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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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經投票表決,決定易綱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大會經投票表決,決定易綱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本文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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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一

易綱簡歷

易綱, 男, 1958年出生,經濟學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

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

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

1994年回國,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正司局級)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2004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期間:2006年9月-

2007年10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黨委書記、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09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2015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16年3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

本文來源:中國人民銀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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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二

人民幣易先生——貨幣簡史

他們是未來5年中國最重要的金融決策者。

1

人民幣將進入易先生時代。

2

自1981年之後,美國經歷了近40年的

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

雙逆差並沒有拖垮美國,

反而讓美國更強大,

這是為什麼?因為有強大的美債

美債支撐了美元,

美元塑造了世界金融貿易格局;

美債支撐了美國政府開支,

美國政府供養了一支強大的軍隊

美軍成為美債和美元的堅強後盾

美國是世界上最會玩金融的國家,

只要它喜歡,就可以源源不斷印鈔票

其它國家人民辛辛苦苦工作,

出口貨物到美國,換取美元;

各國央行再把大家的美元收集起來,

去買美債。美債的利率於是很低很低,

美國政府靠發債就可以過日子

3

日本製造崛起之後,

日本人拿著美元到美國買買買,

差點買下整個曼哈頓。

美國人一看,這怎麼行,

強制要求日本簽訂廣場協議,

讓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元大幅度貶值

這什麼意思呢,

日本人發現在美國資產瞬間貶值了一半

美元相對日元貶值,

美國人除了買日本貨貴一點外,

沒其他損失,但對於日本來說,

意味著過去30年出口戰略的終結

於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了,

日元重新回到二流貨幣時代,

日本進入漫長的30年衰退周期。

什麼是貿易戰,這就是貿易戰

但與其說是貿易戰,不如說是金融戰!

4

歐元在新千年旭日東升,

歐元區欣欣向榮,就像80年代一樣,

大有取代美元地位的趨勢,

這是當年戴高樂將軍最樂意看到的一幕

歐洲為了等到這一刻,花了60年

但為了這個夢想,

歐盟也將收穫挑戰者的悲劇,

歐元區債務危機發生了

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

這與其說是一次民主價值之戰,

不如說是一場美元壓力測試。

全球避險資金在戰爭狀態下,

無奈選擇了美債,

這是最安全的避風港。

與日元被迫升值,

導致日本房地產破裂的命運相反

歐元貶值導致了

歐豬五國衝破財政債務約束,

房地產繁榮一時,

最終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崩盤。

5

人民幣國際化這是中國目標,有四個意思:

人民幣成為全球貿易結算貨幣

人民幣成為全球投資標的的標價貨幣

人民幣成為各國央行的儲備貨幣

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

但人民幣有一個軟肋——

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池子,

可是在短短一年,

就可以流失1萬億美元——

最高峰時儲備是4萬億啊!

最堅強的也是最柔弱的

因為強者只有更強,才能堅定信心

金融就是這麼個金融,

它的邏輯是:要麼追漲,要麼殺跌。

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穩定是唯一選擇,

穩定也是唯一良策。

儲備軟肋造成了蒙代爾不可能三角選擇——

資本項下的不可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不能高喊,只能悄悄做

直到2025年水到渠成——

那時中國GDP超越美國,

超過了排在後面的日本-德國-英國-法國-

義大利-印度-韓國-西班牙-澳大利亞-

加拿大-墨西哥GDP的總和

6

拉拉扯扯這麼多,就是為了說一句:

易先生,將沿著他的導師周先生開闢的

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堅定前行,任重道遠,

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勇往直前

據WSJ、Bloomberg的消息,

易先生將出任新央媽負責人,

人民幣將進入易先生時代

WSJ:

本文來源:商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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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三

易先生往事

編前語:他一路思考什麼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他會成為中國的格林斯潘嗎?看完下文,也許你會有自己的答案。

1.第二故鄉

易先生歸國那年,他那些熟悉的華人教授朋友們在感恩節聚會的話題變成了易先生和易太太,他們不明白易先生為什麼要回國。

這是一群80年代就出國留學的華人教授群體,他們住在印第安納州波利斯城西北的一個叫塞多布魯克的小區,互相聯繫緊密,經常串門聚會。易先生和易太太是其中的一家,在他們這群人中易先生最先拿到美國的終身教職,一周上兩天班,每個月稅前可以拿到5000美金。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在那裡買了房子,安家落戶,美國夢已經實現了。

不過,易先生剛到美國時也過得很辛苦,最窮的時候身上只有2美元,一周三次去餐廳打零工,為的只是填飽肚子再賺些零花錢。大學結束後,他的成績本來可以去更好的大學,但是伊利諾伊大學可以承擔全部的學費,於是他就去了。畢業後,他在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謀到了一份教職。

聚會的朋友們記起了易先生曾經問過他們,你們覺得我們的生活像不像鄉下的農民?

