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放開二胎25年 胡耀邦曾批示促成試點
翼城人口特區 一個縣塵封25年的二胎試驗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陳鳴 發自山西翼城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規律，生活模式是什麼，就決定了自覺地生幾個孩子。」如今翼城人早已不願多生，翼城試驗的「自動失效」卻恰是翼城試點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在放開「二胎」25年之後的山西翼城，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以性別比例為代表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全國水平。
在「二胎」生育放開政策尚處於半遮半掩之時，一個縣城已經悄然進入了「二胎」試點的第25個年頭。與「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和浙江五省將有條件放開二胎」這一消息一經披露即被媒體廣為報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試點卻是一段幾乎不為人知的塵封往事。
作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間的縣計生委主任，馮才山見證了幾乎整個「二胎」試點的過程。在1985年，時任翼城隆化鎮鎮長的馮，第一次接觸到「二胎試點」的概念。
在縣招待所會議室，翼城縣計生系統和鄉鎮幹部近百人被召集起來，由時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梁中堂向幹部們講解了在翼城試點「二胎」的辦法。
那正是整個中國尤其是廣大鄉村厲行「只生一個好」的年代，馮才山至今仍用「震驚」形容當時的心情——「大膽出位」，這是他對梁中堂的描述。
儘管幾乎所有的與會幹部都同樣「震驚」，這一年仍然成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轉折年。在後來的25年中，這個偏遠的農業縣將悄然實行與全國大部分地區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條件地放開「二胎」。
在這個堅持至今的「人口特區」，25年之後，其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尤為重要的是，以性別比例為代表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全國水平。
對於翼城來說，25年試點無疑是一次成功的試驗，但無論是理論奠基者梁中堂，還是如馮才山一類的執行者，抑或是翼城試驗本身，至今仍然少為人知：其經歷少有公開報道；在計劃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臨調整的消息見諸報端之時，與翼城試驗有關的人們也說不清楚，這是否與翼城的25年試點稍有關聯。
耀邦批示促成試點
胡耀邦親筆批示：「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
在梁中堂講解試點辦法的時候，翼城人並未意識到這將是給整個縣城帶來重大變化的開端。
這一年，時任縣計生委主任的安斗生面對上級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時常顯得焦頭爛額，而他的繼任者，當時還任鎮長的馮才山則面對情緒激動的村民，陷入令自己無比尷尬的斥責之中。
作為基層計生工作人員，他們很快因為1985年和梁中堂的到來，加入了這場不許聲張的全縣人口試驗之中，並見證了之後25年的變化。
馮才山記得，1980年代的翼城縣到處被計生標語所覆蓋。馬路邊、農民家的院牆上、鄉間的廁所外，這面牆上寫的是「國事家事計劃生育是大事」，那邊寫的就是「少生優生按照政策計劃生」。
他從上世紀70年代到2002年退休，一直是基層幹部，從鄉團委書記到縣計生委主任，計劃生育一直是他的工作重點。在翼城這樣的革命老區，不乏一批馮才山這樣的幹部，黨的政策是什麼，就堅決執行什麼。
在隆化鎮，馮才山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發動計劃生育輿論宣傳。縣裡的要求是一個村子至少要刷六條計劃生育標語，幹部入戶。其中最得力的宣傳工具是大喇叭，一直拉到村裡每家每戶的屋前炕頭，一有什麼決定和宣傳材料，村村的喇叭都整天響起來。
然而，超生現象卻依然屢禁不止。整個上世紀80年代，平均每對夫婦生育孩子的數量都沒有低於過2 . 2，翼城縣在管理最為嚴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也只有一半。女人們從未放棄繼續生孩子。「幹部沒有少費勁，人沒有少得罪，孩子沒少生。」馮才山當時的工作舉步維艱。
西賀村的計生員車月蓮對工作的困難感受極深。當時她25歲，是一個工作極為認真、會在筆記本上寫座右銘的小姑娘，她保存至今的筆記本扉頁上還有當時寫下的勵志語——「作個合格的計生員，畢生把重擔挑在肩」。那時候，當她走在鎮里的街道上，經常會聽人大喊她名字，扭頭一看，才發現別人正在指名道姓地痛罵她。
馮才山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一胎政策離農民的意願很遠，另一方面國家政策需要我們堅持執行。」當時縣裡要求生完一胎的必須上環，生了兩胎以上的必須絕育。他不得不帶著計劃生育搜索服務隊從鎮政府、人民公社往東開始，一個村一個村地做絕育手術。
而在全國範圍內，計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種微妙局勢之中。1984年，中央專門下發7號文件，提出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和幹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旨在緩和嚴格的政策帶來的緊張情勢，這後來成為公認的翼城試點的出發點。
在這個貧窮偏僻的鄉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當時在省委黨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試圖為改變「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現實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擔心一胎化將在未來造成諸如老齡化、性別比率失調等諸多問題。
