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夫人的同行者誰在研究自然

程虹教授的贈書之舉，推動了國內自然文學風潮。 （新華社/圖）

國內已颳起一股自然文學風潮，然而在突如其來的光環底下，這些用文字來書寫自然、呼籲環保的人，實際上一直走在孤獨、冷清的路上。

魯樞元說自己已黔驢技窮，寫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分析，但就像是「往大海里射箭」，很難有反響。

出版界也感受到這種尷尬。「上一次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然文學的書籍還是一百多年以前。」

「我們寫的東西全是批評，官方不太喜歡。政府能封殺就封殺，不讓書店進貨。」哲夫說在山西調查一家企業的污染問題時，「警車跟著我，鳴著笛，圍追堵截」。

在逝世15周年之後，「中國最重要的自然文學寫作者」葦岸的代表作《大地上的事情》將由三家機構聯合再版；

時隔約80年，商務印書館重啟「自然文庫」出版計劃；

三聯出版社將推出一系列自然文學作品的精裝版，並已開始預售；

國內第一家專門出版自然文學的機構「樂樹文化」也於近日成立。

……

這一看似並無關聯的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自然文學。如今，這一冷門、小眾的文學領域橫跨政壇、出版界、環保圈，跨界大熱。

這主要緣起於李克強總理夫婦的一次出訪。當地時間2014年5月6日，李克強總理偕夫人程虹會見衣索比亞總統後，程虹將自己的著作和譯著贈送給姆拉圖總統夫婦。

這些書都與自然文學相關。程虹的另一身份是首都經貿大學外語系教授，也被譽為國內「自然文學研究第一人」。

如今，國內已颳起一股不小的自然文學風潮，一些原本默默無聞的書籍、作家開始進入公眾視野。然而，在突如其來的光環底下，總理夫人的同行者們，這些用文字來書寫自然、呼籲環保的人，實際上一直走在孤獨、冷清的路上。

「生態文學走到了和生態困境一樣的地步。」蘇州大學生態文藝學研究所魯樞元教授語調低沉。

孤獨的同行者

16世紀的歐洲移民者不會想到，他們到達北美大陸時映入眼帘的那片「荒野」，會成為美國自然文學的核心概念，被程虹帶入國內後，在2014年成為中國的一個熱門話題。

不過，目前自然文學在中國也形同一片荒野。國內研究僅局限於程虹所在的首都經貿大學。

首都經貿大學外語系副教授朱利華是程虹的同事，她們研究方向相同，平時交流不少。「在程虹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我們外語系招收了3屆該方向的研究生，已經於2013年開設了美國自然文學這一課程。」朱利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而這些學生用的教材，正是程虹的研究成果《美國自然文學三十講》。

自然文學是1980年代後美國文壇興起的新流派，按照程虹的定義，是「從中探索人類心靈與地理圖譜相依附的文學，是將自然史和人類發展史融合在一起的文學」。公眾較為熟知的，是梭羅的《瓦爾登湖》。

而這一領域的類似流派還有生態文學等，「它與自然文學最大的差別，就是加入了『反人類中心主義』，不再以人為主，而是把人類當做自然的一部分。」廈門大學文學系副教授夏光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所在的團隊是中國研究生態文學的領軍者，但也是僅有的研究團隊。

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其他學者散見於各大高校，並未成為體系，甚至沒有專門的學科設置。他們主要從事美學、哲學、文藝學或語言學研究。這一群體大多出生在1950年代甚至更早，有過留學經歷，目睹中國生態環境發生變化，開始反思人類、反思工業技術。

夏光武是台灣人，在他看來，現在大陸很少有較好的生態文學作品，更遑論有人進行分析總結，將這些作品建立體系了。

由於研究者少，在這個研究圈裡，各大高校的學者都熟知彼此。「程虹教授會託人將她新書的簽名本送給我。」廈門大學生態文學研究團隊的學術帶頭人王諾教授說，他帶領團隊編譯了諸多歐美文學作品，在圈內頗有名氣。

三聯出版社的李學軍是程虹5本書的編輯。她與程虹在1990年代末相識，第一次見面是在《讀書》雜誌辦公室。「就像任何一個作者一樣，她帶著書稿來面談。」那是程虹的第一本著作《尋歸荒野》。

李學軍還記得，兩人為這個書名討論許久，最初是比較學術氣的書名《美國自然文學研究概論》，後來她提出應該起一個文學氣的書名，最後自己定下了《尋歸荒野》。

「在編輯眼中，程虹是最好的作者。」面對李學軍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程虹都會認真回答或者修改，沒有哪一次會敷衍過去。

1990年代，是這類文學研究的起點，程虹教授和同行們陸續進入這一領域，開闢了中國的自然文學研究。在二十餘年間，程虹出版了兩本專著和四本譯著，後者都是美國的自然文學經典。

程虹在一本書序中提到，她走入這一領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完全是出於自己的興趣，並無宏大高遠的目標」。

另一撥人則是被中國的環境污染推到這一研究領域。

曾繁仁依然記得1987年的回國經歷，這名山東大學文學與美學研究中心主任剛從美國回國，就被國內環境狀況所震動。他去開封參加一個會議，一路看到造紙廠、化工廠造成的嚴重污染，嗆鼻的煙氣與綿延流淌的黑水觸目驚心，「工業化絕對不能付出這麼嚴重的環境代價」。