(IAAT)

當時易先生36歲。在美國過著安逸、平靜的生活,太太和孩子都在身邊。但是,大洋的彼岸,中國的改革正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熱火朝天地展開。

易先生雖然生活在美國,但研究的都是中國問題。現在能查到易先生的英文文章最早在1987年,他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量經濟學家George Judge共同署名,他署第二作者,當時他博士剛畢業。

到了1990年,他就開始獨立發表文章,許多文章發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雜誌上,另外還有《Journalof Asian Economics》和《Economics of Planning》等。

1990年,他的第一篇獨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發表,他運用1953年-1988年的數據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和價格波動的關係。通貨膨脹一直他後來所關注中國經濟問題的重點。

1992年、1993年他寫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國的貨幣需求問題,他將貨幣化和通脹預期加入貨幣需求函數,解釋了改革開發初期為什麼貨幣超發嚴重但卻並沒明顯的通脹。這項研究他持續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專著《中國貨幣化進程》。

他們的那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作為研究經濟和金融問題的副教授,易綱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連在一起。他本來準備大學一畢業就回國,但是北大的校長告訴他,要了解美國的教育必須在那工作。於是,他多留了幾年。但到了1994年,即使他的妻子當時沒同他一同回國,他也義無反顧。

回國前,他與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留學生圈子聯繫越來越緊密。1985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成立。7年後易先生成為了這個學會的會長,當時方星海是理事,後來方星海也擔任過會長。至今活躍在國內的一大批經濟學家都曾是這個學會的會員,包括錢穎一、陳平、林毅夫、海聞、許小年、田國強等,名字可以排得很長很長。

1993年6月,夏日炎炎,「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國際研討會」在海口舉行,這是留美經濟學會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活動,易先生是當時的會長,開了先河,後來成為了慣例。他們當時還聯絡了中國留英經濟學會聯合舉辦,張維迎從英國來到海口,林毅夫那時已經回國,在農研室工作,老王是他的同事。林毅夫從北京來到海口。

他們匯聚在一起。據後來的報道說,在這次會上,他們都決心回國,創辦一個中國經濟的研究機構。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園5號樓的106房間,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易先生已經從海外回國,成為創辦的六君子之一。

多年後,易先生回到他教書的學校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授予時,校長派專人去機場接他。在演講中,易先生說那裡是他的第二故鄉。當年的系主任Juillerat教授說,「招聘易綱是我做系主任期間做出的最聰明的決定之一。」

2.劉鶴主持的那場爭論

易先生回來的時候,國內經濟已經走出了1990年整頓的低谷,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帶動下,全國都在大幹快上,熱火朝天。於是,經濟很快由緊縮變為過熱。

那個年代,中國的宏觀調控經驗很不成熟,經濟的波動性很大,跌跌撞撞,在過熱和過冷之間劇烈震蕩。

易先生在國外的學問恰好是中國那時候最需要的,他學的計量經濟學和金融理論,研究的重點是貨幣問題。

1993年,中國的物價已經開始明顯上漲,通貨膨脹的壓力很大。在1994年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朱老闆說的第一點就是「繼續整頓金融秩序」,並且反覆強調控制住「發票子」的問題,他說,「嚴格控制信用總量,這是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家一定要嚴格地按計劃執行。」

當年,銀行的貸款被嚴格控制,現金也管理得很好。按照貨幣學派的觀點,「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那麼,為什麼還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呢?當年CPI最高達到了27.7%。

易先生髮現了新情況,原來貨幣擴張主要來自於外匯儲備,當年的外匯儲備增加了304億美元,1991年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出外匯占款只佔17%,1994年卻急劇增長到佔70%。易先生在1995年接受《山東金融》採訪時分析了這一問題。也就是說,央行想盡辦法控制基礎貨幣,可是外匯占款卻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礎貨幣釋放。

後來,外匯占款劇增成為尾大不掉的問題,周小川用「池子」圈住這些被動超發的貨幣,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但當年易先生就提了許多解決辦法,這是後話。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當時朱老闆已卸下了行長職務,讓戴XL來當行長。易先生到央行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副秘書長。這場危機對中國金融改革影響深遠,之前開放的思路受到抑制。

