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中國歷史中15個最難以解釋的問題！

　　一、中國文明是從本土獨立發展起來的，還是外來的？

　　西方的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文明是在古中東文明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當然他們也承認中國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較高，從開始即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字、宇宙觀、藝術與習俗。中國的多數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則傾向認為中國文明是土生土長的，但他們在西方史學界的壓力下信心不足，所以樂於接受這樣折衷且狡猾的觀點：中國文明是在近乎封閉的環境中獨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來文明輕微影響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現在的爭論是，外來文明的「輕微影響」到底發生沒發生過？，如果發生過，輕微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的爭論簡直令人絕望，因為尋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證據或反面證據都非常困難。

　　根據當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國文明從開始即有著濃重的農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黃河南北的那些農業村落，與今天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有著諸多血脈相通之處，可以說它們就是今天中國農業村落的雛形。中國的農耕文明即是以這些古老的農業村落為核心發展起來的。

　　二、夏朝是否是虛構出來的？如果不是，為什麼找不到有關它的遺址？

　　夏朝不可能是虛構出來的，首先多種古書都對它有間接的記載，《尚書》中有「殷革改夏命」之類的說法；《詩經》上多處提到大禹王的事業；《左傳》、《國語》僅引用夏書、夏訓、夏令中的材料即達19條，所記夏代的事迹有34則。

　　其次，商革改夏命後，遺存下來的夏王室同姓封國不少，直到周朝時，尚有杞國、繒國得以延續。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遺址的原因，極有可能與指導思想的偏錯有關，如：認定夏朝是以夏族為主體的政權，而其承繼者商朝是以東夷族為主體的政權，夏與商是兩個有根本文化差異的部族。所以他們熱衷於區分所謂「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結果黑暗中尋找黑牛，弄得一頭霧水。實際情況極有可能如王國維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邇，政治亦然。」【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三、鬼神在商朝時熱心人間事務，為什麼到周朝卻變得相對冷漠了？

　　在商朝，權力傳授規則沒有嚴格的定製，從湯至紂三十一王，王位遞傳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繼者十六次，兄終弟及者十四次。我們不知道商王與其兄弟子侄之間的具體政治關係，比如他們是否有封地？其王位傳授標準是什麼？只是可以推測當時的權力交接方式麻煩很多。為了避免圍繞權杖的骨肉相殘，商人不得不請鬼神下來幫忙裁決。商朝的倒數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確立一種傳子制，所以有意貶低鬼神。他與天神下棋，讓人代神行棋，天神輸了，他故意戲弄、侮辱它，作一個皮囊，盛血，懸而射之，謂之射天。傳說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後來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後的商朝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開創者在武乙王留下的傳統上創建了宗法制，該制度規定，周朝的權杖只能傳子傳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對鬼神的依賴程度降低了。

　　四、諸子百家在東周時期爭鳴的社會根源？

　　在中國，封建制度是一種由部族聯盟慢慢沿化而來的古老政體，它的最大特點是：擁有土地的領主同時擁有政權，而且政權在封疆內是世襲的。

　　由於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會成本相對較小，周朝不僅繼承了商朝的物質及文化成就，還繼承了它龐大的人口規模；因此開創不久即趨向繁榮。

　　到西周未季，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長，古老封建政體的外殼被衝破了。這首先表現為，那些經營得力而發展壯大起來的封國，普遍有了忽視、甚至挑戰周天子權威的傾向，而周天子無可奈何。繼爾，各封國開始自由結盟，自由地決定對他國的戰爭；而且在各封國內部，那些對自己領地經營得力的卿臣們，也不安心舊禮法安排給他們的位置，開始陰謀殺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國為了在失序且弱肉強食的國際叢中求生存，為了控制國內的政局，不得不設法增強綜合國力，且把國內的權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於此，它們不得不放棄貴族世襲制，任人唯賢；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實力，嘗試著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設直轄縣；不得不廢棄井田制，制訂針對全民徵稅的政策。

　　面對封建制度的崩潰，哲人們紛紛出來貢獻自己的救世方劑。其中老子、孔子學說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學說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順應了時代大勢，他們成了勝利者。【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五、東周時期光輝燦爛的思想學術，持續到漢初即黯淡下來的原因？

