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俄羅斯知識分子與社會

——讀金雁新作《倒轉「紅輪」》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金雁教授的新作《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金雁是以近世俄羅斯為專攻的學者，所著頗豐，本卷似應為其集大成作品之一。只是同時又有些擔心，如今「快餐文化」盛行，這等大部頭估計有時間與興趣讀它的人怕是不敢望《豐乳肥臀》項背的。

　　金作是一部厚重的大著，書本身近700頁，談論的主題也十分厚重：幾代俄羅斯的知識分子論爭的歷史沿革。本書副題稱「心路」，然而全卷對幾代知識分子內心世界變化之發掘，似乎不如對其與社會間關係的發掘，主要篇幅給力於主體與環境間作用與反作用關係的探討。所以我的印象本書論述的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與社會間關係之歷史沿革，或者如作者所說：「如果只局限在知識分子本身，局限在思想史本身，很多東西無法交代明白」。但歸根結底，還是在探討「蘇聯的歷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過去我們是生活在真實里還是生活在被欺騙當中？」這顯然也不是官方希望學者們涉獵的領域。

　　金雁詮釋了書名來歷，它源自索氏晚年巨著《紅輪》，意為「倒轉俄羅斯所走的路」。我的理解不是這樣。「輪」之本初概念系指居高臨下滾殺敵群之圓石巨木，乃遠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意，車輪、輪迴等只是本初概念的延伸。佛教即以「法輪」為徽，強調的是其威力無邊的武器涵義，只是由佛法掌控而轉化成精神征伐。《維摩經》有：「遇佛法輪，一切邪見疑悔災害皆悉消滅。」詮釋語曰：「佛所說之法，能夠輾碎眾生的一切煩惱，好像巨輪能夠輾碎一切的岩石和沙礫一樣。」印度國旗中那個24輻條之輪，亦採納阿育王墓石刻，象徵他伐滅諸邦建立孔雀王朝之武功，而非車輪也。

　　以索氏崇尚人性且嫉惡如仇，似乎《紅輪》應理解成「紅色殺戮機器」，不應該如俄羅斯某些學者理解成「走過的路」，於是便無須賦予其「倒轉」之涵義，即使「倒轉」也難免殺戮的。且「所走的路」也是「倒轉」不了的，只能反思並皈依人間正道。依愚見，倒不如撇開《紅輪》直接以副題為書名，可能更準確貼切。因為全書似乎並未據《紅輪》而展開，基本上是作者自己探索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本書第一章寫索爾仁尼琴，除了這一章後面的九章都與索氏及其《紅輪》的直接關係近乎於無了，亦可證本書副標題比正標題更準確。

　　在我們這個曾經大張旗鼓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國度，如今以求真態度研究和探討俄羅斯歷史的並不多，像金雁那樣孜孜以求真相者就更少。中國人似乎有些不屑於關注這個北方大國，除了俄國已經淪落不再是「超級大國」之外，原由在權力階層的尷尬心態。共和國的締造者們本系蘇俄一手扶持起來的，其「第二代」又都是喝「狼奶」長大，既有揮之不去的蘇維埃情結，又有根深蒂固的利益驅動，權力主流派不鼓勵對俄羅斯近代史作科學的研究其實取決於利益需要。在此情況下，我們不時就會聽到官媒上對蘇維埃權力崩潰如喪考妣之哀號，卻難得聞知對蘇俄近代史實事求是的探討，似金雁這部著作就有不同尋常之意義。

　　竊以為俄羅斯是一個偉大而貪婪的民族。說它偉大，首先在其文化。「斯拉夫」與「奴隸」在英語等語文中屬於同根詞，早期使用象形文字，九世紀才根據希臘文與拉丁文拼湊出西里爾俄文及拉丁俄文毛坯。本書所述在很長一段時期俄國上層風行法文等外語，俄語不成氣候顯然是重要因素。從18世紀彼得大帝開始規範俄語直至19世紀普希金奠定俄語標準，這才有完整的西里爾俄文。就這百餘年卻產生眾多世界級文化名人：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克雷洛夫、萊蒙托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列維坦列賓、蘇里柯夫、克拉姆斯科伊、赫爾岑、岡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托爾斯泰、契訶夫、柴可夫斯基等等，都是世界級科學、文學、藝術大家。一個文化巨星璀璨的民族值得人們敬重。

