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期·【史學研究】中國方誌館沿革考

【作者簡介】潘捷軍，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浙江學刊》(杭州)2014年第20145期 第207-220頁

【內容提要】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方誌館是收藏展示和弘揚這一文化傳統的重要歷史平台。本文按中國方誌史發展順序，依據大量史料，梳理了方誌館從無到有，從史志合一到逐步分離並日趨專業，從以單純收藏為主到功能日益綜合性、現代化的發展過程。

【關 鍵 詞】方誌館/歷史沿革/發展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方誌館研究》(編號：13BTQ003)的前期成果。

【說明】因微信字數限制，刪除了注釋，如需查看，請閱原刊。

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自古至今各種類型的方誌館為傳承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貢獻。方誌館的來源及發展可分為幾個階段：宋朝以前，受史志同源等傳統影響，大多為史志合一的官修機構，尚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方誌館。自宋朝起，方誌逐步定型，編修事業日趨繁榮，大大推動了方誌機構的發展，北宋的九域圖志局則標誌著獨立志書編纂機構的正式成立。自此開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特別以明清一統志館和民國省級通志局等機構為標誌，各種形式的志書編纂機構逐步發展，具有獨立功能的方誌館日漸增加。新中國成立後，山東地誌博物館的興建標誌著方誌館建設事業的正式起步。改革開放後隨著第一輪修志事業的興起發展，以上海通志館等為標誌，具有獨立意義的方誌館開始出現。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國第二輪修志事業的快速發展和全面繁榮，以江蘇、江西、廣西和北京方誌館等為標誌，以收藏展示方誌和現代化手段展示綜合地情並舉的當代新型方誌館建設方興未艾。

　　 一、早期官修史志機構

　　 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受史志同源等傳統影響，功能完全獨立的專業方誌館出現很晚，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大多與史館等編修機構融為一體，相互間關係密不可分。為此，有必要以此為視角，考察方誌館的初始源頭和發展脈絡。朱希祖認為：「吾國歷代撰史之所，其名約有六種：曰觀、曰省、曰局、曰曹、曰館、曰院」，但「史館之名，稱館稱院，各有所宗。稱局者沿魏、隋，稱院者舉宋代，稱館者述唐制，而遼、金、元、清等之自檜。」①從而對其總體情況和發展脈絡作了清晰概括。

　　 方誌館的歷史起源和初期發展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從圖志一體到方誌獨立定型，是其產生的客觀前提。先秦至秦漢，方誌尚處於萌芽階段，圖為主，經為輔。六朝後期至唐宋，圖與經並重，圖的地位開始下降。南宋至清末，方誌逐步定型，日趨成熟，圖則逐漸成為附庸。②如北宋時以「志」命名的志書只有20多種，而到南宋已有200多種，大大超過了圖經。因此，從「圖志一體」到「圖志分離」，不僅完成了地方志成熟定型的歷史轉折，也是方誌館等各類專業方誌機構得以產生的客觀前提。二是史志合一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其成立的重要條件。由於方誌與史學歷來關係密切，以往學界也往往將方誌歸入史部地理類，而且它們在形式體裁上也存在較多的交叉重合，有時確難區分。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便曾說過：「最古之史，實為方誌。」並舉例說：「如《孟子》所稱晉《乘》、楚《榛杌》、魯《春秋》……比附今著，則一府州縣誌而已。」此言是否確當自可商榷，但從中可見史志關係之密切。而且事實上，作為「官書」的地方志書，相當程度上依託各類史館機構編修完成。三是志書從私撰到官修，是其發展的關鍵因素。自孔子修《春秋》始「開後世私家撰史之風」，我國的史書編纂便分為官修和私撰兩種模式。但在「中國古代，官方始終從事著史學活動和史學建設，甚至將治史、修史作為必備的國務機制，這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獨具的特色」③。方誌同樣如此，這與其「官書」性質是分不開的。志書從私撰到官修的轉折點在唐朝，發展到明朝，由於統治者的日益重視和嚴格控制，官修方誌漸為主流，私撰方誌日見萎縮，這也是以官修機構為主要形式的方誌館得以產生髮展的關鍵因素。

　　 (一)以東漢蘭台、北齊史館等為標誌：史志機構的肇始期

　　 相傳中國古代夏朝、商朝即有史官。大約在周代就有了專門搜集類似地方志等文獻的官員，如西周已有太史、內史、史正等史官，東周則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等史官。不過，這些官吏的名稱後人有不同說法，而且其職能並不獨立，十分繁雜，包括保管典籍、記錄時事、起草文書等職能，甚至還包括從事祈禱等宗教活動。④春秋時期，史官制度在各諸侯國基本得到延續。

　　 西漢時期的史官一般分為兩大類，一類先為中丞，後為蘭台令史，專掌史料圖籍；另一類為太史令丞，專掌疏記撰述。研究表明，朝廷詔令史官修史，發軔於東漢初撰修《東觀漢記》。光武帝劉秀修《南陽風俗傳》，則開了地方修志的先例。此後，設館修史制度逐步形成。當然也有研究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西漢、東漢都沒有專職史官，東漢時所設蘭台、東觀等機構應為皇家檔案書籍收藏場所，它雖承擔修史職能，但與後來的專門修史機構仍有重要區別。⑤

　　 至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3)，《晉書·職官志》載：「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其職責為「掌國史，集注起居。」並有正郎、佐郎之分，前者擔執筆撰史之責，後者行收集資料等輔佐之事。另有修史臣、校書郎等其他臨時性輔佐官員。這也是中國古代設置專職史官的最早記錄。

　　 北魏以「修史局」為修國史專設機構，並創起居令史制度。繼北魏之後，《唐六典》卷九《中書省》載：「北齊因之，代亦謂之史閣，亦謂之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這是中國古代設立專門修史機構的最早記錄，包括建立大臣監修國史等制度，都是影響後世的重大變革。⑥

