-sovereignty），就是在釣魚島上，可以採取中日共同擁有主權的方法，來解決領土和附近資源的共享。而在東海的資源分享，可以考慮不同的利益分享方案。

如果中國參與了這個中日國的運作，那麼中國的台灣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

中國人在考慮中國統一問題上，多把美國軍事力量，作為中國統一台灣的主要障礙。其實如果沒有日本的支持，美軍只靠著關島基地和有限的幾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根本無力支持台灣獨立。沒有日本以領土上的支持，台獨勢力和獨台勢力的合流，就沒有把中國大陸綁架，在經濟上任意勒索的本錢。

本來俺曾經對台海戰爭的應對策略是，如果台灣獨立，日美軍事干預，將戰火燒到日本，但就保證中國和美國本土不受戰爭破壞，是阻礙日本參與的最好方法。那麼在台海戰事的可能已經大量消退，但是台灣本土的台獨和獨台勢力還是非常猖獗，利用中日國的操作，基本上就可以扼殺這些勢力在台灣的運作空間。

可以想像的是，一旦日本技術和中國成本相結合，一向靠的是以成本優勢向日本技術發起挑戰的韓國和台灣經濟勢力，馬上就面臨一個死局。

這樣的話，台灣想利用其科技優勢，而對大陸要價的本錢馬上就消失。大陸領導人必須改變對台灣的基本看法，以為多給點甜頭，老想著經濟送大禮，就可以收買人心。其實對台灣的台獨和獨台勢力而言，從來都是畏威而不懷德的德性。台灣經濟的衰落，其實才會真正增加台灣普通人民，對富裕的大陸的向心力，對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有大利而無一害。

那種以國內待遇來優惠台灣人士，必須只對真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民才有效用。

七

以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可以通過和日本的合作，從而打垮韓國和台灣的經濟競爭力，也可以通過和韓國或者台灣的合作，來挑戰日本的競爭力。更可以通過和美國、歐洲以及這些地方的華裔科學家的合作，來克制日本、韓國和台灣。

因此中國是不需要很著急的選擇自己的合作夥伴，反而倒是日本越早談定和中國的合作，對日本的條件越有利。如果日本繼續拖下去，那麼談判的條件就越來越少。

以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為例，中國和日本本來都是美元體系的一部分，但隨著中國的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興起，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獨大地位當然會減弱。而作為美元附屬的日元，其地位就更加微弱。

對日本來說，儘快進行中日國的操作，可以通過中日元（或者叫亞元）的方式，通過大家的GDP比例，就是說現在是一人一半的方法，來形成一個相當於歐洲共同體統一貨幣（即單一歐元前身）的籃子，為未來逐漸過渡到單一貨幣打下基礎。

日本前幾年對海外市場的投資，主要靠的是自己的零利率寬鬆政策，和人家的高利率政策才可以實現，而現在全世界都開始寬鬆，使這種利用利息差距的操作不太現實（似乎美國的印度裔人士開始用美元兌換印度盧比來做同樣事情）。如果日元地位下降，那麼希望通過投資獲利來改變出口獲利的企圖，就難以實現了。

最近日本的大選中，自民黨結束了長期執政地位下台，不光是宣布了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政策的終結，而且民主黨的上台，尤其是有外星人之綽號，敢於發表震撼觀點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民主黨主席鳩山由紀夫的出任首相，都表達了日本民間求變的思潮。

不久前，鳩山由紀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大肆批判美國推銷的新自由主義是抹殺人的尊嚴，而倡導友愛的社會關係。他的文章中，關於日本脫歐入亞的想法，和對亞洲共同貨幣和安全體系的鼓吹，都令美國政界和學界一片狐疑。

但是以現在民主黨在日本兩院的優勢地位，加上日本民間對他的死馬當作活馬醫治的期待，鳩山政府至少有4年的時間可以操作。如果他可以和中國達到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而令日本的經濟開始出現一點點生機，那麼轉向快速的日本人是很快會跳上他的東亞共同體大船的。

