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廣泛誤解的「中庸之道」
Lou Marinoff：哲學家、作家、哲學博士、加拿大聯邦學者。Lou Marinoff於倫敦大學學院獲得哲學博士，獲得倫敦大學學院以及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的科研經費。過去，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布蘭諾學院的哲學教授。現為紐約城市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和副主任。1991年，Lou Marinoff開始擔任哲學顧問，為個人、教育機構、專業協會、公司以及政府提供相關服務。1999年，Lou Marinoff創立了美國哲學實踐家協會。此前，他曾擔任過美國哲學諮詢與心理療法協會的主席。在決策論、倫理學、哲學實踐等學術領域，Lou Marinoff出版了多部著作：《柏拉圖靈丹》（1999出版，譯成25種語言），教科書《哲學實踐》（2001年），《中庸之道》（已譯成多國語言）等等。英文採訪林永青:類似啊，最近，在《商業周刊》CEO年會的午餐會上，我和美國商會副會長共進午餐。我問他，「是否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文化危機？」。他很直接地回答我，「不是的。金融的問題，就是金融的問題。這是一些技術和系統的問題。」 而在一個全球商業論壇上，我和擁有數千億元資產的飛機製造企業---中國航空集團的總裁林左鳴先生談到這個問題時，他非常明確地表示：「要解決經濟危機的問題，不能僅僅從單個行業的問題來看，要從更宏觀的經濟層面來分析，也要從文化的層面來檢討。」 從二者的鮮明對比，我們不難看出，中國企業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比外國企業家更加深刻。LOU： 從長期的、動態的、文化學角度來看， 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與羅馬帝國相似，美國從共和國演化為帝國，與羅馬帝國的末期相似，美國墮落、頹廢、脆弱。羅馬帝國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持續了幾個世紀，而英帝國僅僅持續了幾十年。讓我驚訝的是，太多的美國人對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一無所知。---更確切的說，美國人擁有的一切導致了他們的無知。國內宗派的分裂，公共美德的遺失，消費主義以及媒體過度宣傳的驅使，美國人已經失掉了曾經使他們輝煌的文化價值觀念。林永青:您認為東西方文化中各自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LOU： 我強調說，許多美國和歐洲的公民不知道他們的超級經濟優勢、和相對繁榮，是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的。他們的生命跡象---政治、文明、人口、教育---正在衰落。這種衰落髮生在他們身上，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一直不願意或者不可能直面衰落的原因，並採取必要的補救方法。東方文明正在日臻完善，它的問題在於發展的問題和社會政治的「成長的痛苦」。隨著東方文明融合和重新塑造西方經濟模式，他們將在研究與規避對社會結構帶來侵害性的現代化文明的副產品方面，展示出色的表現。隨著西方文明困擾於後現代主義，或者倒退為新世紀的原教旨主義，許多西方人向東方智慧尋求幫助--特別是印度教、佛教、道教--來彌補精神需求增長下的文明衰落。林永青:從文化以及社會學的角度看，您認為東西方文明能從彼此那裡學到什麼呢？LOU：經過千百年來的世世代代，我們從彼此那裡學到很多。西方正從亞洲吸收大量的文化精髓，特別是中國，包括哲學、針灸、草藥、武術、 書法、繪畫（屬於少數），西方也在吸取佛教精髓。很大程度上，這多虧了中國：第一，經過古代佛教的傳入以及持續地改良（例如禪宗和天台宗-原文如此），然後傳入朝鮮、日本最後傳到了西方；第二，通過藏傳佛教傳入西方。從現代數學，科技，人文學科，工程學以及信息技術，到對抗療療法、古典音樂，亞洲人已經掌握了西方文化大部分的精髓。東亞人已經卓有成效的地將西方經濟模式與新儒文化融合（引註：原文如此）。如果中國熱切關注創新和全球品牌塑造，中國將從正在建立的致力於智力資源、和激勵開放創造力的智庫中獲益。就個人而言，我想為中國孩子們提供學習和玩桌面曲棍球的機會。這項運動從五歲左右開始，培養孩子們的運動技巧，塑造孩子們的運動員德行。在北美和歐洲，桌面曲棍球進行很高水準的職業比賽。桌面曲棍球是終生的運動，我30年前是加拿大聯賽的冠軍，現在仍然保持著最高水準。中國在乒乓球項目上無人能敵，我也期待中國世界級桌面曲棍球選手大量湧現。