　　 (二)隋唐史館史官：官修史志制度的正式確立

　　 有研究認為：「朝廷設立修志機構，最早不是宋代，而起碼應當是在隋大業年間(605-616)。」⑦當時曾沿南北朝著作制度，在秘書省設著作曹，主修國史、前朝史，開始把以圖經、圖志等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編纂工作集中到中央政府加以管理，並在各郡志書的基礎上大規模編纂全國性的圖經和圖志等，如隋煬帝於大業五年(609)命秘書學士編成了1200卷的《區宇圖志》，從而開了官府修志之先河。而且自隋唐統治者明令州府修志之後，皇家壟斷史志纂修的傾向日益明顯，魏晉以來私人編修史志之風至此開始受到抑制並漸趨衰落。

　　 唐代沿續了官修史志的傳統。一般認為，全國設置修史機構及官方修正史，始於唐太宗時編修《晉書》。貞觀三年(629)，唐太宗下令將史館從秘書省中分離出來，置於禁中。《唐會要》卷63《史館上》記載：「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唐代館修史志也以此時為盛。自此，經五代、宋、元直至元、明、清各朝，這一制度沿襲了近1300年。

　　 除修史之外，修志也是當時史館的一個重要任務。如中唐時就有史官要求：國史修撰不僅要依據「行狀」，還要廣采「四方之志」，以充實國史。⑧唐太宗時期所修《晉書》「書中十『志』追述至東漢末期，彌補了《後漢書》、《三國志》無『志』的缺陷。」如「出自李淳風之手的《天文志》、《律曆志》、《五行志》記載了古代重要的科學知識，《食貨志》多載重要的經濟史料。」⑨貞觀十五年(641)，「五代史」修成後，朝廷又詔令于志寧、令狐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後人附於《隋書》後，又稱《隋志》。⑩而且研究也認為：「《唐會要》卷63、頁碼1092將書名誤載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而非『記』，但其所指明確無誤地是同一種三十卷的著作。此書原本是一部獨立的著作，但後來併入了《隋書》，構成了它的志書部分。」(11)這都反映了當時史志合一、機構職能共擔的實際情況。當然也要看到，正因史志關係如此密不可分，因而當時所編修文獻有的雖以「志」為名，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方誌；也有的雖未明確以「志」相稱，但卻帶有一定的志書色彩，這種情況一直到宋代志書逐漸成熟定型後才發生較大變化。

　　 二、從九域圖志局到一統志館：中國古代方誌館的發展

　　 自宋朝起，方誌日漸成熟，逐步定型，從而大大推動了獨立方誌機構的建立與發展。特別北宋九域圖志局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獨立的志書編纂機構的正式成立。

　　 (一)北宋九域圖志局：方誌館的初始形態

　　 宋朝同樣十分重視史志編修事業。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開寶四年(971)即「重修天下圖經」。朝廷還屢次下詔，要求盡收圖籍，匯於京師。當時的史志機構有史館、編修院、國史院、實錄院、日曆所、起居院、會要所等多種形式，它們各得其所，各有所長，其規模之大，功能之完備，為歷代所不及。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宋初朝廷令史館負責「重修天下圖經」，「或為後來『九域圖志所』之濫觴」。(12)自隋朝起，歷代史館等機構多以修史為主，設局編志則始於宋神宗敕命編纂《元豐九域志》。元豐三年(1080)，王存等修成《元豐九域志》10卷，後各時期又屢有增修。而且宋代又是中國方誌發展的定型期，這對官方「設局修志」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九域圖志局因而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官方修志機構。當然，歷來對其名稱有不同說法(如還有九域圖志所、詳定九域圖志所等名稱)，對其成立的確切時間也有不同意見(歷史上即有「崇寧末」「大觀元年」等多種提法)，當今學者有的認為「可以推斷『九域圖志所』之設立應在崇寧五年」，有的則認為應設於北宋「元豐三年以前，很可能始設於熙寧七年(1074)」，兩者相差30多年；還有的從方誌從屬於地理書的傳統角度出發，視其為「官修地理書之編撰機構」，等等。但綜合各方意見看，九域圖志局系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官方修志機構，並由北宋首設一說基本已成共識。(13)

　　 九域圖志局設立後，在校訂州縣戶口數、核對州郡等第名號並奏准、校訂全國州縣並省廢置情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史載：「嘗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應典籍者為書，上於九域圖志局」，而且，其對史料收集整理要求甚高，取捨甚嚴，如「流傳鄙俗，難以書於地誌」，從而對修志起到了直接的行政指導作用。

　　 九域圖志局終於宣和二年(1120)，但這一傳統仍得以延續。如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詔復置史官，以從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館、檢討」。起初史館隸屬秘書省，後機構名稱雖幾經變遷，但這一傳統並未中斷，並基本以「十年一造」的方式延續後世。特別是此時方誌已呈定型狀態，這對方誌編修和方誌館建設事業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意義。

　　 (二)元朝：依託翰林院開一統志編修之先河

　　 元朝的史志編修既承襲史志合一之制注重修史，同時方誌編修事業也得到較大發展，特別是以《大元大一統志》為標誌，開創了國家一統志的編修之先河。

　　 元朝一統志由秘書監組織編修，由翰林國史院負責實施。(14)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命秘書監「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詔大臣近侍提其綱，聘鴻生碩士立局置屬，庀其事」(15)。二十三年(1286)，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扎馬拉丁奏請元帝，建議編纂大一統志，元世祖忽必烈採納其建議，命扎馬拉丁和秘書少監虞應龍等主其事，於是秉承「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的理念，開始依託翰林國史院修全國總志。據載，此院與史館原非同一機構，後合二為一。它位於「大內以北，傍依積水潭畔」，「其地高爽，古木層蔭，與公府相為秘蔭，規模宏敞壯麗。」(16)經過八年努力，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一統志》755卷編成。至大德七年(1303)又增為1300卷。該志首創「一統志」先例，它所產生的影響特別是所提供的許多重要的史料文獻，對之後明清修一統志和全國各地修志事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載：《明一統志》「其義例一仍〈元志〉之舊，故書名亦沿用之」。而這種成就的取得，與翰林院、國史院等史志編修機構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三)明朝：始設一統志館，官修史志工作強力推進

