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舊京人物--鹵煮

老舍的作品中出現得最多的是北京人，塑造得最成功的也是北京人，由形形色色的北京人構成了一個大千世界，其中既有豪橫、昏憒的軍閥、官僚，也有清朝的遺老遺少；既有洋博士、教授，也有中國特產的舉人、秀才；既有政府里的科長科員，也有地痞流氓，有闊太太，富家小姐，也有貧民窟里的少女少婦，乃至妓女、老媽子；有愛國的、混世的各種各樣的大學生，也有誠實的、奸詐的店鋪老闆、掌柜的；有土匪、逃兵、巡警、偵探，也有人力車夫、商店裡的夥計，乃至各行各業做小買賣的，花匠，石匠，糊棚匠，剃頭匠，搓背修腳的，唱戲的，唱鼓書的，說相聲的，練武術的，玩雜耍的，看墳的，守夜的，傳教的，吃瓦片的（房東），飯館跑堂的，賣花生仁的，煮白薯的，吃鐵杆莊稼的旗人，算命的，販賣人口的，賣兔兒爺的，開小客店的，唱話匣子的，教書的……真可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由這些人物共同構成了老北京社會的眾生相，一幅現代北京城的清明上河圖。在老舍筆下的人物群像中，有老北京市民中的典型代表張大哥、馬則仁、祁老人、祁天佑、王利發、常四爺、李四爺、錢詩人……他們為人正派，有愛國心和自尊心，做事講究體面，待人講究禮儀。但是他們也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缺點。老舍也寫了許多年輕一代北京人的形象，如趙四、李景純、馬威、祥子、祁瑞全、錢仲石、小崔、孫七、小文夫婦……從總體上看，他們比老一輩少受一些傳統禮教的束縛，更多些理想與追求，作家把殷切的期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老舍筆下的婦女群像是多姿多彩的，像《微神》中的「她」，《駱駝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兒》中的母女倆，《趙子曰》中的潭玉娥，都是善良純潔的女性，被黑暗殘酷的生活現實所逼迫，最終淪為娼妓。《柳家大院》中的老王兒媳婦在丈夫一家人的共同折磨下終於懸樑自盡，《正紅旗下》里的大姐則是在封建大家庭的壓迫和折磨下過著奴隸般的生活，惟有《四世同堂》中的韻梅，以自己的誠實、聰慧、刻苦耐勞、忍讓、實幹的精神，挑起了家庭的重擔，成為老舍筆下最理想的婦女形象。老舍也寫了許多壞人的形象，他們是北京人里的人渣。像《老張的哲學》里的老張，信奉「愛錢、為我、害人」的人生「哲學」，是個無恥之徒，但卻財運、官運亨通。《趙子曰》里的歐陽天風，以告密為業，靈魂卑污。《離婚》中的小趙乘人之危敲詐錢財，漁獵女色，心如蛇蠍。《四世同堂》里的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李空山、祁瑞豐之流，奴顏卑膝，甘當漢奸，狐假虎威，欺凌同胞。還有《龍鬚溝》里的馮狗子，是黑社會裡的爪牙，《駱駝祥子》里的孫偵探，從前在軍閥軍隊里當過排長，專門以抓捕進步人士為業，是反動政府的鷹犬。劉四爺則是一個地痞流氓，後來開了個洋車廠。《茶館》里的宋恩子父子、吳祥子父子是特務，劉麻子父子是人販子，唐鐵嘴父子是算命的，二德子父子是打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出賣國格人格，依附反動統治，性格殘忍、狡詐、厚顏無恥。他們信奉的人生哲學是「誰給飯吃，咱們給誰效力」。老舍作品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是一群由中國傳統文化培養、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善良、保守、世故、安分守己。《二馬》中的老馬——馬則仁是個老北京人，為了繼承哥哥的遺產古董店，帶著兒子馬威來到英國倫敦，他不懂經營之道，但又在兒子和店員面前擺臭架子。他整天無所事事，只是為了討好房東溫都太太而種花草。他出手大方，只要有外國人稱讚中國貨物，就高興得白送給人家。他重官輕商，只會套人情，講面子，與高度發達的現代商業社會格格不入，鬧出了不少笑話，使自己經營的古玩店陷入困境。總而言之，他缺乏知識和謀生的技能，又不思進取，官癮很大，官架子十足，善良、愛國，但又麻木苟安，既自傲又自卑，正如老舍所說：「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他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好努力。……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引自老舍：《我怎樣寫〈二馬〉》）《離婚》里的張大哥也是一個典型的老北京人，他講究吃穿，講究體面，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但又庸俗保守，折中溫和。他最喜歡給別人說媒，是「男性的媒婆」，他反對離婚，反對自由戀愛，他圓滑世故，奉行中庸之道，「永不會到極端上去」，「他發明了迎親時在彩車裡放花轎」，「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煙斗、手仗，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再思索三兩個月才敢用的時候的樣式與風格。」他做過各種小官和職員，但是永不關心黨里的宗旨與主義。他表面上看上去風度瀟洒，彬彬有禮，「罵一句人他都覺得有負於禮教。」實際上頭腦中是一盆漿糊，他愚昧無知，認為「除了北平人都是鄉巴佬」，連巴黎、倫敦也在內。而他自己最遠只到過永定門。《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是最為典型的老北京人，他年事已高，經歷了滿清時代和民國，「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只需消消停停的過著不至於愁吃愁穿的日子。」