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異客：孫中山和他的日本友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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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別，也好他鄉再見~~~~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6年第11期，作者金滿樓，原題《東洋異客：孫中山和他的日本友人們》。

孫中山先生手創共和，其一生足跡遍及海內外，其中尤以日本最為重要。據統計，在孫先生3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進入日本多達15次，僑居時間累計近10年，幾乎佔到他革命生涯的1/3。或許正因如此，孫先生對日本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視日本無異第二之母邦」。據其好友萱野長知的估計，孫先生所交的日本朋友接近300人。只是，異邦友好人數雖眾，但未必全是真心誠意，其中既有豪俠真誠之士，當然也不乏另有居心之人。

【宮崎滔天：革命浪人的「英雄夢」】

1897年8月，因被清廷通緝而流亡海外的孫中山來到日本，與前次避難不一樣的是，這次他遇到了早有準備的日本浪人宮崎寅藏（即宮崎滔天）與平山周。原來，宮崎與平山兩人此前曾在日本外務大臣的親信幕僚犬養毅的引介下，由日本外務省提供機密費，資助他們前往中國調查秘密結社等活動，正是在這次行動中，兩人得知了孫中山的大名。經初步接洽，平山周隨即趕赴東京向犬養毅報告。在後者疏通下，日本方面准許孫中山以平山周漢文教師的名義領取准居證，由此得到警方的保護。

對於首次見到孫中山的情形，宮崎滔天是這樣描述的：只聽「吱嘎」一聲，一個穿睡衣的男子出來，見到他後用英語說了一聲「請進」。此時他剛剛起來，口也未漱、臉也未洗。宮崎滔天「覺得他有點輕率，不夠穩重」，不禁產生疑問：「這個人能夠肩負起四百餘州（中國）的命運嗎？他能夠身居四萬萬群眾之上掌握政權嗎？我幫助這個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願呢？」待孫中山洗完臉並換上西服後，宮崎滔天仍覺得不很滿意，因為孫看起來雖然有些像紳士了，但依然沒有他想像的那種豪傑之風。

洽談後，宮崎滔天的失望一掃而空，因為演說是孫中山的長項，句句到位，切中要點。事後，宮崎滔天大加推贊：「如孫逸仙者，實已近天然純真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識見何其卓越，彼之抱負何其遠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誠摯！我國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幾人？是誠東亞之珍寶也！」隨後，宮崎滔天去見犬養毅，並詳細彙報了會談的情況。犬養毅聽後也很高興，說：「這是一份大禮物，怎能不會他一面？」隨後，犬養毅攜宮崎前往外務省謁見某次長，次長讓他們寫份報告交上來，心直口快的宮崎滔天脫口而出：「我們已把秘密結社的實物帶來，請徑直接見面談。」外務部官員一看他是外行，哈哈笑道：「你們這樣可……」

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號「白浪庵滔天」（又稱「白浪滔天」），出身於一個沒落的日本武士家庭，家中兄弟姐妹11人，他是老幺。在其二兄宮崎彌藏影響下，宮崎滔天因信奉「興亞論」（即在西方列強壓迫下，日本應聯合亞洲各國以抵抗白種人的入侵）而對中國事務產生了濃厚興趣。為此，宮崎滔天「決意親自深入中國，遍訪英雄，遊說他們共圖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傑，願效犬馬之勞，否則將挺身自任」。

在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取得初步聯繫後，犬養毅又令宮崎滔天再次前往中國考查政情，特別是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不過，讓他們失望的是，希望康梁維新派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聯合反清的目的最終未果。

