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社會階層公正流動

　　如果徐深海有了編製成為了正式工，他不但每月可增加收入近1000元，而且福利待遇也會相應提高。但潤州環衛所負責人向媒體表示，獲得正式編製需要區委編製辦同意並核發，「難度非常大」。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個人或社會群體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變動，統稱為社會階層流動。那麼，目前階層流動固化程度如何？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難的原因何在？哪些人最有可能淪落為社會新底層？

　　為了解當前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瞭望》新聞周刊聯合國內專業調查研究機構——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於2月13日至2月18日，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成都5個大中城市進行了民意調查。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從整體來看，58.8%的被訪者認為社會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僅7.5%的被訪者認為機會很多。僅有38.8%的被訪者相信通過「自身努力」可改變命運，50%的農村戶籍被訪者相信該觀點，比例遠遠高於城鎮戶籍被訪者。

　　受訪者反映向上流動機會少

　　今年36歲的張先生，是北京某機關的一名處長，來自於湖南省南部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學，從此命運發生了逆轉。然而，近年來，他已成了家鄉人眼裡的一個傳奇。

　　「在老家，現在每年能為子女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家庭並不多。」張先生說，「他們的子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也越來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畢業就去讀技校學手藝，或外出打工掙錢。」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高考全國棄考人數接近100萬，而2009年棄考人數達到84萬。有觀察人士稱，除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客觀原因外，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成了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古至今，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是社會底層群體改變命運的主要方式。比如，1978年恢復高考，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眾多貧寒子弟就通過高考躋身社會上層，這不但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和智力支撐，也成就了中國當今的生機和繁榮。

　　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公眾卻感到社會階層在日趨固化，而一個人如果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似乎也更困難了。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多數受訪者反映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訪者認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礙，信心不足，尤其城鎮戶籍被訪者認為通過自身努力向上流動障礙重重。（見下圖）

　　同時，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74.4%的被訪者認為受到「靠關係找工作」的影響，一線城市「社會關係」對就業的影響甚至高於二線城市，而且越是高學歷人群，越發感受到遍布周圍的「社會關係」網對自身就業的威脅。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鬍仙芝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社會階層雖有一定的固化趨勢，但也要客觀地看到，現在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社會流動的制度設計，一些中低階層的人士，也通過此途徑實現了向上流動。」

　　那麼，為何多數受訪者認為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面來源於社會群體對於社會流動的過高預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與社會不公平的廣泛存在致使這些制度設計失去有效的執行有關。可以說，目前「階層固化現象」更多來源於公平的缺失和人們社會期望的失落。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涉世未深的90後對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命運的熱情，比前輩們高漲得多，61%的90後相信自身「奮鬥」，而80後70後中，44.6%的80後願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開理想之門」，認同該信念的70後，僅有34.3%。

　　對此，社會學研究專家、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副總經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變遷，70後和80後已逐漸成長為社會各領域的中流砥柱，成為社會財富的持有者和社會主力人群。現實中，由於社會機會不均等，讓這兩個人群產生了強烈的挫折感、個體弱勢感和不安全感。」

　　底層群體呈擴大趨勢

　　按社會學者觀點，以不同的標準，可把人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比如按權力、財富、學識、聲望，等等。

　　早在2004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次發布《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就把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等等。

　　當前，對於對底層社會包括哪些群體，學界尚無定論。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公眾眼中的社會底層群體形象，指標主要包括三個維度：低收入，居無定所；缺乏各項社會保障；自身權益難以維護，利益表達機制不暢。

　　「當下中國，原有社會底層群體向上流動越來越難，不少中產階層一不留神，卻極易淪落為新底層，底層人群有不斷擴大趨勢。」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沈友軍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舉例說，「比如不少白領在高房價下，一夜之間負債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

　　這種觀點頗具代表性。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77.5%的被訪者認為底層公眾比例有擴大的趨勢，而且高學歷被訪者的態度更不樂觀，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訪者認為底層人群的比例還會擴大。

　　從目前情況看，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結構，被普遍視為穩定性最強、幸福度最高的社會。在發達國家，「社會中間階層」也能占其全國人口比例的40%至50%左右。

　　而根據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教授的研究，中國還處於一個底層民眾數量眾多、其他階層數量較少的「倒丁字形」結構。

　　不可忽視的是，目前不少人還存在強烈的危機感和焦慮感——擔心自己在社會轉型中淪為新底層。那麼，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底層人群（貧困的農民、下崗失業者等），哪些人群最有可能淪為社會新底層呢？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65.1%的被訪者認為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可能淪為新底層，50.6%認為是失地農民/被拆遷戶，50.2%認為是新生代農民工。

　　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基於對自身困境的感觸，年輕一代更具危機感，67.5%的80後認為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有可能淪為社會新底層。這一點通過學歷背景的維度也可得到認證：高學歷群體認同該觀點的比例更高，67.6%的本科及以上被訪者認為大學生群體可能淪為新底層。