　　 明朝尊崇「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之說，十分重視修志。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詔令中書省：「將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勝，亦皆已成書，藏之內府，以垂永久。」同時又命儒臣魏俊民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的《大明志》(後由英宗賜名《大明一統志》)。此後，又於洪武十六年(1383)、洪武十七年(1384)和洪武二十七年(1394)，多次詔令編修方誌。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也曾「詔令天下郡縣衛所皆修志書」，並三令五申督促編呈方誌，從而使「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僻郡下邑，率多有志」。至天順二年(1458)，英宗認為「修志乃國家大政所關」，故命敕李賢等修《大明一統志》，以「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此志也於天順五年(1461)修成。「尤其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的編修，設立了一統志館，並設有總裁、副總裁、纂修、催纂、謄錄等人，形成一套系統的編寫班子，這一模式不僅影響了《大清一統志》的編修，而且使明及以後的府州縣地方志書的編修有所遵循。」(17)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史、志關係同樣十分密切。如注意到「志書修撰的好壞往往是正史成敗的關鍵。所以明史館在撰修元史志書時一反厭元態度，對元史的地理、河渠、食貨、兵、刑法、百官等志傾注了特別的熱情」(18)。有的史館還直接承擔了方誌編纂任務，如明初修《元史》時，便有《天文》《五行》《職官》《兵》《刑》和《河渠》等諸志。另「據《謇齋瑣綴錄》載：景泰間，朝廷打算修《續通鑒綱目》，但當時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佇俟志書完日開館』」(19)。又如，為強化「一統志」的編纂工作，明初由翰林院組織編修，而至景泰五年(1454)，代宗又專設一統志館，這種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無疑把方誌館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四)清朝：以一統志館為標誌，史志機構全面繁榮

　　 清朝是中國方誌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也是方誌館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數百年間，方誌館從原來的史志合一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中，職能逐步分離並日漸清晰。

　　 談及史館等史志機構的發展，自然應提及《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大清一統志》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設一統志館開局纂修，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五朝三修，歷時157年，其耗時之長，費力之巨，為歷代所僅見。它不僅強力促進了一統志的編修任務，是清朝史志編纂事業興盛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也對各類史志機構的發展起到了直接而又重大的推動作用。縱觀清朝數百年歷史，官修史志機構形式十分豐富，超過此前任何時期。具體可分為常開、例開、閱時而開以及特開等四種類型，以常開、例開史館為主幹，以閱時而開和特開為輔。「常開之館」常設不閉，持續進行，有國史館、方略館、起居注館等；「例開之館」即定期開設，書成即撤，實錄館、聖訓館、玉牒館、律例館等便屬於這種類型；「特開之館」為修輯特定史籍而開設，書成館閉，不再重開。這種形式最為普遍常見，如《明史》館、《八旗通志》館、《通鑒輯覽》館、《西域圖志》館，等等；「閱時而開之館」則根據具體情況開辦，修纂具有明顯接續性系列的史籍，會典館、一統志館即屬此類。這四類機構，以實錄館、國史館、方略館等常開、例開之館為主體，其他各種形式相輔，自順康時期開始形成並逐步趨於穩定，而且相互之間關係密切。從而形成了歷代延續、規模日益擴大，機制日趨完備的官修史志編纂體制，這樣的格局也為中國古代史所僅見。(20)

　　 清順治元年(1644)曾沿襲明制，始設翰林院，但組織規模都更為龐大，且《清史稿·職官志》中載明翰林院要「修實錄、史、志。」康熙十二年(1673)，即下令各省編修通志，以備將來修一統志之需。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學士明珠等奏：「《一統志》關係典制，自應催令速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敕命「纂修《一統志》」，「以著一代之鉅典，名曰《大清一統志》」，並以特開形式專設一統志館，委任大學士勒德洪等為總裁官，內閣學士徐乾學等為副總裁官，翰林院侍讀20人為纂修官。之後又相繼在洞庭山、嘉善、崑山等地開設纂修《一統志》書局。(21)但當時一統志並未修成。

　　 至雍正朝，「世宗憲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諸史館，以備一統志之採擇」(22)。並於雍正三年(1725)再組一統志館。而且當時一統志館極具權威，如雍正六年(1728)十月詔諭各省，要求對有關事宜應「詳查確實，先行匯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且此事「當速行辦理為是」，如「所纂之書又草率濫略」「即從重治罪」。雍正十一年(1733)，一統志館為詳查直隸各省府州縣戶口、田賦、市鎮、文武職官等事項，也照會戶部，令轉行各省，限於三個月內查清造冊報部送館。照會後還附有「行查事項」十四條，要求逐條行查上報。(23)儘管如此，當時一統志也未修成。

　　 乾隆八年(1743)，一統志又改為由方略館編修，並歷時57年，完成自康熙朝以來的第一部共356卷的《大清一統志》。方略館等機構在承編一統志的同時，還初步修成天文、時憲、地理、輿服等十四志。經長期努力，終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為424卷的清朝第二部一統志。

　　 嘉慶十二年(1807)，經奏請國史館得到旨准續修，全面恢復了帝紀、十四志等的纂修。嘉慶十六年(1811)又命重修一統志。當時國史館一份名為《現在纂辦各種書籍》的報告中也載明：「一統志全書於嘉慶十六年正月由方略館奏交本館纂辦……立限二年將全書纂校進呈，俟欽定後咨送武英殿刊刻。」並規定了具體的編纂要求和時間期限。(24)嘉慶二十三年(1818)為完成《一統志》的重編任務，國史館又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備「採擇」。可見國史館與方誌編修關係之密切。

　　 道光四年(1824)，國史館奏准以十四志作為館內常行功課，即與列傳一樣每季進呈一次，每次四卷。道光十六年敕命續修，至二十二年(1842)，清朝第三部一統志也告完成，全志共560卷，所記內容始於嘉慶繼位，終於嘉慶二十五年，故名《嘉慶重修一統志》。(25)

