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右手詩歌,左手散文
「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里。」詩歌《致橡樹》讓舒婷名滿天下。對舒婷的認識,大部分讀者也都來自這首詩。在文學最火爆的年月,詩歌成就了舒婷。一個活著的詩人的住所變成無數人嚮往的景觀,只有舒婷受此厚愛。舒婷說:「我被稱為詩人完全出於偶然,我是中了『彩票』。」
《致橡樹》,並非寫愛情的「愛情詩」
上世紀80年代,許多年輕人以能擁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詩選》而自豪。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樹》寫於1977年,這首詩發表後,舒婷頓時名聲大噪。舒婷說,從創作的初衷看,《致橡樹》並不是一首愛情詩。
那是1977年3月的一個晚上,舒婷陪老詩人蔡其矯在鼓浪嶼散步,兩人討論起女性的外表與才氣、獨立性等話題。回家後,舒婷一口氣創作了詩歌《橡樹》,第二天便送給了蔡其矯。蔡其矯回到北京後,將此詩交給著名詩人艾青,艾青看了很喜歡,將它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並把詩的標題《橡樹》改成《致橡樹》。舒婷說:「其實,我剛開始並不認同。我總覺得這個『致』字有點拘謹,但後來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那時候,青年詩人北島經常陪艾青散步,北島從艾青那裡看到《致橡樹》,就要了舒婷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信,同時附了5首自己的詩,包括後來有名的《一切》。「那個時代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式的詩,我以為自己很孤單,看到北島的詩,我覺得不再孤單了。」舒婷回憶說。
1978年,經過北島修改的《致橡樹》和他本人的詩,還有芒克、蔡其矯的詩,一起發表在油印的民間詩刊《今天》創刊號上。當時,《今天》被貼到北京著名的西單牆上,讀者在讀了詩後,在詩旁邊留言,其中留言最多的就是《致橡樹》。或許是因為當年詩壇上流行的多是「假、大、空」的口號式詩歌,而《致橡樹》這樣的詩歌給大家帶來了別樣的藝術享受。1979年4月,《詩刊》發表了舒婷的《致橡樹》、《這也是一切》兩首詩。
「實際上,橡樹是永不可能在南國跟木棉樹生長在一起的,在這首詩中是將它們作為男性與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說,創作《致橡樹》的起因是呼喚女性的覺醒,她是在用自己的聲音說出對世界的感受,因此這並非一首愛情詩。
但在讀者眼裡,《致橡樹》表達的是一種成熟的、體現著美好人生理想的愛情追求。「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這種在同一地平線上,各自獨立而又互相扶持的愛情觀念,既蘊含著東方女性所珍視的女性溫柔,又富有重視人格價值獨立的現代意識,因此為廣大讀者所接受、欣賞。
舒婷坦陳:「我並不覺得它有多好,以至於有段時間我非常排斥它,也不願意在公眾場合朗誦它。我遇到的深刻的評論家太晚了,當時能讀到的書也太有限,寫詩是靠自覺,在有限的營養上種出來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關於詩的構思和創作,舒婷覺得很難表述得清楚。「在創作一首詩的時候,我總是處在一種蒙昧狀態。當詩歌或者其中的某一句突然來臨的時候,我就像發了高燒,自己無法停下來。寫完以後,之前是怎麼構思怎麼寫作的,自己也不能回憶。」
《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傾訴對祖國的熱愛
舒婷的詩作被很多人評價為歐化風格明顯,但在英國譯者眼中,她的詩又太古典,不好翻譯。對此,舒婷認為很有意思:「我父母家祖上幾代都是翰林,我小時候是拿古典詩歌當兒歌聽的,後來插隊時帶了很多唐詩、宋詞下去,卻又讀了艾略特等歐美作家的小說、詩歌手抄本。不是學習他們的語言,而是學習他們的思考角度、意象。」
舒婷出生在歷史文化積澱豐厚的福建泉州,本名龔佩瑜,後改名龔舒婷,發表作品時始用筆名「舒婷」。舒婷的童年和新中國所有的孩子一樣,如萬花筒般多彩。但少女時代剛結束,她就和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被推進了動亂的深淵。「我在填履歷表時,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時『文革』就開始了。」舒婷說,1969年她初中未畢業,就到閩西山區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1972年返城後,當了8年工人:翻砂工、漿洗工、擋車工、焊接工,處在生產第一線,經常「三班倒」。
這樣的生活,使舒婷感到困惑和不滿。從工廠的流水線上撤下,又捲入為生活奔波的流水線,生活的枯燥、單調嚴重扼殺著她那敏感而富於幻想的詩心。「小樹也會在流水線上發獃/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在詩歌《流水線》中,她含蓄地表達了對生活的抗議。對舒婷來說,詩不是宣傳的工具,也不是通向職業詩人的階梯,而是精神的寄託,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9年初,舒婷在廈門燈泡廠當焊錫工。「『四人幫』倒台後,我們真的覺得祖國有希望了。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我手上干著活,腦子裡寫著詩,弄得手上全是泡。」舒婷說,有一天在焊燈泡時,她突然有了創作靈感。一下班回家,她將打好的腹稿《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抄錄在信紙的背後,寄給蔡其矯。蔡其矯讀了這首詩後,提了兩點意見,建議將「你是河邊上破舊的老風車/數百年來紡著疲憊的歌」中的「紡著」改為「唱著」、「老風車」改為「老水車」,舒婷只接受了第二點建議,而堅持「紡著疲憊的歌」。
