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紅 ： 最後一屆文學社的往事

1989年的8月底，在父母陪同下我離開家鄉小城，乘船順岷江、長江而下，到重慶大學報到。作為第一次離開家鄉的小城文學青年，從中學的文學旮旯置身在大學的文學廣場，就像一條從溪溝游到江河的野魚，滿懷憧憬、興奮不已同時又自視甚高。

當時的重慶大學是一所純粹的工科院校，光憑學校最大的幾個系名就可見一斑：機械系、冶金系、採礦系、熱力系、自動化系等等。可是，就是這所偏居西南腹地的工科院校，卻有著濃厚的文學氛圍。學校的藍語詩社在全國高校文學圈裡頗有知名度；不僅學校有校文學社，每個系都有系文學社，而且每個系的文學愛好者們都有定期發行的文學刊物。像我所在的冶金系，我和小夥伴們編輯和發行被命名為《太陽城》的油印文學刊物。

學校的學生社團納新時，我選擇了校文學社。記得當時我憑藉高中時寫的幾首詩受到了文學社學長們的青睞，也因此很快就成為了文學社的骨幹之一。當時學生社團要搞什麼活動，自由度相當地大。像我們要舉辦文學講座、作品賞析會之類的活動，印象中從來不需要向校方什麼部門申請，直接找一個空教室，把廣告滿校園地貼出去就行了。當時的學校似乎也並不干預學生社團的活動。

文學社與藍語詩社經常一起舉辦詩歌朗誦活動，有時候一起賞析成名詩人們的作品；有時候就分享學長們自己的詩作。記得當時朗誦、賞析最多的當代詩人是海子和駱一禾；國外的詩人是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

在活動中，學長們除了分享詩歌之外，常常痛心疾首地批評當時的一些流行詩人。我加入文學社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很困惑，不明白學長們的痛心疾首以及私底下經常流露出的那種時不我與的悲觀和沮喪從何而來。這種悲觀和沮喪無論從詩作還是談吐中都不難感覺到，特別是他們在批判那些「爛透了」的詩人時。

在活動中被學長們批評最多的兩個「爛透了」的詩人，其中之一是席慕蓉。這讓我很是不以為然。在我看來，席慕蓉的詩歌談不上好詩，但也絕非「爛透了」；何況高中時我抄送給初戀女友的就是席慕蓉的幾首詩。另一名「爛透了」的詩人是汪國真，我是從學長們的批評中才第一次知道他的。

汪國真的詩歌我讀不下去，但也談不上討厭。但在當時他的詩集卻異乎尋常地受到讀者的熱捧；據說他當年的詩集正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算上盜版，總發行量估計達到千萬冊。

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是中國詩人風起雲湧的黃金時代。10年前《南方人物周刊》在採訪詩人柏樺時曾經寫道：

……

「如果把20世紀的中國詩歌比作一趟百年列車，那麼1980年代，必是最擁擠最嘈雜最具革命色彩塞進了最多『怪物』的一節車廂。座位是限量的，乘客是超載的，很多人甚至坐在了行李架上。」（《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24期）

……

我在高中時就訂閱了《詩歌報》、《星星詩刊》等詩歌報刊，對1980年代那些活躍的詩人多少都有些印象。那是詩歌最為蓬勃發展的時代，不同詩歌流派之間宛若一個喧囂的江湖。像四川就湧現了整體主義、莽漢主義、非非主義，等詩歌流派。但之前的江湖卻沒有汪國真的名字，我對他也毫無印象。他彷彿天外飛仙，突然就成為最炙手可熱的詩人。

在文學社的活動中，我基本上沒有附和學長們對席慕蓉和汪國真的批評。我不像文學社的學長們那樣對文學有種使命感，文學對我來說就是消遣的文字遊戲。欣賞史蒂文斯和狄蘭·托馬斯，並不必一定要批評席慕蓉和汪國真。汪國真的詩歌我不喜歡，不讀就是；而且他的詩歌與我喜歡的詩歌完全是兩個互不交融的範疇。