他日常生活內容是澆花、養鳥、帶重孫，他的理想是能慶賀自己的八十大壽，實現四世同堂的夙願。他從小生活在北京城，耳濡目染，學會了許多禮數規矩。他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也懂得儒家的修身養性、中庸忍讓之道。他有小市民的精明，當三天沒開張的小販拉住他賤賣兔兒爺（一種兒童玩具）時，他討價還價，磨了好一陣。他有小市民的狹隘。他應付兵慌馬亂的辦法是儲存全家夠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關上門，頂上裝滿石頭的破缸。他有小市民的無知，認為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是因為「愛佔小便宜」，是看上了盧溝橋的石獅子。他有小市民的自私，他和錢詩人是好友，當錢家遇難時，他很想求冠家幫忙，但又拿不準主意——「他絕不願因救別人而連累自己。在一個不十分好對付的社會中活了七十多歲，他知道什麼叫做謹慎。」相比之下，話劇《茶館》里的王利發更帶有京油子的特點，他既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更是世故圓滑的外場人，他從小學做生意，後來當上了茶館掌柜。為了茶館的生意學會了一套應付各色人等的辦法，他想方設法，曲意逢迎，逆來順受，想方設法為了活下去，但是最終還是被黑暗的社會逼上了懸樑自盡的道路。臨死之前，他悲憤地責問蒼天：「我可沒做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就不叫我活著呢？我得罪了誰？誰？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老舍筆下的老北京人的結局大都是失敗的。他們的命運大都是悲劇性的。《二馬》中的馬氏父子與溫都母女的戀愛全都失敗了，《離婚》中的張大哥熱心助人，結果還是受到惡勢力的迫害。官府把他的兒子天真當做共產黨嫌疑犯抓了去，神通廣大的流氓職員小趙要老張的女兒秀真作妾才去相救。當老李要大家在保狀上簽名時，沒有一人敢擔風險。因為老北京人的樂於助人，「往往只在小處。大事臨頭的時候，怕事的毛病就顯露出來了，就誰也不敢上前了。」因而張大哥只能無可奈何地哀嘆道：「我沒辦法！我幫了人家一輩子的忙，到我有事了，大家看哈哈笑！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一輩子安分守己，一輩子沒跟人惹過氣，老來叫我受這個，我完了。」《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儘管他想以躲進小院成一統的人生策略和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方式捱過那段艱難的時世，但是日本侵略者卻不管他如何安分守己，不問政治，照樣不斷地迫害他的家庭：不僅不讓他過生日，而且逼死了他的兒子，逮捕了他的孫子，餓死了他的重孫女，使他的「四世同堂」的理想終於化為泡影。深重的苦難終於祁老人猛醒了，他恐懼、震驚、暴怒，忘記了規矩、體面，也忘記了什麼叫害怕，他勇敢地打罵了漢奸孫兒祁瑞豐，趕跑了冠曉荷，頂撞了特務，抱著重孫女的屍體憤怒地質問日本人……在祁老人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祁老人和他的全家乃至小羊圈、北京城全體居民的悲劇性命運。話劇《茶館》中的三位主人公——王利發、秦仲義、常四爺，他們的身份、性格、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最終的結局卻是一樣的。在全劇結束前，三個人祭奠了自己，常四爺發出悲憤的呼喊：「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此情此景，確乎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而且是國家、民族的悲劇，是傳統文化的悲劇。比起上述的老北京人的悲劇來，祥子的命運又有所不同，祥子是在他的青壯年時期就遭遇到厄運的沉重打擊，並且變成了「文化城裡的走獸」。祥子很可能是一個旗人，他的家原在京郊農村，父母雙亡來到北京城，當上了一名人力車夫，他年輕力壯，「像棵樹，健壯，沉默而有生氣」，他有中國農民的勤勞、質樸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卻沒有許多老北京人身上的懶惰、油滑和隨遇而安的毛病，他有堅強的意志，堅定的奮鬥目標，那就是拉上自己的車。他自尊自信，覺得靠拉車掙口飯吃是天下最有骨氣的事，他正直、善良、樂於助人，應該說，作家對於他筆下的這個人物是頗有些偏愛的。但是老舍並沒有因為偏愛祥子而給他安排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命運，祥子遭遇的厄運，在表面的偶然性下面潛藏著必然性。他所面對的不是某幾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不僅有搶他車的大兵，壓迫、歧視他的劉四，詐他錢的孫偵探，誘惑他的夏太太，不給僕人飯吃的楊太太，而且還有那些維護壞人胡作非為的政府，軍隊法律、社會傳統觀念，甚至連他和虎妞的不幸的婚姻也是這個社會強加給他的。祥子越是要強，他受到的挫折也就越大，他越是掙扎、反抗，越是碰得頭破血流，也就越顯示出社會上黑暗勢力的強大。祥子的悲劇是一個有志者事竟不能成的悲劇。通過祥子的悲劇，老舍清楚地看到，在舊中國，有許多有理想、有志氣、有能力的人，他們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到頭來卻總是一場空。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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