在中國的協作下，我能在15到20年間，使中國湧現出來優秀選手。這是我一生的夢想。林永青:你是如何比較知識和信仰的？它們有著怎樣的聯繫呢?我個人認為信仰並不抽象，信仰也並不全是非理性的。信仰是知識的一種特殊形態。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知識乃是我們藉以飛向天堂的翅膀。」LOU：是的，同時，莎士比亞也曾說過「無知是進入地獄的通行證」。在西方古典哲學裡，知識是一系列的信念或信仰，被稱作「合法真理」。因此知識（英語是knowledge，希臘語是episteme）明顯不同於希臘稱作的「doxa（共有信念）」，或者僅僅是意見。 既然「意見」常常是不公正的或是錯誤的信念，偏見，或者迷信，它們就不能夠被歸為知識。但是，如果我們探討什麼能使信仰無可非議，我們會遇到許多哲學難題。如果我們必須探討什麼使信仰正確，我們會遇到與事實相悖的理論，這些理論從根本上會出現矛盾且不合邏輯。在我看來，知識是客觀的、實際的，而信仰是主觀的、情緒化的。一個人可能被一些有蠱惑力的信仰所誘惑，但是一個人必須仍然忠實於經驗事實。林永青:在你的書中有一個結論：「佛陀是介於亞里士多德和孔子之間的『中間道路』」，請您就這個問題做出詳盡一些的解釋。LOU： 亞里士多德理論的優點是個人成就的展示---從古代和現代奧運會的獎牌，到如今的諾貝爾獎。當然，個人需要一個支持型的社會母體來全面發展他的才能。孔子的優點是傳播經時間檢驗的美德，這有益於家庭和社會母體，因此，促使了文化長盛不衰。在亞里士多德理論方面，太多的個人主義導致了政治破裂（美國、加拿大、英國的失控），有時甚至會導致政治混亂。而在孔子觀念的極端方面，太多的集體主義導致了社會經濟發展不健全，從而阻礙了整體文化潛力的獲得。佛陀的中庸之道認識到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優勢的重要性---個人和集體---並且尋求平衡雙方利益之道。
《中庸之道》《柏拉圖靈丹》林永青:很好，這是一條「融合的」道路。剛才我們談的是人類自身文化的因素，而在文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很多人類學家支持「地緣政治學最終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我個人也是認同這種解釋的。您對這一觀點有什麼看法呢？在地理上，印度位於東西方文明的中間，長期來看，我們能說佛教將「中和」東西方文化嗎？LOU：這是很有意思的觀察。時至今日，大部分人類歷史證明這種言論正確無誤。地理學和政治學，都對人類的特質和自我認同施加了不可否認的影響。全球化顯現出超越地緣政治學界限的力量，或者至少顯現出重新定義地緣政治學界限的力量。作為經濟學、互聯網空間、意識形態的主要演變過程，全球化正使各個偉大文明---西方的、伊斯蘭的、印度的、東亞的---適應全球化，並使其與其他文明更好合作起來。從它對意識開態的長期作用來看，佛教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產品。很具諷刺意義的是，佛教是印度哲學流派中僅有的幾個「異教」之一。佛教利用並反對《吠陀經》的權威，輕鬆融入了印度哲學流派的多元文化中。佛教在中國文化中植根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佛教的轉變促使其逐漸演變為與儒教、道教比肩的東亞三大宗教之一。同樣，中國將佛教對日本、西藏進行了二次輸出。現在，佛教在西方逐漸演化並成為了與猶太教和基督教齊名的宗教。如果佛教成功地協調了東方的儒家觀點以及西方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那時會如您所述，我們應該感謝印度的哲學以及地域上的連接。林永青:我們再往前走一點，談談哲學的現世作用。哲學被人們遺忘已經很久了，因為從表面上看，似乎哲學沒有太直接的用處。而從我的個人經驗來看，大成功者往往都是擁有大智慧的哲人。中國一位著名的企業家張瑞敏先生說過：「如果哲學家不是企業家，那麼就將我們自己變成哲學家。」英國近代著名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以及一些分析哲學家主張：哲學這個詞語必須意味著代表高於或低於的自然科學的事物。而大多數哲學著作中發現的命題和問題，不是錯誤的，就是無意義的。作為一位哲學專家，您對哲學對當今世界和人類知識發揮的正面作用有什麼看法呢？LOU：分析哲學發展出非常機智的邏輯、批評以及分析技巧，這些技巧限於分析概念、語言以及文本。換句話說，分析哲學幾乎百分之百為理論和百分之零為實踐。如果缺少經驗內容和實際應用，沒有哲學能夠承載太多人文成果。作為哲學專家，我專註於培養哲學理論和哲學實踐更加合理的平衡。作為新生的哲學實踐運動的先鋒，美國哲學實踐家協會的同事和我正在使實踐哲學與公共以及私人組織文化、臨床醫療和教育機構，融為一體，也將使實踐哲學融入單個客戶的私人生活。我熱切希望實踐哲學恢復它古代地位---對於人類生存之道的嚮導。