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民間強烈的反日情緒，就是那種「只有死的日本人才是好的日本人（借用一句德國人關於猶太人的評論）」，和「鼓吹中日友好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已經給斃掉的漢奸，另一種是將被拉起槍斃的漢奸」的極端情緒。

如果帶著這種情緒，那麼當年的朱元璋就不可能善待已經在中國紮根的蒙古族人（現在他們的後裔已經是漢族的一部分），或者民國政府就不可能善待滿族人，因為揚州和嘉興屠殺就會被算在這些後人的頭上。

對今天的日本人也是一樣，不能把南京的血案算在他們身上，俺們需要的是孔子的態度，就是以公正報怨。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確實是懺悔其祖先70年前的罪孽，把發展和中國人的友好關係作為其目標，俺們自然要歡迎。但是如果今天的日本人還是要以俺們中國人為敵，那麼對不起，俺可是老賬新賬清楚賬糊塗賬，都要一筆一筆和你算清楚。

現在日本最主要的工業拳頭產品，就是消費者電子產品和汽車。頭一個產品，其實日本被其他國家拼得很厲害，比如說日本手機產品的水平並不低，但完全抵禦不住美國的iPhone的橫掃。在其他產品上，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的和韓國的，都對日本消費類電子產品帶來嚴峻的挑戰。

而中國開始鋪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在日本國內業界被看作是當年前蘇聯的在1950年代實行的人造衛星計劃，而在科技領域一舉趕超美國的情形。如果中國的比亞迪等領軍的電動汽車，可以打破日本在這個領域的控制（比如說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保持公平，不幫日本汽車拉偏架），就會打垮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產業。

中國政府最近在稀土資源上的控制政策連續出台，都是可以作為對付日本高科技行業的好牌，而迫使日本企業尋求同中國的技術合作。

俺可以想像的是，一旦日本企業和中國合作，那麼韓國和台灣的相關行業，就要面臨一個大洗牌的場面。說實在話，看厭的韓國整天在中國事務上的嘴臉，和台灣那些得了你好處，還要喂你蒼蠅吃的德性，俺是不介意看到這些人捶胸頓足，如喪考妣的。

這裡在宣布東亞傳統的出口模式已經到了一個大結局，應該是混不下的時候，俺們看一看韓國是怎樣繼續這個模式的。

下面這張圖，是亞洲主要貨幣對美元的走向。

從這裡可以看到，亞洲的主要貨幣，日元對美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幣有小幅度上升，其他都是下跌，而以韓國的跌勢最盛。

這個圖形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出口導向經濟，當你出口有問題，那就大幅貶值，通過貶值來增加你的競爭力。而韓國這次算是幸運，因為出於對全球危機的擔憂，美國聯儲局、日本中央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都和韓國中央銀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免得韓國金融崩潰。而在今年稍早存貨出盡了之後，韓國靠了歷史最低的兌換率，搶下了一些補充存貨的單子，使經濟開始有所恢復。

八

韓國最近的經濟有些反彈，主要是在液晶面板和產品、手機和汽車上，利用了中國市場的強勁，和亞洲貨幣里的最大貶值幅度，刺激了出口。本來韓國電子企業，對台灣企業的競爭力比較擔憂，但這次就巧妙的利用了貶值機會，踩著台灣人的肩膀上了位。

不過這次的暫時反彈還是以市場補充庫存為主，不是可以持續的。但這個情況就得到了歐洲經濟學界的關注，認為東亞模式，就是靠自己狂貶貨幣，來達到搶奪出口市場，還是成功的走出經濟危機的方法。

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外貿活動，取決於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和外交關係。在貨幣上的大幅度貶值，必須得到你主要市場國家的認同。比如說中國要大幅降低人民幣幣值，沒有美國和歐盟的點頭，估計是行不通的。

