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70年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日本|野田佳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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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戰後70年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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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日本頻道北京11月27日電　題：戰後70年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徐梅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徐梅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6期發表《戰後70年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與思考》（全文約2.7萬字）。

徐梅認為，在梳理戰後70年日本經濟發展軌跡的基礎上，思考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能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戰後的日本經濟，並從中探尋經濟發展的某些規律，分析和把握未來日本經濟的走向。

在中國經歷了30餘年改革開放的今天，回顧戰後70年來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重新審視日本曾經創造的「經濟奇蹟」、高速增長時期累積的問題以及「泡沫經濟」的產生與崩潰等，會有更深入的理解，具有更深刻的意義。

（一）關於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再認識

二戰後，在遭受戰爭破壞、國內能源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日本實現了近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56～1970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為9.7%，躍升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雁」。海內外各界一度熱衷於探討戰後日本經濟成功的「奧秘」，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學習和效仿日本。

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外因素，既有傳統因素也有現實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宏觀因素也有微觀因素，歸結起來不下幾十條。綜合經濟增長理論及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資金、勞動力、技術、制度環境、資源、市場等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1）資本積累持續增加，不同層次的高素質勞動力供應充足。（2）引進和改良國外先進技術，較快地縮短追趕歐美的進程。（3）政府專心於發展經濟，為企業打造競爭有序的制度環境。（4）工業現代化與對外貿易相互支撐，解決資源和市場問題。（5）企業內部形成命運共同體，外部構建起穩定的合作關係。

（二）石油危機後的經濟減速與顯現的問題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原油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日本受到很大衝擊，製造業成本大幅上升。1974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從上一年的8%驟降至-1.2%。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開始調整能源結構，推動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開發的同時，促進產業結構從資本密集型向耗能少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以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經過一段調整後，日本率先走出危機，但從此經濟增速明顯放緩，1975～1990年，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4.5%。（1）貿易摩擦不斷升級。（2）日元呈升值基調。（3）人口日益老齡化。（4）環境問題凸現。（5）技術引進效應逐漸消失。

有所不同的是，當時的日本沒有充分意識到支撐經濟增長的條件已發生變化，對高速增長中累積的問題和矛盾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以為日本經濟仍會像以往一樣慣性增長。這一點在1970～1975年和1973～1977年的日本經濟計劃中可以得到印證，當時政府所設定的計劃增長率目標遠高於實際增長率。

（三）日本「泡沫經濟」與不良資產問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不僅是世界經濟強國、貿易大國，也成為對外投資大國、援助大國和債權大國，後發效應趨於消失，市場日益飽和。在這種情況下，本應進行全面體制改革的日本，仍陶醉於戰後巨大的成功之中。

1.「泡沫經濟」的產生與崩潰

「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給日本對外出口及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為消除「日元升值蕭條」，日本政府開始放鬆銀根，於1986年1月、3月、4月、11月和1987年2月先後五次降低基準利率，從5%下調至2.5%，並持續到1989年4月。這期間，由於日元升值、原油等商品進口價格下降，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並沒有引起通脹率上升，物價依然穩定。

於是，日本央行繼續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日本，控制M2+CD是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1987～1990年度，日本M2+CD連續以超過10%的速度增加，釋放出的大量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推高了股價和地價。日本的資產價格飆升到近乎荒唐的地步。當日本政府意識到資產價格過度膨脹後，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先後五次上調基準利率，從2.5%提高到6.0%，並且1990年3月27日，大藏省發布「金融機構房地產融資總量限制」的通知，開始對房地產融資進行限制，這通常被認為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引擎」。

在政策引導下，日本各大銀行紛紛提高貸款利率，減少有關房地產貸款，對抑制股價、房價上漲產生了效果。1990年6月，日本房價出現拐點，但製造業設備投資、對外出口及國內銷售依然活躍，無論政府還是國民都沒有意識到經濟泡沫開始走向破滅，更沒有想到的日本經濟從此會陷入長期低迷。1991第二季度以後，日本實體經濟開始轉入蕭條，國內失業人數增加。1992年，M2＋CD貨幣增長率僅為0.1%，日經平均股指比1989年下跌近五成，幾大城市圈的地價均下跌，「泡沫經濟」趨於崩潰。

