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話語權增加明顯

回望2015年的中國外交，「一帶一路」是條主線。中國領導人為何在雙邊和多邊場合不斷解釋「一帶一路」？去年的外交亮點有哪些？有什麼特點？中美關係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去年又經歷了哪些風雨？未來的外交戰略思路是否應該做些微調？就這些問題，本報專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宋偉副教授。

「一帶一路」主題貫穿全年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回顧2015年的中國外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宋偉：2015年的中國外交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討論和實施。它貫穿了去年中國外交的全過程。習近平對巴基斯坦、越南、新加坡、哈薩克、俄羅斯和英國等國的訪問中，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都是重要的會談目標。從2015年出訪國的選擇來看，除了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全球性大國，習近平出訪的這些國家都是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設想中的支點國家。比如說哈薩克是重要的中亞國家，地緣政治地位較高，是中國石油進口的重要來源地之一，又是中國對外貿易投資的重要目的地。通過加強與該國的合作，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支點意義。

不僅雙邊外交如此，在習近平出席的多邊外交場合中，「一帶一路」倡議也都是貫穿始終的重要主題。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20國集團峰會、金磚國家峰會、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等框架下，習近平密集地談到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想法和主張。原因在於，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的目的是什麼，國際社會對此並不是很清楚，一些國家甚至抱有相當的疑慮。對此，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反覆解釋。

南都：如何解釋的？

宋偉：歸納起來大概是兩方面。一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願意提供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周邊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有相當大的缺口，有數據說資金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而交通、電力、電信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區域互聯互通的基石。有了這個基石，區域內的經貿往來才能進一步得到加強。經過近2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積累了不少經驗、技術，現在也有資金，在區域內進行這方面的合作有助於發揮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比較優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來助推區域內的經貿往來和經濟增長，有助於中國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包括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這些機制與現行的國際經濟機制的規則、標準並不衝突，不是替代關係，相反是一種相互補充和學習的關係。比如亞投行與亞開行、世界銀行等並不是簡單的競爭關係，後者主要圍繞減貧、教育、清潔飲用水等問題展開工作，而前者主要是開展交通、電力、電信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雖然工作重點不一樣，但是亞投行的運作會學習和遵循現有的國際規則、標準，打造一個透明、高效的治理結構。

南都：「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效果如何？

宋偉：應該說「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目前還處在起步階段。中國領導人在雙邊交往中不斷宣傳、推介，也通過一些多邊場合在推進--例如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會議時推動中俄蒙經濟合作。在一些項目上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比如說中巴經濟走廊、中國與哈薩克簽署的超過200億美元的合作協定等等。接下來還有一些項目會持續落地。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我個人最看重的還是中國與東盟推進的自貿區協定的「升級版」。這方面的落實和推進是「一帶一路」能否成功的最重要支點。中國與東盟的自貿區建設相當成功，目前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4800億美元。如果能夠進一步提升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社會一體化水平，將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提出和主導創立的國際機製取得效果

南都：在你看來，去年中國外交的亮點或成就主要有哪些？

宋偉：亮點或者說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在國際秩序中制度性話語權的增加。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目標主要有兩個：安全和權力。國家在國際組織或機制中的權力多少，不僅僅是面子問題，更關係到國際資源的分配。比如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美國享有的制度性話語權最大，投票權最多，達到16%左右。這一權力使其擁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事項的單邊否決權（重大事項決策需要85%的贊成票才能通過）。

在現有的國際組織和機制中，2015年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增加得比較明顯，這表現在：由於美國國會在12月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中國在這一組織中份額和投票權都將明顯增加；人民幣進入IMF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之中，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得到國際社會的正式認可；在習近平主席訪美之時，美國政府也承諾增加中國在世界銀行的代表性。

同時，中國提出和主導創立的國際機製取得較好的效果，這裡面包括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在英國的帶動下，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對亞投行的成立持積极參与態度。中國一再強調，在這些組織內不會輕易使用否決權，但毫無疑問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中國與一些地區組織建立了雙邊和多邊性質兼具的對話機制，包括2015年初舉辦的中國-拉美及加勒比共同體部長級論壇，以及已經舉辦多次的中非合作論壇，中國與東歐、東盟的領導人會晤機制等。這些對話機制毫無疑問都增加了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因為這是對中國全球大國角色的凸顯。二是積極主動應對和塑造國際戰略關係的變化，該穩定的穩定，該提升的提升，該加強的加強，堅定維護中國主權利益的同時維護和平友好的國際大局。中國在處理大國關係時，不是被動的應對或接受對方的提議，而是積極主動地去創設議題、構建機制。中國領導人表現得十分自信和開放。2015年，中國對於大國戰略關係的塑造，集中體現在穩定中美關係、加強中俄關係、提升中英和中非關係。習近平主席去年兩次出訪俄羅斯，一次是出席俄羅斯的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一次是在烏法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動，以及許多項目的實施推進，加強了中俄友好關係。