　　 縱觀這一過程還可發現，清朝起初沿續舊制，史志機構融合，職能相互兼顧，關係十分密切。國史館等機構不僅承擔著國史的重要編修任務，而且實際承擔了一統志等大量志書和相關歷史文獻的編纂工作。從其設置的十四志處、長編處、總纂處等機構名稱和承擔職能看，顯然它不僅為國史館所必需，也與方誌編纂的性質與功能基本適應。這種延續發展的史志融合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僅有效保證了一統志等志書的編纂，而且為方誌館的獨立設置和逐步發展提供了先期經驗，打下了紮實基礎。發展到後期，隨著方誌專業價值地位的日趨顯現和統治者對方誌事業的日益重視，史志分離的趨勢逐步呈現，並促使方誌館等專業方誌機構開始以「通志局」等形式獨立設置並日趨完善。

　　 在中國方誌史上，論及方誌館的歷史，自然要提及章學誠的《州縣請立志科議》。作為方誌學的創立者，又身處乾嘉盛世，他不僅為方誌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開創性地提出了方誌機構的系統理論。章學誠在代表作《文史通義》《州縣請立志科議》一文中提出：「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他強調：「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他還對志書編纂班子作過以下分工：「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報謀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從而「各不相侵，事有專職」。從設置志科的必要性到人員職責分工等問題，都提出了系統創見，從而為方誌館的建設提出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學術引領。

　　 三、民國方誌館的艱難時世

　　 民國時期各種戰事不斷，社會動蕩不安，全國各地的地方志事業自然也受到極大影響，黃葦先生為此稱之為「亂世修志」。但各時期仍通過頒發政令、建立機構、編纂志書等舉措，試圖強化地方志的官修地位，推進事業發展，其中各種形式的方誌館在艱難時局中也得到了一定發展。

　　 (一)浙江通志局與民國方誌館建設事業的發端

　　 1914年春，浙江省督軍朱瑞、巡按使屈映光決定續修《浙江通志》並設立浙江通志局。1915年制定的《浙江續修通志局組織大綱》第一條「定名」載明：「本局定名為浙江通志局。」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省級方誌機構，它的創立為中國近現代方誌館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就主要功能而言，浙江通志局仍是一個形式單一的志書編纂機構，與方誌館後來的發展特別是與我們今天所設計的以綜合地情為主的方誌館仍有相當差別。

　　 浙江通志局由沈曾植創辦主持。同時聘有總纂一人，委任提調一人，另有纂修、分修、協修、征訪員及文牘員、會計兼庶務等人員約20多人。王國維、徐定超、劉承乾等人均參與纂修。1915年8月，提調徐定超等「赴省議會舊址布設通志局，開始應辦各事宜」(26)。隨後擬定征訪細則和政府公文，要求分門別類整理官牘檔案資料，以補舊志和採訪之不足。1915年9月，他還以浙江巡按使公署名義，發文要求各地從發文之日起五個月內，將乾隆到宣統年間的疆域分並、城署橋樑、運河堤岸、人口增減等各種資料分門別類、明晰起止時間，造冊備案之後送到通志局，供修志人員參考選用。(27)

　　 當時政府也十分重視通志局和《浙江通志》的編纂工作，1915年10月，浙江巡按使公署專門發文，制訂《續修浙江通志征訪細則》共二十二條，要求各府衙配備一名專職征訪員，且務必品學端正，留心掌故，三十歲以上。如果有人借修志之名招搖撞騙，必須立即辭退。規定還要求征訪員要廣為征訪各種與修志有關的文獻，無論已刊刻或未刊刻的，無論官方文獻還是私家著述都要廣加收錄。並鼓勵征訪員補充建議，集思廣益。(28)省都督呂公望還要求各縣「迅速補送備纂，毋任延緩」。1916年11月，因有的縣對修志態度消極、行動遲緩，省長公署又多次發布訓令，再次強調「事關重要」，應從速辦理。

　　 然好景不長，自1916年夏季始，因政局動蕩，軍政長官更替頻繁，報紙有緩辦通志消息刊布，《浙江通志》編纂工作便顯現頹勢。如1916年1月，王國維在一封信中便報怨說：「今年經費尚未全有著落……頗復悲觀。」最終因國運飄搖，時局艱難，編纂難以為繼，人員陸續離職，《浙江通志》編纂經三度延期仍未完成。1923年5月，浙江省議會通過了省長咨文《結束浙江通志局追加經費案》，標誌著浙江通志局正式裁撤。

　　 (二)民國方誌館的發展沿革

　　 浙江通志局的率先成立，在全國方誌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和積極的示範效應。自民國初年起，各地便成立了不少方誌編修機構。如1916年，北洋政府內務部便曾會同教育部通咨各地編修方誌。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開始關注地方志事業。1928年10月，剛就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古應芬向國民政府主席呈文，提出：「各省省志、縣誌失修已久，長此不加整理，必至事實湮沒，似應令行各省設局修理，並諭各縣一律修理。」此議隨後為第11次國務會議採納，內政部和各省政府先後接到行政院訓令，各地的修志工作就此得以全面展開。特別是內政部頒布的《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條中對通志館建設所提的明確要求，更對各地方志館的建設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

　　 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以訓令形式頒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確指出：「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由省政府聘請館長一人，副館長一人，編纂若干人組織之。」「通志館成立日期、地點、暨館長、副館長、編纂略歷，並經費常額，應由省政府報內政部備案。」「通志館成立後，應即由該館編擬志書凡例及分類綱目，送由省政府轉報內政部備案。」「通志館應酌量地方情形，將本省通志成書年限，預為擬定，送由省政府轉報內政部備案。」(29)等，從而從機構名稱、人員配置、經費安排等行政要務，到志書凡例、分類綱目等業務問題，都作了明確規定，由此構建了一套國民政府內政部統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負責的通志館運行體制，大大推進了當時的修志事業和通志館等方誌機構的建設進程。

　　 《修志事例概要》頒布後，各級政府和各類官員普遍開始關注修志一事，有些地方行政長官甚至親自主持通志館的籌建工作。如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爰設通志館於省府」，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綏遠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上海市長吳鐵城、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紛紛主持籌辦通志館，著手啟動通志編纂工作。還有的行政長官乾脆直接任職於通志館。其中，張學良任奉天通志館總裁、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任河南通志館總監修、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任甘肅通志館督修，而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雲南省長周鍾岳、河北省政府秘書長劉善錡、四川省政府秘書長李肇甫等，分別出任各自所在地的通志館館長一職。