1998年初,易先生和方星海一起寫了一篇文章,分析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當時方星海在世界銀行工作。他們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1,經常賬戶赤字不容忽視;2,資本市場開放要漸進;3,資本市場開放要有順序;4,金融監管一定要加強;5,實行有彈性的匯率政策。

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來說,內部整頓外部衝擊之下,那幾年是困難而又迷茫的時期。1997年年底CPI只有0.4%。1998年二季度增速只有6.9%,而1993年一季度是15.3%,增速腰斬。

從1978年算起,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年了,中國已經高速增長了20年,這被認為是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林毅夫和蔡昉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中國改革》就是解釋這一奇蹟。奇蹟既然已經發生,未來增長還有多大的潛力?經濟學界較為悲觀。

1998年底,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與管理世界雜誌社主持了一場「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學術研討會,國家信息中心主任劉鶴第一個發言,易先生第二個發言,其他參與討論的還有宋國青、鄭京平、樊綱、王小魯等。

劉鶴髮言開宗明義:1998年以來, 隨著中國通貨緊縮現象的出現, 不少學者提出了較為悲觀的看法,認為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完結, 中國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的結構調整期,而不太可能「突破 20 年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

劉鶴堅持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將為高速增長創造物理空間、動力機制和運作慣例。他直接批評「懷疑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同仁在兩個問題上有動搖」,這兩個問題是指:把短期的周期現象與長期的結構現象相混淆;把結構性選擇的誤區與結構調整的空間相混淆。

易先生接著發言,他同樣主張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還有五大空間:城鄉結構轉換空間、所有制結構調整空間、產業結構調整空間、區域結構轉換空間和中小企業發展空間。

他並沒為自己所擅長的貨幣政策鼓與呼,相反,他認為,以財政和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是在給定的體制和結構條件下進行政策調整,熨平經濟波動,是經濟生活中的「短期問題」。而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 必須通過深化改革, 調整經濟結構來解決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問題 , 以保障中國經濟高效可持續地增長。

易綱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雖然當時的銀根已大為放鬆,但是還是有不少人認為仍不夠松,易綱同意要增加貨幣供應量,緩解緊縮的形勢,但他也回擊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他說,「社會保障問題已經超出了貨幣政策的範圍。」「通貨緊縮的深層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壞, 建立並完善中國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貨緊縮的根本。」他是讀書人,但不是書齋里的人,對中國的現實他有深刻的認識。

(2010年12月,北京凱恩克勞斯經濟研究基金會)

這場爭論早已結束,答案也早已明了,在經過世紀之交的築底徘徊之後,中國加入WTO,重啟了新一輪高速增長。2003年,《財經界》刊登了易先生在中國投資環境論壇上的演講,文章標題是:「克魯格曼真的錯了!」克魯格曼此前對中國增長前景抱有悲觀的態度。

主持那場爭論的劉鶴現在是個重要的人物。新周期開啟時,2003年,他到了中財辦擔任副主任,分管宏觀經濟政策方面。2013年3月,他轉正為中財辦主任。一年後,2014年4月,易綱和他到了一起,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即使卸下了外管局長職務,這個職務至今仍在。

(2013年3月,葛沖)

相似的爭論在十多年後又一次發生。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實施後,中國經濟再度持續下行,中國不是不是到了新的「增長極限」,還是等待開啟一個新的周期,經濟學界又一次陷入了紛爭。

不過,這場爭論很快結束了。林毅夫振臂高呼「8%增長還可以持續20年」引來了陣陣笑聲。官方給予了蓋棺定論: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時期,增速要換擋、經濟正處於新常態。

2017年6月底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施瓦布提問總 理關於經濟增速的問題,李再次以「年輕人翻跟斗」的比喻來回答,也就是說,超高速增長一去不復返成了高層的共識了。

3.這是他的舞台

當1995年易先生髮現前一年中國基礎貨幣放量主要是由於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引起時,朱老闆也在掐指頭來計算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1994年底,朱老闆在央行的講話說,按三個月進口支付能力來計算,他用兩種數據計算都得出,「現在的外匯儲備水平比合理儲備水平大體多100多億美元。」

當時的外匯儲備是516.2億美元。但到了2009年,易先生擔任外管局局長時,外匯儲備將近2萬億美元,而在他的任內,外匯儲備一度接近4萬億美元。

雖然早在1997年他在《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應對建議:適當增加進口、藏匯於民、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賬戶。但顯然這並沒有阻礙外匯儲備的急劇上升。