這種降低幣值來推動出口，其實就是以鄰為壑的手法。一個國家做，其他人不跟進，自然不是問題。但如果各個國家到看到這一點，大家一起玩，這個手法就沒有什麼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曾經經歷過這種階段，但現在的玩法是你降幣值，俺就提高你的入口關稅來抵消這個方法。

大幅降低幣值，自然對你的出口產品增加競爭力，但你自己的幹活的人民，不是那些得益的老闆，就要享受經濟水平降低的惡果。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國家必須要被壟斷的大型企業集團控制，才可以在政府政策上採取如此的取向。

而韓國經濟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是被數十家土生土長並且規模龐大的企業集團控制。就像韓國流行的電視肥皂劇裡面那樣，韓國民眾嚮往的都是那些大家族企業里的少東之類。

這些大企業財團，比如說象三星、大宇、現代和LG等等，在韓國被稱為財閥，基本上就代表了整個韓國經濟，用的是「小國家，大企業」的戰略，就是傾全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壓制住大家的其他需求和機會，來搞出幾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如果你只是為了搞幾個大企業，出去和人家爭奪世界市場，也無可厚非，但是為了保證這些企業的競爭能力，和他們在研發上的大量資金投入，是無法靠這些企業在世界市場的盈利來支撐的。因此一個方法，就是把整個韓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全部交給這些財閥們來壟斷，所以說三星這樣的，在韓國那個領域都有其手掌控，象個千手觀音那樣，樣樣國內的壟斷利潤，都要去吸取，好用來養活其在海外市場的競爭。

這些財閥在韓國社會中是無孔不入，甚至連政府的內閣，大多數都是由企業集團的高管出任。比如說現在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就是在現代集團的管理層中走出來。韓國人有句話，就是你人生有三件事是無法逃避的，那就是死亡、稅收和三星。

由財閥控制的韓國政治，自然在資源傾斜上，要保證財閥集團的運作，以全國之力來保證財閥們的財富。其實以韓國缺乏支撐這些企業的國內市場，如果在中小企業上，下一點功夫，是可以讓國內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也不至於將整個國家的經濟，全部綁在幾個企業集團的戰車上。雖然靠幾個集團變成世界性競爭能力的企業，但要明白，樹大過於招風，船大難以調頭，萬一這些大企業因為機構臃腫，對市場變化反應緩慢，死起來比中小企業快得大多。

現在國家之間的技術之爭，趨於白熱化。光靠在國內的壟斷地位，吸取其他國民的血液來和外國企業競爭，來保持自己的技術領先，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以美國為例，當年的國際商用公司IBM是很厲害，後來就讓位給英特爾和微軟的Wintel鐵聯盟，而今天日趨保守和固執的微軟，又受到了谷歌為代表的新型網路IT力量的強大競爭，而隨後又跟出了facebook、youtube等web 2.0的網站社區模式以及維基這種「社區生產」的新事物，以及亞馬遜等的雲計算、蘋果的App Store以及谷歌進軍通訊業的Android及同盟。

在這種不斷由創新企業，帶來的小型和中型企業的發展，然後要麼這些企業自己發展壯大，最後打垮那些大型企業，要麼被大型企業購買，將這些新技術和新產品發揚光大，都是如何保證科技領先和競爭力的一個好辦法。（Android就是一個例子）而只有在自己的市場上通過實驗、失敗、再實驗這個過程中，殘酷鬥爭而最終勝出的競爭者，才可能和世界上的競爭對手們搏殺。

中國現在的央企頗有象韓國財閥靠攏的趨勢，就是希望靠國家賦予的壟斷力量，將腳爪踩到幾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領域，比如說金融和房地產業等等。但中國政府必須明白，在市場上必須給自己的中小企業，預留一定的空間，以中國的市場之大，中國是可以走美國道路，而不要走韓國道路。否則，創新的力量，就可能被龐大、保守但又壟斷而製造出暴利的央企巨頭們，窒息而死。