1984年春節，他寫了一篇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文章提出採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間隔時間的辦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水平，又能滿足農民生育意願，從而建議放棄「一胎化」。
這份報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親筆批示：「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複的努力。國家計生委起初否決報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後，最終又同意在山西找一個縣進行試點。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建議下，梁中堂到翼城縣調查。此時的翼城是山西省計劃生育先進縣，然而「先進」二字背後的代價和辛苦只有農民和一線的計生工作人員最為清楚。
當時的翼城縣領導見到梁中堂後主動表態：「翼城可以做試點，我們願意為摸索中國式計劃生育道路做貢獻。哪怕失敗了，對我們翼城縣計生工作也沒有壞處。」
1985年7月，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縣農村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內容是，對於農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於24歲生育第一胎，30歲可以生育第二胎，嚴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試驗就此拉開序幕。
二胎試點的鄉村博弈
老百姓通過時間來換取多生孩子的機會，管理者則用「二胎」的退讓更好地控制多孩、緩和幹群關係
安斗生從1980年到1990年擔任翼城縣的計生委主任。他知道嚴厲的措施使得當時紙面上的工作成績不錯，出生率比較低，但幹群關係當時實際上卻陷入緊張。
試點開始之後，安斗生組織人員制訂了生育二胎的實施方案和細則，到農村開座談會了解生育願望，他發現，大部分農民可以接受「兩晚一間隔」的辦法，只要能生兩胎就感到滿意。
在全國緊抓計劃生育的形勢下，翼城縣卻相對平靜地度過了緊張的幾年。「我們在宣傳的時候一樣很嚴厲，執行的時候又相對溫和，以說服為主，這是我們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馮才山說。
在縣裡的一次會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數農民想生兩個。現在很多地方不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連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為你的工作量太大，沒有重點么！這是目前計劃生育工作的實際狀況，要求脫離實際，形成人人受處罰。」
安斗生一度擔心，生了二胎，會不會要有三胎四胎？後來隨著試點的展開，安斗生的擔心一掃而光。
在允許生二胎之後，有了商量的餘地，說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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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詼諧的一幕在試點後的翼城鄉村都偶有上演。「因為政策由不合情理調整到比較合乎情理，比較符合實際，群眾一開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總結說。
在南廟村，婦聯主任張愛萍的工作也在試點中磕磕絆絆地逐步改善。
在自願帶頭流產之後幾年，張愛萍生了一個女兒，試點開始後又懷上了第二胎。村裡的輿論壓力和她肚裡的胎兒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還是女兒，會不會去做絕育？」當她還挺著肚子的時候，鎮計生委主任就給她下達了指示，「生完二胎後你必須第一個去做絕育！」倔強的張愛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絕育，原因是「為了國家需要和便利以後工作開展」。這類的故事在當年被奉為典型，年底張愛萍就因此獲得了省三八紅旗手的稱號。
馮才山認為，在嚴格的政策下，基層幹部經常壓力最大，犧牲最大，包括他家愛人在內，所有幹部都帶頭做了結紮、絕育，但同時他們又最不受理解，因為所有政策執行都是他們在做，「兩晚一間隔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受益者並不僅僅是普通群眾。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爽在2007年前後曾經到翼城縣進行調研。當時他對鄰近的曲沃縣也進行了生育意願調查，發現兩縣群眾的生育意願沒有本質差別，差別只是翼城縣政策更寬一些，計生工作有著更寬鬆的工作環境。
在他看來，翼城縣的計生政策是當時條件下的一種博弈：「老百姓通過時間來換取多生孩子的機會，管理者則用『二胎』的退讓更好地控制多孩、緩和幹群關係。」
孤本翼城
作為一個勇於探索的試點，翼城成為全國計生大棋盤上的一個特例。
事實上，翼城試驗在一開始就仍然面臨著計劃生育指標的衡量——到2000年，全縣人口不能超過30萬。翼城並非是厲行計劃生育年代的純粹的桃花源。而落實這樣的試點，不得不依賴於計生隊伍的實際操作。也正因此，儘管實施著與外界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評價標準時，翼城縣的計生經驗同樣領先，屢次被國家計生委評為先進單位。
1980年代，和翼城縣同一時期一起試點人口政策的，還有遼寧省黑山縣、黑龍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義縣、甘肅省酒泉地區等13個縣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縣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試點全部被收回。
其他試點的夭折使翼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計劃生育試驗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翼城縣，有時計劃生育政策也會與農民個人的計劃有矛盾。這時候流產、上環和絕育就成為必須。