　　中國的傳統文化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溪流，它在東周時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讓人眼花繚亂。在東周前，中國傳統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著儒、道、墨、法、陰陽、名、農等諸學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學為主導的，夏朝的情況我們不清楚，商朝是個很重視禮制的朝代，據書經記載，周禮是周公旦參照商禮制訂出來的，春秋時期守禮的典範孔子與宋囊公，都為商朝貴族的苗裔。在東周，由於傳統的封建社會趨向衰敗，出於救世的目的，學者們紛紛對傳統的學術思想進行梳理和解釋，從期尋出藥方。由於他們站的角度不同，針對的問題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問題的某方面強調和發揮，而忽視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們的思想看上去雖精彩紛呈，但因個性太強，都有極端化傾向；在當時，這無可厚非，對急症、重症是必須下個性鮮明的猛葯的。在各家學派開出的救世方劑中，惟法家的藥方最有效果。法家專門為消滅封建制度，建設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而來，他們抓住了東周時代中國的病灶。秦始皇的勝利，意味著令中國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經解除，社會又該回到正常狀態了。但出於慣性，秦帝國繼續無節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藥劑，結果引起藥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漢初高祖皇帝嘗試著用道家的藥劑調和秦朝的遺毒，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漢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觀點，堅持認為，只要中國農耕文明的性質不變，東周以前的古老統緒就應該被最大限度地繼承下來，否則中國社會就難恢復健康。董仲舒的主張代表著儒家學派的主張，在東周眾多的思想學術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戀古代的傳統秩序，立志復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經的目的，就是打算繼承和發揚書中保存的古老意識形態。

　　董仲舒立志要為中國從春秋時代開始的這段特殊歷史時期畫上句號，這段特殊歷史時期承擔著中國農耕社會改制而不變道的兩重歷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須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學派完成。孔子與他創立的儒家學派在東周時期鬱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們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當時的歷史潮流。董仲舒是個幸運而有才華的歷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書立說，把儒、法、道、陰陽等諸家學說重新納人了一個統一的宏大的理論體系中，這個理論體系對殷商、西周傳統作出了符合新時代需求的解釋。【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董仲舒以後的中國社會用現代西方的理論觀念評判其是否為「封建社會」，是令人尷尬的。在政治上，它毫無疑問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用中國人的標準評判不是，用歐洲人的標準評判也不是；但從文化方面考慮，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由於廣泛地繼承先秦封建社會的傳統，在諸如思想意識、禮法制度等方面，與封建社會一脈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稱這一時期的禮法制度為「封建的禮法制度」，也完全合適。

　　六、東周之後，中國為什麼沒有再出現個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師級思想學術人物？為什麼沒有再出現諸子百家齊爭鳴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國從東周之後沒有產生偉大思想學術人物，沒有出現百家爭鳴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後，中國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時候雖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沒有再碰見令人困惑的變局——面對社會危機，茫然無措，找不到歷史、現實的成例可供學習、模仿和參考。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的農耕文明趨向成熟、完善，其內部秩序和諧，且有自我調節免疫能力；另一方面，東周時期的思想學術遺產，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廣泛的領域，很難超載，且它們用理性的材料打鑄而成，深深紮根在適宜農耕的土地上，比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思想體系堅實得多，而且富有韌性與彈性，只要農耕文明不被否定，它們永遠光輝耀眼。

　　另外有一點需要強調，中國是個極重視歷史的國度，歷史記載之豐富舉世無雙，這使中國人有條件謹慎地按祖訓及先人的成例辦事。由於習慣從歷史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中國人養成了喜歡向後看的保守性格。這不是件壞事，它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和保證社會秩序的連續性。再者，人們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預見未來的社會中生活，養成了一種平靜，從容，通達的心態，這種心態有利於成就詩人與藝術家，但對思想學術人物的創造力則是甜蜜的毒藥。

　　七，從秦朝始，為何歷代朝廷都奉行重農仰商的政策?

