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魂宋教仁

宋教仁，字得尊，號敦初，後改作鈍初，亦作遁初，別號漁父，筆名犟齋。祖籍江西南昌府屬豐城縣，後遷至湖南桃源落籍。1882年4月5日生於湖南省桃源縣上坊村湘沖（今八字路鄉漁父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他6歲入宋氏家塾讀書，天資聰穎，勤奮好學，自幼以文名於鄉里。10歲時，其父宋宗泮不幸病逝，賴母親萬氏撫孤苦讀。　　1899年春，宋教仁進入桃源漳江書院，他在前任書院山長黃彝壽和時任書院山長瞿方梅的督教下，認真鑽研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著述，閱讀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開始萌發反清革命思想。他經常與同窗好友文駿、瞿方書、胡瑛、覃振等夜登院前漳江閣，縱論天下大勢，談得十分投機，遂成莫逆之交。覃振、胡瑛與宋教仁一起，被人讚譽為辛亥革命時期的「桃源三傑」。儘管宋教仁後來奉母命去應過童子試，並考中秀才，但他並沒有繼續走上科舉仕途。　　1902年秋，宋教仁懷著追求真理的熱望，來到武昌報考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武昌文普通中學堂，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於翌年春入學。這年8月，黃興由日本回國經由上海抵達武昌，在兩湖書院發表反清革命演說，與頑固派辯論終日，終使全場一致嘆服。宋教仁聽了黃興精彩的講演，十分傾慕，即與黃興結識，從此兩人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成為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黃興因反清革命演說遭清廷嫉恨，張之洞責令梁鼎芬懸示驅逐出境。宋教仁在學堂的激烈反清言行也引起了地方當局的嫉恨，打算將他逮捕歸案。學監紀鉕維非常賞識他的才華，便暗中示意他逃走。　　1903年秋，宋教仁返回桃源故里。他來到漳江書院，看望原書院山長黃壽彝，恰巧差役送來一封湖北巡撫發來緝拿他的公文，黃掩護他從書院後門逃脫。宋教仁擬經常德、益陽赴長沙，然而在出逃途中，他的行蹤被清吏發覺，只好星夜抄小路逃走。　　他來到水流湍急的沅江邊，前面無路可走，後面的燈火眼看越來越近。正在這危急時刻，突然江邊出現一隻小漁船，漁船上僅一位老人。老人見他著急，問明來由，果斷地說：「快上船吧！」　　宋教仁匆忙地上了船。等到追捕的兵丁趕到江邊，漁船早已消失在浩淼煙波中。後來，宋教仁為感謝這位漁翁的救命之恩，用筆名「漁父」，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這樣，桃源「漁父」宋教仁的名字就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同年11月4日，黃興在長沙籌備成立華興會，宋教仁應邀參加，是籌備會12名成員之一。1904年2月15日，宋教仁又參加了華興會正式成立大會，他和劉揆一均被推舉為華興會副會長。華興會成立後，宋教仁、胡瑛奉命去湖北，在武昌成立華興會湖北支部。　　7月3日，他們和湖北進步學生呂大森、劉靜庵、曹亞伯等組織正式成立科學補習所，呂大森被推為所長，胡瑛為總幹事，宋教仁則擔任文書。1904年春，黃興、劉揆一、馬福益三人在湘潭茶園鋪會晤，議定於11月16日（農曆10月10日清西太后70歲生日）在長沙起義，瀏陽、岳州（今岳陽）、常德、寶慶（今邵陽）、衡陽五路同時響應，宋教仁具體負責常德一路的發動和組織工作。11月5日，宋教仁來到長沙秘密機關接頭，路遇曹亞伯，方知起義事泄，清吏正在追捕他，遂於11月7日離長沙赴武昌。　　他在武昌會晤了曾毅等原文普通中學堂的昔日同窗，才得知科學補習所早已於10月28日被封閉，胡瑛和他自己已被原文普通中學堂開除學籍。在武昌無法立足，只得於11月18日離武昌赴上海。　　21日到達上海。宋教仁找到上海新馬路餘慶里機關時，只見印度巡捕凶神惡煞般地把守門戶，經過打聽，始知受皖人萬福華刺王之春事件的牽連，上海革命機關已遭破壞，黃興等13人已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天被捕下獄。宋教仁懷著無比憤怒的心情，在友人的資助下，迎著凜冽的寒風，踏上赴日本的海輪，去謀求革命的新出路。　　宋教仁來到東京，先學習日語，後人法政大學，學習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科目。他和田桐等首先發起、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自任總庶務兼撰述。經過艱苦努力，該雜誌於1905年6月24日正式出版，內有他的6篇「時評」和《漢族侵略史?敘例》等文，他的文章約佔整個雜誌篇幅的1／4。同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到達日本，由宮崎滔天介紹，先與黃興晤面。28日，孫中山又通過程家檉特約宋教仁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會晤。　　7月30日，宋教仁參加了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正式辦理了入盟手續。8月13日，他又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仁發起在麴町區富士見樓召開歡迎孫中山大會。宋教仁主持大會，並致歡迎詞。到會者達1300多人。8月20日，中國同盟會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宋教仁被推為司法部檢事長，成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經黃興提議，大會一致通過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因該刊第2期刊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被日本政府強行沒收，遂改為《民報》另行出版。宋教仁繼續任撰述。　　同盟會成立不久，孫中山、黃興先後離日，宋教仁曾一度代替黃興執行部庶務職銜。成為東京同盟會本部工作的實際主持人。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正式頒布《關於許清國人人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俗稱「取締規則」。