　　再者，拿破崙、希特勒發動的兩次大規模入侵，皆敗倒在同仇敵愾的全民族抗戰里。如果說蒙古人統治它曾經達200多年的話，那時還沒有俄羅斯，伊凡四世正是掠取了金帳汗國地盤才建立起俄羅斯來的。不似我們中國，強敵一來大家便自相殘殺趁機漁利，往往是姦宄彈冠忠勇罹難，兩度臣服於異族那份「偉大」其實乃是魯迅說的「浮腫」。俄羅斯偉大之最新要素，則在於他們有勇氣面對歷史，武裝到牙齒的紅軍有魄力不向自己的人民開火，這是要載入史冊的偉大業績。如本書所引用美國人萊亞德、帕克《俄羅斯重振雄風》的話：「很少有哪個國家能像這樣突然轉過身去面對自己75年的歷史，而俄羅斯這樣做了，俄羅斯的國徽又變成了雙頭鷹徽，俄羅斯的國旗又改回到他1917年前的國旗」。儘管普金為代表的「大俄羅斯情結」仍在瀰漫，但蘇俄那一套顯然已被俄羅斯人拋棄，無論還有多趔趄，走向憲政民主已是不可逆轉的主流。敢於正視自己的歷史並果決地剜去癰疽，這個民族仍值得欽佩。

　　說它貪婪指的是無休止的領土野心，金著稱為：「民族主義這一觀念牢牢地紮根在人們的意識中，很少有俄國人對此提出質疑。」俄羅斯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擴張史，問題在於他們搶來的地盤大部分都能守住，不服不行。或許有人會拿蘇聯解體說事，但那些「加盟共和國」實際上並未完全喪失獨立性，且「生不逢時」，正趕上世界反殖民主義大潮期，紅色殖民主義也就未能得逞，這些殖民地和平地獨立出去，對於俄羅斯未必不是一件卸掉包袱的好事。然而相當多俄羅斯人對此耿耿於懷，金著還告訴我們，就連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俄羅斯文化泰斗，也在其列。

　　俄羅斯雛形初現時伊凡三世便自詡「凱撒」，也即我們翻譯成「沙皇」的玩意兒，只是羽翼未豐不敢標榜。四齣征伐到他孫子就公開打出「沙皇」旗號，擴張成了根本國策，改朝至羅曼諾夫更加變本加厲。從歐洲到亞洲，無論大小沒有俄羅斯不想侵佔的地方。赫魯曉夫居然美國國會向議員們宣布：你們的兒孫將會生活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無論俄軍還是紅軍，所到之處被縱容的奸淫擄掠行為甚於德、日法西斯，體現這個民族的文明層次低劣的那一面。

　　金著將此種兩面性歸結為「俄羅斯之謎」，並以破解它作為本書主線。書中第一章介紹索爾仁尼琴。索氏認為「中國才是俄羅斯的頭號勁敵」，主張「意識形態給他們，我們不要，但土地一點也不能讓」。除了這位大師深知那個意識形態是一股禍水，淌到之處無不遭殃之外，還展示了俄羅斯自上而下的民族擴張欲，普金深得人心其實也就是這個情結使然，「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是貨真價實的，不像中國，「民族主義」只是利益集團的牟利的噱頭、傻帽們發泄憤懣的借口。

