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中東轉型——當帝國邊緣遭遇現代性

　　最近，敘利亞內戰的炮火已經蔓延至土敘邊境地區，10月3日從敘利亞境內發射的炮彈落到土耳其的小鎮，土方隨即開炮還擊。炮擊事件引爆土耳其的反敘情緒，第二天議會便通過決議，授權政府在危急情況下可以越境展開軍事行動。土耳其軍隊進入敘利亞的大門似乎已經打開，土敘邊境地區或許將成為新的戰場。

　　敘利亞危機爆發之後，土耳其便拋棄了昔日的朋友，強烈要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下台。現在，土耳其對敘利亞展開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在增加。回顧歷史，19世紀30年代，埃及的統治者阿里通過敘利亞進攻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而今天，土耳其則大有南下敘利亞之勢。有「影子中情局局長」之稱的美國專家喬治·弗里德曼在預測一百年後的世界格局時斷言，土耳其將會恢復在奧斯曼帝國昔日藩屬地的影響力，換言之，一個新的「奧斯曼帝國」將復活。「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都曾經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土耳其在這場革命風潮中如此積極作為。

　　歷史沒有重演，卻在輪迴。500年前的中東地區正處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狂飆突進般的征服之中，在蘇萊曼大帝的主導下，帝國將巴爾幹、北非、阿拉伯半島收入囊中，並將哈里發從開羅遷移到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帝國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代言人。這些地區淪為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對於阿拉伯人而言，奧斯曼帝國的興起意味著阿拉伯文明的衰落。美國學者希提不無感慨地說：「中世紀時期，包括黑暗時代，阿拉伯國家並沒有變成黑暗地區；但近代卻變成黑暗地了。」帝國邊緣地帶所具有的鮮明特色決定了中東地區的發展的「歷史航道」，只有了解中東過去五百年「帝國邊緣」的歷史，才能觸摸到中東轉型與發展的脈動。

　　在農業時代，要對疆域遼闊的帝國進行直接而有效的統治並非易事，奧斯曼帝國便採取了「高度自治」的方式間接管理邊疆。北非沙漠、阿拉伯的內蓋夫沙漠有大量游牧部落，部落酋長、軍事強人的權威比土耳其蘇丹要大，帝國邊緣地帶成為政府與部落社會的過渡區，各種勢力犬牙交錯，形成了別樣的政治圖景。

　　圖景之一：帝國治下多各種族並存。奧斯曼帝國以游牧帝國起家，但是最終轉型為一個定居的農業帝國，而在邊緣地帶，騎乘駱駝的游牧部落依然佔據主導。血緣依然是社會組織的主要紐帶，各種宗教和教派交錯分布，最典型的是黎巴嫩地區，時至今日，不同教派主導了「三權分立」。

　　圖景之二：地方高度自治，政治權力破碎，在不同地區根據其傳統和現實而採用不同統治方式。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的黎波里形式上是奧斯曼帝國的省份，實際上17世紀初之前已經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帝國邊緣的游牧部落無法形成大型的等級化的政治組織，部落或者部落聯盟通常以一位祖先來命名，以彰顯團結與領導權，但是個人也會意識到，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領地建立等級化的機構。個人的關係網路對於生計至關重要。在2011年的利比亞革命中，部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卡扎菲是名義上的「元首」，但並不是所有的部落都買賬。

　　帝國邊緣一直是一種「地方性」社會，帝國邊緣地帶鬆散的統治方式，為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埋下了伏筆。由於沒有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政治組織，當西方殖民主義帶來的現代性滲透其中之後，帝國邊緣地帶就會迅速裂變，進入一個痛苦而漫長的撕裂與重組的過程。

　　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增強了歐洲與北非的聯繫，也啟動了奧斯曼帝國邊緣地帶淪為歐洲殖民地的過程。中東地區此時不僅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邊緣，也成為殖民帝國的邊緣，這註定是一個動蕩與痛苦的轉型過程。武力征服只是殖民擴張的一種手段，源於歐洲的現代性至少包含四個維度：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秩序以及民族國家體系。現代性的制度背後是貨幣與民族主義兩種瓦解性因素，正是這兩種因素把奧斯曼帝國邊緣地帶帶入轉型軌道之中。

　　貨幣，從原初意義上講是交易手段便利化的結果，但是，貨幣卻實現了財富的符號化、虛擬化，由此構建起來跨時空的市場秩序。隨著歐洲人的商業滲透，貨幣化成為一股潮流，邊緣地帶的王公貴族們也成為貨幣的俘虜。1830年法國出兵阿爾及利亞，其借口就是債務糾紛。基於貨幣交易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最終瓦解了帝國邊緣的傳統經濟模式。20世紀30年代，中東成為世界石油產區之後，中東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能源區」。美元1971年與黃金脫鉤之後，便與中東的石油掛鉤，中東地區在獲得大量財富的同時，也成為美元霸權的「錨」而難以真正自主。

　　民族主義是對帝國的雙重否定：否定了帝國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也拒絕殖民帝國的滲透，它追求一種新的權力邊界清晰的政治形態——主權國家。民族主義使帝國邊緣的「混沌狀態」不再可能。要在一個權力邊界混沌、缺少成熟政治組織的地區建立主權國家談何容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崩潰，為帝國邊緣地帶的獨立提供了機會。沙特、伊拉克、埃及、葉門獨立，邊緣地帶的其他部分則被置於各殖民帝國的統治之下。二戰後歐洲殖民帝國崩潰，這一邊緣地帶又出現幾十個主權國家。

　　獨立之後的中東諸國獲得了主權國家的法律地位，但是以血緣紐帶和宗法氏族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並未發生根本變化，軍人政權、神權國家和君主國成為主要政體模式。雖然各國套上了主權國家的外衣，但是卻沒有行使主權的能力，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上台的中東強人戀棧權位，公權私有，公民權遭到壓制，國家能力建設滯後，這才是導致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的根源。

　　相比之下，土耳其是中東地區轉型最成功的國家，而其國家實力也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之春」為土耳其擴大在中東的影響提供了機會。暴力殺伐已經過時，土耳其或許可以發揮引導作用，幫助中東各國建立一種穩定的地區秩序，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是一種不帶「帝國」名號的對昔日帝國的復活。五百年之後，歷史以另一種面目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