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厚此薄彼 非轉基因增產推廣尷尬

政府厚此薄彼 非轉基因增產推廣尷尬焦建

「科研無錢、推廣無力、農民不愛」,成為壓在SRI身上的三座大山。「十二五」期間,中國對轉基因品種的研發支持經費有300億元,而對於常規育種的投入,則只有1.8億元。　　「農民不愛、科研無錢、推廣乏力」,一項對增產確有實效的「超級水稻耕種技術」,因何慢慢陷入沉寂　　進入11月, 因春夏乾旱而推遲播種的晚稻終於進入最後收穫期,並從11月上旬開始大量上市。據有關農業機構估計,今年全國播種水稻面積約3027萬公頃,水稻產量應接近2億噸,同比去年可望增產300萬噸以上,算是一個小豐年。　　然而,隨著中國對水稻需求的不斷上升,增產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保證糧食安全供給,除了開墾更多耕地,投入更多化肥、農藥,採用轉基因技術之外,加大力度推廣「水稻強化栽培」技術,亦成農業領域重要共識,倡導者們相信,這可有效提升水稻單位產量。　　水稻強化栽培技術的英文名為「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業內簡稱為SRI技術。　　1983年,這項常規性增產技術由法國傳教士亨利在非洲國家馬達加斯加發明,目前在全球所有的大米生產國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廣。　　該技術漂洋過海後紮根中國已逾十年,其間所遭遇的尷尬,凸顯了非轉基因增產技術的窘境,接下來中國能否在更大範圍內推廣此技術,亦面臨多種考驗和阻礙。　　增產明顯　　SRI技術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除其所具備的高產、省水、省肥、環保等一系列優勢之外,還在於其明確提出:變革栽培技術,這一技術是實現水稻超高產量的重要途徑。　　作為在中國最早引進並傳播SRI技術的專家之一,袁隆平曾明確表態:「實現超高產目標必須依靠超高產栽培。」據業內人士介紹,在袁隆平的超級稻育種研究過程中,在不少關鍵性的技術步驟上,也採用了SRI技術或者與之相近的技術。　　2001年4月,袁隆平在中國《雜交水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強化栽培」的譯文。一年之後,由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國際農業、糧食和發展研究所,以及中國水稻研究所等多家機構主辦的「水稻強化栽培技術體系國際研討會」在海南三亞舉行,這是SRI技術在中國正式得到承認並且開始廣泛傳播的起點。　　除袁隆平等人的大力推廣之外,SRI技術本身也與中國淵源頗深。業內公認,這項技術對於中國傳統的旱稻耕作技術有所借鑒,由此形成的主要特點為:早移栽,改變過去的水稻密植為稀植,稻田只需保持濕潤或者乾濕交替即可,不需長期淹沒,可節省水源。　　相對於傳統的水稻種植方法,在使用更少種子和水的條件之下,SRI技術可以得到更高的產量。在印度、印尼等國,某些地區的增產效果已經達到了50％,甚至100％以上。　　截至目前,SRI技術已經在中國四川、黑龍江、浙江、湖南、廣東等多個省份進行了試驗、示範和推廣。雲南等省份也曾經進行過試驗,但因效果不明顯等原因放棄了推廣。　　現在,SRI技術在中國應用最為成功也是最為廣泛的地區是四川省。自2001年以來,四川省農科院副院長任光俊就召集相關研究所開始試驗探索這項技術。　　由四川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主持,成員包括四川省農科院、四川省農業技術推廣總站和後來退出的四川省眉山科技研究所,多家單位共同組成了「四川省SRI研究和示範課題組」。　　課題組在結合當地技術基礎之上研發出了「三角形水稻強化栽培體系」。現場調查顯示,雖然水稻栽培的行距變得稀疏,但因為每個栽培穴內的水稻植株數量增多,實際每畝的秧苗數量並未減少,甚至還有所增加。據悉,光照面積因為稀植而增加、根莖茁壯、秧苗之間進行競爭性生長,正是「川版SRI技術」的增產之源。　　據介紹,與傳統耕作技術相比,在氣候條件適宜、技術得到適應性改造之後採用「水稻強化栽培」的地區,增產效果已經普遍穩定在20％左右,有的甚至可達30％甚至更多。　　四川省農業廳的數據也證實:在現有品種的基礎之上,SRI技術已經連續多年使得不少地區的水稻畝產達到600公斤以上,有些地區甚至可以達到800公斤以上。而依照傳統的水稻耕作技術,四川全省的水稻平均畝產則只有500公斤左右。　　到2010年底,四川省全省推廣這項技術的面積已達451.6萬畝,平均可使農民每畝增收80元左右。而2010年全省採用這項技術的新增純收益則為7.04億元。　　因為增產效果明顯,農業部自2005年起在中國12個重點省市組織實施的「超級稻示範推廣」項目中,提出的第一項主推技術,就是SRI技術。　　科研無錢　　業內人士指出,SRI技術優勢雖然不少,但作為一項外來技術,在移植到中國時有一系列的問題待解。　　