對韓國來說，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本來韓國的位置是一個小強國，就是相當於歐洲的荷蘭、瑞士和瑞典之類的地位，但是由於韓國人口已經達到5千萬，如果加上北韓的2300萬人口，就是7千多萬，比德國少一點，但就比法國多一點。

因此韓國的目標就是一個向德國看齊的中強國。但和德國的地緣環境不一樣，德國是歐盟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首腦，而且德國人，以及其周邊的具有同等民族性格的瑞士人和荷蘭人，人口都比較小，還可以靠其他歐洲國家的內部市場來支撐自己的產業。

相比之下，韓國的地緣環境面臨的是日本這樣的大強國，和中國這樣的未來超級大國，而且在技術上，韓國敵不過日本這樣的技術大國，又受到中國這個經濟大國在技術上的趕超，處境是相當的艱難。

九

其實韓國在上一次1997年的經濟危機中，主要是由大財閥導致的過度投資，尤其是在半導體晶元方面的巨額投資全部成了壞帳，而導致了債務危機。

當時韓國經濟最要命的問題，是太多短期外債和外匯儲存不夠，一旦當金融出問題，韓元對美元大跌的時候，外債負擔加重，外資逃走，結果就是外匯儲蓄無法抵禦衝擊，然後系統崩潰。其實韓國在2008年，面臨了幾乎同樣的問題，因為看起來頗高的2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外國短期債務比重過高，尤其是日元債務龐大，而日元又是雷曼兄弟倒閉之後，上升最多的貨幣。如果這次不是日本、美國和中國幾大央行的共同援手，韓國金融體系可能已經成了冰島。

韓國的麻煩起始於1994年開始的金融管制放鬆政策，導致了主要以企業為主的貸款，通過韓國財閥要麼直接向外國借錢，要麼由韓國銀行代為借錢，來擴大企業投資。

當這些財團借債令韓國外債達到了GDP的25%時候，以韓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已經到了無法維持的水平。再加上短期外債的急速增加，引發的付款到期的時間問題，到了1996年外債總額到了1千億美元，短期外債已經佔到了總外債的58%（如果加上在韓國的外資銀行的短期債，以及韓國公司短期債，就是80%），而韓國的外匯儲蓄不夠，基本上就是在懸崖上走鋼絲了。

而除了整個韓國的外債，尤其是短期外債過高，韓國大財閥企業的債務槓桿也是非常高，導致了財閥企業對突發金融事件，缺乏一個安全閥門。

為啥韓國的財閥們在投資上亂來？很簡單，就是俺在上面談到的韓國發展道路，是通過財閥控制的政府進行的集中國家財力的傾斜政策。在這種政府和財閥的緊密關係下，很多大財團搞的項目是政府主導，因此政府就對這些項目，給予了完全擔保，來保證這些項目。

因為「小國家、大企業」思路，韓國社會接受了大企業是韓國的經濟道路，因此無論如何不會讓這些大企業倒閉，成了這些企業胡來的資本，這倒是頗像美國的金融大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作為。

本來一個企業要擴大投資，一個方法，就是德國企業那種，靠自己企業賺來的利潤擴大再生產。當然德國人的腳踏實地的保守方法，自然不被性格張揚、大吹大擂的韓國企業所接受，因為這樣擴大生產規模的速度是比較慢。另一個就是美國的方法，就是在股市上通過出讓自己企業的股權來獲取資金。

但是韓國企業也不願意走這條出讓企業股份的道路。韓國的財閥要的是政府保證的利率低的貸款，反正出了事情，靠政府政策來保住就行了。

因此韓國的財閥們，在擴張的時候，主要考慮到不是是不是真的賺錢，而是是不是可以做大，變成一個行業里的龐然大物。這樣一來，在1997年底，韓國企業的負債和股值比例超過400%，而最大的30家大財團平均到了518%。