2009年,易先生在央行的職務得到實質性提升,他開始擔任外管局局長,執掌兩萬億的外匯儲備。

他面臨嚴峻而複雜的挑戰:一方面,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需要保值增值,但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貶值,外界甚至傳言中國購買的數千億兩房債券打了水漂,可以想像外管局壓力巨大。2009年3月全國兩會後的記者會,溫家寶借回答《華爾街日報》記者提問時直言,「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如何保證中國巨額資金的安全,這個具體任務落到了易先生頭上。他需要嘗試新的辦法。

另一方面,外匯改革停滯多年,資本項的開放也基本停滯,他需要強有力的推動改革。國務院批准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要求「逐步實現資本項可兌換」。這個任務也落在易先生任內。

第三,易先生上任那年初,周小川發表了一篇影響力巨大的署名文章《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這個全世界穩定的錨變得不穩定,周小川也提出了對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國方案」。這個任務同樣落在新任的外管局局長易先生的肩上。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個轉變」,這是順應整個行政管理體系改革的潮流而進行的,從重審批向重事後監管轉變。他提出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轉變,逐步從「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等法治思想。他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

針對嚴峻的挑戰,他打了幾場硬仗,雖然有些成敗未有定論,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並非書齋里的學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2010年2月,在易先生的力邀之下,朱長虹辭去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領導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職務,加盟外管局。多元化投資要推進,但外管局人才缺乏,需要從外面引進。

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受到全球的關注。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去主要都是美元資產,多元化意味著要拋售美元資產,買入日元或歐元資產。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

在2011年兩會期間央行的記者會上,易先生指出,「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一是在幣種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籃子貨幣,主要的可兌換貨幣、儲備貨幣、新興市場的貨幣,同時在資產上,也是推進多元化的,有各種各樣的資產。」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是那幾年的熱點問題,海外也高度關注,日本媒體不斷渲染中國增持日本國債的消息,雖然其實中國購買量在總佔比中並不高。歐債危機在發酵,他們希望中國加大對歐元區的投資,增強歐元的穩定性。

在多元化投資的戰略方向下,中國投資美元資產的比重降低了,多元投資一度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到了2014年1月朱長虹離職時,輿情開始爆發。市場將之解讀為外匯多元化投資的失敗,原因是他沒有預料到日本推出瘋狂的量化寬鬆政策,進而導致在日元投資上的重大失利。這段「公案」至今沒有釐清,因為沒有相關的數據公布,外界很難知曉真實情況,是非功過仍有待後人評說。

當時,財新的報道引用知情人的話評價說,朱長虹把很多「市場化的玩法」介紹進來,帶來了很多市場化的東西,包括系統、模型、技術、人員等,可以說讓外匯儲備投資上了一個台階,這是他的主要貢獻。

與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是,易先生任內推動了8·11匯改。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很慢,1994年匯率並軌、2005年參考一攬子貨幣,易先生任內先擴大了匯率的日波動區間,終於在2015年推出大變——中間價一次性貶值2%。

可是,為何選擇在2015年8月推進匯改?當然有外匯市場技術面的因素,但當時可能確實不是一個改革的好時機,一方面股災剛過,市場還在慘痛之中沒有醒來;另一方面,當時經濟仍處於低迷期,為此不得不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多次降准降息,穩定經濟增長,但這些政策和穩定匯率相衝突。再者,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導致出口進口增速都大幅下降,外貿形勢嚴峻。

8·11匯改全球為之震驚,國內也完全沒有準備,習慣了穩定或升值的國內民眾也被嚇慌了,國外投機力量又不斷推波助瀾,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但「(匯改的)窗戶打開了,不可能再關上了」。

8月13日央行舉行匯改吹風會,易綱在會上作出堅定的表態,「一個僵化的、固定的匯率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對於傳言,「所謂人民幣要貶值10%,要刺激出口,還說這是官方意圖,完全是無稽之談。」他反覆強調,「要相信市場,要尊重市場,甚至要敬畏市場,要順應市場。」

除了外匯投資多元化、匯改之外,易先生任內還積極推進資本項的開放,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開放度都大大提升,雖然至今仍然沒有完全實現。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得到極大提升,2015年人民幣納入SDR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但是,「不可能三角」也開始發揮更大的魔力。匯改後,當維持匯率穩定在短期內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任務時,國內的貨幣政策就不得不受到制約。為了保持人民幣的穩定,央行不得不謹慎使用利率或存准工具,2015年10月之後,央行未再動用這兩個「大殺器」。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為了應對外匯占款急劇增長,央行發行大量央票回籠貨幣。而今這些年,為了應對外匯占款的下滑,央行創新了「各種粉」用於增加貨幣投放。央行的基礎貨幣釋放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未來如何作出轉變則考驗著小川和他的繼任者們。

