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爭論在十多年後又一次發生。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實施後,中國經濟再度持續下行,中國不是不是到了新的「增長極限」,還是等待開啟一個新的周期,經濟學界又一次陷入了紛爭。
不過,這場爭論很快結束了。林毅夫振臂高呼「8%增長還可以持續20年」引來了陣陣笑聲。官方給予了蓋棺定論: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時期,增速要換擋、經濟正處於新常態。
雖然早在1997年他在《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應對建議:適當增加進口、藏匯於民、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賬戶。但顯然這並沒有阻礙外匯儲備的急劇上升。
他面臨嚴峻而複雜的挑戰:一方面,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需要保值增值,但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貶值,外界甚至傳言中國購買的數千億兩房債券打了水漂,可以想像外管局壓力巨大。2009年3月全國兩會後的記者會,溫家寶借回答《華爾街日報》記者提問時直言,「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如何保證中國巨額資金的安全,這個具體任務落到了易先生頭上。他需要嘗試新的辦法。
另一方面,外匯改革停滯多年,資本項的開放也基本停滯,他需要強有力的推動改革。國務院批准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要求「逐步實現資本項可兌換」。這個任務也落在易先生任內。
第三,易先生上任那年初,周小川發表了一篇影響力巨大的署名文章《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這個全世界穩定的錨變得不穩定,周小川也提出了對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國方案」。這個任務同樣落在新任的外管局局長易先生的肩上。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個轉變」,這是順應整個行政管理體系改革的潮流而進行的,從重審批向重事後監管轉變。他提出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轉變,逐步從「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等法治思想。他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
針對嚴峻的挑戰,他打了幾場硬仗,雖然有些成敗未有定論,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並非書齋里的學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2010年2月,在易先生的力邀之下,朱長虹辭去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領導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職務,加盟外管局。多元化投資要推進,但外管局人才缺乏,需要從外面引進。
在2011年兩會期間央行的記者會上,易先生指出,「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一是在幣種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籃子貨幣,主要的可兌換貨幣、儲備貨幣、新興市場的貨幣,同時在資產上,也是推進多元化的,有各種各樣的資產。」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是那幾年的熱點問題,海外也高度關注,日本媒體不斷渲染中國增持日本國債的消息,雖然其實中國購買量在總佔比中並不高。歐債危機在發酵,他們希望中國加大對歐元區的投資,增強歐元的穩定性。
在多元化投資的戰略方向下,中國投資美元資產的比重降低了,多元投資一度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到了2014年1月朱長虹離職時,輿情開始爆發。市場將之解讀為外匯多元化投資的失敗,原因是他沒有預料到日本推出瘋狂的量化寬鬆政策,進而導致在日元投資上的重大失利。這段「公案」至今沒有釐清,因為沒有相關的數據公布,外界很難知曉真實情況,是非功過仍有待後人評說。
當時,財新的報道引用知情人的話評價說,朱長虹把很多「市場化的玩法」介紹進來,帶來了很多市場化的東西,包括系統、模型、技術、人員等,可以說讓外匯儲備投資上了一個台階,這是他的主要貢獻。
與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是,易先生任內推動了8·11匯改。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很慢,1994年匯率並軌、2005年參考一攬子貨幣,易先生任內先擴大了匯率的日波動區間,終於在2015年推出大變——中間價一次性貶值2%。
可是,為何選擇在2015年8月推進匯改?當然有外匯市場技術面的因素,但當時可能確實不是一個改革的好時機,一方面股災剛過,市場還在慘痛之中沒有醒來;另一方面,當時經濟仍處於低迷期,為此不得不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多次降准降息,穩定經濟增長,但這些政策和穩定匯率相衝突。再者,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導致出口進口增速都大幅下降,外貿形勢嚴峻。
8·11匯改全球為之震驚,國內也完全沒有準備,習慣了穩定或升值的國內民眾也被嚇慌了,國外投機力量又不斷推波助瀾,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但「(匯改的)窗戶打開了,不可能再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