　　索氏的文字若不計網路上那些零星閱讀，我只讀過台灣聯合晚報摘譯版的《古拉格群島》，慕名拜讀的，卻感覺枯燥沒法讀完，自己親歷過如此之多的批鬥與幾年單獨囚禁，更聞知如林昭、張志新等數不清的慘烈遭遇，「古拉格」的故事算不得有多新鮮。若作為文學作品來審視，索氏勇於披露生活真實倒不失為上善之舉，但其文學功底則不敢恭維，思想深度更是「其實難副」，譬如金雁書中便介紹說索氏是「當代的阿瓦庫姆」，一位「反對國家罪惡」的東正教聖徒、俄國的「新儒家」，如此而已。

　　另有人論說稱索氏為「解凍文學」鼻祖，似乎不確。愛倫堡1954年就出版了小說《解凍》，因愛氏曾被斯大林網開一面故引起爭議，此外赫魯曉夫也坦率地承認不支持《解凍》，原因是：「我們害怕解凍可能引起洪水泛濫，這將使我們無法控制它並把我們淹死。怎麼能把我們淹死呢？洪水會溢出蘇聯河床的堤岸，並形成一股會衝破我們社會所有堤壩的浪潮。」此外還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突破限制講述斯大林時代更廣泛之蘇聯社會現實，因官方打壓1958年只得在義大利和美國出版，同年納氏獲諾貝爾文學獎。有這些鋪墊才有赫氏1962年對索氏的支持，赫氏力排眾議批准出他的處女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並授意執行出版大權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竭力推介不斷發表索氏文章，不排除赫氏認定可以藉此將斯大林罪惡聚焦於勞改營這個局部，使之成為「孤立案件」而無涉蘇維埃體制大局，更不至於「形成一股會衝破我們社會所有堤壩的浪潮」，從而達到修補蘇聯體制之目的。

　　索氏首先捅開勞改營這個膿包且得以在蘇聯本土出版，名氣一大出書也就多了，來來去去大抵離不開勞改營的故事。這些勞改營長期被掩蓋，人們更不知希特勒正是學習蘇俄經驗才建集中營的，一旦披露出來無疑在蘇聯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造成巨大影響。索氏文學功底顯然比不上《靜靜的頓河》與《日瓦戈醫生》，也掙得諾獎蓋因勃列日涅夫扳倒赫氏不久就開始打壓索氏，理由也離不開赫氏曾支持索氏，成全了一位時勢造出來的英雄。若無赫氏扶持和勃氏打壓，他或許會荒老於梁贊那所中學裡，斷不可能成為「解凍文學」中聲譽最高的作家，堪輿比肩高爾基在前蘇聯的地位。當然，他那種寧折不彎且持之不懈反抗專制的努力無疑可圈可點，值得敬佩。

　　金雁對於索氏的思維軌跡、觀念乃至其成因做了詳盡的介紹與分析，同時也就對那個時段知識分子的異見抗爭做了介紹與評述，對於像我這樣沒時間或沒興趣去讀索氏巨量文字而又願意了解他的讀者而言，基本上可以滿足需求。對索氏評價竊以為也很中肯：沿襲了古代俄羅斯「分裂派」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既反共也反西方。其「主要的激憤恰恰是用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在於這個主義傷害了俄羅斯的「國粹」以及東正教原教旨。或者換一種說法：索氏恪守他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理念。

　　可惜本章沒有提及：1996年索氏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對斯大林的評價整個兒顛倒了：「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只是「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他還表達了對蘇共解散的惋惜：「黨是我們的槓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金著介紹說索氏認定「斯大林當然也比傳統沙皇壞。」那麼如何解釋這個短篇小說所表達的意見？不得而知。到1998年，索氏拒絕了要頒給他的「聖安德烈榮譽勳章」，稱：「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的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除了彰顯他的大俄羅斯情結之外，也含蓄地表達了對斯大林治國的讚揚，進一步推論下去，他在《群島》里所持有的人道主義立場也值得推敲了。人道與強國，孰輕孰重？