對中國留學生的集會、結社、言論、通信等橫加干涉，激起留日學生的強烈反對，很快發展成為全體留學生的總罷課運動。面對這場複雜的鬥爭，同盟會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以宋教仁、胡瑛為代表，組織聯合會，主張全體退學歸國，以示抗議；另一派以胡漢民、汪精衛為代表，組織維持會，主張忍辱負重，以便繼續在日本留學。兩派相持不下。宋教仁一方面對這次自發的鬥爭進行統一領導，發布自我約束規則，並籌劃留學生歸國以後的安排問題；另一方面，又適時複課，爭取鬥爭的主動權。在反對「取締規則」時期，日本《朝日新聞》公然詆毀中國留日學生「放縱卑劣」。陳天華憂心如焚，憤懣難消，留下《絕命書》，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以一死警醒國人。宋教仁親往大森灣警署認領陳的遺體，並於12月25日作《陳星台先生〈絕命書〉跋》一文，翌年1月22日又作《烈士陳星台小傳》，均刊於《民報》。語言沉痛，打動人心。　　1906年2月1日，宋教仁人早稻田大學預科學習，課餘堅持寫作和翻譯，在此期間，他翻譯了《一千九百○五年露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國際私法講義》等10多部有關國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從而增進了他對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憲法的了解，使他成為革命黨人中研究歐美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數的理論家，被視為憲法的化身，也為他後來繪製中國政治藍圖打下了基礎。　　宋教仁在從事理論和政治制度探索的同時，絲毫沒有放鬆實際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黃興策動東南沿海會黨起義的時候，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國東北地區的「馬俠」。1907年3月1日，他將代理庶務之職移交給劉揆一。4月1日，遂偕白逾桓及日本人古川清一行抵達遼寧安東（今丹東）縣，與大孤山「馬俠」首領李逢春等人取得聯繫，並聯絡在東北的革命黨人建立了同盟會遼東支部，作為領導東北地區活動的領導核心。由於清廷偵探密布，遼東支部圖謀起義的計劃很快敗露，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因救援無效，便潛入吉林夾皮溝，與在那裡以武力對抗清政府的韓登舉接上了關係。此時，他從韓處得悉日本「長白山會」正製造所謂「間島問題」，企圖侵佔我國延邊一帶領土。宋教仁認為此事非同小可，他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決心挫敗日本侵略者的陰謀。恰巧日本友人片山潛來到延吉，通過他的幫助，宋教仁喬裝成日本人，改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冒著生命危險，攝取了該會製造的關於延邊屬於日本保護國朝鮮的一切假證據。他還先後到漢城圖書館和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於1908年寫成長達6萬多字的《間島問題》一書，用確鑿的事實證明延邊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初稿寫成後，由清駐日公使謄正轉交清外務部，該書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凱電令駐日公使，特致意宋教仁來京予以擢用，宋教仁說：「我是通緝有案的人，怎能歸國？」　　袁世凱得公使館報告後複電，允請西太后取消通緝，並賞四品京堂官銜，遭到宋的拒絕。後來，袁世凱通知駐日公使饋贈酬金2000元，宋教仁不接受，駐日公使堅持要給，宋教仁就把這些錢散發給留學生中的睏乏者；並且說，我著此書是為了中國一塊土，不是為個人賺幾文錢。　　革命黨人在東南沿海起義的迭次失敗，使宋教仁、譚人鳳等人深感憂慮，他們在總結歷次起義失敗教訓的基礎上，醞釀重新部署革命力量，擬將戰略重點轉移到長江中下游一帶地區。他們徵得趙聲的同意，召集在東京的部分革命黨人在宋教仁寓所開會，討論革命進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邊地進行為下策，在長江流域進行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為上策。通過討論，大家認為「下策不濟事」，「上策太不容易」，應以中策為宜。1910年秋，由譚人鳳出面，在東京小石區陳猶龍寓所召開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會議，宋教仁進一步提出「分步作法，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庶幾一舉可期成功。」趙聲認為三年為期過於「迂緩」，與會同志「咸主激進」，最後通過了由譚人鳳提出的「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的修正方案。宋教仁根據同盟會成立之初，本有東、西、南、北、中五部之分，主張設立中部同盟會，「以謀長江革命」，獲得大家的一致贊同，只是由於經費無著，組織機構尚未正式設立，此事暫時被擱置下來。　　這一時期，東京同盟會本部經濟異常拮据，宋教仁負債纍纍，一籌莫展。他於1910年12月31日離開東京，啟程回滬。適值于右任正在上海辦報，便請宋教仁擔任《民立報》主筆。他在擔任該報主筆期間，曾以犀利的筆鋒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本質，抨擊清政府的專制與腐敗，宣傳三民主義，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秘密來到香港，參加籌備即將舉行的黃花崗起義。統籌部請他接替陳炯明擔任編製課課長，負責草擬文告、約法及各種制度，成三巨冊，以便在革命成功後實施。但當他於4月28日凌晨從香港趕到廣州時，起義已經失敗，他只得重返上海，繼續主《民立報》筆政。　　同年7月31日，宋教仁和譚人鳳、陳其美等各省代表29人，齊集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校，召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正式成立大會。