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論中「情」與「理」的關係（轉載 作者：齊海英）

第9卷第5期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9,No.52 0 0 7年9月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Sept. 2007中國古代文論中「情」與「理」的關係齊海英(瀋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遼寧　瀋陽　110044)摘要:針對貫穿於整個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情與理的關係問題,採用宏觀透視的方法,以中國文學批評歷史作為背景,將有關情與理的關係論梳理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以理統情、以理滅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這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文學的本質和特徵。關鍵詞:以理統情;以理滅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中圖分類號:I 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91X(2007)05-0531-03Relations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in ancient theses of ChinaQI Hai-ying(Culture and Media College,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running though theprocess of the entire Chinese literature development,with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method,taking the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s background,the ralations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is summed up intothe following types:commanding the sensibility with feudal etiqueete,eliminating sensibility with senti-ment idea,resisting the sensibility with neo-Confucianism idea,fusing sensibility with natural society"sconventional truth.This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thorough-ly.Key words: command the sensibility with feudal etiquette,eliminate sensibility with sensibilityidea,resistthe sensibility with neo-confucianism idea,fuse sensibility and natural society"s conventional truth　　收稿日期:2006-03-10　　作者簡介:齊海英(1963-),男,遼寧阜新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　　情與理的矛盾與衝突是普遍而永恆地存在於人類心靈世界中的一種精神現象。它是人類的主觀屬性與人類的社會客觀屬性之間的一種矛盾狀態的表現。在適當的條件下,情與理也能夠在矛盾衝突中求得一種平衡與統一。人類心靈世界中的情與理的矛盾衝突必然也要反映在人類所創造的文學藝術作品中,這樣,「情」與「理」的矛盾、統一便成了貫穿於中國文學發展歷史的一種突出現象,中國古代文論家對此現象多有認識與闡發。「情」是文學藝術作品應具有的基本審美質素。離開了「情」,文學藝術作品便也不復存在。中國古代文論對「情」的藝術審美特性有著深刻的感悟。中國古代文論中所談到的「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和不同的主體認識中,具有不同的意義指向,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形態:一為宋代以前封建社會倫理綱常之「禮」;一為宋代理學家將封建倫理綱常僵化和教條化以後產生的「天理」;一為自然和社會現象中所包含的規律性的事理。通過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梳理,可以歸納出「情」與「理」的幾種關係形態。1　以理統情《詩大序》提出了一個影響了中國文學幾千年的經典性言論:「發乎情,止乎禮義。」這裡的「禮義」二字便是沿襲周禮而形成的用來維持封建社會秩序的倫理道德,是古代文論中所談的「理」的一種。《詩大序》並不否定詩歌作品中「情」的存在,但同時又為「情」的抒寫規定了制約條件:「止乎禮義」。這樣,「禮義」就成了統「情」的手段,同時也成了情感的一種性質規定。「以理統情」的目的在於使詩歌成為一種有利於社會教化的工具,達到「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效果。《詩大序》所表達的文學「情」「理」觀對其後的文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代劉向在《說苑》中提出了「至誠」的概念,強調了詩歌中「情」的因素,但同時他又對藝術情感的抒發作了理性和道德的規約,要求辨清情感的善惡,抒情應「發由其道」。劉向的觀點中「以理統情」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阮籍作為魏晉名士,任性而為,蔑視封建禮法,但在其思想深處仍然可以看到濃厚的儒家色彩。阮籍在其所著的《樂論》中曾強調文藝的政治教化作用: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1]。這更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文藝歷久不衰的影響作用。其後,唐代的王勃、元結、皮日休,宋代的柳開、王安石、戴復古,元代的虞集、楊維楨,明清時代的宋濂、屈大均、毛先舒、紀昀等學者與文學家都不同程度地強調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理」的重要。2　以理滅情先秦儒家富有人倫情感色彩的禮義道德經過漢代董仲舒為代表的儒者的與「天」相感的制度化的改造,最終在宋代理學家那裡形成了超越世俗的「天理」。在一些傳統觀念極強的理學家的文學觀中,「情」與「理」的矛盾與對立達到了極致的狀態。「存天理,滅人慾」的極端理學觀已將「情感」逐出了文學園地。宋代理學家邵雍同時也是一個詩人,在他創作的《伊川擊壤集》中也可見到一些吟寫心中之事的帶有個人情感色彩的詩作,雖然在現實的文學創作中並未真正地忘情,但他作為理學家所闡發的認識觀和文學觀卻將「情」「理」置於互不相容的關係中。「觀物」是邵雍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他反對「以我觀物」,而主張「以物觀物」: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也,謂聖人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2]!邵雍的「以物觀物」也就是以「萬物之情」為情。而「萬物之情」實際上便是一種所謂的「天理」或「道」,所以,邵雍的認識論或文學創作論的實質仍在於極力排除個人化的情感因素,而在體認「天理」中消解著文學作品中個性化的審美情感。理學家程頤曾有這樣的論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雲:『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2]。所謂的「專意」之文便是帶有個人審美情感的文學作品。程頤將「情」與「理」置於絕對對立的狀態,以「理」驅逐了文學作品的審美和情感特質。3　以情抗理「以情抗理」便是「主情」論文學觀的體現。其源頭存在於老莊道家思想中。老莊倡導「自然」「無為」的哲學觀。「按照老莊的觀點,人的自然純真本性即人之內在的性命之情,它是不可違背、不可造作、不可壓制的。因而因性順性,顧名思義,即是遵循人性的規律,即是順乎人之性命之情」[3]。老子強調「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朴」(《老子·二十八章》),莊子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父》),這些都是為了說明恢復和保持人的自然、本真性情的可貴和重要。老莊的這些思想主張雖非專門針對文學藝術而發,但卻深刻而久遠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創作和批評實踐。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動亂不安的時代,但卻也是人的思想開放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創作者的主體性得到極大的張揚。文學家們衝破了「理」的束縛,在作品中抒寫著或激憤,或恬淡,或莊嚴,或諧謔的真實情感。魏晉南北朝的文論便成了這種文學自覺意識的一種理論概括物。曹植曾編選自己的作品為《前錄》,他在「序」中標明自己「雅好慷慨」,而「雅好慷慨」則是直抒胸臆,情感意氣激蕩之意。這不僅是曹植個人的一種興趣愛好,而且是整個時代的一種個性化、情感化的審美風尚。陸機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規定了詩歌的情感性本體特徵,也體現了魏晉文人愛好強烈的個人化情感的審美情趣。鍾嶸在《詩品》中強調了詩歌的基本特徵就在於「吟詠性情」,他尤其重視激蕩感人的「怨情」,他的思想雖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並不強調詩歌為政治教化服務。明代出現了「尊情」「重情」的文學思潮,這種文學思潮的出現是與元明時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理學思想在明代的新變密切相關的。宋代理學在明代得到又一次高揚,但其內質已隨時代發生了新的變化。王陽明倡「良知」說,將宋代理學家的「理」引入人的內心世界。「心即理」是明代理學家的基本認識和觀點。李贄則按此思路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童心說」,標舉不受「道理聞見」蔽障的「絕假純真」之「本心」。李贄的觀點實際已經走到了宋代理學的反面。他的理論高標「純情」,放逐「理性」,適應了日益興起的廣大市民階層的情感需要。在這種社會環境和思潮的影響下,許多文學家都高舉起了「以情抗理」的旗幟,袁宏道力倡以「人情」為核心的「性靈說」,江盈科主張打破以「正」為唯一的途徑,而要「盡文之態」。陸時雍主張「尊情斥532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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