　　至於金著借「新儒家」來說明索氏，似乎不那麼貼切，索氏九泉有知恐怕也會發脾氣的。儒家是中國特產，它的核心特質就是「幫閑」，自孔夫子以降，無論「舊儒家」還是「新儒家」都是專制權力的幫凶和吹鼓手，急主子所急想主子所想以求分一杯羹的偽君子。索氏無論還有多少爭議，絕不屈從權力淫威，借金著介紹的索氏論敵薩哈羅夫的評價：「他不失為一個為捍衛人類尊嚴而鬥爭的巨人。」儒家中絕不會出這樣的鬥士，瞧瞧咱們那些號稱「新儒家」的寶貝，聞到些權味兒就忙不迭搖尾巴了！此外書中第038頁：「實際上董仲舒以後制度上的『反法之儒』與言論上的『反儒之法』都幾乎隱沒」，兩個引號里的詞是否弄反了，似應為「制度上的『反儒之法』與言論上的『反法之儒』」，因為從緊接著的「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學（所謂儒表法里之學）幾近『獨尊』」文理上逆反，或是疏忽之故。

　　本書第二章《破解「高爾基之謎」》很詳盡地詮釋了高爾基「從『不合時宜』到合乎時宜」之轉變。我們的中學教科書曾經把高爾基的《母親》、《海燕》等作品灌輸給孩子們，或者還推薦閱讀他的自傳體之《三部曲》等，列寧甚至誇讚其為「無產階級藝術最傑出的代表」，於是近世中國人大抵都對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懷揣仰視心態。直至蘇聯解體之後，普通的中國人這才得知他的某些劣跡，官媒仍是一片頌揚之聲。本章不但評介了高爾基一生「大起大落」，「斯大林與高爾基的『主僕』關係」，也詮釋了這種起落皆源於權力的需要。

　　我不打算對此多說什麼，這一章已經將高爾基基本上剖析得夠詳盡了。與第一章相對映，金著向我們展示了20世紀俄羅斯文學界最重磅的兩位大人物，他們恰好成為相反的兩端。只是覺得既然金雁還有計劃寫蘇聯時期知識分子，似乎這兩章都可以從本書中拿掉，放到下一部著作里去，本書只談沙俄時代更好一些。

　　本書第三章開始到第十章，作者介紹了俄羅斯各種知識分子流派產生的歷史以及他們對俄羅斯社會的影響。大致關係到「路標派」、「貴族知識分子」、「平民知識分子」、「第三種知識分子」。金雁在《自序》里介紹，知識分子這個詞出自俄語，而後才傳入西方乃至世界。其「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對派』、『心靈反對派』，是指那些『把不認同現存制度、質疑官方教義作為終身目標』的人。」「可是從十月革命後，知識分子的定義發生了轉變，原來的『心靈反對派』變成了『一種膽怯、軟弱和易於妥協的人』的標籤。」

　　書中第155頁這段精闢論述可以算是上述現象的一個詮釋：「事實證明，俄國的歷史越往前追溯，人們的自由就越多，從基輔羅斯、莫斯科羅斯、俄羅斯帝國到蘇維埃國家，國家的強大並不是人們獲得自由的過程，而是人們喪失自由的過程。那些發動革命、信誓旦旦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要給予人民自由的許諾，只不過是一種動員手段罷了，革命以後國家機器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描述的『弱化』現象，反而更加壟斷、更加殘酷、更加強大，對人民的強制性約束力和汲取手段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國家過分入侵社會剝奪了各個領域的獨立性，造成了個人的消極被動。」

　　這段評述言簡意賅地揭示的並非僅指蘇維埃權力，而是對「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剖析，適用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金雁另有四篇精彩文章，其中之一為《革命與變形》，專門論述了這個主題，如果不涉及「心路」只了解蘇俄歷史真諦可以讀那一篇。當然讀過它也有助於理解本書中所論述的蘇俄歷史的文化根源，知道俄羅斯知識界剛成氣候，就面臨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後發展起來的新思維衝擊，很有些「食洋不化」的癥狀。本土的專制文化包括東正教「拿來」的拜占庭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在內，本能地會對西方新思維里追求自由的訴求囫圇吞棗，卻對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反自由理論順暢汲取。金雁分類的幾種知識分子流派都懷有一種情結，即扮演上帝的主宰情結，這與西方知識分子主流那種參與或曰分享情結是格格不入的。