庚子年中，在八國聯軍肆虐北方時，日本方面在南方先後策划了李鴻章華南獨立、唐才常自立軍起義，企圖把水攪渾，分裂中國，但圖謀都先後落空。之後，在日本浪人的幫助下，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又開始策劃惠州起義，宮崎滔天則在其中負責軍械供應，但令他感到極度頹喪的是，他在這一事件中竟然扮演了一個被人愚弄、代人受過的角色。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革命黨人交給他65000日元購買軍械，但實際經辦人中村彌留在與小倉交易時相互勾結，所購200萬發槍彈實為廢品（多為甲午戰爭淘汰下來的廢槍廢彈），而中村彌留從中拿取回扣15000元。得知真相後，孫中山命宮崎滔天要求小倉退款，但小倉只答應退回12500元。後在犬養毅、頭山滿等人的斡旋下，小倉答應退款15000元，而中村彌留中飽私囊的15000元也被迫吐出。

而在這時，惠州起義已經發動，最初的進展也算順利，但因為籌款、軍械等均不到位，加上日方答應的援助因伊藤博文再度出任總理大臣而驟然中止，失去了日援的惠州起義最終一敗塗地，知名浪人山田良政也死於此役，系日本志士為中國革命獻身的第一人。事後，日本浪人們大為憤激，當時又謠傳宮崎滔天在本次事件也貪污了10000元。在一次爭吵中，黑龍會浪人內田良平甚至與宮崎滔天大打出手，兩人從房中廝打到走廊，宮崎滔天的前額也由此多了一塊永久性的新月形疤痕。

這一事件中的種種狡詐、愚弄與誤解，讓宮崎滔天對世道人心感慨萬千，備受打擊。經此挫折，他回顧半生，「只是一夢，而且完全是失敗的夢。追懷夢跡，痛恨難堪」，一度還想「遁入空門」。在此期間，宮崎滔天開始寫作連載《三十三年之夢》，向世人解讀自己的「英雄夢」。由於中國的冒險經歷在日本浪人界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話題，這本書竟誤打誤撞成為暢銷書，並一度發行十版。在此關注下，宮崎滔天一時暴得大名，其革命經歷也成了他演出的最好廣告。據說班子每到一地，貼出的海報足有一鋪席大，上面寫著「一顆頭顱懸賞十萬兩，為清國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宮崎滔天在此！」

事實上，孫中山最初的聲名遠播與宮崎滔天的宣傳是分不開的。早在1898年，擔任《九州日報》記者的宮崎滔天就在報紙上翻譯連載《幽囚錄》（又名《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即孫中山英文所撰的《倫敦蒙難記》，敘述1896年被清廷駐英使館誘捕之事）。而這次的《三十三年之夢》，多名留日學生將之翻譯成中文，其中流傳最廣的章士釗以「黃中黃」筆名譯出的《孫逸仙》一書，正脫胎於此。

客觀地說，宮崎滔天是社會平等與自由民權的堅定信奉者，他希望的世界是「車夫馬夫有車坐，窮苦農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萬國和平自由鄉」。在他看來，日本的社會變革少不了中國的革命與現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歐美的侵略進而推動整個世界的變革。就此而言，宮崎滔天是一個世界革命主義的先行者，他還把這個目標寄托在了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身上。

清末新政後，大量中國留學生湧進日本，革命形勢再度高漲。據說，黃興看到《三十三年之夢》後曾親自找到宮崎滔天，而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的相識也是他的牽線搭橋。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而長期參與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長知等6名浪人也一併加入同盟會，宮崎滔天的家也是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最早發行所。

作為武士的後代，宮崎滔天為人豪爽，視錢財如糞土，有錢時任意揮灑，無錢時則四處求助於人，其孫女曾這樣議論自己的祖父：「他窮得叮噹響，有點進項都用在了革命上。」1907年，宮崎滔天在家境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收留了黃興之子黃一歐，黃興來日本，他自己雖然窮得吃豆腐渣，卻總是給黃興一家張羅米飯。

1911年武昌起義後，日本志士們個個疾奔中國，作為前輩的宮崎滔天本應立即動身，但因家裡貧困到了極點而不能成行，後來還是靠了別人的資助才得赴上海，後又到香港迎接孫中山，並躬逢了當年之盛事。「二次革命」後，由於年歲漸大，加之日本方面不再支持孫中山等人，宮崎滔天此後也日漸失去了革命熱情。對於昔日的門下宮崎滔天，犬養毅曾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滔天實在是一個微妙有趣的男兒。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調查中國革命的秘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了中國革命黨的同路人……」