這個數字是墨西哥企業在金融危機前的2倍，是當年泰國企業的4倍。當初墨西哥和泰國都沒有能力逃過金融危機，豈是你韓國人，大喊幾聲口號，就可以躲過去？

結果是在1996年外貿出現問題，其中有日本和歐洲國家陷入衰退帶來的出口市場萎縮，也有由於半導體晶元、汽車、輪船等價格大跌，一下導致了韓國的一些大財團，比如說起亞汽車、韓寶鋼鐵等等倒閉。整體企業界的貸款出現壞賬，就打擊了金融系統。而金融系統為了自保，就收緊了貸款。銀行貸款收緊造成了資金緊張，又導致了更多的企業倒閉。

而企業壞賬和金融系統不良，引發了韓國在海外的借款信用危機，又引發了外資的大量逃離，這個逃離又將韓國規模不大的外匯儲備清了底。這一下就成了全面的金融危機，只好到國際貨幣基金會那裡去喊救命了。

但那時候韓國的家庭儲蓄率還是頗高，算是靠忽悠了韓國人民的愛國情操，大家捐金捐銀，好歹幫政府度過了難關。不過後來受到美國經濟思潮的影響，韓國也開始了貸款消費的做法，靠低利息貸款來促進內需消費。

這樣韓國的經濟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韓國企業結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比如說大財團下的子孫企業開始財務獨立，但韓國企業靠借貸運作的壞毛病並沒有改變，所以在2008年這次金融危機，俺們又看到了這些企業的資金鏈問題，和在山東的韓國老闆跑路的現象。好在這次韓國銀行的情況沒有上次那樣嚴重，而且來自國際的救助，和韓國本身放鬆銀根，並進行大幅度經濟刺激政策，使韓國避免了滅頂之災。

但是韓國政府推行的消費貸款政策，讓韓國民眾借錢來花，來壓抑工資收入增長，導致韓國人負債比率增長大大快於工資收入增長。以今年1季度為例，韓國家庭月平均收入比5年前增加25%，但家庭貸款卻增加了51%。韓國人家庭為了子女教育，借錢請家教、課外輔導、英語培訓，為自己享樂買豪華汽車、穿名牌衣服和皮鞋、去海外旅遊，還有最厲害的就是貸款買房子，去追趕韓國猛漲的房地產。

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韓國人的儲蓄率在2009年下降到5.1%，預計明年會跌到3.2%。相比較花錢亂來的美國家庭，今年的儲蓄率已經回升到4.4%，明年將達到6.5%，就是說是韓國人儲蓄率的2倍。

這一切都為韓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打上大問號。

十

在2008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會曾經對韓國家庭負責情況，進行了分析和壓力測試。（詳情見「韓國家庭負債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ing Household Debt in Korea）」，Meral Karasulu，IMF Working Paper, Nov. 2008）

先讓俺們看一下韓國家庭負債情況，和其他地方的家庭比較一下。

當時韓國家庭負債和可支配收入比是148%，要大大高於美國家庭的負債程度（不過台灣家庭的負債情況更恐怖，不知為啥台獨和獨台分子們認為他們有本錢噁心大陸）。因此在當前情況下，失業率高企，家庭工資收入難於增長，一方面導致家庭負債率不可能下降，另一方面韓國的內需市場難於啟動，必須完全靠政府財政的刺激支出。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壓力測驗，如果韓國的利率上升100-300個基本點，那麼韓國家庭的負債壓力會增加8-17個百分點。而如果韓國的房地產價格下跌10-30%，韓國家庭的負債壓力會增加4-5個百分點。

而這次韓國的房地產還沒有真正的得到調整，根據網上的調查，漢城的出租物業的租金和價格比已經是全世界最高，房地產靠政府政策可以支撐幾年，將決定韓國經濟的命運。

如果看一看韓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對中國政府應該採取如何的經濟政策是一個警示。