「泡沫經濟」留下的最大後遺症是銀行不良資產問題。政府對銀行不良資產規模遲遲沒有進行認真清查，也未能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使問題越拖越嚴重。巨額的不良資產，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破產案接連發生，打破了日本「銀行不倒」的神話，尤其北海道拓殖銀行、擁有百年歷史的山一證券公司倒閉案，使日本金融機構的信譽等級大跌，而且導致銀行出現「惜貸」現象，嚴重製約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復甦。為解決不良資產問題，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注入大量公共資金、建立專業機構、促進銀行業重組、完善信息公開制度等。日本的銀行不良資產在2002年達到頂峰後逐漸減少，到2006年大銀行基本完成相關的處理工作。

2.「泡沫經濟」及不良資產問題的教訓和啟示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海內外各界就其成因展開了廣泛探討。有觀點認為，日元大幅升值是「泡沫經濟」產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廣場協議」後，除日元升值之外，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英國英鎊相對於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都明顯上升，有的升幅不亞於日元。這說明，日本「泡沫經濟」及大量不良資產的產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缺少監測預警機制，資金過多流向虛擬經濟。（2）政府過於保護金融業，金融監管存在疏漏。（3）過度追求經濟高增長，宏觀調控政策失誤。（4）過多涉足泡沫相關產業，銀行不良資產風險積聚。

（四）90年代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陷入蕭條，政府採取了諸多對策，制定有關擴大內需、簡政放權、結構改革等方案和計劃，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加快了改革步伐，每三年推出一個放鬆規制計劃，所涉及的領域不斷擴大，意欲「尋求日本經濟社會徹底的結構改革」，給日本經濟注入活力。然而，日本經濟依然不景氣，1992～2012年，每年實際GDP增長率大都在2%以下，年平均增長率為0.8%。1999年以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通縮。同時，日本製造業的競爭力趨於下降，一些知名電子企業經營業績不佳。

1.經濟體制改革滯後，難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

由於日本是一個官僚體制國家，改革計劃由官僚制定，同時官僚本身又是實施改革的主體。減少政府干預意味著官僚的權力會受到削弱，「對某些團體來說，在政治上維持現狀不變，是十分重要的事，因為他們可以由某些特定的計劃得到巨大利益」。官僚們很難真正熱衷於改革，反而會抵制和設置阻力，加之日本經濟業已成熟，在改革方面每向前邁出一步，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制度中的深層問題，很多情況下是在形式上實施了改革措施，而實際仍以其他方式進行變相管制。因此，日本的體制改革進展緩慢，缺乏徹底性，與其成熟經濟體制的要求存在較大差距，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

2.政局動蕩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執政黨不再專註於發展經濟

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經濟發展又有利於保持政治穩定。二戰後，日本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的良性互動中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界走向分化組合。直到2001年4月，高舉改革旗幟的小泉純一郎就任首相，並執政五年有餘。此後到2012年期間，出現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等多位首相。政權更迭頻繁，不利於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與此同時，伴隨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力的提高，日本對政治大國地位的訴求不斷增強。可以說，安倍政府試圖修改和平憲法、在安保外交方面走到今天這一步，是90年代以來的一個量變過程，只不過安倍邁出的步伐更大。

3.傳統的刺激經濟政策難以奏效，反而壓縮了宏觀調控的餘地

「泡沫經濟」崩潰後，在應對經濟不景氣問題上，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總體思路陳舊，主要通過降息、擴大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1991年7月到1995年9月期間，日本將基準利率從6.0%一直下調到0.5%，並屢次出台綜合性經濟對策。這些措施非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政府債務負擔，致使通過利率、財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餘地越來越小。

4.人口老齡化形勢日趨嚴峻，勞動力市場相對封閉

1990～2000年，日本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從12.1%上升到17.4%，2005年進一步升至20.2%，到2013年則高達25.1%。這期間，7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也持續提高，已超過10%，日本醫療養老方面的需求持續擴大。20世紀90年代末以後，日本勞動力人口數量相應呈減少趨勢，2012年為6555萬人，比1998年減少了238萬人。在這一形勢下，日本在勞動力市場開放政策上有所鬆動，但進展緩慢，日本在開放勞動力市場問題上的態度依然謹慎保守。國內勞動力的萎縮，會影響家庭收入、消費支出及金融、科技創新能力，進而削弱經濟增長潛力，這已成為日本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一大困擾因素。