　　 然而，這種局面很快便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而打破。隨著抗戰形勢的逐步好轉，各地通志館的籌建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復。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適時調整全國修志規劃，經1944年5月行政院第660次會議通過，內政部頒布了《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規定「省志30年纂修一次，市志及縣誌15年纂修一次」，要求「應由各省、市、縣政府設立修志館」，「修志館組織規程另訂之」(30)。與此同時，民政部還頒布了《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明確要求「市縣政府得依本規程設置市縣文獻委員會」，「委員會以市縣政府民政科長、教育科長、區鄉鎮長、中心國民學校校長、圖書館長、民眾教育館館長及市縣黨部代表為當然委員，並得延聘熟悉地方掌故碩學通儒為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綜理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文獻委員會得設置總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並得酌用僱員；總幹事及幹事一人委任，余由主任委員就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內遴員，呈請市縣政府兼派。」(31)這似是一個與方誌館平行的政府機構，以從行政層面加大官修方誌力度，客觀上也助推了方誌館的專業工作。但在當時形勢下，兩者都未發揮重要作用。

　　 總體上看，民國時期共成立了23個通志館，包括20個省級館，2個市級館。按時間順序，抗戰前成立的有15個，抗戰期間成立的5個，戰後2個。即於1927年前設立的廣東、貴州、安徽、河南、江蘇、福建、四川、甘肅、河北等省份的通志局(館)，於1929-1934年期間設立的山東、雲南、廣西、青海、陝西、新疆、湖北、綏遠、熱河、察哈爾等省份的通志局(館)，抗戰期間設立的江西、四川、寧夏等省份的通志局(館)，等等。其中開館時間最長的是雲南通志館，前後維持了長達18年；最短的是台灣通志館，成立僅一年時間便被改撤。就地域範圍而言，華東以5個居首，西北4個，東北、華中各3個，華北、華南和西南各2個，台灣1個。(32)儘管當時名稱不盡一致(如有的叫通志館、通志局，有的叫修志館、修志局等)，規模條件參差不齊，職責功能繁簡不一，存世長短時間不同，但都是各地修志事業的重要平台，也把方誌館的建設大大向前推動了一步，為中國方誌館事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因篇幅有限，此處僅選介較有代表性的幾家。

　　 1.黑龍江通志局

　　 在中國方誌史上，黑龍江是最早設立省級通志編纂機構的省份之一(一說認為應早於浙江通志局)。早在清朝光緒十六年(1890)，就設有黑龍江輿圖局，並開展了《黑龍江輿圖》的編修工作。進入民國後的1913年，黑龍江民政長朱慶瀾專門上呈《呈大總統創修黑龍江通志謹陳籌辦情形文》，同時制定了《黑龍江通志局章程》。1914年8月通志局成立後，由塗鳳書任局長，巡按使公署次年還擬定了《黑龍江通志目錄》。1919年11月通志局再次停辦。1929年重新開局，但「九一八」事變後，通志局書牘及所成稿被焚無遺，有關總纂、纂修或去或病，通志局已無法再支撐下去。最後經已卸任的省政府主席萬福麟等出資並多方努力，《黑龍江志稿》終於形成。黑龍江通志局幾經起落，作為該省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志書《黑龍江志稿》編修前後經歷竟達40年之久，且「不敢居通志之名也，曰《黑龍江省志匯稿》，方副其實」(33)。可見「亂世修志」之難。

　　 2.安徽通志館(34)

　　 1920年，民國安徽通志館始建，陳澹然任館長。因時局動蕩，經費不足，旋即關閉。1930年8月，省政府召開會議，到會委員提議援引江浙兩省先例，設館興修本省志書。於是會議決定成立安徽通志館籌備處。9月通志館在省垣安慶開館。先是租賃安慶狀元府街張姓私宅為館址，但館舍狹窄，昏暗潮濕，條件簡陋。經通志館呈請，1932年6月，省政府同意將教育廳教育成績展覽室的西側兩棟樓房中的17間給通志館，辦公條件大為改善。通志館設正副館長、總纂各一人，編纂和特聘編纂若干人，多時有60多人，均由省政府聘請。內設文書股和事務股兩個機構，主任及職員均由館長聘任。通志館還編製了《安徽通志館組織規程》，對修志機構作出具體規定。1938年，安慶淪陷前夕，通志館將館內藏書和各種志稿志材運至桐城縣小龍山花山中方寺密藏。1942年，日軍掃蕩桐城，迎江寺住持率眾僧將這批藏書秘密運回安慶，庋藏於迎江寺振風塔第三層，這批文獻得以倖存。1946年，省通志館在安慶恢復建立，但因經費等問題，通志館與安徽省文獻委員會齟齬一直不斷。當年12月，省政府決定省通志館併入省文獻委員會。在戰火不斷、民生凋敝的時代，通志館空耗經費、無所作為，亦難免招致報紙的撻伐、社會人士的指責和文獻委的詰難，整理《安徽通志稿》的願望最終也未能實現。1949年4月，安慶解放，通志館為軍管會文教部接收，館藏文獻最後輾轉至安慶市圖書館和安徽省圖書館收藏。

　　 3.奉天通志館(35)

　　 奉天通志館被視為南京國民政府重視官修方誌工作後第一個設立的省級方誌館。早在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給東三省總督下文，要求「酌量設局，重修通志」，但是應者寥寥。1928年張學良主政後，東北地區呈現出相對穩定繁榮的景象，編修省志也被提到重要位置。1928年11月，張學良和奉天省長翟文選共同議定成立奉天通志館，並聯合署名下發通令在《奉天公報》全文公布，動員徵集官府圖書和私家著述，《奉天通志》編修工作隨之正式展開。張學良親任通志館總裁，強調「盛京為勝朝發祥之地，志書為一省文獻所關，續議纂修，實為巨典」。省長翟文選任副總裁，正副館長及總纂、纂修等職務，均由省長延聘碩學名儒擔任，如張學良恩師白永貞、著名學者吳廷燮、金毓黻等均曾參與其中並作出重大貢獻。隨著1930年奉天改稱遼寧，奉天通志館也改為遼寧通志館，「九一八」事變後恢復館務時，仍為奉天通志館。

