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銘：幼兒園緣何成「醜聞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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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葯兒園」事件又給全民上了堂公開課：借「為孩子們好」的名義，處方葯「病毒靈」成了「讓他們不得病」的靈丹妙藥，孰料，嘟囔著「好心辦了壞事」的老師，竟只是可怕的大灰狼，他們不過想藉此提高出勤率，保障幼兒園收入。

　　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西安的醜聞並非孤例，吉林、宜昌等地同樣曝出「病毒靈」大行其道。如檢視官方應對之道，依其輕重分別有三：安排幼兒體檢、刑拘涉事責任人、吊銷辦學執照。

　　同為幼兒家長，我相信他們應還不滿足於這樣的「為民做主」。更何況，在過去數年中，幼兒園早已成為內地教育醜聞的一大「重災區」：天價、虐童、性侵、投毒等，不斷在挑戰「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底線。

　　1918年，魯迅通過《狂人日記》吶喊：救救孩子！時至今日，言猶在耳，可謂更多辛酸。

　　坍塌的師德：「入園難」與被邊緣的學前教育

　　幾天前，教育部召開「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新聞發布會，基礎教育二司司長鄭富芝說，經過3年的努力，「入園難」問題已初步緩解，學前教育改革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讀到這則新聞，不少人的心情都頗複雜：一方面意味著我們仍要繼續付出大代價，只為讓孩子順利擠進幼兒園；另一方面，孩子即使能入得園去，其所面臨環境仍讓人不省心。

　　2012年10月，有這麼一張照片，大家應印象深刻：一名女子強行揪住一名幼童雙耳向上提起，被揪耳幼童雙腳離地近20厘米，表情痛苦，嚎啕不止。相反，女子開心地笑著。

　　這個讓輿論嘩然的溫嶺虐童案，其主角是該地藍孔雀幼兒園的教師顏艷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她解釋，平時就經常鬧著玩，玩的挺好的，至於會毫無顧忌地把照片傳給家長看，「就是覺得這張照片實在太有趣了」。

　　虐童基於「好玩」動機，在邏輯上，與西安那喂葯園長自稱的「好心」，應是一脈相承，都罔顧教師職業道德，自欺欺人。唯一的不同，前者或為變態人格，後者必是利欲熏心。

　　很多人已注意到，這些「攤上大事」的幼兒園，都有著相似標籤：民辦，有的有資質，有的則是黑幼兒園。而涉事的老師，其教師資格也都飽受質疑，要麼無證，要麼並非出自專業的幼師院校。

　　仍以溫嶺為例，由於師資普遍緊缺，幼師實際持證率僅為40%，為彌補不足，通行的做法是「先上崗、後考證」。

　　與此同時，這些「准老師」們的心理其實一直都處於焦慮的狀態。央視曾披露一幼師學校的調查結果：學生心理問題不少，57%的學生覺得人生是一件痛苦的事；52%的學生總愛發火。

　　河南省汝州市教師進修學校也曾對該校幼師進行過調查，其中顯示有48%的同學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才來上幼師的；34%的同學是家裡硬逼著來的，專業不是自己選擇的，存在不情願和逆反的情緒。所以，60%的同學選擇做幼教只是權宜之計，並沒有想當做終身職業；62%的同學認為做幼教是一件又苦又累的事。

　　做「孩子王」的苦與累，幾乎是註定了的：待遇差、心理壓力大等，也決定了在二元分割的教育體制下，民辦或編製外的老師跟公辦教育機構相比，存在天壤之別。那麼，在龐大的幼教市場中，民辦究竟是多大規模？以經濟大省廣東為例，它宣稱要在2013年讓公辦幼兒園的比例爭取達到30%。這足以提供佐證。

　　廣東省的一項調研顯示，學前教育已出現三個「弱化現象」：隨著幼兒園數量的猛增，合格教師弱化；政府投入多側重幼兒園校舍建設，師資素質弱化；無編製、低待遇，教師隊伍的穩定出現弱化。

　　沒有誰會否認，這弱化是因學前教育被整體邊緣化，這也是當前教育市場亂象迭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一份研究數據表明，我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10年間一直維持在0.03%至0.05%之間，學前教育始終處於我國財政結構的最邊緣，並在進一步邊緣化。而歐盟19國，學前教育經費在其GDP中的比重平均為0.5%，相當於我國的10倍。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2012年度《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中，中國也被點名：農村地區接受學前教育的兒童與城市相比，班級更擁擠，合格教師更少，學習資源更少。因此，在主要政策建議中，他們呼籲的是，「教育部門更加公平的公共支出」、「在對所有兒童的規劃中優先考慮幼兒教育和保育，提供激勵措施以便將易收到傷害和處於不利境地的人包括進來」。