5.外部市場複雜多變，外需拉動經濟的作用減弱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在日本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日本對外貿易規模仍不斷擴大。除1992年貿易增速因景氣跌落而略有下降外，1993年日本對外貿易額超過6000億美元，1994年和1995年貿易增長率均達到兩位數。這期間，日本貿易順差居高不下，1994年創下1208.6億美元的紀錄。但9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日元匯率頻繁波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美國IT泡沫破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致使日本對外貿易發展呈不穩定狀態。

（五）結構改革與日本經濟的未來

當前，改革與創新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2012年底，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推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受此影響，2013年日本經濟有所復甦，股市上漲，消費趨於活躍。以2014年4月提高消費稅率為轉折點，日本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前兩支「箭」的作用減弱。日本將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希望寄託於「第三支箭」——結構改革。

1.安倍結構改革

2014年6月，安倍政府公布修訂後的《日本復興戰略》報告，闡述了今後的結構改革方案，並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第一，應對人口老齡化形勢，挖掘國內外勞動力潛力。由於《日本復興戰略》報告出台於少子老齡化形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之下，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成為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安倍政府鼓勵女性就業，提出在2017年底前增加幼兒園、保育員數量，提高女性育兒休假補貼，到2020年將管理層的女性任職比率從不到10%提高到30%，並擴大老年人就業，在一些領域引入機器人。同時，日本將實行和普及多樣化的正式員工僱用方式，以緩解國內勞動力不足及相關社會問題。在挖掘國內潛力的同時，日本還試圖通過重新審視已有EPA中的勞動力市場准入條件、留學生制度等，引進外國人才，彌補國內勞動力供需缺口。

第二，以「國家戰略特區」為改革突破口，激發民間資本活力。安倍政府提出創設「國家戰略特區」，減少政府限制，構築世界一流、開放的商業投資環境，並計划到2020年將引資餘額從2013年末的18.0萬億日元提高到35萬億日元。日本先在「東京圈」（東京都九區、神奈川縣、千葉縣成田市）、「關西圈」（大阪府、兵庫縣、京都府）、沖繩縣、新潟市、兵庫縣養父市及福岡市建立「國家戰略特區」，針對每個特區的不同優勢和特點，實施不同的改革內容。

第三，促進農產品市場開放，使農業從被動變主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大潮愈演愈烈的形勢下，日本在積极參与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難題是農產品市場開放問題，尤其大米、牛肉、乳製品等敏感領域已成為日本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以及雙邊自貿區談判的最大障礙。農產品市場自由化的滯後，給日本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實施經濟戰略乃至國家總體戰略帶來負面影響。

此外，日本自2015年度開始逐步降低企業法人稅率，在改革社保制度、重建財政、推進TPP等經濟合作、強化公司治理、改革研發體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措施。

總之，安倍政府的結構改革內容廣泛，並設定了一些數值目標。從內容上看，有的政策仍處於探討之中，有的尚缺少明確的時間表和實現目標的具體路徑，也有的因缺少新意而受到質疑。譬如，特區制度並非安倍首創，在小泉內閣時期日本曾創設「結構改革特區」，並由內閣總理大臣親自擔任結構改革特區推進本部長，足見當時政府推進改革的決心之大。但由於改革觸及一些部門的既得利益以及特區只能獲得各種寬鬆政策而缺少資金上的支持，最終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更為關鍵的是，要落實結構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需要資金支持和相應的配套措施，而《日本復興戰略》報告中很少提及財政和資金來源問題。眾所周知，日本的財政赤字在發達國家中最多，而且在社會保障、防務、災後重建、奧運場館建設等支出增加的情況下，又推遲提高消費稅率、降低企業法人稅率，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對處理經濟增長與財政重建關係的難題。

2.日本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

基於各種因素分析，預計今後日本經濟將呈以下發展趨勢。

第一，經濟保持低速增長，通脹率和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勞動力供給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日本少子老齡化形勢加劇，勞動力市場改革滯緩，導致勞動力短缺問題日趨嚴重。同時，世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美國同樣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後幾年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年均約2%，低於歷史平均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日本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減弱。