　　竊以為這就足以構成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整體悲劇，也即金著所介紹的：「俄國所有數得著的偉大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索羅維約夫等早年都曾經表達過對西方的嚮往，出國之後或者晚年都轉向民族主義，反對私有制的西方，對西方理性主義產生了反感，不承認西方的理性和邏輯具有普世價值，認為理性導致了心靈的分裂，他們更相信心靈而不相信理性。」似乎可以認為金雁在對「路標派」的詮釋中已經告訴我們原因何在：「由於俄國思想界缺乏原初的、創造性的獨立思想，只是從18-19世紀西歐的哲學餐桌上搜尋殘羹剩飯，知識界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都是從盧梭、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那裡製造出來的。他們的歷史已經上百年了，俄國人在享用他們的果實的時候，從來不追問，這些所謂最新的果實是從哪棵樹上落下來的？我們為之盲目信奉的價值源於什麼？對於這種追溯，可以說在哲學思想上一片空白，大家將注意力只轉向那些表面上時髦、不要求任何人承擔責任的與舊的思維慣性絞纏在一起的東西，而不是通過自己獨立思考得到的理解和富有生命力的精神產品。」

　　金著還介紹說：「當代很多俄羅斯人認為，十月革命完全是一場俄國特色的『變革』（ переворот），『與其說布爾什維克革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物，不如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變種—列寧主義的產物』。而列寧主義最直接的本土資源來源便是『60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傳統』。」這段話是「反思『道德虛無主義』」這一節的歸納。持此論者不少，即使漢娜.阿倫特也認為：「布爾什維克的統治特別帶有極權主義的特徵，假如由此只是一味地指責馬克思，馬克思就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她還進一步詮釋：「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獨一無二，他不僅使得我們去關注今天還沒有能擺脫的那種困境，而且也是被極權主義這個新的統治形態所利用，或者可以說被惡用的人物。」感覺均有失偏頗。

簡而言之，任何國家的革命或不革命都只能建立在本國條件的基礎上，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條件。然而條件是可以改變和創造的，包括「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之類藉助在內。若說俄國革命是一場俄國特色的「變革」可以成立，「二月革命」與布黨無關，且流亡瑞士的列寧在「二月革命」爆發前一個半月還在哀嘆：「同志們，我們也許等不到快要到來的革命的決戰時刻了。」忽然間就傳來沙皇垮台的消息，這才由德國出資協助潛回俄國。那場叫做「十月革命」的政變則絕對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首先在於布黨正是靠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崇拜聚合到一起的，它的領袖人物全都是鐵杆馬克思信徒。馬克思是他們的主耶穌，列寧則是使徒，只有他才具有溝通馬教主傳播其主義的能力，因而握有建立教會也即布黨的權柄，並能帶領信眾到達共產主義天堂。若無馬主義及其聖化，那場政變就連標識都沒有，遑論成功？俄羅斯人能接受如捷爾任斯基、斯大林這樣的「非我族類」操持大權么？而這兩位對於布黨權力的建立與鞏固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