4.真假馬克思主義

易先生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文革中他的家庭遭到了很大衝擊。在初中和高中的時候,少年的易先生總想搞明白:什麼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假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

這種炙熱的思考一直帶到國外,他還試圖學習德文和俄文的語法,「理解原著是怎麼寫的」。

在一次接受提問時,有人問他怎麼看國家資本主義。他說,他的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個清楚的法律界定,政府對經濟的介入應當是非常有限的。」

在一次讀書會上,他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分析了在長期愚昧,實行愚民政策,或者極端制度的國家是如何產生大革命的。」同年年底,老王邀請學者座談,也向學者們推薦了這本書。

在他離開塞多布魯克15年後,當年熟悉他的朋友說,再過幾年,易先生也許會成為中國的格林斯潘。

本文來源:前沿觀察

作者:譚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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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四

易綱: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

對2017年貨幣政策工作的回顧

回顧2017年的經濟金融運行,積極有利的變化增多,同時也有一些風險隱患暴露。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繼續呈現復甦態勢,總體好於預期,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趨向正常化,美聯儲年內三次加息並推出縮表計劃,地緣政治風險頻發並對國際金融市場形成一定衝擊,國際經貿環境和跨境資本流動性形勢變化較大。從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看,經濟穩中向好,結構持續改善,總供求更加平衡,製造業產能出清、行業集中度提升以及企業利潤改善較為明顯,但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較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財政金融領域的風險有所暴露。面對複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人民銀行牢牢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更好地平衡穩增長、調結構、去槓桿、抑泡沫和防風險之間的關係,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在促進槓桿穩定的同時,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進一步加強流動性管理,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化實施,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協調性進一步增強,質量效益提高,經濟下行壓力有所減緩,但仍面臨槓桿率相對較高、部分資產價格仍處高位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穩健的貨幣政策須更趨向中性,一方面要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中性適度,平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等多目標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要密切監測流動性變化情況,對引起流動性波動的時點性擾動因素提前分析預判,防止由於流動性短期變化引起市場過度波動。2017年,人民銀行密切關注流動性形勢和市場預期變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節奏,進一步增強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使用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動性。張弛有度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熨平稅期、政府債發行、現金投放與回籠等因素對流動性的擾動。啟用了2個月期逆回購操作,並在關鍵時點提前供應跨年資金,提高資金面穩定性。對春節前因現金大量投放而產生的臨時流動性需求提前布局,建立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CRA)。全年貨幣市場走勢總體平穩,市場預期穩定,平穩渡過季末等關鍵時點,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動性需求,同時也使金融體系資金空轉和「脫實向虛」的勢頭得到明顯遏制。

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轉型,更加充分地發揮價格槓桿的調節和傳導作用。以數量型為主的貨幣政策間接調控框架在過去一段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較好的調控效果。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金融創新發展,數量目標的局限性開始顯現,僅依靠數量型調控已難以勝任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需要。近年來,人民銀行積極推進利率調控機制構建,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轉型,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調控和傳導機制,探索構建利率走廊,疏通傳導渠道,央行對市場利率的調控和引導能力逐步增強。在調控中,既注意保持貨幣市場利率的相對穩定,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又注重在一定區間內保持利率彈性,發揮價格槓桿的調節作用,防範過度加槓桿和累積金融風險。2017年以來,指導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推出了銀銀間回購定盤利率(FDR,包括隔夜、7天、14天三個期限)和以7天銀銀間回購定盤利率(FDR007)為參考利率的利率互換產品,完善銀行間市場基準利率體系。繼續培育金融市場基準利率,Shibor發布時間由上午9∶30調整為上午11∶00,使Shibor更好地反映市場利率情況,進一步增強基準性。

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切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近年來,強化宏觀審慎政策已成為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並不斷取得進展。總體看,我國宏觀審慎政策的探索與創新在國際上走在前列,也為全球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十二五」規劃和「十三五」規劃都對構建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明確要求,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重要部署。2017年以來,人民銀行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在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16年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後,人民銀行根據宏觀調控需要和評估情況不斷對MPA加以完善。2017年第一季度,將表外理財正式納入MPA廣義信貸指標範圍。合理設置過渡期,宣布自2018年第一季度起將同業存單納入MPA的同業負債佔比指標。將綠色金融納入MPA信貸政策執行情況考核,並先對24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施。進一步完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資便利性,防範跨境資金流動。