　　 《奉天通志》編纂從1928年開始，到1935年編竣，歷時7年。期間通志館儘管因「九一八」事變曾陷於停頓，1932年偽滿省長臧式毅也主持過通志館的工作，但一批有「志」之士傳承民族文化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日軍曾請白永貞任地方治安維持會副會長和偽滿州國文教大臣等要職，被嚴辭拒絕：「國土淪喪，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他仍傾力於《奉天通志》的編修。最後經吳廷燮、金毓黻等共同努力，終於成就了一代巨著。

　　 4.上海通志館(36)

　　 1928年，上海與江蘇完成治權劃分，成為特別市。1930年，市教育局首先向政府提出「設立市通志館，興修市志，以垂永久」的請求。同月市政府148次市政會議同意當年成立上海市通志館，並成立籌備委員會，擬定《上海特別市通志館組織規程》《編纂人選標準》等文件。1931年4月，市通志館籌備委員會在市府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時任市長張群在講話中說：編修市志「是本市很重要而值得紀念的事」，本府和各位籌備委員「責任所在，無可旁貸」。委員會成立後，儘管在收集資料、編製《上海史表長編》等方面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但總體進展不順利。

　　 1932年1月，吳鐵城任上海市長，準備正式成立通志館，並請柳亞子出任館長。開始柳亞子對此事一口拒絕，後吳鐵城又請邵力子勸說，柳亞子表示：要擔當此任，必須答應他三個條件：一是志書編輯方針、通志館人事，不受外界干涉；二是志稿須突破「官書」慣例，用白話撰寫；三是通志紀年，一律以公元為主，年號為輔，並表示當局完全接受這三個條件才會考慮任職。後經邵力子從中協調，吳鐵城終於答應。胡道靜認為：「柳亞子之所以接受此職，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這項工作極具挑戰性和開拓性。……近代上海包容的就是這樣一部矛盾交叉和關係複雜的歷史，編志的意義非同尋常。」柳亞子說的十分清楚：「上海市通志館，實為以科學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創者，允宜列為永久機關。」在各方努力下，上海市通志館於1932年7月15日正式創辦，館址設於薩坡賽路(今淡水路)291號。

　　 當時除館長柳亞子外，還有副館長朱少屏，下設編輯部(內有名譽編輯主任、編輯主任、編纂、特約編纂、採訪員等多人，聘胡道靜等人為編纂)、總務部(一說事務部，設有文書課、會計課、庶務課等機構)，通志館辦有《上海通志館期刊》，另外還成立了「上海通社」和「市年鑒委員會」等兩個附設機構，其主要職能是通過研究上海地方史和編纂年鑒為通志編修服務。

　　 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通志館命運多舛。如1933年《上海通志館期刊》發刊詞便坦言：「工作進行不能如預期的順利……處處覺有事倍功半之感。」原計劃以一年為期編成至少250萬字的《上海通志》，後改為四年。因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中止，共撰成志稿一千餘萬字並排出部分三校樣清稿。1945年抗戰勝利後通志館重新開設，次年改為上海文獻委員會，內設機構也作了相應調整。但直到上海解放，《上海通志》編纂任務仍未完成，所成書稿經多次輾轉，由震旦大學圖書館移交給市文化局，最後由市博物館收藏保存至今。

　　 5.抗戰時期的浙江通志館

　　 國民政府時期的浙江通志館成立於1943年，在浙江史料徵集委員會基礎上改組而成。時任浙江省省長黃紹竑聘請余紹宋為館長、凌士鈞任副館長，孫延釗、鍾毓龍任總編纂。內設編纂室、秘書室、采輯室、總務課、會計室等機構，各時期分別約有20-40名工作人員。同時還在浙東臨海縣、浙西昌化縣各設有一所辦事處，並在各地聘有一批採訪員、編纂員等專兼職人員。館址設在浙西南雲和縣大坪村。

　　 通志館成立後，即編有「組織規程」等一系列文件規則，各項工作也都隨之全面展開。但畢竟是「亂世修志」，當時至少面臨斷修時間長(之間間隔已長達二百多年，接續難度大)、時間緊、通訊不便和缺史料、缺人才、缺經費等六大困難。對這一艱難困苦的經歷，余紹宋曾嘆言：「竄身窮苦，繭足荒山，沖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處容安泊。」從中可見當時修志的艱辛境遇。(37)

　　 抗戰勝利後，浙江通志館又隨省政府遷回杭州北山梅廬。至1949年3月，前後共計六年，共編志稿125冊(未分卷)，約500萬字，同時還採集了總量在五萬件以上的史料文獻。同年5月杭州解放。當時浙江省通志館負責人、秘書謝邦藩個人署名並鈐印的給解放軍華東軍區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部一份報告，內稱「全浙文獻，求之不易，散失自屬可惜，擬請指定有關機構接收保管」。5月11日，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軍代表王鼎新率劉德山接管了浙江省圖書館、博物館等場館，所纂《重修浙江通志稿》也一直交由浙江圖書館保存至今。(38)

　　 (三)民國方誌館的主要特點

　　 民國時期所建方誌館，有幾個顯著特點：

　　 一是「官」「學」並舉。即不僅如前述：一批政府要人重臣直接入館擔當重任，而且十分注重聘請名宿碩學擔當總纂及纂修，如金毓黻等人主纂《奉天通志》，吳宗慈主纂《江西通志稿》，李泰棻主纂《綏遠通志稿》，余紹宋主纂《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等。各通志館聘用的編纂人員，也多為碩學之士。(39)同時一些文化團體也紛紛參與，如近代擁有一千多人並散佈於全國各地的著名文學團體「南社」，其社員普遍置身於當地通志館並參與方誌編纂。其中，南社創始人之一陳去病曾任江蘇通志局局長，黃節擔任過廣東修志館館長，趙式銘、李書城分別為雲南、湖北兩省通志館館長。(40)柳亞子在出任上海通志館館長之前，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從館長到館員，全部為南社、新南社的成員。(41)將通志館移交大學辦理，也是民國時期方誌館的顯著特色。如1932年，經由廣東省政府主席林雲陔致函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正式移交該校，校長鄒魯親任館長，廣東通志館一度也被稱為「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同樣河南通志館1934年移交河南大學後，根據《河南通志館組織章程》，館長一職也須由河大校長兼任，等等。