　　商業與農業相比，極具擴張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識地平衡商業與農業的關係，任憑兩者在平等的檯面上自由發展，商業最終會奴役農業。以現代的目光看，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業擴張到一定程度，就會掀起工業革命，西歐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東周及其以後的王朝時期，中國商業的自由擴張很難引發工業革命，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則因為工業革命的前提是科學革命，而中國傳統上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不可能從內部產生出科學革命；二則當時的農耕文明生機勃勃，日趨完善，它沒有必要冒險向充滿不確定性的工業文明的軌道上轉。這註定了東周時期商人們的輝煌事業前途黯淡，因為一個社會的商業活動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沒有工業革命或巨大規模的海外貿易相迎合，它必將成為這個社會的病痛。農耕社會缺乏持續增長的財富供商人無休止地攫取，商業擴張不能像在工業社會那樣給廣大民眾普遍帶來利益；相反，商人會通過投機取巧、囤積居奇等手段與農人爭利，會擾亂社會正常的政治、經濟秩序。為了抑制商人強勁的擴張慾望，使帝國社會內部農、商、工各行各業的比例協調，始皇帝統一國家後，就有意識地貶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規定，商人及其子孫，與罪吏、贅婿同屬二等臣民，可以隨時押往邊疆服役或定居。漢朝繼續壓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規定，商人不得乘車，穿絲綢衣服，而且加倍繳納稅賦。這種不給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於政府倡導簡樸敦厚的社會風氣與維護社會公正；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商業對農耕者的誘惑力，鞏固了國家的經濟本基。【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儘管如此，商人行業的巨大優勢仍令人不安，畢竟那是種容易發財致富的職業。商人們掌握著大量的社會資源，他們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華驕狂，正如晁錯所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八、中國為何沒有產生出祭司階層？

　　黑格爾稱中國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樣熱衷於來世的事，而甘願於現世過平靜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紀的歐洲人那樣，常常為神的尊嚴而狂熱。中國人對神的態度與其古老的宇宙觀有直接的聯繫，這種宇宙觀形成於老子、孔子前很久遠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傳說中的伏羲八封圖，夏、商時代的《連山》、《歸藏》等典籍。雖然後來老子對這種宇宙觀作出了較系統的闡釋，但它不是道家學派的專利，它是儒、墨、陰陽、農等諸家理論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經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解釋這種宇宙觀的材料。這種獨特的宇宙觀沒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幾乎沒有給神留出位置，尤其沒有給創世紀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裡，他確定了一個懷疑論的基調，有一次子路問怎樣奉事鬼神，夫子嚴肅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膽問死後的事，得到的答覆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對任何宗教無疑都是毒藥，可也表現出一種最寬容的態度。他不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在他看來，人沒法證明鬼神存在，也無法證明鬼神不存在，執迷地深究沒有什麼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敬而遠之」。

　　孔子的教導對帝國算得上福音，徹底的有神論與徹底的唯物論都非常有害。帝國能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找到平衡點，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國保持住了理性，沒有被高居於天堂的神俘虜；同時也沒有接受王充等學者所倡導的冷冰冰的唯物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群眾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許各種宗教自由傳播，不是像今天的無神論者所攻擊的那樣，「故意用精神鴉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維持自己的統治。」群眾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飯穿衣，刻意妨礙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緒在每個人的細胞中都能找到，這是人類的弱點，也是人類比動物高明之處。動物不信神，因為動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識，不會理性地關注自我，因此它們不會思考自身的生命問題，也不會為此疑惑，對命運的無常與死亡的恐懼同樣不如人強烈；況且，它們缺乏製造神靈的想像力，沒有構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為帝國政府對虛無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關心，遠不如對現實事務的關心熱切，因此從沒有像中東的神權國家那樣，執著地強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國，只要不踐踏法律與道德原則，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選擇地給任何神叩頭，而無須分辨這些神是屬於道家、佛家？還是動植物的精靈？一般而言，他們無論對哪路神都持謹慎態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聖人態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無病免災。有時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駐家庭的代表灶王爺述職的日子來臨，農民都要著實忙乎一番，給他準備豐盛的餐宴，一大堆紙錢，祈求他到天宮後不要完全講真話，只「言好事」。【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普遍對鬼神沒有興趣，他們主要崇拜聖人的牌位，聖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與知識的化身。雖然有些讀書人宣稱自己是道門或佛門子弟，可他們對宗教的信仰與下層民眾有著本質的不同，主要是為了哲學上的偏好。雖然他們講「三尺以上有神靈」這類話時不乏誠意，但只表明他們對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對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與通常意義上的鬼神無關。公允而言，即便是純粹的理性主義者，對神靈或者對「燦爛的星空與心中永恆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個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麼他什麼不可思議的事都能做得出來。