2015年，中美兩國關係出現了一些摩擦，兩國國內都存在一些比較悲觀的聲音，認為中美關係轉向競爭和衝突增多的方向，戰略互信的基礎有些鬆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兩國提前7個月公布了習近平主席的訪美行程，這本身就表明，兩國領導人都把穩定雙邊關係作為極其重要的戰略目標來看待。應該說，通過兩國的努力，穩定中美關係的基本目標是達到了。

三是從個體的角度看，中國商人、學生、遊客的經商、外出求學和出遊更便利了，這是應該高度肯定的亮點。2015年李克強總理掀起了「高鐵外交」熱潮，中國與一些國家簽訂投資和貨物通關便利化的協議，更多國家對中國提供免簽或長期簽證，國內的服務業部門對中國進一步開放。這些都說明，中國外交在為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在為便利國人服務。這裡面突出的是中澳自貿區、中韓自貿區協定在去年正式生效，降低了從這兩個國家進口奶粉、衣服等商品的價格，民眾切實受益。

外交活動直面問題「精準發力」

南都：去年中國外交呈現出哪些特點？

宋偉：2015年的中國外交特色鮮明，但我歸納起來主要是兩點。其一是「點穴式」外交或「精準發力」。去年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活動實際上是多邊外交和「點穴式」外交的緊密結合，尤其是「點穴式」外交引人矚目。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去年10月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兩國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深度交流。習近平主席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與卡梅隆首相一起出席中英工商峰會，兩人在鄉間別墅會談。這些形態各異而又精心安排的活動，達到了提升中英關係的目標。

習近平主席把英國作為專訪的對象，不僅是英國對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是英國的獨特地位決定的。英國不是一個簡單的地區大國或中等強國，算得上是一個「准全球大國」；它不僅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還是英聯邦的首腦，又與美國有特殊關係，且在歐盟和歐洲事務中地位特殊。許多人不會忘記，正是在英國的帶領下，法國、德國等歐盟國家掀起申請加入亞投行的浪潮。同時，英國的外交政策有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沒有太多意識形態束縛。

與「點穴式」外交相關聯的是，2015年中國更加重視大國外交。中國的外交布局可能有一些微妙的變化。之前是「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但從2015年的實踐看，大國外交的地位在提升。在中國領導人出席的多邊外交場合中，一定有大國作為主要的溝通對象。例如，習近平主席參加聯合國大會前訪問美國，參加金磚國家峰會前訪問俄羅斯，訪問非洲時專訪南非。

其二，不管是習近平主席還是李克強總理，2015年在外交活動中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直面問題，增信釋疑」。習近平主席在訪問美國前對《華爾街日報》專訪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回應，就是釋疑，尤其是解釋中國和現行國際秩序的關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參與者、擁護者和貢獻者。李克強總理在參加中國和東盟領導人的系列峰會時，直接而坦率地談到了中國在南海造島的目的。他指出，這並不是為了軍事目的，而是為區域各國提供公共產品，為中國服務，也為周邊國家服務。雖然不能完全說服周邊有疑慮的國家，但從首腦外交的角度看，不躲閃、迴避問題，是有利於減輕疑慮的。

中美間競爭的一面在上升

南都：中美關係是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過去一年的中美關係聚焦在哪些方面？新一年的中美關係面臨哪些挑戰？

宋偉：中美關係的穩定與合作大局至關重要，這是由當前國家間力量對比的客觀狀況所決定的。美國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軍事力量仍遠超中國。在這樣的力量結構下，穩定中美關係對中國謀求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來說至關重要。對中國來說，穩定兩國關係，管控分歧，加強合作和促進利益融合應該是優先選項。美國的戰略意圖是拉著中國更深地融入它主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中。只要不挑戰現有的原則規範，美國表示願意給中國更多的制度性話語權。去年中美之間爭端在增多，但大局沒變。雙邊關係主要圍繞著澄清誤解、控制分歧而展開，「穩定」是主線。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一些候選人可能會借著大選操縱或炒作中國議題。因此，這兩年並不是兩國關係深化推進的好時機。兩國利益交集多，在一些反恐、地區安全等多邊議題上必須合作，可以預測的是中美關係仍然是衝突與合作並存，但衝突的一面會上升。

南都：從去年的外交實踐看，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思路是否需要做一些調整？

宋偉：簡單談兩點不成熟的看法。一是中國還是要積極主動地融入現行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之中。現行的國際體系還是比較開放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中國是受益者而非受害者。在可見的將來，中國要堅持做現行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在現有的國際體系內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更好地利用現有的秩序和機制，而不是「另搞一套」，可能對中國來說是成本較低的選擇。

二是可以進一步強化外交服務國內經濟和社會轉型升級，優化外交和經濟的聯動關係。去年3月博鰲論壇上舉行了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9月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夕舉行了中美省州長對話；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國國內各地區都結合自己的區位優勢，提出了相應的對外開放和發展策略。這些實踐均表明，外交和經濟的聯動為中國外交戰略的「落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南都評論記者陳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