　　 二是「建」「研」並行。大批文化名人、學術大家的入行，不僅大大提升了地方志書的質量水平，促進了方誌學理論的發展繁榮，對方誌館由實踐層面提升到學術高度，也有積極促進意義。如廣東通志館纂修朱希祖對「通志」定義就作過詮釋：「通志之名，媲於通史，肇自遠古，訖於當今，是名曰通。」(42)1935年，分別任職於綏遠通志館的李泰棻和河北通志館的傅振倫，也相繼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方誌學》和《中國方誌學通論》。此外，湖北通志館總纂王葆心的《方誌學發微》，江西通志館總纂吳宗慈的《方誌叢論》，河北通志館纂修甘鵬雲的《方誌商》，等等，都是當時方誌學的研究力作。這種學用結合的實踐，有效推動了方誌館事業的發展。(43)

　　 三是「內」「外」並重。即除方誌館自身發展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與方誌館關係密切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各類文化場館，或以融為一體的運行機制，或以性質相同的管理經驗，也為方誌館的建設發展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鑒經驗，其中尤以早期藏書樓、近現代圖書館與方誌館關係最為密切。如自民國5年至民國25年約二十年間，北京圖書館(舊稱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共收全國各類方誌達6000餘部之多。1915年11月，教育部商議各省區，請各省、縣圖書館注意搜集鄉土藝文。一年後，再次要求各省圖書館於搜藏中外圖書之外，尤宜注意於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鄉土藝文。1944年成立的國立西北圖書館(1947年改名為國立蘭州圖書館)，也明確要求要把收藏「西北地誌及姓氏家譜」作為圖書館的重要任務。(44)等，這都反映了當時各地圖書館對方誌的重視程度和收集力度。1926年由張元濟創建的上海「東方圖書館」，當時是東亞最大的圖書館，收藏地方志達2641種25682冊(其中元本2種，明本139種)，佔全國方誌總數的48％，國內外圖書館均難以企及。但絕大部分毀於1932年的「一·二八」戰火，但它為中國方誌事業所作出的歷史貢獻卻永不可滅。(45)

　　 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述民國各時期所建各種類型的「通志局(館)」是當時方誌館的主要形式，但它們與「方誌館」還不能完全劃等號。主要原因在於：一是就志書概念本義而言，「通志」有其特定的含義，它一般是指貫通古今的省志。儘管自古至今一些市縣州府等志書也有貫通古今的形式，甚至有的市縣誌書本身就貫以「通志」名稱，如僅浙江省歷史上就有陳訓慈所主編的《鄞縣通志》等，但方誌界多不視其為「通志」，這也是歷來對「通志」約定俗成的共識。二是從各類修志機構看，當時名稱十分豐富，並不都冠以「通志館」名稱，如1914年成立的「廣東修志館」，而且也不僅僅限於編纂省志。三是其職能大多限於修志，與今天所言的綜合性地情展示有較大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所說的「方誌館」不僅在名稱上與「通志館」不同，而且其功能和涉及範圍也不一致，應當說當代新型方誌館的職能更為豐富，內容更為寬泛，收藏展示手段也更為現代化，這是前者所難以企及的。

　　 四、新中國成立以來方誌館的建設發展過程

　　 建國初，山東地誌博物館的建立拉開了新中國方誌館建設事業的帳幕。改革開放後新建上海通志館等一批方誌館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方誌館事業進入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重要轉型期。進入新世紀後，以北京、廣東等方誌館為先導標誌，表明中國方誌館事業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中日漸成熟，日益完善。

　　 (一)山東地誌博物館：新中國方誌館建設事業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地方志事業包括各種形式方誌館的建設發展。山東地誌博物館的建立，標誌著新中國方誌館事業的正式起步。這是一種借鑒當時蘇聯地誌博物館的建設經驗，以當地自然資源(包括地理、生物等)、歷史發展和民主建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成績)等三部分為主要內容的博物館，又稱綜合性博物館。(46)1977年，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還專門編譯出版了前蘇聯《阿穆爾州地誌博物館與方誌學會論叢》，該書有《古代黑龍江沿岸地區》等一批珍貴翔實的地情資料，客觀記述了黑龍江流域原屬中國的區域變遷歷史。也許今天會有人對其「方誌學會」的稱謂存有疑義，但從方誌館專業角度看，「地誌博物館」作為綜合性地情館的創始地位和價值無疑是應值得關注的。而且直到現在，俄羅斯一些地方的博物館還保留著這樣的稱呼。

　　 受其影響，1953年10月，作為地誌博物館試點，文化部發文決定率先籌建山東省博物館，並調集全國十幾個省的專業人員協助籌建。1956年2月，《山東地誌陳列》在山東省博物館西院(原濟南道院)正式對外開放，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大型地誌陳列，也是全國第一個地誌博物館，並在各地引起積極反響。(47)當時文化部在《對地方博物館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的意見》中即明確指出：「各大行政區或省、市博物館應當是地方性和綜合性的。」當年5月，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暨全國地誌博物館工作交流會就在山東召開，並出版了《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與全國地誌博物館工作交流會議彙刊》。一年後，在全國已建成的73個博物館中，地誌性博物館就有31個。可見，「地誌博物館」與方誌館，特別是以展示綜合地情為主要內容的新型方誌館，確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全國各地近年來紛紛新建綜合地情館，不如說是方誌界對我國已有傳統形式的傳承和創新。

　　 不僅有一定的歷史淵源，而且現實中有的方誌館與其仍有不同程度的聯繫。如同樣是山東省，2010年建立了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家以「博物館」命名的「山東省史志博物館」。其館藏、陳列主要分為三類：地方志成果、舊志和反映山東省自然、人文以及歷史文明的各類資料與實物，包括舊志編纂與傳承、新方誌編纂與管理、年鑒管理與出版、方誌館建設等各方面內容，共展出9萬餘冊各類志書及歷史文獻，3000餘件史志文物，1000餘幅圖片。儘管這在目前全國方誌界包括博物館界尚屬個例，儘管我們也尚未考察過山東史志博物館與山東地誌博物館的淵源關係，但它確是以志書收藏和展示為主，同時兼及其他形式的一種創新，因而對全國各地方志館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示範意義。