　　古代的中國人對死亡一般採取比較豁達的態度，很多人在面臨死亡時比虔誠的教徒還要平靜，這並非因為他們是人類中的另類群體，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對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觀念里，人個體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兒孫，是綿綿生命鏈條上的一環。每個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對祖先祭拜，祖先會在一個不可知的神秘世界裡默默地注視著他，他們雖然很少為子孫做些什麼，但會從子孫點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遺體會被安置在祖墳墓地里，牌位會被擺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並不意味著一切結束，那只是一個新的開始，他在冥間會與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裡的環境與人間相似，而且他也能遠遠地關注著在人間的子孫們。當然，心身健康之時，多數中國人對那個親切的冥界是沒有興趣的，他們忙於現實的生活，對此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但當死亡逼近時，因心理的需要，他們很願意相信那個溫情的冥界是真實存在的，那有助於減輕他們死亡過程的痛苦。

　　這裡需要題外討論宗教信仰與迷信的問題。迷信的定義是盲目的崇拜，它與宗教信仰是同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任何一個教徒，只要他承認自己是虔誠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離開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會崩坍。刻意區分宗教信仰與迷信很無聊，得到的結果只能是：所有國產的准宗教行為，比如給祖先焚紙磕頭、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薩等，一律被認定並貼上「搞封建迷信的標鑒；而基督、伊斯蘭教等外來的洋迷信，則被冊定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貶此褒彼？只因為洋迷信具有國際背景，打擊它們會招來國際糾紛。

　　白費氣力地試圖剷除一種根本剷除不掉的東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說迷信，數千年來從沒有被哪個政權真正剷除過。文革時期，是反對迷信最嚴厲的時期，可是那恰是中國歷史上迷信最狂熱的時期。多數民眾總是需要迷信的，雖然色彩有淡、有濃，如果不讓他們崇拜正義善良之神，他們就可能拜倒在邪惡之神的足下。與其把道觀、佛寺中的人群趨趕到*、張洪寶的足下，不如讓他們按照傳統的方式自由信仰；讓他們崇拜不會說話的泥塑神像，遠比讓他們崇拜坐著飛機到處亂跑，會用互聯網煽動信徒去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強；甚至比崇拜耶穌也為強，因為耶穌的後面還有個狂妄的*。【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中華帝國對神與人關係的處理堪稱典範，文藝復興後歐洲所能達到的也無非是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完美理性不等於純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對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溫柔敦厚，合乎人性。

　　九、中國多次遭到危險的入侵，還出現過異族朝廷，但歷史進程為什麼沒有被打斷？

　　在古代中國自己的世界體系內，其邊疆的蠻族不管具有什麼血統，他們要想擺脫惡劣的生存環境與艱苦的生活，最佳的選擇就是到純農業區去；而到了農業區後，他們要想搞好農耕生產，管理好鄉村社會，最佳地選擇是接受中國文明的教化。中國文明代表著農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當時整個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他們別無選擇。即便在今天，假如哪個民族厭倦了工業文明的囂亂，試圖過自給自足田園詩般的農耕生活，那麼他們最明智的選擇，恐怕也是選擇古典中國為楷模。

　　十、中國尚武精神喪失的原因？

　　到漢朝，中國持續了2000餘年的殖民擴張運動終於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東面是浩渺無垠、驚濤洶湧的太平洋；西面是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與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遼闊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氣瀰漫的茂密的熱帶叢林。對農耕人來講，這些天然地理屏障雖不是大地邊緣，但無疑是農耕世界的邊緣，它是上蒼專門設置出來約束中國人的。

　　漢、隋、唐諸朝，中國多次試圖突破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屢遭挫折之後，中國人的普濟主義熱情漸漸冷卻，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不僅難以逾越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國的生活方式與政治模式也不適用於大草原。這種沮喪的情緒迫使中國放棄了直接統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種傳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國的攻擊性到唐朝就喪失了。【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十一、中國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環的怪圈？