探索發揮貨幣政策的結構調整作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貨幣政策屬總量政策,但針對部分領域尤其是在社會資本不願參與的國民經濟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社會事業等,貨幣政策也可以發揮一些邊際上的輔助作用。當前經濟運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軟約束問題,部分經濟主體對資金價格還不敏感,也需要運用一定的結構性工具幫助疏通政策傳導機制。這就需要我們平衡好結構性目標和總量目標之間的關係,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同時,嘗試通過一些結構性的手段適度進行「精準滴灌」。2017年,人民銀行運用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自2018年起,將對普惠金融領域貸款達到一定標準的金融機構實施定向降准。完善PSL管理,強化激勵約束機制,促進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有序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提升應對外部衝擊的韌性。匯率根本上是由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化實施的推動下,我國經濟的總供求更加平衡,經濟運行呈現穩定性增強、質量提高、結構優化的態勢。2017年以來,市場對各主要貨幣走勢看法合理分化,預期趨穩,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更趨平衡。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人民銀行繼續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指導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將籃子貨幣參考時段由24小時調整為上日16∶30至當日7∶30,有助於消除美元日間變化在次日中間價中可能出現的重複反映。

總的來看,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2017年的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在金融體系穩步去槓桿的同時,有力促進了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穩定了市場預期。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穩定,貨幣信貸平穩增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較為穩固,穩槓桿初見成效。2017年,全年人民幣貸款新增13.53萬億元,同比多增8782億元,12月末餘額同比增速為12.7%。2017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9.44萬億元,同比多增1.63萬億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長12.0%,符合年初預期水平。2017末,M2同比增長8.2%,環比回落0.9個百分點。M2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是去槓桿和金融監管逐步加強背景下銀行資金運用更加規範、金融部門內部資金循環和嵌套減少。縮短資金鏈條也有助於降低資金成本,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當前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內生增長動力增強,M2增速慢一些還有利於從宏觀上實現穩槓桿。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深化,基建和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有所下降,同時服務業、技術進步等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上升,實體經濟更趨「輕型」,由此對貨幣信貸的依賴程度有所減輕。隨著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資金周轉及貨幣流通速度亦會加快,因此相對慢一點的貨幣信貸增速仍可以支持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從歷史經驗看,在預期較差、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M2增速會超出名義GDP增速較多;在經濟增長動能較強、預期較好時,M2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縮小。隨著去槓桿深化和金融進一步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未來M2增速比過去低一些將成為常態。還應看到,在金融市場和金融創新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測性、可控性和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都在下降,對M2增速變化不必過於關注。

2018年貨幣政策調控面臨的挑戰與政策思路

展望2018年,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從國際上看,全球經濟復甦態勢仍可能延續,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將進一步趨向正常化,美聯儲的進一步加息動作為各界所關注,全球利率中樞可能會有所上行。美國減稅措施和外貿政策仍會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一定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有可能多發頻發,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不容忽視。在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外需回暖,對國內經濟具有一定的支撐作用。但來自外部的不確定變化也可能向國內經濟金融領域傳導,全球經濟復甦和大宗商品價格回暖還可能給國內物價形成一些壓力。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取向變化也會對我們的政策空間形成一定擠壓,增大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從國內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化實施,中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協調性進一步增強,質量效益提高。當前消費和外需總體平穩,製造業產能出清、行業集中度提升和企業利潤改善較為明顯,已經能夠看到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經濟結構優化的趨勢,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仍有望保持平穩增長。但也要看到,經濟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結構調整任重道遠,債務和槓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亂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構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面對複雜的內外部環境,我們既要堅定理想信念、不畏艱難險阻,也要心存風險意識、時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人民銀行將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決策部署,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緊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風險底線,積極推動金融改革,促進信貸結構優化,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繼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

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當前,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應當更注重經濟的發展質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長速度,已不再適宜粗放式的增長模式,不能依靠貨幣信貸的「大水漫灌」來拉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創造條件。人民銀行將按照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要求做好總量調控,根據調控需要和流動性形勢變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增強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促進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二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要求,這是對宏觀調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是反思國際金融危機教訓並結合我國國情的重要舉措。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貨幣政策為核心,但貨幣政策作為總需求管理工具,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觀審慎政策則直接作用於金融體系本身,側重於抑制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風險跨市場傳染,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宏觀審慎政策是對貨幣政策的有益補充,二者的協同互補能夠有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把保持幣值穩定和維護金融穩定更好地結合起來。人民銀行將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影子銀行、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金融等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同業存單、綠色信貸業績考核納入MPA考核,優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對資本流動進行逆周期調節。