　　 (二)上海通志館及浙江建德方誌館：改革開放後方誌館建設事業的重要標誌

　　 改革開放後，伴隨著全國第一輪大規模修志熱潮，新時期的方誌館建設開始被提上議事日程。

　　 1990年3月，浙江省地方志編纂室、省地方志學會、建德縣地方志辦公室聯合發出《關於徵集地方志籌建方誌館的通知》，隨後，「浙江方誌館」在該縣白沙鎮正式掛牌建立，館舍借建德縣檔案館庫房，存放徵集到的志書。新華社為此向社會播發通稿：《我國第一家專門收集社會主義時期第一代方誌的專門機構——浙江方誌館在建德建立》，以此為標誌，拉開了新時期方誌館的建設熱潮。(48)

　　 1992年，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正式向市計委提出《關於申請建立上海通志館的報告》並得以批准開工建設。1996年，位於浦東新區的上海通志館正式建成並投入使用，該館建築總面積5800多平方米，總投資近一千萬元，主要功能是方誌編纂、成果展示、資料收藏服務、業務培訓和學術研究、方誌文化交流。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省級方誌館，它的率先建成，對當時的方誌館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之後，1994年武漢方誌館落成開放，1998年蘇州方誌館和湖南方誌館相繼建成開放，2000年湖北方誌館竣工開館，等等，它們都成了改革開放後全國方誌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歷史印跡。但這時各地所建方誌館，大多仍以收藏志書為主，同時兼及編纂、辦公、展示等功能，因而從總體上看，當時全國地方志館建設事業正處於由傳統型向現代化的轉型期。

　　 1997年8月，在浙江寧波召開的全國地方志頒獎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強調：要研究和開拓志書的應用工作，要積極探索志書使用的新經驗，要在圖書館設志書室。在他的直接推動下，1999年12月，「中國地方志珍藏館」在建於明嘉靖年代、中國現存最早(同時也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三個家族圖書館之一)的寧波天一閣藏書樓正式建立。這是方誌館建設的又一種模式途徑，在雙方資源整合共享、優勢互補的同時，也節省了大量財政資金。這對各地後來藉助於圖書館、檔案館等場所共建方誌館，具有積極的借鑒示範意義。

　　 (三)當代新型方誌館建設方興未艾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全國第二輪修志工作的全面展開和持續深入，特別是伴隨著公共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的發展格局，各地方志館建設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近年來，以國家方誌館和江蘇方誌館、江西方誌館、廣西方誌館、北京方誌館的陸續竣工開放為標誌，各地方志館建設持續升溫。而且呈現出日益注重綜合性地情展示，注重運用現代化手段，注重與其他單位資源合理配置、共建共享，以最大限度發揮效益等特點。

　　 首先，綜合性地情展示是當代新型方誌館的重要內容，也是其與傳統方誌館不同的特色亮點。如2011年竣工開放的江西方誌館，除有傳統的志書收藏展示功能外，還通過以下七個方面內容展示本地的綜合地情：地理(包括行政區劃、人口民族、自然資源等內容)、生態(包括生態保護區、鄱陽湖區域生態等內容)、經濟(包括農業、工業、旅遊、商貿和金融業等內容)、社會(包括科技、教育、衛生等內容)、文化(包括地方文化、紅色文化和陶瓷文化等內容)、人物(包括古代、近代名人和英模等內容)和「十二五規劃藍圖」。可謂覆蓋全面，特色鮮明，這種布局理念和展示內容也是當前和未來方誌館建設的發展趨勢。

　　 其次，不僅是省級館建設，近年來全國各地市縣級方誌館建設熱潮同樣如火如荼。如山東省於2009年召開全省方誌館建設工作會議，下發了《關於加快方誌館建設的若干意見》，在全國率先部署並掀起了建館熱潮。到2011年，全省已建成市級館14家，縣級館95家，館舍面積達2萬平方米，館藏志鑒書籍50萬冊。其中東營、泰安、威海、濱州等市及所屬縣(市、區)方誌館已全部建成，很多館還有正式的機構和人員編製，從而在全國方誌系統起到了很好的先導示範作用。2013年下半年開館的浙江餘杭區(縣級)方誌館，在地理位置優越、環境優美、且近年來人氣不斷提升的旅遊古鎮塘棲建館，與京杭大運河相伴，與古鎮現存乾隆御碑、太史第弄、棲溪講舍堂等景點相映成趣，短短几個月內就有約四萬名遊客入館參觀，平均日流量達到約500人次。不僅有力助推了當地旅遊和經濟發展，而且有效提升了方誌事業的影響地位，被譽為目前全國最好的「縣級方誌館」。

　　 第三，各地新建方誌館還普遍注重運用各種現代化手段，其科技含量和質量水準之高，與以紙質形式和收藏方式為主的傳統方誌館有天壤之別。如被列為2013年南京市政府為民辦實事10大重點工程之一的市方誌館(與市檔案館合建)，設計技術等級和質量要求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其放置文書、聲像、實物、珍藏等檔案以及光碟庫、音像、微縮拷貝片多媒體等電子檔案的庫房，對恆溫、恆濕，防火災級別等都作了最高處理，這也代表了當前和未來方誌館發展的重要趨勢。

　　 2007年3月，廣東社會科學中心暨廣東方誌館在廣州天河奠基。該中心總投資2億元，共有18層，地上16層，地下2層，總建築面積達4.25萬平方米。其中擁有近萬平米的廣東方誌館，目前已進入布展階段，落成後將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方誌館，也是當代中國方誌館建設事業的重要標誌。

　　 據統計，截止到2014年上半年，全國已建成國家方誌館1個、省級館15個、市級館60多個、縣級館近200個。(49)而且，部分已建在建或正在規劃設計中的方誌館，紛紛從史、志、情、人、物等五個方面，力求突顯地情型主題、延續性脈絡、全景式展示、現代化手段等當代新型方誌館的特點氣派，中國方誌館的建設事業正處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