　　季節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榮，新老更替是世間有生命的萬物保持長久、生生不息的惟一方法。

　　中國古代社會一盛一衰的運作規律，無疑與自然法則相吻合。改朝換代雖然給歷史塗上了濃重的血腥氣，但對帝國保持長久的和諧、健康非常必要。現代人追求社會不斷進步，他們認為中國社會本來完全能避開歷史循環，永盛不衰的，錯誤之處在於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們看來，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證政府永遠明智和高效率，就能永遠保持住社會肌體的健康與活力。其實，這完全是個神話,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能保證一個社會的健康,如果沒有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當今的西方社會根本不可能長時間保持強盛.今天西方社會財富的持續增加,顯然與科技進步、貿易擴張及掠奪殖民地時期的原始積累有關，它們的富強建立在對地球資源的超常開發之上，建立在其他國家的落後與貧窮之上；但地球貯存的石油、煤炭及金屬等主體資源並非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經濟增長的盡頭，可能即是戰爭與暴力革命。世間沒有任何事物長盛不衰，任何人為的藥物都幫助不了。永遠盛世，永遠和平，不過是幼稚者的夢囈。

　　十二、在歐洲開始進行海外擴張時，世界上只有中國最有資格制止他們的野心或與他們競賽，但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世所公認，中國在公元1500年前是全球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而且擁有的技術水平最高；如果願意，明朝的海軍完全有能力制止葡萄牙人與西班人在東亞及東南亞海域的冒險，甚至可以在印度洋上驅逐或制服他們。事實上在1511年前後，馬六甲的土著酋長就曾跑到北京向武宗皇帝狀告胡作非為的葡萄牙人，但明朝廷顯然沒有興趣與決心去經略海洋，它只能讓馬六甲人失望。

　　這固然可以解釋為下列原因：（1）中國社會的自我滿意程度較高，不屑到海洋上與伊比利亞人爭蠅頭利；（2）中國的決策者缺乏信心與勇氣；（3）中國社會已經僵化、腐朽—--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對創新表示懷疑；（4）奉行該死的孤立主義政策。

　　這樣解釋一方面是把明代中國想像成了一個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隱含著這樣的假設：明代中國已接近現代化的門檻，如果統治階層目光遠大、英明，理應有能力邁過這道門檻。【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首先明代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是一個完美的世界體系的中心。理論上講，在中國的視野範圍內，所有國家都應當向北京納貢稱臣，它們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是主與臣，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係。明朝人首先關注的是內部秩序的和諧，而非對外競爭。

　　再者，明代中國與伊比利亞時代的歐洲不是處於同一軌道上。假如從擁有的經濟、智力優勢及技術水平上看，中國可以說在宋代，甚至在唐代即已接近現代化的門檻，但為什麼遲遲不肯開始現代化進程？而且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學習西方時，仍遲疑不決?

　　有一種錯誤的觀念需要澄清，那就是：現代化或說工業化代表著光明，古代中國的農耕文明代表著黑暗。當然，現代人有這種觀念並非離奇，因為工業化確實意味著力量、財富、舒適與享受。但向長遠處觀察，工業文明是一種有嚴重缺陷的文明，它的運作必然導致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衡；而為了不使這些關係嚴重失衡，釀成災難，它必須不斷求助於物質財富的增長，在資本擴張過程中維持自身的平衡；但這樣的擴張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近乎完美，它自身有一種能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保持和諧平衡的機制。因此，公元1500年前後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向現代化的軌道上轉，那等於放棄一種健康和諧的秩序，去追求一種危險的、瘋狂的、不可預知的事業

　　十三科舉考試為何能長期延續,至今仍有人懷念?中國朝廷一般把「野無遺賢」當成重要的政績追求。原則上，每個兒童都有接受啟蒙教育的權利，富人與窮人有所不同，富人讓他的每個孩子都接受教育，窮人有所選擇，他們受經濟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聰慧的孩子上學。大致而言，只要孩子優秀，即便父母缺乏供養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鄉鄰的資助。