【梅屋庄吉：千金一諾為革命】

如果說，宮崎滔天身上多為義氣與俠氣的話，那梅屋庄吉給予孫中山及革命黨人更多的是物質與金錢，且後者與孫中山結交更早。梅屋庄吉是日本長崎某商人之嗣子，或許因為父輩經商的緣故，梅屋庄吉身上也充滿了冒險精神，他先後在廈門、新加坡等地經商，後在香港開了一家照相館，由此立穩腳跟。

1895年3月，梅屋庄吉的照相館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英國人康德黎博士，另一個則是位素未謀面的年輕人。康德黎博士酷愛攝影，常來梅屋照相館，梅屋庄吉與他很熟悉。在其介紹下，梅屋庄吉與孫中山首次相見。孫中山是康德黎的學生，數日後他再次拜訪並就此結交。據梅屋庄吉後來回憶：「於香港敝屋始迎先生，興酣，談天下事，中日之親善，東洋之興隆，以及人類之平等，所見全同……先生雄圖與熱誠，甚激我之壯心，一午之誼，遂固將來之契。」

孫中山僅比梅屋庄吉大兩歲，但他的一番談吐讓後者大為折服。在聽說孫中山打算在廣州舉行起義後，梅屋庄吉當即表示：「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之後，梅屋照相館成了革命的秘密基地，用他的話來說：「照相館只是表面的招牌，總之這裡成了革命志士雲集、安營紮寨的梁山。」

廣州起義發動前，梅屋庄吉為之籌集了600支手槍。但可惜的是，這些槍在運往廣州時被查獲。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先後赴日本、美國避難，梅屋庄吉曾在途中匯給他1300美元。此後，梅屋庄吉先後參與1899年的「菲律賓獨立軍」起義（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都參與其中）及1900年的惠州起義，特別在起義人士的聯絡、武器供給及錢款的輸入方面，梅屋庄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期，梅屋庄吉開始涉足方興未艾的電影業（早期的默片與照相有很大關聯），其創辦的「M·霸亭商會」（日本「日活」電影公司的前身）與東映、松竹等著名日本電影公司不相上下。

辛亥革命爆發後，梅屋庄吉收到一封來自上海的電報：「武裝起義成功，請求資金援助。請求派遣萱野先生。」落款人是成功發動上海革命的陳其美。收報後，梅屋庄吉立刻為萱野長知支付了7萬日元，而在他本人所寫的《永代日記》中記載，至1912年，梅屋庄吉總共為革命軍方面支付了45.6萬日元。不僅如此，梅屋庄吉還為陳其美印刷了250萬元「軍票」，以充當革命軍的臨時貨幣，日本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等人前往上海時，其費用也全部是梅屋庄吉一力承擔。另外，當北一輝、末永節等人組織日本「敢死隊」準備奔赴武漢參戰時，梅屋庄吉還親手發給他們每人一枚金戒指，因為在戰亂中，金戒指可以換錢活命。

辛亥革命曇花一現，政權很快被袁世凱奪走。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由於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凱政權，孫中山在秘密入境後只能隱藏身份，而他的住所正是梅屋庄吉所提供的位於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這個地方非常秘密，除了梅屋庄吉外，只有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少數幾個人知道。

由於革命遭受重挫，加上很多革命同志對新成立的「中華革命黨」不理解，此時的孫中山非常苦悶。不過，梅屋庄吉卻在這段時期成就了一段佳話——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合。由於年齡差異等方面因素，孫、宋婚姻一度遭到宋氏家族及革命同志的極力反對，在此情況下，梅屋庄吉及夫人德子的幫助起到了關鍵作用。