對時任縣計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試點讓工作不再那麼被動，但工作量卻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間隔，都成為挑戰。和外界介紹的「人口特區」不同，現在看來，翼城的試點更像一個極為保守的妥協方案。這裡並不是人們想像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一位計生工作負責人甚至認為：恰恰因為二胎試點，翼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計生措施實施得更加嚴格而精細。
在那個流行「承包」的年代，計生任務指標承包的創新方法被運用起來。縣裡和鄉鎮簽合同，鄉鎮和村裡簽合作，村裡由計生組承包指標，責任層層下達。
車月蓮和張愛萍等人又逐戶逐戶和育齡婦女訂合同。內容和格式更像是一份保證書，保證只在計劃內生孩子，違規則罰款。
車月蓮承包了當時西賀水村1090口人的計生任務，承包費是1300元。在她的負責範圍內，出現一個早婚扣掉100元，一個一胎不夠年齡的或者生育間隔不夠的也扣100元，一戶生下三胎則扣500元。
作為「乙方」，車月蓮也獲得了甲方鄉鎮府和村委會授予的幾項權力，其中包括審批結婚登記證明、宅基地、土地承包、經營私人企業和勞動就業的幾項權力。
無圍可突的試點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規律，這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生活模式是什麼，就決定了人家自覺地生幾個孩子」。
翼城試點擴大至整個臨汾市的設想，從來沒有停止過。翼城縣曾給前來視察的上級領導寫過調研報告，希望能改變翼城「有人視察，沒人表態」的尷尬處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尷尬有據可查：1985年試點以後，新華社只在國內動態清樣向中央領導進行了彙報，在公開媒體上，該計劃長期悄無聲息；198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翼城召開了13個試點城市的研討會。會議內容被列為機密級別，嚴格禁止外傳。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國家計生委彙報工作。當時的一位領導向他表明了態度：「這個辦法還是不能推廣，不過山西省如果覺得不必要撤銷，那就繼續搞。」當時安斗生無可奈何，但心裡很不服氣，「根據我的經驗，這個辦法如果在臨汾地區鋪開，其實完全是可以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爽認為，25年過去了，伴隨著國內數省對符合法定條件的一、二孩生育間隔限制的取消，翼城縣的試點生育政策模式已經錯過了推廣時機。
曾經被認為是「人口特區」的翼城，即使和省內比優勢也不再明顯。其他縣的女兒戶現在也已經可以生二胎。在曾經被取消試點的甘肅酒泉，那裡在上世紀末又重新被納入人口政策綜合改革的試點。當時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間隔，實行無條件二胎，比翼城又更進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計生政策「失效」的，恰恰來源於經濟發展之後，人們的自我調節。如果說當初被寄希望從人口壓力中突圍而提出的試點，如今更多時候已經無圍可突。
即使在社會經濟發展並不很快的翼城縣，現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經取代了以往的觀念。在南方周末記者在西賀水村的隨機入戶調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撫養二胎是極限，一胎更適合。張彩虹、諸愛麗和任迎迎都是西賀水村的村民，她們的年齡在31－35歲之間，家裡都只有一個孩子。她們和家人都不願意多生。
「即使計劃生育政策取消了，誰也不會再多生幾個，因為從經濟角度考慮撫養孩子越來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張長江算了一筆賬：村裡的男性勞動力如果在縣裡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個學齡兒童每天就大概需要開銷10元，如果家裡有三個孩子，再加上一年下來數千元學費，實際上經濟壓力極大。
「以前集體吃大鍋飯的時候，多個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現在孩子撫養負擔很大，一個男孩結婚蓋房就要20萬以上，從小養到成婚，沒有100萬肯定不行。生多了養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馮才山說，「如果說現在翼城的政策有什麼地方可以進一步改進的話，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讓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決定人們的生育行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規律，這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生活模式是什麼，就決定了人家自覺地生幾個孩子。以前人們拚命生，現在很多人又不願意生。讓人們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說。
25年的試點，隨著無可阻擋的社會進程，輕易實現了人們的自發少生晚育。這印證了梁中堂最初的設想，從這一點來說，翼城試驗的「自動失效」卻恰是翼城試點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在試點25年之後的今天，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示也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時間證明了放開二胎不會導致人口暴漲。
時至今日，安斗生、馮才山、車月蓮和張愛萍都已經退休。「最艱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馮才山說。
而梁中堂於2009年兩會期間發起了人民網「E兩會」上號稱「第一提案」的347號提案——《停止計劃生育，恢復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多達4萬人支持。當屆兩會上，放開生育政策成為激辯議題之一。
無論是「計劃生育」的概念還是曾經的「人口特區」的提法，在翼城縣的農民眼裡已經被消解，大多數人並不關心這樣的話題。當記者向村民追問25年前開始的那場試驗，他們更多時候不知所以，回憶當年，神情恍若隔世，彷彿那已經是遙遠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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