《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是一首對祖國的深沉戀歌,舒婷採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頌,而是把胸中岩漿般奔突的詩情賦予了身邊常見的事物。面對用血淚迎來的新生,詩人一口氣用了16組疊加的意象,傾訴了對苦難祖國的熱愛。
蔡其矯將詩《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寄給廣東的《作品》雜誌,但是編輯卻寄來了退稿信,指出這首詩比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舒婷很不服氣,又把這首詩連同另外3首詩一起寄給《詩刊》的編輯邵燕祥。邵燕祥看到這4首詩後非常喜歡,臨時抽稿,將《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和另一首詩發表在1979年第7期的《詩刊》上,同時回信說,另兩首也很好,只不過因為篇幅限制,只能安排在10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
舒婷的詩蘊含著動人的旋律,有著坦然的自白、毫不矯飾的心靈,用真摯的情感撐開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詩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青年從迷惘到沉思到沸騰的心理歷程。時至今日,關於朦朧詩的討論早已塵埃落定,但是這場爭論,卻折射出當年人們對詩歌的熱愛。
談到自己最喜歡的詩歌,舒婷笑言:「很多詩是因為你們喜歡,我只好喜歡。《致橡樹》是我1977年寫的,那時年輕,理想主義,有激情;《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是我當工人焊燈泡時寫的,也是真情實感。現在回頭看這些詩歌,很難說自己最喜歡哪首。就好比一個母親生了5個孩子,希望他們每一個都過得好。我希望每首詩歌都找到它自己的讀者。」她將發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兒」,不管別人是愛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對自己的作品做過多的闡釋。
舒婷說:「我們那個時代有獨特的背景,放在今天,也許我們也不會出名。隨著時代的變化,詩歌的觀念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能說哪個時代的詩人寫得就比另一個時代的要好。現在,人人都可以寫詩,誰想寫就能上網寫,詩人的起點也更高了。我覺得無論時代如何發展,詩歌都不會消亡,它專註於語言的敏感,集納了語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詩歌,一定會流傳下去。」
無論寫詩歌還是散文,純屬呼應內心的感召
在中國,但凡被稱作「詩人」的人,大多經歷了由詩歌走向散文、小說的旅程。北島、舒婷、顧城、方方、林白……幾乎無一例外。不過,舒婷從不認為自己已從詩歌「轉型」到散文。她說,她一直都是右手寫詩歌,左手寫散文。
舒婷自認為寫詩時在語言上有潔癖,追求字詞通俗唯美,每次寫詩就像被凌遲一樣,以致一年最多也不過創作10首詩,寫《會唱歌的鳶尾花》那個月瘦了5公斤。但寫散文語言上就放鬆多了,就像平和地散步,讓人很舒服。她的散文內容主要有歷史記憶、心靈獨抒、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蹤游跡等。
「與詩歌一樣,我寫散文也是出於我對優美漢語無怨無悔的熱愛,純屬呼應內心的感召。」舒婷說,與詩歌相比較,她寫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語言得到了鬆綁。她覺得散文是讓人身心愉悅的文學體裁,並要求自己用一種平和、活潑的形式來寫。「無論寫什麼我都很真實,我聽從自己心靈的召喚。」她說。
1988年,舒婷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煙》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了舒婷從1970年至1987年創作的散文隨筆。迄今為止,她出版的散文集有10多本,版本與字數遠遠超過她的詩歌總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寫作的老本行。「可是,走來走去,人們還當我是詩人。」
舒婷現在很少寫詩,但她的詩人身份卻被無數詩歌愛好者永存心中。舒婷說,她所生活的城市廈門有273個叫舒婷的。那些小舒婷,也許是她們的父母對這個曾帶給他們美好回憶的名字難以割捨,才寄情於女兒身上吧!
舒婷在廈門鼓浪嶼的一座老式洋房裡,過著平淡而充實的生活。然而,她說,做一個名人有時也很難。過去,她的住宅被標在鼓浪嶼的旅遊圖上,拜訪者紛至沓來,使安靜的家園成了鬧市。「大清早6點多就有人敲門,我老婆婆倉皇地去開門,她說遊客要去趕飛機,可不可以跟我照個相,我還蓬頭垢面的。」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希望能在鼓浪嶼上與詩人「美麗邂逅」,甚至還有人想在她家附近種上橡樹。對此,舒婷詼諧地說:「這裡的氣候,橡樹肯定活不了。」通過一再抗議,舒婷家的地址終於從地圖上消失了,但導遊還是會領著一群遊客在舒婷家的巷子口吟誦《致橡樹》。
質樸而低調的舒婷,在生活中悠遊自在。兒子兩歲那年,舒婷帶他去海邊散步。有人問:「這是誰家的孩子?」不等舒婷開口,兒子便大聲說:「詩人舒婷的兒子。」結果人家對著他又是誇獎又是拍照,讓舒婷很不好意思。等人家走開,舒婷輕聲告訴兒子:「記住,以後有人問你媽媽在哪裡工作,你就說在廈門燈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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