　　啟蒙教育主要訓練兒童的記憶力。等他們有了理解能力後，即開始正式的基礎性教育，常規的課程設置主要有哲學、詩歌、歷史、禮儀、音樂。學習哲學的目的，是為讓學員正確地理解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個人只有對自然與社會有個正確的認識，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學習詩歌是為了培養人的審美能力及語言表達能力；學習歷史是為了學習古人美德，借鑒他們的成敗經驗；學習禮儀，是為了節制人的行為，使之得體文雅；學習音樂是為了讓心靈和諧。總之，所有的學習項目都為一個明確的目標服務──完善心靈，培養道德，而非實際應用。清人龐尚鵬說得明白：「學習知識貴在改變人的性格與氣質，不是為了僅僅弄懂一章一句的詞義，去謀取功名利祿。如性格輕浮便用嚴肅莊重矯正，性格偏激便用寬宏大量去矯正，性格粗暴乖張便用和順仁厚去矯正，性格遲鈍便用敏捷去矯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時代，學生還要學習射箭、駕車等體育技能，但後來這些體育課程越來越受到忽視，鍛煉身體的射馭漸被鍛煉心智的琴棋書畫所替代。【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如果不是因某種原因中途輟學，所有學生在學完基礎課程後，都可以參加政府統一組織的測試。不及格者被淘汰下來，但他們以後還有再參加測試的機會。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類的學號，表示承認他已是有學識有教養階層的一員。秀才有擔當低級別教師的資格，他還有議論政事及見了官員不施跪叩之禮的特權。秀才需繼續學習深造，為參加政府組織的高一級別測試作準備。高一級別的考試主要通過測驗學員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理解水平，來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受試者的道德可靠性。儘管一個智力水平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準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則遠比違背道德原則合算；畢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結構，更不利於道德感的培養，對愚冥型的小人，聖人也發愁。這類考試被民間形象地比喻為「鯉魚躍龍門」，意思是一旦過關,即由鯉變龍，地位身分得到飛躍性提高──獲得擔任帝國官員的資格。但這還不是最後的選拔，准官員還要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嚴格考試，直至選出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稱為狀元、榜眼、探花，他們不僅能出任政府的高級官員，而且如果年輕，可能還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選擇女婿首要考慮的人選。

　　科舉選士制度因其非實用的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評。批評者似乎認為，帝國的考試項目中只有加上建築房屋、製造機械、商業管理及光電化等具體技術內容才算完美，否則是偏面選才。然而他們不明白，這些專業實用知識的傳播，對農耕社會理想中的秩序沒有幫助，它們專屬於工業社會。

　　十四.盛世為何難以保持長久?中國人歷來有追求盛世的情結，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現離不開下列五個條件：(1)英明的皇帝；(2)廉潔而充滿活力的官僚機構；(3)適度的人口數量，充余的耕地；(4)較少的受供養人數；(5)強悍的邊防軍，即便不能攻擊，也足以自保。這五個條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時產生有時例外，其餘四個條件一般情況下只有在開國初期才完全具備。【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十五.劉邦的壞名聲是怎麼來的？

　　漢高祖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出身的帝王，因為出身卑微，招來後世文人的鄙夷，罵他無賴兼流氓。中國從秦朝後，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基本上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貴族階層。中國人有種奇怪的心態，討厭政治上的貴族制，又在潛意識中崇拜貴族血統。高祖皇帝的對手項羽，是個有名的粗野愚頑之人，有人形容他像個「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宮，屠咸陽城，兇狠驕橫，誰都知道他兵敗垓下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國將軍的後裔，有貴族血統，因此成為文人墨客交口稱讚的對象，似乎乃集仁義勇武於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後世人罵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司馬遷在給他寫的傳記中說他：喜飲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帶酒錢的不光彩履歷；但太史公的這些筆法也可以作褒義理解：豁達大度，不拘小節。不管有意無意，誤解的素材在他那裡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憤的嫌疑).至元朝，有個叫睢景臣的作家，寫了個描寫漢高祖回鄉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說成一個卑鄙無恥的地痞無賴，但睢景臣明顯指桑罵槐，他明罵高祖皇帝，實則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蠻不識禮，不配主管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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