一個就是政府政策在炒高房地產價格的同時，放鬆了對房屋貸款的限制，在低利率的條件下，導致大量普通平民以增加家庭負債率，來追逐不斷高漲的房價市場。當這個行為成為普通大眾的玩法時，其他的內需反而受到了壓抑，而導致了房地產價格追逐成了內需的主要去向，和家庭負債的不斷高企。比如說你同樣一個房子，在50萬的時候，俺付了20%就是10萬的頭款，然後在銀行借了40萬。可是你把它炒成了100萬，俺就得付20萬的頭款，然後去借80萬。當然其他地方的消費就少了10萬，俺的負債就多了40萬。

如果中國現在玩同樣的遊戲，俺們看到的在日本和韓國發生過的情況，就會同樣在中國發生。如果在允許人們從升值的房價里，抵押貸款出來花，那就是走的是美國之路了。

另一個就是在內需增長的時候，這些增長的內需，是來源於工資收入的增長，還是貸款放貸的增長。日本和韓國處於中國目前的人均水平的時候，都大部分是依賴於工資增長的。如果現在中國的相關政府部門，在如果搞消費貸款上，大下功夫，然後在如何提高工資增長上面虛與委蛇，真正的健康的內需，是搞不出來的。

前面談到了韓國的地緣政治情況，就不得不討論朝鮮半島的現狀和未來。

在1990年代以前的朝鮮半島，地緣態勢是通過一條38度線來劃開的。就是說，以意識形態作為主要考慮，這條線把北方的三方—北韓、中國和蘇聯（後來的俄羅斯）劃在一邊，把南方的三方—南韓、美國和日本劃在另一邊。

但是這個平衡因為蘇聯分裂和中國開放而改變，導致了處於前線的南韓和中國、俄羅斯的關係正常化，而北韓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仍然不正常。

而北韓和日本的關係，雖然因為過去的人質事件有所影響，但最主要原因在於北韓和美國的關係必須首先突破，才可以搞定與日本的關係。

要令北韓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北韓是沒有什麼底牌可以打，過去利用的中程導彈向中東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技術泄漏，以威脅以色列的目的並沒有達到，於是北韓祭出核武器的殺手鐧，希望用核武器向中東擴散的方法，把美國逼上談判台。

而對中國來說，自身並不受到這個政策的太大影響，北韓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路程還比較坎坷。而韓國曾經很自滿的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強大經濟實力來消化和統一北韓，已經不再在經濟上行得通，因此中國有些人士擔憂如果北韓會以出賣中國的利益，來討好美國，並由於未來的兩韓統一，而導致韓國現在對中國延邊的心懷鬼胎，變成越南統一後的白眼狼的行為，而產生憂慮，是多餘的。

朝鮮半島在近現代，基本上是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博弈之地，在二戰之後，又加入了美國。中國在這個半島上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和在這裡的影響力，主要取決於中國自身的實力。在中國自己衰弱的時候，不光是朝鮮半島不保，差點連東北都丟掉了，連自己的腹地華北都被人家佔領了。

而在新中國建立後，通過朝鮮戰爭，中國成功的划出了38度線以北的緩衝區，是不允許敵視中國的力量存在。而中國的勢力繼續增長，慢慢連38度線以南的地方，外國軍事實力都必須退出。要做到這一點，靠的是實打實的實力。

韓國自己對自己的定位，是爭取以自己在東北亞地緣上的特殊性，可以在幾個大國之間發揮積極的影響角色，通過加強軍事實力，和在文化上的建設，對這些國家發揮影響而導致整個形勢向有利於自己的利益方向發展。但是在經濟上，韓國必須殺出一條血路，避免成為日本的技術殖民地，同時避免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分包工廠。而韓國目前的經濟前景看起來並不是那麼令人樂觀，這幾年韓國經濟的走勢，將決定韓國在外交和戰略上如何取捨。

而兩韓的統一，還是一個現在看不到的過程。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即使兩韓統一了，恐怕那時候的統一國家，不論是經濟上，還是外交上，在強手環視的東北亞，都沒有太多自說自話的本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090fd0100f4w7.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090fd0100f4w7.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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