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之歌——農民中走出的國家領導人（91）

6.13 和張春橋的鬥爭

1974年6月份，中央在解決山西問題的時候，政治局會議上矛盾終於暴發了。王謙在向中央的彙報會議上說：「我站出來工作後，因病住院，謝振華派人盯我的哨。」

張春橋聽了這話大不以為然，並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王謙是被打倒的走資派，現在站出來工作，還說有人盯他的哨，這是不是反攻倒算？」

陳永貴一聽覺得不對味，表面上沒有反對，內心卻想：「走資派已經解放了，站出來工作，你派人盯人家的哨，這對嗎？這樣對人家不信任，還讓人咋工作哩？」他本來想說，可是又覺得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得到了江青的支持，自己理論水平低，就沒敢輕易表態。只是一直在心裡嘀咕，覺得張春橋這個人不對味。

9月份，陳永貴回到了昔陽，我到大寨去看他，他說：「王謙在山西怕不好工作。」

我說：「為啥？」

陳永貴說：「張春橋很注意他。」接著又給我說了張春橋的那段話。

我聽了說：「這話除了政治局委員，山西其他人誰還知道？」

陳永貴說：「除了政治局委員，山西沒人知道。」

我說：「這話可別再和其他人說了，否則傳到社會上，王謙就更不好工作了。」

陳永貴沉思了一陣說：「你看王謙這事是不是跟中央其他人有關係？」

我說：「這我怎能知道？你在政治局感覺到怎麼樣？」

陳永貴又想了想，說：「這不光是對王謙，現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裡邊站出來的走資派可不少啊！」

在另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人事問題時，張春橋等人贊成謝振華任裝甲兵司令。謝振華與陳永貴多年不和，從山西下來又要當裝甲兵司令，陳永貴當然有意見，就說：「謝振華在下邊盡搞小動作，我不同意。」

說著，陳永貴還舉出例證來，說王謙在山西怎麼被人跟蹤，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銷毀等等。張春橋聽了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說別人搞小動作，他搞的那動作比別人大得多。說話也讓別人看出來，做事也讓別人看出來，拍手也讓別人看出來。」

張春橋這樣說是藉機諷刺陳永貴愛出風頭，但並沒有點名。張春橋在話中影射的主要是陳永貴對周總理的態度。陳永貴每逢周總理講話時，總是聽得極其虔誠、認真，總理講完後，他總是帶頭鼓掌，並且把手舉得很高，顯得非常突出。張春橋平時在背後就常對人說這類話，貶低陳永貴。今天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眾說出，陳永貴一聽就冒了火，他怒目瞪著張春橋問道：「你這是說誰哩？」

張春橋聽了仍然以冷嘲熱諷的腔調回敬。陳永貴不服氣地說：「黨的會議不讓我說話？山西的事我還是知道一些的。」

這天的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在場的其他政治局委員看到陳永貴和張春橋公開鬧翻，也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吭聲。其實陳永貴頂張春橋，不少政治局委員都很同情陳永貴，認為陳永貴這次可是捅了一下馬蜂窩。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陳永貴應韋國清之邀，坐飛機到南寧，參加廣西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聽說後，專程坐飛機到機場迎接。

許世友和陳永貴關係很密切，因為他倆都是大老粗。平時兩人見了面，許世友經常跟陳永貴開玩笑，倆人頗能談得來。許世友和張春橋也是死對頭，前幾日他聽說陳永貴和張春橋吵了架，非常高興。這次陳永貴到了南寧，許世友對陳永貴的招待格外地熱情周到，在飯桌上，倆人交杯換盞，痛飲一場。

飯後，許世友來到陳永貴的卧室，倆人又打開了話匣。陳永貴帶著酒勁，把幾天來憋在肚裡的話痛痛快快地向許世友倒了出來。他說：「張春橋動不動就訓人，他有什麼不得了？我這個政治局委員是毛主席、周總理讓我乾的，要不是毛主席說了，我還不想干呢！能幹就干，不能幹就拉倒，我隨時準備回大寨種地。」

陳永貴以為這跟他在大寨、昔陽和老朋友聊天一樣，發發牢騷，聊聊天就算啦。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他回到北京時，許世友已經給毛主席拍了電報，說陳永貴對張春橋有意見，張春橋動不動就訓人，口頭上說支持工農幹部，實際上根本不讓人講話。這樣一來，事情就鬧大了。

毛主席接到許世友的信，就在上面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怎麼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件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周總理接到毛主席的信，立即把陳永貴叫去問：「永貴，你在南寧講什麼了？」