　　馬克思主義最具特色的地方並非阿倫特所說「勞動問題與歷史問題」，而在於它不但臆造了關於「剝削」的理論，這個理論極具說服力地煽動起「造反有理」狂潮，結合他鼓吹的階級論、暴力論，進而成為煽動仇恨最有效的工具，遑論「它要廢除宗教、道德」，完全可以用「滅絕人性」四字個加以概括。它還構築了「共產黨」這個平台，這個平台史無前例的特色在於以最廣泛的基層組織為底座的金字塔結構，以經過「剝削」理論「灌輸」的所有成員為砌塊，用軍事化的鐵律為粘合劑砌築。也就是列寧在諸多文字里表述過的那些理論，絕不是「60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傳統」所能涵蓋的，更不能推諉到黑格爾等人身上。列寧只是偶爾提及黑格爾等先哲，卻沒有一天不在嘮叨馬克思主義以調教本黨乃至民眾，即使我們不去探討箇中奧妙，僅從實際效果上分析，「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傳統」能藏身布黨的哪個角落發號司令呢？

　　那個主義在俄國首先獲得勝利，不在於俄羅斯文化而在於俄羅斯沒文化，一個據統計95%的人是文盲的國度，恰是馬克思主義得以泛濫的低地；而金著介紹列寧政權大規模驅逐文化精英，更證實要鞏固紅色政權同樣需要沒文化，那才可能實現《共產黨宣言》所謂「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也即毛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可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所引謝緬尼科娃那句「變種」的話可以成立，但那句話並不具有排除馬克思主義的意思，須有「龍種」才有「變種」或「跳蚤」。甚至可以說，離開馬克思主義非但不可能有布爾什維克黨及其統治，就連列寧的赫赫威名也不會存在，要麼是參政黨魁烏里揚諾夫先生，要麼是失敗的又一夥「十二月黨人」。說下去話題會很長，此處不贅。

　　導致蘇俄悲劇的歷史沿革何在？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該擔當些啥？書中對各個知識分子群體及流派做了相當詳盡的介紹、分析，告訴我們俄羅斯知識分子們同俄羅斯社會之間的分分合合，或者說俄羅斯知識分子自身糾葛。篇幅自然也很浩瀚。但我以為太過全面、細緻反倒不易突出主線，無妨大刀闊斧刪去那些雖可成體系卻不足以影響俄羅斯歷史進程的故事。尤其是分門別類講述各種流派的知識分子，無可避免地要涉及其他流派，在講述到其他流派時同樣會涉及本流派，產生重疊也會導致紊亂感，似乎不如「編年史」般說流派之爭，一則合乎中國人的理解模式，二則可避免重疊精縮篇幅。我倒是有些擔心探討蘇聯時期的下一部會不會還有所重複，現在這個時代，有耐心讀大部頭的人越來越少，學術論文味太濃恐怕能影響的讀者群也會銳減的。統而言之，金著所論就是「平民知識分子」中最偏激的那群人，藉助馬克思主義理論充實自己的武器庫，從而實現他們「改變世界」的目標。如果對這幾章加以介紹與評述，恐怕也需要相當的篇幅，倒不如讀者自己去閱讀品味。

　　不過第五、第六兩章對俄國貴族與貴族知識分子的剖析是極透徹的，它告訴讀者：「俄國的貴族同羅馬的貴族、西歐的貴族有很大的不同，俄國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利同等的貴族階級。俄國的四大等級貴族、市民、僧侶、農民主要體現的是行業區分，而不是階級劃分。俄國社會集團的形成也與對外征戰需求密不可分，俄國沒有制定過各階級權利的法律標準，也沒有哪個階級具有建立這種標準的自覺意圖。」這裡還指出了法律保障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列舉了波蘭的法律保障貴族權利的具體案例。