　　本次調查數據還表明，80後高學歷人群自我定義社會新底層的傾向性非常突出。「主要原因是他們通過『奮鬥』實現成功的夢想太難照進現實，而不得不感同『蝸居』和『蟻族』的身受。」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

　　在魯照旺看來，「蟻族」現象雖不代表所有大學畢業生的現狀，但卻是多數大學生期望通過知識和學歷來改變命運，可又因為缺少資源而難以突破社會階層固化而出現的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

　　「當前城市中的『蟻族』，境況甚至比在農村有房的農民或農民工還差，後者至少還有地有房，前者的處境則更艱難。」魯照旺認為，「在社會日益固化的階層壁壘的夾縫中，高學歷『蟻族』奮鬥數十年，也未必能和官二代、富二代們擁有的財富和社會資源相比。」

　　另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顯示，目前80後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已佔到中國農民工總數的60%。

　　有受訪專家認為，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認同障礙、社會族群歧視和價值觀差異等難題到新生代農民工這裡並未獲得明顯改善。

　　沈友軍說，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還普遍受到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的「三低」困擾，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即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可預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新生代農民工將是淪為社會新底層的主體。」沈友軍表示，「由於掌握社會資源少，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少。」

　　「贏家通吃」侵蝕公平競爭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近年來逐漸成為就業過程中的關鍵，而「贏家通吃」現象的蔓延，更是侵蝕著社會公平競爭的原則。

　　「對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的認識，更需客觀、全面和理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發展室主任李煒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社會，每年有數千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為工人、個體戶、小商人等等。這種規模宏大的社會流動，也是中國經濟和生命力之所在。」

　　「整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率，特別是向上流動率是大大增加了。這體現了社會的開放程度。」李煒說。

　　同樣，在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看來，當今社會還是有許多機會，讓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氣的人大展身手、改變命運。但他也承認，「目前出身和背景對人們後天發展的影響確實越來越大。」

　　「現在有些單位，不是因為工作本身去尋找具有相應背景的人才，而是社會關係背景取代了其他。」胡仙芝說，「僅僅是社會關係一條，就使正常的人力資源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失去作用。這很不正常。社會經常曝光的往往是這些。這樣，更加劇公眾對階層固化的擔憂。」

　　據媒體報道，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選拔幹部過程中，最後任命的12名鄉長,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闆的子弟。

　　對於這些不正常現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柯錦華認為，在就業壓力大的背景下，應嚴防此類不公平事件的發生。

　　而事實上，「贏家通吃」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有些官居要職的人，在高校兼著院長或者教授、博導，或在企業兼個董事、顧問；有些企業家對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頭銜的追求；不少運動員獲得奧運會冠軍後，也紛紛被推薦免試直升研究生，有些還碩博連讀，等等。

　　那麼，在同樣背景下，哪些工種更具備上升條件和機會呢？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商業人員」和「白領」被認為是最具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的兩大群體，作為前輩的50後和60後更加看好白領階層，而年輕的70後和80後則傾向於認為商業人員具有更多的提升社會地位的機遇。

　　本次調查數據還顯示，65.3%的高學歷人群認為通過從事商業來提升社會地位的機遇更大，而且75%的農村戶籍被訪者傾向於認為通過從事商業來實現向上流動的機遇更多，城鎮戶籍被訪者的比例是62.2%。

　　「青年群體尤其是高學歷青年群體對商業的看重，說明相對於其他領域，商業領域的競爭更公平，可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多。」肖明超解讀道，「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通過商業活動加速財富積累是實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直接方式之一，經濟資源在人們的價值評價體系中，也變得至關重要。」

　　「收入差距決定不同群體在消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職位等方面的差異，而收入水平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社會地位，甚至隨著代際更迭也呈現出一定的『世襲性』特徵。」肖明超說。

　　加大社會風險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是當前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原因。

　　「社會資源在迅速集聚，而後續的許多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停滯。」魯照旺舉例說，「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

　　魯照旺解釋，因考慮到土地問題，一些未把戶口從農村轉移出來而在城市打工的大學生，與通常意義上的農民工相比，並無實質性差別，實際上就是大學生農民工。如果大學生農民工以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出現，問題就非常嚴重。

　　「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貧寒子弟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這條傳統渠道，被封閉的危險性確實在不斷加大。」魯照旺說。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65.6%的被訪者認為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禍首，是資源與機會分配不平等，其次是收入分配不公和社會體制機制的障礙。

　　「現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並非社會上層擁有多種社會資源，而是某些方面在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沈友軍說，「有些利益集團，憑藉種種體制性壁壘，偏離市場手段人為製造了種種資源配置的失衡。」

　　「近些年來，在各種資源與機會的配置中，社會底層處於劣勢地位。」胡仙芝說，這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制度的失效，而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在於公平的缺失。底層的「社會精英」很難通過教育等渠道實現流動，結果是，通過「社會精英」的上升流動實現社會的融合和整合的機會也變少了。