1915年11月10日，梅屋庄吉夫婦為孫、宋二人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據其女千世子回憶，當時新人坐著她家的兩輛新汽車來到「M·霸亭商會」攝影棚邊的豪華宅邸，婚禮由頭山滿主持，犬養毅致祝辭，在新人喝過交杯酒後，孫中山還與梅屋庄吉結為義兄弟，宋慶齡則與梅屋夫人德子結為義姐妹。

袁世凱稱帝敗亡後，孫中山在南方建立護法軍政權與北洋政府相抗衡，但在西南軍閥的排擠下，孫中山屢起屢伏，最終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得此消息後，梅屋庄吉致電宋慶齡及孫科，稱孫「乃中國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偉人」；孫的去世「不僅是貴國的不幸，也是整個亞洲的不幸」。據千世子回憶，梅屋庄吉一邊嘆息一邊說：「在孫中山之後，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他。我不會再遇見那樣偉大的人了。」作為殊榮，梅屋庄吉是與宋慶齡、孫科等人一道扶著孫中山靈柩，從北京返回南京的唯一日本人。

此後，中日關係急劇惡化，而作為主張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軍方的監視，東京憲兵隊甚至兩次傳訊並辱罵其為「賣國賊」。對此，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在寫給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的信中表示：「實現中日親善，是我多年的夙願，也是故友孫中山的遺囑，終日苦思其實現。」廣田弘毅收信後，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國作友好訪問，以斡旋當時的中日關係。但不幸的是，正當梅屋庄吉積極準備行程時，卻突然病倒，並很快於1934年11月23日去世，終年65歲。在其葬禮上，蔣介石贈送了花圈，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送去「青天白日旗」，並與日章旗共同覆蓋在他的靈柩上。

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貴在心」，「無論富貴貧賤，相互扶助為做人之道」。其曾外孫女認為，梅屋庄吉是一位國際主義者，他在《永代日記》中曾說，「我堅信，當人世間達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沒有偏見的日子到來之時」。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遺言，囑咐子孫保守援助中國革命的秘密：「我基於與孫中山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於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多少錢，目前尚是不解之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定是個大數字。若以事實論，梅屋庄吉確實兌現了自己許下的諾言。

【另類友人：犬養毅與頭山滿】

客觀地說，日本方面對中國革命黨人的關注並非毫無緣由，而其定策實起於甲午戰爭之後。當時，儘管日本在對華戰爭中大獲全勝，但國際上包括日本自己也仍認為中國是東亞第一大國。由此，如何防止中國的強力報復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課題，前文所述的宮崎滔天與平山周前往中國調查秘密會黨的目的，也無外乎利用反清勢力藉以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可見，犬養毅等人為孫中山流亡日本提供方便的動機十分明確，而從其根本上說，仍舊是利我主義。

1898年2月3日，犬養毅寫信給《日本新聞》主編陸實，其中稱：「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氏同寓一處。最近，尚有王陳（王質甫、陳少白）二人來此。彼等亦廣東革命黨員。弟刻下卧病中，諸事不能兼顧……願吾兄將彼等掌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也。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自去歲以來，弟即暗中著手作此計劃矣。」

犬養毅的這封信寫得極為坦率而露骨，日後對宮崎滔天的不滿與差評很大程度也是因其價值理念不同所致。事實上，犬養毅雖然與孫中山等人交往頻繁，並且為革命黨籌集經費乃至提供武器，但從骨子裡來說，他並不重視孫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反而認為革命黨徒不過是一群「秘密會黨的好事之徒」。在援助孫中山等人的同時，犬養毅也同樣大力支持立憲派在日本的發展，即便革命黨人張繼曾當面揭穿其「腳踩兩隻船」，犬養毅仍不為所動，一意孤行。原因無他，不管是革命黨也好，立憲派也罷，只要中國能建立親日本政權，這就是犬養毅等人的成功。