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朱德峰指出, SRI技術的第一個弊端為可能造成土壤退化。因為稻田在由淹水灌溉變為乾濕灌溉之後,土壤有機物分解程度會加快,所以可能會像旱稻生產一樣,連年耕種造成土壤退化。　　而灌溉方式的變更,還會對於耕地的水利條件要求變得更高。在中國目前農村水利設施依然普遍落後的前提之下,給採取SRI技術增添了不少的難度。據了解,目前四川省採取SRI技術較為集中的地區,幾乎全部都是自流灌溉區,水利條件較好。　　除此之外,在原先的技術設計中,SRI技術的優勢之一即為使用有機肥替代化肥。但在四川的具體實踐當中,因為農村常住人口減少造成有機肥來源減少、婦女老人挑不動有機肥等原因,幾乎沒有人使用有機肥,環保的優勢,幾乎無從談起。　　據眉山市悅興鎮蓮墩村村民牟華明介紹,在目前的水肥條件之下,水稻畝產800公斤已經成為使用SRI技術的產量極限。「再多,倒伏的可能性就會加大,紋枯病發生的可能性也會提高。」牟華明說,因此當產量達到一定水平後,無需技術員提醒,農民也會自發減水減肥限產。　　上述一系列問題依然待解,相關課題組的研究工作卻已經結束。據悉,資金的匱乏,是重要原因之一。　　課題組負責人、四川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教授馬均表示,為了進一步推廣SRI技術,將其步驟進行簡化是下一步研究要點之一,但截至目前,這項研究並未得到相關的專項資金支持,因此開展的速度十分緩慢。　　SRI技術入川近十年,自始至終未獲得過任何的專項研究扶持資金。在2004年相關課題組成立並進行相關研究的初期,四川省農業廳每年會在相關的項目中撥付20萬元左右的資金進行研究,一共延續了三年。　　在此後的研究過程中,四川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和省農科院相關研究人員在其獲得的國家糧食增產、高產研究項目中挪出一部分相關資金進行研究。資金數不多,勉強維持研究。　　馬均教授坦承:「和基因技術相比,傳統耕種技術的研究因為不需要進行大量實驗室設備,故而耗資相對較低。這些錢雖然不多,但的確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　　據悉,農業部近些年來大力推動的「高產創建示範方」建設,是SRI技術等相關技術研究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該項目的補貼標準,為每畝地補貼20元,用以購買良種、化肥等農用資料。其餘一部分資金,可以用來進行相關的耕種技術研究。　　但據四川省農業廳相關人士介紹,這種補貼標準在實踐中有值得商榷之處,因為它只提及了高產的明確數字,但並未涉及為了實現這種高產,到底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耕種制度。由此,各地便無法明確將SRI技術等相關技術的推廣列入「高產創建示範方」的專項進行支持,因為怕擔「擅自挪用農業部資金用途」的名聲。　　該人士建議,在常規性技術研究普遍缺乏資金支持的前提之下,農業部等相關部委應該增加相關專項轉移支付的力度,「即使限於財力無法新增轉移支付,也可以像從1994年起開始實施的『金農工程』一樣,在現有的資金支持內划出一定份額,由各省自己確定一項到兩項相關耕作技術進行研究和發展。」　　推廣乏力　　SRI技術在四川的傳播,除了各個專家進行實地傳授之外,最為主要的途徑,即為各級基層科技推廣體系。而這一體制目前孱弱的「體質」,則是SRI技術無法得到廣泛推廣的又一大原因。　　四川省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架構如下:省一級設立農業技術推廣總站,與省農業廳的糧油處合署辦公,為處級單位,其下在各個縣市設立科技推廣站,到鄉鎮,則為集農經、農機、農技三種職能為一身的農業服務中心。　　上述三級體系的每一級單位均為事業型單位,上下級之間沒有資金撥付,僅在行政序列上有所聯繫。以眉山市東坡區為例,其原為東坡縣,在眉山市從樂山市獨立出來後劃歸為東坡區,下轄26個鄉鎮。按照目前的財政體系,東坡區下轄的26個農業服務中心,其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由鄉鎮財政所負擔,其上的東坡區科技推廣站的財政,則由區一級政府負擔。　　東坡區科技推廣站站長許遠明直言不諱地說,目前的科技推廣體系是「吃飯財政」,各級推廣體系獲得的轉移支付資金只夠用於發工資。至於其他相關業務的開展,則只能通過極其不穩定的爭取項目來進行。　　以東坡區太和鎮為例,該鎮全部的水稻耕種面積為59萬畝,其中已經採用SRI技術的面積為15萬到18萬畝。該鎮農業服務中心每年除了基本的人員工資之外,每年能夠從區里獲得的轉移支付,只有1萬元左右。「簡單的可以報銷一些,這些錢也就夠買點書籍,開推廣會時印點資料而已。」該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稱。　　