隨著學長們畢業，我在大二時被推舉為文學社長。我主持下的文學社活動對汪國真的詩歌沒有任何興趣，當然也就沒有批評或詬病的必要。接手文學社時，我曾想學長們或許選錯了人，因為我對文學完全不狂熱，而且對他們所堅持的文學理念也多有保留。

事實上，最終我也成為當時文學社的最後一任社長。1992年當我卸任社長時，新進的學生們已經對文學沒什麼興趣；連我對之也意興闌珊。1989年我剛進大學時，校園的廣告幾乎都是各種社團的活動；而在文學社解散的1992年底，校園的廣告不僅沒有文學社的活動；其他社團的活動也寥寥無幾，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兼職招聘和英語培訓的訊息。

有意思的是，當文學社難以為繼時，汪國真的詩歌熱潮也逐漸退去。1992年以後，圍繞汪國真的聚光燈熄滅了，雖然他的詩歌后來持續地影響了75後、80後的青年人20幾年，但他也不再有機會以詩人的身份影響世人。

無論世人對汪國真的臧否如何，他從1989年後突然爆紅，其詩集創下空前的暢銷記錄；其中的詩句也成為無數青年人爭相摘抄的對象，成為激勵他們前行的心靈雞湯。如果說，汪國真的詩歌開創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毫不為過，此後20多年來的成功學、心靈雞湯、正能量等等一系列社會和文化熱潮無不與汪國真當年的詩歌走紅一脈相承。

多年以後我也漸漸明白，文學社學長們時不我與的悲觀和沮喪從何而來。他們對汪國真的批評和詬病從某種意義上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徒勞與絕望的宣洩和表達。我少年時曾經迷戀過的許多詩人們，在汪國真詩歌成為一種流行時尚的同時，紛紛封筆，停止詩歌創作。

與汪國真同齡的四川詩人柏樺，曾經是1980年代最為出色的抒情詩人之一。他也是在汪國真突然躥紅的幾乎同時，停止了詩歌創作。他在解釋自己面臨的詩歌創作困難時，坦言道：

……

「89年以後，對我個人來說，是一種損害。激情、幻覺早就沒有了。也就是說，89年後，詩歌應該在更本真的意義上超越一切，並和世界範圍的詩歌接軌。也就在這個時候，這個節骨眼上，我的寫作變得困難了。我覺得應該出現新的詩人，因為現實是新的了，經過了偷偷的置換。這個時代來了一個急轉彎。我的話還不能說明我的複雜感受。我想，原先我賴以寫作的背景一下子打碎了，被拆掉了。我的苦難變成了戲劇中的遊魂。苦難一下子顯得不真實了。現在寫作對我來說，只意味著困難！困難！」（《柏樺詩歌中的快與慢》）

……

汪國真的詩歌爆紅恰好發生在時代的「急轉彎」，置於兩個時代的夾縫中。1980年代，文學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圖騰；1992年之後，創富成了人們新的精神圖騰。在前一個時代崩坍，而另一個時代尚未來臨的縫隙中，汪國真的詩歌正逢其時。淺顯、直白的勵志詩句能給那些無所適從、茫然四顧的讀者以光亮，哪怕是虛假的光亮。

又或者，汪國真的詩歌就像精神洗滌劑，把1980年代人們精神世界裡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色彩、憂患意識、使命感、藝術氣質，等等清滌殆盡；然後方便接下來為1992年之後年代的人們精神世界裡灌入創富、成功、心靈雞湯、正能量。

儘管從來沒有喜歡過汪國真的詩歌，但他作為詩人最為耀眼的那幾年，也正好是我大學生涯的那幾年。1989年我踏進大學校園時，伴隨著整個1980年代精神世界的廢墟，我面對的是86年到88年入學的學長；而當我離開校園時，新的創富時代又開啟了，我背對的是從90年到92年入學的後進。

也因此，我對汪國真的溘然離世深有感喟。我哀悼他，也哀悼造就他的那個縫隙里的小時代；同時也緬懷自己在廢墟夾縫中的青春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