　　胡仙芝認為，目前在某些領域，強勢群體組成的階層，已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且力量強大的利益保護圈，「有時甚至公然侵佔其他社會階層的合法利益，這樣就造成了社會階層的隔離，甚至分裂和對抗。」

　　「社會階層固化的危害，除了加劇中低階層的身份焦慮、拉大社會階層的斷裂面、破壞社會的合理結構，還會有力地削弱政府管理能力。」胡仙芝還指出，一方面，公共資源被侵佔，公共職位被無能者把持，政府吸收不到真正的「精英」來實現社會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還會因為這些割裂狀態導致社會的不信任，使其政策及政府本身產生合法性危機。

　　「如果社會底層上升通道不暢，各個社會階層相互之間相對封閉，缺乏溝通、了解和信任，容易產生仇恨、對立和衝突。」沈友軍說，「一旦發生衝突，又極容易蔓延和擴散，嚴重的還可能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

　　近年來，各地出現了一些底層人群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發泄對社會不滿的現象。「在社會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上層社會也是輸家。」沈友軍認為，之前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幼兒園小學兇殺慘案以及企業員工自殺等社會衝突，與這種社會階層日益固化不無關聯。

　　「在『十二五』期間，積極採取措施促進社會流動，進一步突破社會階層固化的壁壘，極具現實意義。」在沈友軍看來，社會流動不但有利於加強社會階層之間的聯繫，加強了個人才能和成就與地位之間的聯繫，而且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隔閡，有利於整個社會和諧，從而推動社會健康發展。

　　突破階層固化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當前中國急需合理與公平的社會分層，而這依賴於社會流動的實現。因此，必須讓每位公民能憑藉其自身主要在後天形成的能力，通過公平競爭獲得相應的社會資源，佔據相應的社會地位。

　　「突破社會階層固化壁壘的前提，是要儘快打破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不同區域之間分割的壁壘，改變存在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魯照旺認為，中國社會呈現的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而這種二元結構是通過政策人為造成的。「統籌城鄉發展，應是今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要消除不合理的障礙以及歧視性的政策措施，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破除附著在戶籍身份上的不平等公民待遇。」魯照旺說，「其中最關鍵的，是改革戶籍制度，剷除現行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的束縛，以及對人口流動的負面作用。」

　　「當前，尤其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團肆意扭曲改革。」魯照旺提醒，有些地方農民「被城市化」、「被上樓」等等，其實質是某些利益集團以改革的名義，以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在剝奪農民的土地，無形中埋下了許多社會隱患。

　　「客觀地說，對舊體制下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戶口制、用工制度等，雖然還不同程度地阻礙著社會的正常流動，但已漸漸式微。」李煒說，「目前的城鎮戶口，已不再像以前那麼吃香了，現在還有人要『非轉農』了。」

　　「對社會階層固化現象，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李煒認為，有了先富起來的人群，就會有受益於上輩資財的「富二代」。但只要無損於人，不擠占普通人的資源，也無可厚非。「官二代」實際上是把公權力作為私產來承繼，是體制內官位特權的遺續，對此必須堅決破除。

　　「政府公共服務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傾聽民意，尊重並滿足公眾的一些潛在需求。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要重點加強對普通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的權益保護，促進社會發展機會的公平與合理。」肖明超說。

　　「在人力資源市場建設方面，要破除種種不合理的障礙以及歧視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壟斷行業、權力部門的就業壁壘，防止『近親繁殖』，儘可能實現就業公平。」沈友軍建議，「應當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監督和約束公權力，對違規選人用人行為，應進行更為嚴厲的查處。」

　　「防止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關鍵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市場為社會提供效率，民主則促進平等。凡是民主充分發展的社會，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就較強，反之，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就會嚴重起來。」沈友軍說。

　　「目前的高房價，是當前很大一部分人淪為新社會底層的主因。」沈友軍建議，在房地產政策上，要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土地稀缺，應從重從快打擊房地產投機和投資需求。同時通過保障政策「濟貧」，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政府有義務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提供均等化的社會保障，提供均等化的就業服務等。」胡仙芝指出，在總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競爭是難免的，要保證任何一項競爭都在公平的環境和公平的前提下進行。」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相對於其他代際人群，70後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不滿程度更高。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製度被認為是縮小階層差距最迫切的訴求。

　　本次調查數據還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以縮小階層差距的訴求更加迫切。分別有46.5%的50後和43.8%的60後認為縮小階層差距最迫切的舉措是改革收入分配製度。

　　「一些情況顯示出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現實。」全國政協委員、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認為，特別是一些企業憑藉壟斷地位取得了大量利潤，這些利潤應最大限度讓人民去共享。

　　對此，胡仙芝也建議，要繼續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尤其要讓財富更多地向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傾斜；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步伐，把農民和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國民待遇的統一化和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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