在孫中山與日本人士的關係網中，頭山滿是與犬養毅同等重要的人物，一些犬養毅不便出面做的事，大多交由頭山滿處理。頭山滿出身於一個破落武士家庭，其早年經歷複雜並先後組織過「玄洋社」等右翼政治團體，後來也被捧為日本浪人的總頭領。孫中山等人領導清末革命時，頭山滿和手下浪人都為之出力不小。

辛亥武昌起義後，日本浪人們都大為興奮。當年10月17日，頭山滿等兩百餘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浪人會」，企圖促使日本政府宣告中立；11月上旬，內田良平等浪人又在東京召開「有鄰會」籌備會，會議決定派人赴中國與革命黨聯絡；此外，頭山滿等人還成立了「善鄰同志會」，準備以積極姿態介入中國的大革命。這一時期，大批浪人如萱野長知、末永節、岩田愛之助等也都紛紛湧入中國，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簡直就像開「浪人展覽會」一般。

而在此時，正在武漢前線的黃興也通過萱野長知電告犬養毅和頭山滿，請他們立刻來華襄助。鑒於日本浪人在華互不統屬的亂象，犬養毅與頭山滿也認為有必要親赴中國一趟。當年12月17日，犬養毅到達上海。一周後，宮崎寅藏、山田純三郎等人趕赴香港迎候孫中山回國，之後同船抵滬，犬養毅及多名日本外交官、軍人及浪人到碼頭迎接。12月27日，頭山滿也帶著一批隨行人員來到上海。

可惜的是，中國局勢的變化並未按照犬養毅、頭山滿等人的期望發展，主張革命黨人聯合康梁、岑春煊在南方確立政權的設想，最終因南北議和成功而宣告破產。為此，犬養毅與頭山滿還曾溯江而上，前往武漢遊說黎元洪，但無功而返。事無可為之下，犬養毅於1912年1月先行回國，頭山滿則轉赴大連，經奉天、朝鮮返回日本。據說，頭山滿離開上海之時，僅有何天炯等數人前去送行，場面很是冷清。船出吳淞口後，頭山滿看到白鷗成群飛翔而自嘲「這是海鷗代支那人來送別」，不滿之意，溢於言表。

儘管如此，在「二次革命」反袁失敗後，對孫中山等人伸出援手的仍是頭山滿等人。對於日本政府不許孫中山入境的做法，頭山滿很不以為然，認為「窮鳥入懷，獵夫不殺」，保護革命流亡人士乃武士道的精神所在。為此，頭山滿還特意將孫中山安排在自己住所的隔鄰，以防刺客暗殺。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後，曾分别致電日本寺內首相、本野一郎外相、犬養毅、澀澤榮一、頭山滿等人，要求他們對中國「予以道德的同情，使中華民國定堅固之基礎」，俾「兩國國民所共同希望之亞洲共和與文明發展亦得實現」。但日方對此不予置答，犬養毅、頭山滿也無甚表示。

1918年6月，孫中山再赴日本，但以信件、電報要求與犬養毅會面的要求沒有得到任何迴音，孫由此憤而提前回國。此後，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犬養毅對孫的態度也日趨惡化。1924年11月，孫中山借北上之機最後一次轉道日本。在抵達神戶之後，犬養毅仍避而不見，而只派出代表古島一雄前來看望。孫與古島一雄會談後，也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答覆。

1925年後，在孫中山行將不起時，其多年好友萱野長知從日本趕來北京探視。病榻前，孫中山仍委託萱野向犬養毅、頭山滿問好。孫先生去世後，頭山滿在題為《求亞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說：「孫先生之功績，非特欲求中國之富強，其求亞洲民族解放之決心，亦未嘗稍變。我與先生相知三十餘年，先生每來日本，必來顧我。今聞此噩耗，能無愴然欲涕耶？」這一段話，倒也算是故交之言。

總體而言，犬養毅、頭山滿與宮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有著明顯的區別，儘管其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幫助更大，但就立場而言，仍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前提，其目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親日本的政權。由此，在「二次革命」後，當他們發現革命黨人的力量孱弱，不足以達成此目標時，而對孫中山日漸疏遠，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