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江湖中國,同沐儒教,中國何以落後日韓?

作者:於陽來源:《江湖中國:一個非正式制度在中國的起因》

韓國化妝品,日本動漫,日韓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就連我們中國傳統的端午節也被韓國人改名江陵端午祭申請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我們在氣憤遺憾的同時,是否應該從自身考慮為什麼我們會落後於日韓呢?如果不參考「江湖」因素,僅歸咎儒教的罪過,很難揭示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上的艱難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難合理解釋為什麼曾經走過那麼多彎路。實際上日本人口危機比中國到來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過類似江湖的遊民萌芽形態——日本浪人,即破產的武士階層。史料表明,明代滋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約三成屬於真正「倭人」——日本破產地主和浪人組成的遊民,他們裹挾中國遊民、破產農民組成海盜團伙,規模通常達數萬人。與中國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蛻變為軍國主義侵略性國家,與其制度造成的人口過剩,過剩人口尋求生存出路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邊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華儒教影響,尤其受儒學相對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學熏陶,存在類似的家族主義結構和人口激勵機制。一旦人口過剩只得尋求海外殖民擴張,尋求新的土地和礦產資源,直至往文化母國的土地去恣意撒野。後來,日本最終演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一個制度斷層的、混亂無序的江湖國家,關鍵在18~19世紀日本所處的社會格局,以及後來日本通過商業和資本主義化走過的道路。日本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封建幕府時代,就擺脫了中央集權政治羈絆。有學者認為,恰恰是中央集權與封建分權背景這個分水嶺,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的命運。自秦始皇后,中國幾乎不再出現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據與權力制衡產生的真空,在近代歷史土壤上,容易滋生類似西歐的商業交換因素和資本主義中間機制,從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與資本主義商業。日本更進一步的發展,是利用商業方式管理政府財政,增強了國力,從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資本主義帽子,而是日本社會發展現狀已然具備與歐洲相近的歷史條件,當權者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水到渠成。此後,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國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專製為君主立憲和憲法法治,以出口製造業和外貿經濟立國,以軍國主義做後盾保障經濟,以法制管理國內移民問題,以人口與資源優化配置帶來生產力進步,無形中消化曾經過剩的人口,從而避免了中國式江湖化的社會瓦解。韓國也自稱禮教發源國,儒教之教化不亞於中國,不能說所謂「吃人禮教」對韓國現代化毫無影響。但韓國現代化時間的起點比中國遲,現代化卻走在中國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傳統,這讓禮儀之邦——中國汗顏。在一些國際大都市的公共場合,中國人的坐態站姿、禮貌敬語、行為自控、精神面貌都不及韓國人更像儒門之後。這個事實很值得中國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盤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在「救亡圖存」壓力下顯得過敏和極端?古老儒教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很複雜,未必全屬消極,也未必全屬積極,也有與制度轉型無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禮教」並非造成中國落後於日韓的主因,反觀中日韓三國,唯中國的江湖文化氤氳大盛於日韓,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特徵,從世界文化看中國文學和電影,除了江湖武俠還有什麼新意?近代中國危機的根源,到底應該歸咎於儒教還是江湖?韓國現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說明,儒教即便有負面作用,也並非全盤抗拒現代化。儒教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尚需進一步考量。但是,沒有一種因素否定江湖與近代中國災難無關。事實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其頭腦僵化地繼續反「封建」,不如態度端正地重新審視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說,江湖是蛻變的儒教,怎麼能說與儒教無關?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兒子。然而,案犯是兒子,與老子既有關又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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