　　歐洲貴族與眾不同當然有賴於悠久的法律保障，那些法律其實是在保障一切人的財產權利，「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之說道，以及德皇行宮前「遮蔽風水」的舊磨坊都彰顯了這種保障。並非如波蘭那些法律恩賜性地保障貴族。區別僅僅在於，貴族的財產、地位均遠甚於平民，有效保障面也就寬泛了許多。當然，這種普適性法律的制定，與貴族們世世代代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也是「三權分立」設置的基礎。歐洲的貴族歷史性地擔負著構築社會中間結構之重任，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們得知，法國路易王朝剝奪了貴族勢力也即摧毀了社會的中間結構，從而為大革命準備好爆發的條件。需注意的是，托克維爾把「貴族」分為兩類：noblesse與aristocracies，前者指出身顯貴，政治上沒落的舊貴族；而後者則指不斷汲取新生力量，積极參与政權建設的新貴族，托氏崇尚後者。金著也詳細介紹了俄國貴族亦曾有過此類區別，但俄國歷代沙皇建立集權統治而征討、殺戮、收編，比路易十四建立凡爾賽宮遷移大貴族更殘忍、更徹底，俄國貴族體制實際上土崩瓦解。這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在俄國重演的社會結構要素。雖然有過「解放貴族」的舉措，畢竟如鏡花水月，皇權自己直面社會底層暴動也就無力招架。而歐洲諸國社會中間結構愈是強大，例如英國，暴力革命就愈不可能發生。

　　正因為俄國貴族在高度集權的沙皇面前抬不起頭來，就連東正教也受沙皇掌控而立為國教，無論貴族還是教會都從未獲得哪怕一部分權力，即使「解放貴族」也不過准予他們效力於沙皇而已。恰如黑格爾評述中國社會「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換句話說，大家一樣是卑微的」相仿，俄國的貴族地位缺失導致貴族知識分子也缺乏歐洲貴族那種紳士精神，正如金著所引別爾加耶夫的話說：「在貴族社會裡我沒有看到真正的貴族氣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對下等人的輕視和閉關自守」；歐洲的貴族精神輻射開來就有「精神貴族」或「紳士風度」存在，諸多並非貴族甚至還是平民者也有了紳士精神，它甚至相當濃烈地影響了全社會。

　　典型如尼采，因其祖母出身於波蘭貴族而自豪，就連舉止作派都刻意表現出甚於貴族之風範。又比如母親出身於貴族的伏爾泰，那種寧折勿彎、兩度入巴士底獄也不屈服的氣概，顯然同金著所剖析的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大相徑庭。歐洲的貴族知識分子不似俄羅斯貴族知識分子那般淺薄，去做「狐狸」或者「刺蝟」，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地追尋普適性學理，或者文學藝術的更高境界，探討文明進程的更高階。只要看看這些名字就很說明問題：培根、笛卡爾、休謨、拜倫、伯克、伽利略、孟德斯鳩、塞萬提斯、拉封丹、拉法耶特、凱恩斯、羅素、蕭伯納、丘吉爾……，這些純正的「貴族知識分子」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絕非以「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俄國貴族知識分子可以比肩的。我們很難尋覓到俄國知識分子探討人類文明之哲理大作，他們更熱衷於「安邦治國平天下」的策論。如果把歐洲知識分子比作翱翔長天巡視大地的鷹隼，俄羅斯知識分子套用戴高樂的一句話說，猶如一群只會「圍著自己糞堆啼叫的公雞。」

　　只是從中我們知道，自從人類有知識以來，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知識分子左右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見解為社會所接納，他們就成為權力掌控者。而其他知識分子的見解不為社會所接納，在憲政民主體制下他們成為在野者、反對派；在專制體制下則屬於被打壓的一群。從金雁這本書里我們不難讀到，俄羅斯知識分子各種流派均有一個共識： 「不承認西方的理性和邏輯具有普世價值，認為理性導致心靈的分裂，他們更相信心靈而不相信理性。」所受到打壓之來由總是另一些得志的知識分子，金著稱：「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妄又焦躁，過分熱衷於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模式。」總結得很精準，這就是崇尚理性與崇尚心靈的差別，前者探尋文明哲理，後者裝扮救世主布施野蠻。

　　總而言之，要把金雁教授這部大作說明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讀完它也就基本了解了俄羅斯的文化史。上面這些文字必然會掛一漏萬，要弄明白至今還在嚴重影響我們的俄羅斯文化史，還得去讀金雁原著，拙筆恐不能勝任簡介之責。（2012-12-22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