據內閣府2015年7月發布的預測結果，在「安倍經濟學」取得預期效果的情況下，2014～2023年度，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1.7%，反之則可能為0.8%，低速增長將是日本經濟的常態；勞動力供給不足，不利於擴大內需，但會改善就業狀況，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將維持在年均上漲2%左右，失業率將保持在3.2%～3.5%的較低水平。

第二，努力重振製造業。製造業在日本經濟中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規模佔GDP之比高於美、英、法等發達國家。近年來，日本面臨製造業技術人才短缺、信息技術滲透緩慢等問題。根據總務省的調查結果，2013年日本製造業從業人員從1993年的1530萬人減少到1039萬人，占就業人口的比重也從23.7%降至16.5%，20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

目前，主要國家紛紛提出振興本國製造業的相關戰略或規劃。日本在2015年版《製造白皮書》中強調，將著力於培養製造業相關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提高信息化程度、推動製造業不同行業間的融合等，以保持日本製造業的活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三，推進財政重建。日本財政形勢嚴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日本經濟的發展。2015年5月27日，瑞士國際管理髮展學院（IMD）發布2015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在61個主要國家和地區中，日本位居第27位，已連續三年下滑。在諸多評估的指標中，日本的財政狀況、移民政策等處於較低水平，導致國家競爭力下降。

日本政府背負巨額的財政赤字，卻沒有出現像希臘那樣的債務危機，主要在於其國債持有結構是以國內為主。這種情況在逐漸發生變化，截至2014年末海外投資者持有的日本國債所佔比重上升到9.4%，比2005年末增加了五個百分點，為近十年來最高。如果這種態勢持續發展，債務風險將會增大。日本政府提出到2020年度實現財政平衡的目標，而在社會保障、災後重建、國防、奧運場館建設等財政支出需求增大的情況下，達到這一目標的難度較大。儘管如此，要使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日本政府將不得不努力促進財政收支的健康、均衡發展。

第四，經常收支大量盈餘狀況難以為繼。長期以來，日本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保持大量順差。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日本貿易收支連續四年出現逆差並且規模不斷擴大，經常收支也持續減少，其占名義GDP的比重已從2%以上降至0.5%。

在製造業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海外生產轉移及經營本地化削弱日元貶值促進出口的作用、核電恢復緩慢以及天然氣等能源進口需求仍將持續等情況下，日本以往的經常收支大量盈餘狀況將會改變。

第五，對外進一步開放市場。日本在開放市場方面，比較受到關注的有幾個方面。首先，勞動力市場開放是大勢所趨。現在日本已經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截止到2014年10月，在日外國勞動者人數將近80萬人，同比增長9.8%，創最高紀錄。據預測，到2025年，日本老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將超過30%，2040年將進一步升至36.1%。在這種趨勢下，即使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口就業也很難彌補勞動力的供需缺口。日本政府相關部門提出警告，到2030年，日本將有近四分之三的農民超過65歲，建築工人嚴重不足，甚至有研究顯示，人口減少很可能會造成896個市鎮和村莊消失。為此，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團體——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近期呼籲日本要打開國門，放鬆移民政策，以應對人口的加速減少。人口老齡化的嚴峻現實，將迫使日本逐漸開放國內勞動力市場。

其次，進一步開放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市場相對封閉，是阻礙日本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及發展對外經濟關係的一大障礙。日本已經開始調整農業政策，減少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取消大米等生產政策，以提高農產品競爭力。隨著農民日益老齡化及其在政治上影響力的衰退，農民傳統「票田」的地位正在發生變化，這將有利於減少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的阻力。

再者，繼續深化對外經濟關係。只要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不止，日本將會積極推進和參與雙邊EPA及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韓FTA等多邊區域經濟合作，以避免被排除在外的被動和損失。在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上，將在多元平衡發展、分散風險的同時，注重加強與印尼、泰國、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以及非洲等地的經貿關係。

展望未來，日本依然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資金儲備、較完善的營銷網路及豐富的海外運營經驗。目前，日本擁有個人金融資產約1600萬億日元，僅次於美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僅次於中國；海外純資產餘額為366萬億日元，已連續24年居於全球首位。在勞動力素質、研發投入方面，日本具有一定優勢，比如：2010年日本用於研發的經費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3.44%，90年代中期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尖端型人才也明顯增加。這些因素都將繼續支撐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為「新華網日本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