　　失靈法律：「追責難」與半封閉教育管理系統

　　除了上述例子，還有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案例：2013年4月，河北平山一幼兒園園長為爭奪生源，實施投毒造成倆女童身亡；2009年，吉林公主嶺市，一園長性侵5歲女童；2012年7月，河北廊坊一幼兒園多位女童稱遭63歲的園長丈夫性侵。

　　除外，虐童的情節更不斷「刷新」，讓人嗔目結舌：注射器針頭扎、逼舔吃痰、火鉗燙手、縫衣針扎腿、扇耳光、透明膠封嘴、針扎小雞雞、綁坐糞盆等。

　　於是，很多人主張應修訂刑法，設定虐童罪，以便追究這些「法外」惡行。

　　很多人可能不知，現行法律中其實已有不少條款與「虐童」相關，只是太多處於「沉睡」狀態，乃至失靈。

　　比如，《教師法》第37條規定針對體罰、侮辱學生，影響惡劣者，「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解聘」。對於無行為能力的幼兒，《幼兒園管理條例》嚴禁教師體罰兒童。《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方法》中也規定，一旦發現學生在校內受到傷害，教育行政部門有義務進行調節、協商、處理，經濟上受傷害的一方有權向責任人追償損失，責任人應當受到相關行政處分乃至刑罰。

　　又有《未成年人保護法》21條和《義務教育法》29條第2款均明確規定，禁止學校、幼兒園、託兒所的教職員工對兒童體罰、變相體罰及侮辱人格等一系列行為，若情節嚴重，將被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處分。

　　這意味著，一旦發現有虐童現象，受虐兒童及監護人有權針對相關教師和學校提出抗議和舉報，情況嚴重還可向其追究民事責任。

　　這在《侵權責任法》中也有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人身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職責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上述成文法，究竟有無發揮作用？從實踐來看，可以肯定的是，微乎其微。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幼兒園（或學校）本身是一個半封閉的管理系統，老師以其天然的權威感，更容易對心智不成熟的幼兒施加影響。這也導致，相關醜聞的爆發，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像溫嶺的虐童案，應了句「不作死就不會死」，那老師如果不是拍照後還四處發，大多數家長肯定都一直蒙在鼓裡；還有西安此案，現已證實，早在2008年開始，就已偷偷喂葯，如果不是現在家長們交互驗證，真相可能將繼續隱瞞下去。

　　所以，從家長的角度，有時恨不得能長對「千里眼」、「順風耳」，以便全天候、無死角地了解孩子的適時情況。但這更多僅是遐想，有那時間，就不必送自家孩子去幼兒園玩「大冒險」了。

　　當然，針對可能的虐童行為，我們所需變革的，主要是立案程序。在這方面，可借鑒的是美國，他們在1974年出台了《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其中規定，任何人只要有理由懷疑有虐童行為發生就可以舉報，政府必須在24個小時內進行調查。

　　結語：救救孩子，更救救父母

　　當幼兒園成為「葯兒園」，我想大多數父母都是無奈，甚至無力的。

　　想起有人曾總結的「狼奶論」。跟我們現在孩子所被喂下的「病毒靈」相比，我們年少時曾被灌下的思想「毒液」又何嘗少過？即使到今天，以「靈魂工程師」為名所施加的教育里，又哪少得了那些基於意識形態或政治正確的慢性毒藥？所幸，我們並未完全失去自由思想的權利。

　　對於中國的父母來說，從傳統的「養兒為養老」開始，就已確定教育得是一種投資。國家統計局有關統計表明，我國城市家庭教育占家庭消費的65.5%，有56.5%的家長把孩子教育投資列在首位。而央行在50城市的調查也顯示，20.2%的居民儲蓄動機是「攢教育費」，穩居居民儲蓄動機的首位。

　　這般「決絕」的投入，很難說不是種悲哀。因為這就同時「無怨無悔」地支撐起了龐大的教育市場，甚至是不計成本的：無論是因公共財政投入不足而被動埋單，還是因教育產業化政策實施而被「刺激」消費。儘管這種消費還經常可能「貨不對板」或「缺斤少兩」。

　　如此來看，我們做父母的是否也是可憐？可誰又來救救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