三是適當發揮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受制於投資收益率和回報周期等因素,社會資本在國民經濟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社會事業等方面參與熱情相對較低。在控制好總量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可以在這些領域適當使用結構性工具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發揮一定的輔助作用。人民銀行將落實好對普惠金融領域貸款達到一定標準的金融機構實施定向降準的相關工作。繼續運用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再貼現、PSL等工具支持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再貸款支持力度。向全國推廣信貸資產質押和央行內部(企業)評級試點,將符合標準的小微企業貸款、綠色貸款納入貨幣政策操作的合格擔保品範圍。

四是繼續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利率市場化改革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有利於提高金融業競爭力、增強金融體系韌性,為推動金融機構轉型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也為貨幣政策調控框架轉型創造有利的條件。同時,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對於優化資源配置具有重大意義,是以市場化方式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重要一環。人民銀行將按照「放得開、形得成、調得了」的基本要求,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制。進一步督促金融機構健全內控制度,增強自主合理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從提高金融市場深度入手繼續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不斷健全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機制,增強利率調控能力,進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場及實體經濟的傳導。當前,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向好態勢,人民幣匯率有條件繼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當然國內外市場還存在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成為常態。匯率能夠發揮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的有序推進和匯率彈性的增強能夠有效提升我國經濟金融體系應對外部衝擊的韌性。人民銀行將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

作者:易綱

本文來源:《中國金融》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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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五

易綱:凡做金融都要牌照 實現監管全覆蓋

年中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要求進一步強化金融監管,將所有金融業務納入監管。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再次強調,要堅持持牌經營金融業務,要實現監管全覆蓋。他同時透露,央行目前正在考慮提出「負責任的金融」理念,提高消費者風險自擔意識。

「你要是搞金融,必須要堅持有牌照,要納入監管,監管要全覆蓋;同時要提高社會的風險意識,特別是要避免踏入龐氏騙局。」易綱在9月22日舉行的「2017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演講時說道:「我們注意到金融的快速發展和一些金融亂象的產生,所以我們在大力提倡普惠金融的時候,要警惕打著普惠金融旗號的違法和欺詐的行為。」

這是央行領導近期第二次公開發言中強調對金融監管的全覆蓋。9月15日,央行行長助理劉國強在「2017金融街論壇」上表示,金融創新不能偏離實體經濟的需要金,下一階段要加大力度把金融亂象減下來,包括非法集資、亂加槓桿、亂做表外業務、違法違規套利等。

除了在金融服務供給端加強監管,也需要提高需求端的金融基礎知識和防風險意識。易綱在上述場合表示,近年來,金融科技的飛速發展也伴隨一些金融亂象,泥沙俱下。普惠金融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金融普及和風險教育,「要對全社會更多的老百姓,特別是對一些老年人和信息不太發達地域、信息較閉塞的群體進行普惠金融風險教育。告訴大家要識別什麼是風險,什麼樣的現象可能涉嫌金融欺詐。」

他透露近期央行正在考慮提出「負責任的金融」(Responsible Finance)理念,要讓金融消費者獲得合適的金融服務,並且承擔適當的金融風險。「把信息告訴消費者,要讓他們知道他們承擔了什麼樣的風險,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金融行為和金融服務的後果。」

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金融科技,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突飛猛進。特別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降低了金融服務的獲客成本,也使得一些傳統金融機構擔心金融中介的作用會因此降低。然而易則認為,此類擔心並無必要。大數據的發展,並不意味著能夠完全捨棄軟信息。金融中間的傳統優勢,在中國這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仍然非常明顯。

「信貸員通過直接和客戶溝通,每天在市場上摸爬滾打所獲得來的這些信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認為這些軟信息要和大數據結合起來,發揮兩者共同的優勢,才能夠有一個新的提升和發展。」易綱指出。

一直以來,銀行賬戶覆蓋率是衡量一個地區普惠金融發展程度的常用指標。據世界銀行最新的統計,目前中國79%的成年人都有銀行賬戶,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普惠金融事業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這個數據指標並不全面。

「實際從賬戶的擁有率來講,中國人均賬戶應該說是太多了,其中有些是睡眠戶。」易綱指出,目前,央行在考慮如何更加有效管理銀行賬戶和銀行卡,以減少睡眠戶,同時考慮反洗錢、反恐融資和反避稅天堂的要求,使對賬戶和銀行卡的管理達到最優。

「現在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發展,使我們有能力在技術上找到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的模式,能夠提供低成本的普惠金融的服務。提供這個低成本的普惠金融服務以後,它對於整個實體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對於縮小貧富差距、提高教育,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同時我們要防範風險,要加強消費者保護。」易綱最後總結道。

