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孫東東引發的善待訪民之願(南方都市報 2009-4-11)

　　知道分子之展江專欄

　　北大孫東東教授因在接受媒體正式訪問中談到：「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癥狀可以拋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把他（們）送到醫院就是（對他們人權的）最大的保障」。輿論為之嘩然已一周有餘，弄得孫教授道歉也無濟於事。

　　這樣的言論受到抨擊，自然不乏理據，因為批評者雖然不一定都與訪民有過親身交往，但是憑藉常識就不難發現，即便部分訪民「精神有問題」，表現出「妄想癥狀」，屬於「偏執型精神障礙」，那也是事出有因。所以孫教授至少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人所共知，中國的百姓，屬於天下最善良族群之列（經常有人抒情：「多好的老百姓啊！」），其中那些身處社會邊緣和底層的人不到萬不得已，誰會「拋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在偌大的國土上騰挪輾轉、千里跋涉、風餐露宿？即便是所謂的「偏執型精神障礙」，他們不也就是寄望能找到一個能說說話的地方嗎？而且他們把自己的行為叫做「上訪」，表明他們對可能的接待對象心存虔敬。

　　我想我只是反映了人們批評中的一般看法，沒有任何驚人之語，但我想往前或往後走一步。我心中似乎油然而生了一種對孫教授的謝意，因為他讓國人以和諧社會的願景來重新反思一個問題：我們不能早日讓上訪現象絕跡嗎？可以這麼說，這個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是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不消失，我們談論如何建設和諧社會就底氣不足。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找尋一下上訪現象產生之因。如果說歷史遺留問題已屬少數，那麼近年來因拆遷、失地、下崗、醫療事故等產生於地方的新矛盾，本屬於改革和發展中難免出現的現象。而改革和發展催生了法制，也令地方政府財力日增，有了調節社會衝突的機制和本錢。

　　何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不需要制度創新。我們所需要的只是轉變一個觀念———變「截訪」為「接訪」，微調一個制度———在各地法院和信訪辦門外設置電鈴，民眾按鈴告訴之後，有關方面就必須出面接待。而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一些地方以「包干責任制」來派員截訪，甚至在「科學分類」的基礎上進行分類截訪，這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只能造成損害，有形無形中加大了對中央政府的壓力。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倡導執政黨和政府保障人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在地方上隨時接待訪民就是對「四權」中的表達權的具體尊重，也是檢驗是否「執政為民」的具體標準之一。我們也樂見孫教授（無論他是否繼續擔任衛生部專家委員、司法鑒定室主任）對這種接待做「參與觀察」和「抽樣調查」，檢驗一下他所謂訪民「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以及他們先有病、後上訪的結論是否成立。

　　（作者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