中部同盟會設會長1人，虛位以待賢者，宋教仁當選為總務幹事，分掌文事部，管理參謀、立案、編輯及其他事務，成為中部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中部同盟會根據宋教仁謀「長江革命」的方略，決定首先在武昌發難。並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設立分會，以便屆時組織響應。　　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使革命時機日臻成熟。為鎮壓四川保路運動，清政府從湖北調動軍隊入川，使武漢腹地空虛，湖北革命黨人決定乘機發難，於9月25日，派代表居正、楊玉如兩人去上海購置槍械，並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速來武昌主持起義。黃興當時遠在香港，譚人鳳因病住院，宋教仁準備就緒，正擬赴武昌，恰巧又收到前押在武昌監獄中的胡瑛派岑偉生送來的一封信，信中談到武昌形勢險惡，近期不可能發難，勸阻宋教仁暫緩來鄂，宋教仁對此猶疑不決，未敢斷然西行。10月11日，宋教仁獲悉武昌首義的消息，深受鼓舞，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正式成立，推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又使他極為悔恨。10月28日，他隨黃興同船抵達武漢，試圖扭轉革命形勢。為此，他召集田桐、居正、胡瑛等人開會，欲舉黃興為兩湖大都督，使革命領導權掌握在同盟會員手中，但遭到湖北革命黨人吳兆麟等人的反對。黃興被推舉為戰時總司令，宋教仁則協助胡瑛辦理對外交涉事宜。宋教仁看到黎元洪地位已經鞏固，自己的政略難以在武昌推行，便於11月13日乘船東下，去籌建革命黨人控制的中央政權。　　11月15日，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由滬督陳其美髮起，在上海召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他與陳其美策動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於12月4日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遭到黎元洪的反對，後又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黃代行大元帥職權，到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黃興聽說孫中山即將歸國，表示謙讓，遲遲不肯赴南京就職。　　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歸國到達上海，次日晚，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胡漢民、汪精衛等人在孫中山寓所開會，討論成立臨時政府問題，大家一致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但在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還是法國式的內閣制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孫中山主張總統制，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後經黃興調解，「詢眾議，多數贊成總統制」，宋教仁的主張被否決。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孫中山以16票當選。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因有人懷疑宋教仁想當內閣總理，對他意見很大，連孫中山提名宋教仁為國務院九部之一的內務總長的建議也沒有通過，只給了他一個「法制院總裁」的頭銜。　　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為袁世凱所竊取，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次日，孫中山提出辭職，薦袁世凱代替，並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臨時約法》三個條件。18日，孫中山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專使偕宋教仁等八人離上海北上，赴北京迎接袁世凱到南京就職。袁世凱玩弄陰謀手段，策動北京兵變，南京政府只好同意袁世凱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孫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又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用以限制袁世凱的專權。據此，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第一任總理，宋教仁為農林總長。但袁氏根本不願受《臨時約法》的約束，不到三個月，唐紹儀內閣即宣告垮台。　　面對袁世凱的專制獨裁，宋教仁在同盟會已無軍事實力與袁世凱進行較量，他另闢蹊徑，大力倡導「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與袁世凱繼續進行鬥爭。1912年8月25日，他徵得孫中山、黃興同意，將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合併，正式成立國民黨，孫中山任理事長，宋教仁當選為理事，嗣又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　　10月18日，宋教仁離開北京南下，去南方各省宣傳他的政治主張。袁世凱企圖收買他，饋贈交通銀行支票50萬元，並向他表示，欲介紹一位有文化、又漂亮的親戚充當宋的內助，以代替宋據說不太漂亮的妻子，宋不為所動。　　