本文來源: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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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六

央行易綱在十九大金融系列代表團的發言全文(錄音整理)

主持人:歡迎各位媒體參加我們的會議(10月18日),各位報道十九大都非常辛苦,同時我在這裡也感謝媒體朋友們對金融系統長期以來關注和支持,各位的報道,對問題的深入討論,對我們金融系統和工作溝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謝謝大家,對你們表示感謝。

我們今天的會議根據大會的安排,在最後階段有一點時間回答記者提問。現在我們開始討論,今天每個人的發言掌握在十分鐘以內。

人民銀行副行長 易綱

我是人民銀行的,昨天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深受鼓舞,倍感振奮,在此我想談兩點體會。

第一點體會就是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的成果,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是我們全黨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且不斷的發展。

我在學習中對此體會也是逐步的深刻,為什麼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們的行動指南,首先因為它回答了最重要的問題,指導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說,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在報告中用了八個明確來詳細的闡述了指導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怎麼樣去建設?哪些是重點?在報告中,在八個明確中實際上是清晰的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他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方面分析了。

同時,也對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變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也明確了強軍的目標和外交政策。同時,也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這些雖然非常的簡要,但是高屋建瓴,對我們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習主席在報告中要求全黨要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實質和豐富的內涵,並且用十四個堅持概括了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方位。所以我們在學習中,確實是深刻的體會。我們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略,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音)、指導行動,這是我說的第一點體會,談一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體會。

第二點學習體會就是在習總書記報告的第五部分,在講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在第33頁提到了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我在這裡談一談對這段的學習體會。我們知道雙支柱指的是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大家知道在本輪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實際上主流央行的政策框架是以貨幣政策為核心的。貨幣政策主要的目標是要穩定物價為可行性目標,那在貨幣政策以穩定物價為核心目標的時候,實際上對治理和防止高通貨膨脹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本輪堆積的經驗說明,價格穩定並不等於金融危機。

在次貸危機和瀰漫危機(音)之前,這次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前,實際上以CPI打銷售價為衡量的物價是穩定的,但是金融資產的價格大幅上陣,風險不斷的積聚。而且市場的行為具有明顯的周期性。那市場也越來越複雜,而且市場之間容易傳染,所以發生了金融危機。所以,通過反思金融危機,大家認識到,光有貨幣政策,以應付物價穩定為核心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對整個金融的改革還不夠。所以,有些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的主要來源是金融體系的適應周期的波動和跨市場的傳染。

宏觀審慎政策實際上對適應周期性和複雜的金融市場的化學傳染對症下藥。因此,我們在這些實踐中,對理論和實踐經驗中的要求,要給它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的調控框架,讓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作為雙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一,保持幣值的穩定。二,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這樣一個目的。

我們中國實際上是較早的開始探索和實踐貨幣政策和金融審慎政策相結合的方式,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在不斷的探索。我們一方面是積極穩妥的推動貨幣政策的框架,逐步以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的方向在轉變,創新多種的貨幣政策的工具,不斷增強利率的調控。

另一方面,我們也著力建設金融宏觀審慎的方法。具體說,比如說宏觀審慎主要都有什麼內容?宏觀審慎主要有這麼幾個內容,在這兒以我們的實踐為例子給大家解釋一下。一個是我們在2011年就正式的引入了差別儲存金的動態調整機制,這樣就要求整個金融機構有多大本錢就做多大的生意,他們的擴張速度要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要和他們本身有多少資本金相適應,這就是說宏觀審慎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容。

在2016年我們將差別儲備金的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也就是大家在媒體上經常聽到的IPA,這樣就將更多的金融活動和金融資產擴張行為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從七個方面對金融機構的行為進行引導,實施逆周期調節,這是一個方面,約束資本金為核心的,從七個方面來約束金融機構,要求他們注意風險。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特別注重跨境的資本流動,把跨境的資本流動納入範疇,這樣以公開透明市場化的手段進行逆周期調節,使得整個跨境的資本趨於穩定,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方面就是繼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的宏觀審慎管理,房地產市場的宏觀審慎管理它的核心是形成了以因城施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為主要內容的住房、金融、宏觀審慎框架。

經過這個實踐,貨幣政策再加上宏觀審慎政策起到了保持物價穩定,同時也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我這麼解釋了以後,咱們最後再學習一下習總書記在第33頁報告中的這一段話,就有更深的體會了。習主席的這段話說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覺得這段給我重要的指導意義。講完了,謝謝。

本文來源:人民幣交易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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