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和而不同（非常經典）

07-27

公元1085年1月1日，司馬光花費15年時間，與其他史學家一起編纂的《資治通鑒》終於成書。《資治通鑒》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記述了整整1362年的歷史，是中國史學和世界史學上不朽的輝煌巨著，為後世史學家所推崇。宋神宗「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鑒》，讚揚司馬光「博學多聞，貫穿古今。

除了是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與他同時代的王安石，幾經起伏，卻始終保持君子之交。
私下裡，司馬光與王安石是朋友，在各自的文集中，有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之作。但在廟堂之上。司馬光與王安石又是死對頭，彼此都不認可對方的執政方針。因為倡導變法，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第一回合王安石獲勝，取代司馬光成了宰相。

王安石大權在握，皇帝問他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反而大加讚賞，稱司馬光為「國之棟樑」，對他的人品，能力，文學造詣都給了很高的評價。

而丟了官職的司馬光剛好落得清閑，專心致志去整理他的《資治通鑒》。

當上宰相的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刀闊斧的堅持變法，推行新政，但是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很多守舊派，都表示堅決反對變法，維護舊制。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兩封長達一萬多字的信，告誡他不要推行新政。然後又以3000多字的《與王介甫書》寫與王安石，全面否定變法。王安石則以不到400字的《答司馬諫議書》作為回復：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受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避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整篇文字邏輯嚴密、論點明確，理足氣盛，斬釘截鐵，反倒是把司馬光的長信批得體無完膚，「以少勝多」。
在「變法」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諸多問題，於是反對派在各路王公貴族的支持下，開始不斷要求廢除新法，趕走王安石。皇帝開始動搖，王安石最終辭去宰相一職，退居江寧半山園。司馬光被重新任命為宰相。見王安石被迫辭職，很多人跳出來添油加醋說他的壞話。反觀司馬光，完全沒有在意自己當年因為王安石丟了官職，而是懇切地說：王安石嫉惡如仇，胸懷坦蕩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風。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正如著名學者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宋之世。」據《避暑漫抄》記載：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曾勒石銘文告誡子孫：「誓不誅大臣、言官。」此後北宋的幾代君主都是積極聽取大臣、官員的意見，言路暢通，政治清明。雖有賞罰，但在處置時都會留有餘地。通常是降職到地方當官吏，沒有「一棍子打死」。所以很多被貶的官員，後來又得以恢復重用。因此北宋政壇湧現出很多傑出的政治家，無論是今天的主角司馬光、王安石，或是彼時的寇準、包拯、范仲淹等。那時的北宋，真可謂人文鼎盛，燦若群星。

除了時代的昌明，兩位大家的品質也是讓人讚歎。

有道是文人不相輕。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對手，但在學問上是朋友。王安石先於司馬光逝世，時任宰相的司馬光，感到悲傷和惋惜，曾嘆息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建議朝廷對王安石葬儀「宜特加優禮」。

最終，司馬光堅持「懷民以仁、以民為本」的觀念，勤政為民，深受民眾愛戴，成為我國歷史上的賢相，名垂青史；王安石以「為天下理財、富國強兵」為理念，銳意變法，勵精圖治，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為後人仰慕，享有盛譽。

正所謂「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我們的關係很好，敬重彼此的人品，但是，並不代表一定要同意對方的政治主張。反過來，我們反對彼此的執政理念、方法和手段，也並不意味著否定彼此的個人道德品質。

這正是君子的做人原則。彼此尊重不僅僅體現在相互之間關係密切，更重要的是尊重並允許對方發出不同的聲音。唯其如此，思想才會自由，社會才能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