當時正在哈佛訪學的王諾，也在這一時期接觸到了生態批評，他非常震驚地意識到，國內低估了生態危機的可怕性，「我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了」。不久之後，他帶著強烈的使命感回到中國，開始了生態批評研究。

這一文學領域裡的另一個人群：作家，則更是直接感知到現實困境。1980年代後期，國內作家開始關注這一話題。于堅的《哀滇池》、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姜戎的《狼圖騰》都被認為是國內的代表作。

1986年，沙青發表的第一篇全景式生態報告文學《北京失去平衡》，被認為是開啟了中國生態文學的大門。沙青認為，北京缺水危機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工業消耗、環境污染、不合理的農業結構、嚴重的資源浪費、無序的規劃等，都在瘋狂地掠奪與浪費著北京的水資源。

在國內，這是一群邊疆作家、少數民族作家、受道家傳統影響的作家，或者受農村生活影響較大的作家；在國外，則大多是有生態學或者生物學知識的群體以及對現代性具有反思能力的人。「他們看似『胸無大志』、『遊手好閒』，實際上是在憂思。」朱利華說。

生態文學發展的背後，是中國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這群研究者和作家可能是較早開始反思中國工業化的群體。

他們相信文學作為精神性的存在，對人類心靈的撞擊會更深入和持久。「文學很弱，但弱也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魯樞元認為，生態困境實質上是人類的精神出現了偏差。

程虹也能感受到這種力量，她寫道：「自然文學不是一直高高在上、脫離社會的文學，它主張重新喚醒人類思家的親情，人類與土地的聯繫，引導人們從個人的情感世界走向容納萬物的慈愛境界。」

自然文學和生態批評就在這種情況下日益發展。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英語系主任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 Murphy）是最早關注中國生態文學的外國學者之一。2003年至今，他每年都會到中國不同的大學講授生態批評的話題。

「在我剛來的時候，生態批評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很少有教授進行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所以我講的通常是基本的和介紹性的。但今天，幾乎我去的每所大學都有教師或研究生有興趣研究生態批評或自然文學。」

相對於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等在象牙塔里的緩慢發展，作家群體更能感受到這一領域的冷暖。

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哲夫的《黑雪》等小說，都以生態危機為題材。「人與自然越來越割裂，越來越陌生。人類已經沒有能力擁抱自然了。」但哲夫感到小說引人深思效果並不明顯，開始轉向報告文學創作，寫成了《中國檔案》、《黃河追蹤》、《怒語長江》等。

2006年，他推出60萬字反映中國林業生態狀況的長篇紀實《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但他卻越寫越泄氣，最後連出版都成了問題。「林業那本書出的時候就很困難，我跑了好多家出版社，最後長江文藝出版社給了最低的稿費。」

印刷6000冊、稿酬1.5萬元。哲夫嘆了口氣，他說自己還算好的，一些這類文學的作家還得自費出版。

在動輒以十萬冊為計的暢銷書年代，哲夫最暢銷的書也不過幾萬冊。他周圍有很多人勸他寫歷史小說、清宮故事，別再寫環保文學了，因為「沒人會看」。

這和學者們的感受很像，這種冷門學科的研究書籍，一是需要課題支持，二是經費支持。廈門大學出了一系列生態文學的書籍，負責的出版社都是虧本出版的。

「現在整個詩歌、文學創作被邊緣化、商業化了。」生態詩人華海也感同身受，他因為2003年突如其來的SARS，開始思考並尋找人和自然關係緊張的根源，日後的詩作都和生態相關。

他的家鄉在江南，曾經是中國最好的地方。可他在父母離世後，很少回去。因為已經沒有以前的影子了，「故鄉，回不去了。」

魯樞元則更加悲觀，他說自己幾乎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寫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分析，但就像是「往大海里射箭」，很難再有反響。

曾經被譽為天堂的蘇州，霧霾越來越嚴重，他的學生對這一話題也越來越沒有興趣。上課時，放眼望去，學生們都在玩手機，無心聽講。

出版界也感受到這種尷尬。「上一次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然文學的書籍還是一百多年以前。」余節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是商務印書館《自然文庫》叢書的編輯，新中國成立之後，商務印書館就沒有出過這類書。因為得到了北京科委、科協的資助，才決定出版這套文庫。

2014年4月，商務印書館策劃的「自然文庫系列」開始出版，目前已經出版了6本。余節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感覺到了中國這一領域成熟作家的匱乏。目前已經出版兩本國內作家的《時蔬小話》和《怎樣看到鹿》，都是他們在網上大範圍搜索後才發現的。

相比之下，近年來，歐美以綠色環保為主題的文學越來越多。在美國，《看不見的森林》獲得普利策獎和美國圖書獎，《鮮花帝國》受到了《紐約時報》推薦，《一平方英寸的寂靜》是艾美獎獲獎作品。

在哲夫看來，中國的生態文學還有更多的阻礙因素。「我們寫的東西全是批評，官方不太喜歡。政府能封殺就封殺，不讓書店進貨。」他說在山西調查一家企業的污染問題時，「警車跟著我，鳴著笛，圍追堵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