次日，宋教仁寫信並派專人呈袁，信中說：「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賜五十萬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如，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　　袁接到宋教仁退回的支票，冷笑道：「他藐視我了，他顯然地表示著要和我做對頭。」當袁世凱聽到宋教仁出京的消息後，怒道：「辭也不來辭，太藐視我了，我容不下。」袁世凱知他「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乃萌殺機，一場卑鄙的暗殺陰謀正在醞釀之中。　　從1913年元月開始，宋教仁在長沙、武漢、黃岡、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發表競選演說，對北京臨時政府進行猛烈抨擊，對袁世凱的陰險奸詐無情揭露，極力宣揚「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宋教仁的言論風采傾動一時，深深贏得了人心。2月4日，第一屆國會在北京召開，參、眾兩院複選，國民黨獲392席，而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僅得223席，國民黨取得了占絕對多數的勝利。宋教仁為此而歡欣鼓舞，他滿懷信心地說：「大局已定，政黨責任內閣一定可以成功」，並且表示即將繞道滬寧返京，準備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並想在此基礎上，與他黨提攜，通過民主的手段，選舉「最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為總統，以便控制，拋開專橫跋扈的袁世凱，使國家大權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國民黨在選舉上所贏得的勝利使袁世凱坐卧不寧。視權力如生命的袁世凱把宋教仁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政敵，指示大小嘍羅匿名投稿各家報刊，並以所謂「救國團」的名義通電全國，對宋教仁極盡污衊攻擊之能事。對此，宋教仁嚴正駁斥，他在回答某當局者譏諷他運動總理時說：「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則不可耳。」袁世凱曾派人去日本購求宋教仁在日的所謂「劣史」，編印成冊，在社會上廣為散發，藉以達到毀壞宋教仁名譽的目的，但收效甚微。儘管袁世凱採用種種卑劣手段對付宋教仁，但都無濟於事。袁世凱在鬥不過、壓不垮、中不傷、拉不攏的情況下，圖窮匕首見，悍然使用暗殺手段，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宋教仁血案。　　1913年3月18日，袁世凱正式下達了暗殺宋教仁的指令。密令心腹――時任內閣總理的趙秉鈞組織實施，趙又委託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主其事，洪則下令上海流氓頭子應桂馨負責執行，應指使手下一個名叫武士英的市井無賴充當殺手。　　宋教仁對袁世凱的卑劣行徑早有覺察，但他完全被國民黨的選舉勝利所陶醉，對袁世凱的罪惡行徑未作必要的防範。早在武漢時，譚人鳳就聽到「將有意外之事發生」的消息，勸其「稍加戒備」。他回答：「戒備之說，前在湖南亦有以此言相勖者，實則蛇影杯弓之事也，請毋慮。」宋教仁乘船到黃岡時，田桐又以此言相戒，宋表示：「暗殺的事，防之不勝防，怕也怕不了，只有處之泰然。我在這個時期，生有生的關係，死有死的關係。我若真被暗殺，或足以激勵同志們的奮鬥，而縮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宋教仁早已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儘快實施其政治理想。袁世凱催他進京議事，他便決定於20日晚乘火車北上。臨行前，他到《民立報》社和友人告別，該報記者徐血兒再提醒他：「慎重防衛」。宋教仁仍不以為意，回答道：「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　　3月20日晚，宋教仁偕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取道滬寧、津浦路北上，擬赴北京。10時45分，當進入上海車站站台時，被預伏在那裡的殺手武士英持槍擊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將他送往車站附近的鐵路醫院搶救。宋教仁痛極，自知傷重不起，握著于右任的手低聲說道：「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上海、北京、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他萬萬沒有想到，向他開槍的主謀者竟是袁世凱，在醫院裡他還不忘讓黃興代筆給袁世凱拍發了一封電報，其中有云：「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時哀言，尚祈鑒納。」延至22日凌晨，終因傷勢過重，不幸逝世。年僅31歲。　　宋教仁逝世，給人們留下了無窮的哀思。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從滬寧醫院到湖南會館的10多里路途中，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士兵、巡警都加入到了送殯的行列。人們把宋教仁視為「共和國之國魂」，視為「自由之神」，大聲疾呼：「國魂不死！」「自由不死！」他們斷言：「滔滔天下，恐自此而復起絕大之危潮。」果然，宋案之後不久，在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揭開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宋教仁死後，孫中山曾親致誄詞：「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譚人鳳親自辦理喪事，他在上海市閘北區共和新路洛川路口（原象儀巷鄉間即寶山縣境），購地100餘畝，修建「宋園」，將宋教仁墓置於其中，墓前立有于右任題寫的「宋教仁之墓」的石碑，墓之右側鑄有宋教仁銅像一尊，座右正面篆刻有章太炎手書的「漁父」二字，背面刻有于右任撰寫的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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