而在馬均看來,眉山市的相關情況已經屬於不錯。在很多其他地方,基層的推廣體系已經基本癱瘓,「處於(科技傳播)網已經破掉,根本無從談起科技推廣的狀態。」馬均說。　　相關農業科技公益性質較強,無法讓推廣人員獲利,也使其在基層推廣時遭遇阻力。　　以農業部近些年來大力推廣的測土配方施肥為例:基層農技推廣工作人員的相當一部分收入來自於賣化肥和農藥的利潤,因此對於測土配方根本不熱心,甚至出現陽奉陰違的現象。　　「假如我們推廣的要是一項地膜覆蓋技術的話,因為有地膜等實體物資可賣,地方上進行推廣的積極性就會很高。」馬均說。　　農民不愛　　據當地專家預估:除山區等條件惡劣之地以外,在四川全省3000萬畝的水稻種植面積中,可以採用這項技術的地區可達一半以上。但現狀卻是:在「地廣人稀」的四川省,採用這種高產耕種方式的地區,仍然稀疏不均,綜合平均下來,只有15％左右。　　在收割已經基本實現機械化的前提之下,換用該項技術的全部成本並不高,僅僅是在水稻小苗移栽時多耗費為數不多的幾個工時。除此之外,施用化肥總數基本一致、管理亦無須多耗費心力。　　但在水稻收購價每公斤只有2.5元的情況下,技術推廣區之內願意採用這項技術的農民,為數相當有限,在推廣區之外,更是難覓蹤影。增產技術與農戶種植意願之間的良性循環,並未如推廣者預期般快速建立起來。　　四川省眉山太和鎮龍亭村村民陳大全表示,現在一算賬,一年增產的錢還不如出去打工兩天,採用新技術的積極性,根本無從談起。「哪怕水稻價格再高上幾毛錢,願意採用這項技術的人數都會增加不少,畢竟多賺一毛是一毛。」陳大全說。　　這種局面讓省農業技術推廣總站也無可奈何。因為可見的收益低,所以不管一項增產技術是否與整體國家的糧食安全有關,作為個體的農民都不會買賬,甚至還會因為擔心糧食增產價跌而積極抵制,這僅僅是強化栽培技術紮根遇阻原因之一。　　四川省農業技術推廣總站水稻科科長劉基敏表示,一項農業科技的推廣無法強制推行,農民願意不願意採用,只有看他們自己。　　統而言之,「科研無錢、推廣無力、農民不愛」,成為壓在SRI身上的三座大山。　　此情此景下,這項對增產確有實效、多年來被「中國水稻之父」袁隆平極力推崇的「超級水稻耕種技術」,和其他諸多常規性耕作技術一樣,在最初的研發和推廣期之後,正慢慢陷入沉寂。　　厚薄不均　　近年來,為保障糧食安全,相對於「第一次綠色革命」,中國提出了「第二次綠色革命」構想。　　「第一次綠色革命」是指:從20世紀60年代起,國際農業發展組織將高產穀物品種和與之配套的施肥、灌溉等技術推廣到亞洲、非洲、南美洲的部分地區,促使其糧食增產的一項技術改革活動。　　但是在糧食增產的同時,也導致了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等問題。　　因此,中國的「第二次綠色革命」構想的目標為:「少投入、多產出、保護環境」。　　根據這一目標,中國的作物生產不僅要繼續提高產量、改良品質,更重要的是要大幅度地減少農藥、化肥和水資源的用量。　　因此,在作物改良時,中國已將增加品種的抗病蟲性、營養高效利用、耐旱、抗逆等性狀作為重要目標。　　但在具體實踐中,中國農業的相關研究卻出現了厚薄不均的問題,具體表現為育種技術比耕種栽培更受重視,前者獲得的資金比後者多出幾十倍、上百倍。僅在水稻栽培技術研究領域內,因為重重壓力遭遇窘境的,就不僅SRI技術一項,而事實上其增產、防病效果並不差。　　而在育種領域,轉基因又比非轉基因「受寵」。　　可以進行佐證的,是2010年3月8日《科技日報》的一則報道:據全國人大代表、瀋陽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長陳溫福透露,「十二五」期間,中國對轉基因品種的研發支持經費有300億元,而對於常規育種的投入,則只有1.8億元。　　「大量的資金,被投入到了轉基因的相關研究當中。但因為安全等原因,相關的成果只能作為技術儲備。大量的常規性技術要麼無人問津,要麼慘淡經營。」相關人士稱。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農業是一個綜合性學科,農業生物科技並不局限於轉基因,還包括農業生態學、農用林業、綜合蟲害及養分管理、傳統雜交育種、土壤學、作物栽培學等多方面的內容。　　針對此種現狀,學者文佳筠指出:「我們所需要的第二次綠色革命,不是局限於以轉基因為代表的還原論科學,而是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綜合多學科研究和實踐,並同時包括傳統知識和當地知識的系統化方法。」　　她建議說,為了研發和推廣適合中國國情的可持續農業科技,必須加強農業技術專家和農業政策專家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突破學科分割和條塊分割,推進多學科、多部門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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