實質上，人性和科學研究的每個主題都有抽象面和實用面，這兩方面是相互補充、相互增強的。為什麼哲學應該有所不同呢？林永青:是的，我們在哲學的作用上需要有更加實證的態度，和更加綜合的態度。我們再談一談歷史哲學的話題，這將為我們的文化如何能夠影響人類的未來，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著名的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不同意歷史決定論，但是他認為有力的歷史預見和偶然性將改變人類歷史。您的觀點是什麼呢？您對自己的理論有哪些期望呢？LOU：我研究生是在倫敦讀的，研究獨特的波普爾思潮。儘管波普爾那時已經退休，他仍受到尊重。我曾和波普爾有過一面之緣，那時他在皇家學會（RSA）上進行的令人難忘的關於達爾文主義的演講。甚至在他八十歲時，他仍是一個思路清晰的思想家和激情四射的演講者。林永青:包括不少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如哲學家羅素，包括不少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最著名的科學家，都對波普爾推薦備至。說起來我們應當算是校友，都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不同學院學習。我本人十分榮幸，在波普爾工作過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過。波普爾堅持真理的「可錯性」，以「證偽理論」為核心的、以「試錯法」為主要特徵的科學發現邏輯，給了我很深的影響。LOU：是的。我深信波普爾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分開是正確的，也認為批判性的區分經驗主義假說（自然科學的特點）和不能檢驗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多數社會科學和神學的特點）是合理的。波普爾對「極端的」歷史決定論的批評是公正的。一個人能夠以確定的方程式來計算一段時間後的狀態，來預言物質體系未來的狀態，而一個人不能以同樣的方式由歷史來推斷未來。（波普爾認為：人類社會的變數更為多元和複雜，以至於不可能預測。林永青引注）而且，甚至物質體系（例如天氣）也受混亂過程的支配，混亂的結果是確定的，但是不可預知。相比之下，多數社會科學傾向於從過去「推導」現在。例如，弗洛伊德哲學認為，成人現在的思維狀態可以從他孩提時的經歷推導得出。另一個例子，在經濟學中，現在的金融危機能夠從許多近期因素（次級貸款，消費者儲蓄不足，監管不力等等）推斷得出。（事實上，這一類推導，也是極不準確的。林永青注）但是原因的推導與結果的預言不同。如奎因(Duhem-Quine)理論所揭示的，按照數據來看，理論的證據總是不足。換句話說，假設事件的任何狀態（例如：數據）總是有無數種可能的解釋（比如理論）可以解釋這些數據。科學的核心問題是辨別合理理論，捨棄荒謬理論。波普爾反對「極端的」歷史主義是正確的，我也深信「適度的」歷史主義是更加可信的。適度的歷史主義宣稱歷史存在可辨別的模式，包括個人模式和文化模式；宣稱這些模式具有無可爭辯的解釋力，甚至可能具有預測力。例如，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n Kuo Chih Yen-i)」，「Empires wax and wane」，「states cleave asunder and coalesce」 一系列歷史著作中將大帝國的興衰描述為陰陽哲學的作用。 正如西班牙後裔美國哲學家Santayana的著名論斷：「遺忘過去的人將重蹈覆轍。」在他的小說《1984》中，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奧維爾(George Orwel)對政治教化或者意識形態教化的決定力發出警告：「誰控制過去，就能把握未來。誰把握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最後，我不庇護我對我的理論的期望。簡單地說，我期望正面的貢獻，同時為改良人性推動實踐哲學。我也非常感謝您深有見地的問題。林永青:謝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大師般的智慧，更感謝您格局宏大的著作，以及為此付出的致力於傳播人類最優秀文化的努力。祝願您的理想和實踐成功。我在這個星球上的很多地方，也已經看到眾多全世界的有識之士，那些真正富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們，都正在越來越多地關注並實踐人類文化改良這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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