陳永貴一聽，有點發懵，一時說不出話來。總理又說：「你給許世友說什麼來？」

陳永貴這才恍然大悟，就把在許世友跟前罵張春橋的話說了一遍。總理聽完說：「許世友把你的話告訴了主席，說你對張春橋有意見，主席讓我解決。我現在馬上要住醫院，還需要治療一個療程。等我出了院給你們解決。」

總理沒有責怪陳永貴，只是很親切地囑咐他說：「今後說話要注意一些，你對中央的一些情況還不了解。」

告別了總理，陳永貴還有點懵，有幾個問題總也搞不清來龍去脈。他想。我跟許世友關係挺好，只不過是和他聊聊天，可他為什麼把我的話又告給毛主席呢？毛主席為什麼又讓總理來解決？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樣看哩？這些問題陳永貴只是一個人翻來覆去地盤算，也不敢隨便和其他人談。

1975年1月份，我因病在昔陽老家養病，陳永貴回大寨後，就來看我。一進門他就給我說：「啊呀，這次可闖大禍了！」

說完事情經過，陳永貴問我：「你說為什麼許世友把我的話告給毛主席？」

我說：「我也一時搞不清。我根本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情況，說不來。」說完我又問道，「你認為他為什麼？」

陳永貴說：「許世友對張春橋也很不滿意，可是他也不敢說，是不是利用我這個炮筒來闖禍？」

陳永貴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我說：「有道理。有道理。你才回中央，在政治局不屬於哪一個山頭，你又不想奪誰的權，無非是看不慣就放炮。這恐怕就是你的優勢，你的作用也在這裡。」

陳永貴笑了，情緒由緊張變得輕鬆起來。他接下來又說：「這能解決一個什麼樣？人家現在正紅得發紫哩。」

我說：「這些你聽總理的安排，按總理的意見辦。」

陳永貴走後這一夜，我思想上很不平靜，又在想許世友為什麼把這話告給毛主席？最後我對陳永貴進政治局的原因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央需要有這樣一些人，私心雜念少，敢說敢道，能把下面的情況反映上去。這恐怕就是陳永貴的作用。許世友正是利用陳永貴這個優勢來發泄他自己對張春橋的不滿情緒。

總理住進醫院後，因為病情不斷惡化，一直沒有出院，這個問題也就不了了之。可是陳永貴和張春橋的個人關係卻越來越不協調。

抓捕「四人幫」之後，陳永貴和張春橋關係不睦一事在昔陽的幹部中漸漸傳開，人們對此有各種的猜測，有的人說這人真是走洪運呀！進了北京沒有多久，不僅沒有陷進「四人幫」這個黑窩裡，而且還和張春橋對著干；有的說這個老農民跟上海那些洋里洋氣的人生活方式和感情本來就合不來，這就註定了他和「四人幫」不會搞到一起來；有的說這可能是周總理、李先念指點他的結果；有的說這人不簡單，雖然出身農民，但很有政治頭腦，能夠看出方向來。有的人也不以為然地說：「有什麼政治頭腦，還不是撞對了，在廬山會議上還不是照樣上當。」總之對這個問題是議論紛紛，說法不一。

我對這些議論經過長時間的思索，覺得陳永貴同志確實像周總理說的那樣不是一般的勞動模範，他跟勞動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深知人民的疾苦，代表著人民的利益，敢說敢做。從解放初期組織互助組，試辦初級社，一直到合作化，他堅定不移地在農業上走集體化的道路，認為只有搞社會主義的大農業，才能使農民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他在這條前進的道路上沒有發生過動搖，當黨的政策發生了重大偏差，不適合農村的實際，損害了人民利益的時候，他又不顧個人安危，敢說敢做。

1958年「五風」盛行的時候，他寧不過河進京，也不虛報產量，而且幾次到縣裡找我，反映下面虛報產量的「浮誇風」；1959年「平調風」盛行的時候，他堅決頂住不幹；1964年「四清」發生「形左實右」的錯誤的時候，他跟「四清」工作隊做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向華北局、山西省委反映情況，直至把想整垮大寨的「四清」工作隊調離大寨為止；「文革」開始，他給總理反映實際情況，為「十月事件」的受害者平反；「文革」中，他看到農村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就逆流而上，冒著極大的風險，向中央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提出在基層不要搞奪權的主張，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保護了全國成千上萬的基層幹部。

想到這些，我不由得說出一句話：「這真是鐵肩擔道義，活舌吐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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