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恩怨」

李政道與楊振寧

我有個習慣，從報上看見有意思的文字，便剪下來放在案頭，時間一長，這樣的剪報往往能攢上幾十上百份。《〈李政道傳〉披露與楊振寧恩怨始末》(以下簡稱《始末》）便是其中之一。

李政道和楊振寧因推翻「宇稱守恆定律」而雙雙榮膺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我後來在搜集李、楊資料的過程中卻發現，兩位似乎在獲獎後什麼時候起，因某種緣故斷交了。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2或3人共同獲獎的情況是常見的，他們往往還不同一國籍，卻可成為終身好友。那麼，李、楊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此兩個人物，因什麼鬧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為了錢，也不大可能是為官職——在美國的教育體制下，當名教授比當官強得多。看來只能是為了「名」，這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名聲」、「名氣」，而是「排名先後」的「名」。

對李、楊分道揚鑣的原因，楊振寧已經說過了，卻一直沒聽到過李政道的說法。我憶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俗話，心想楊說過了，現在且聽李怎麼說吧。

《始末》中寫道，李、楊早年是西南聯大校友，後來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校友，關係一直很好， 且「兩家比鄰而居， 兩家人來往密切」。從1951年起，他們的合作「真正開始」，並得到奧本海默的欣賞和愛因斯坦的重視——即此一點便可看出，李、楊是多麼的幸運！但他們無視這種幸運，文章接著談及：「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署名次序問題。在第一篇論文寫成後，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第一篇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楊振寧。——就這樣輪流坐莊也很好，但不行。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懷，看來更使楊振寧耿耿於懷，但兩人仍相互需要。於是，此後兩人仍有合作，有些學術觀點經激烈辯論後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論文「還共同署名」。對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寫道：「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合作的成果大大多於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後面的兩句話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說法。它曾被李、楊共獲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事實所證明，使人想起中國人常說的「團結就是力量」。

楊振寧說，他在發現「宇稱不守恆」中的功勞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後記中說：「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有關宇稱不守恆的)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李政道傳》則說：「這一發現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論文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然而，據《李政道傳》說，「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楊振寧突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麼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同意」。

再往後，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刊登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楊振寧看到校樣後說「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討論」——又是「排名先後」問題，「楊振寧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裡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後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

不管怎樣，「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而人們都知道，這個「暫停」就是永久停止。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線」，但現在，奧本海默說「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在物理學上兩人極具天賦，堪稱頂尖級人才，奧本海默曾對他倆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現在卻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批評乃至否定。「李政道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預言李今後在高能物理領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這話說對了，1957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李政道確實沒有特別突出的科學貢獻。「楊振寧應該去看精神醫生」，則簡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寫道：「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國內高能物理學界本來就存在分歧，1972年後楊振寧和李政道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使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從晚清至民國，中國人被形容成「一盤散沙」；改革開放初又出現「一個日本人是蟲，三個日本人是龍;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是蟲」的說法——何況李、楊還都是特別優秀的中國人。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紀的前50年里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諾貝爾獎揭曉，3位化學獎獲得者中有兩個日本人，這就使日本在21世紀前9年里培養的諾獎得主達到10人!而自1901年開始頒發諾獎以來的110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1年，先後共有8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國者2人，出自台灣地區者2人，出自香港地區者2人，生在美國者2人，全部是在美國榮膺諾獎的。中國本土尚無一人。

李楊的「恩怨」也好，「一盤散沙」也好，很多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鬧不團結」也好，說到底還是一種「國民性」，一種「壞根性」，對它的「療救」是很麻煩和很需要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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